義利

孔子講“務民之義”（《論語·雍也》），提倡人民應該遵從道德；又講“其使民也義”（《論語·公冶長》），使用人民也要合乎義理。子路説：“君臣之義，如之何其廢之？”（《論語·微子》）認為君臣名分不能廢棄。這種帶有契約性的道德準則，居上位者要先做出榜樣。孔子説：“上好義，則民莫敢不服。”（《論語·子路》）子路説：“君子之仕也，行其義也。”（《論語·微子》）在領導崗位和參與國家管理工作的人，都要通過行義來處理好人際關係。

孔子“罕言利”（《論語·子罕》），又説：“放於利而行，多怨。”（《論語·里仁》）他對利很少談及，又認為追求財利的行為，會招來很多怨恨。當子夏問政時孔子回答説：“無慾速，無見小利。欲速則不達，見小利則大事不成。”（《論語·子路》）不能因小失大。孔子亦非絕對不言利，當子張問政時他就講到一條，要“因民之所利而利之”（《論語·堯曰》）。他少談私利，但有利民思想。

總體上是重義輕利。他有句名言：“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論語·里仁》）以此作為君子與小人的分界線，對後世影響很大。孔子強調義，反對“言不及義”，主張“君子義以為質”（《論語·衞靈公》），以義作為根本，要求“行義以達其道”（《論語·季氏》）。他還提出“君子義以為上，君子有勇而無義為亂，小人有勇而無義為盜”（《論語·陽貨》）。以上言論都是對義的肯定。孔子亦非不言利，但以不違背義為原則。他通過評論公叔文子，宣揚“義然後取，人不厭其取”（《論語·憲問》）的觀點。他還提出“君子有九思”，其中就有“見得思義”（《論語·季氏》）一條，主張取得財利時，要考慮是否合於禮義。他聲稱：“不義而富且貴，於我如浮雲。”（《論語·述而》）不取不義之財，不能見利忘義，而要“見利思義”，這是孔子義利觀的精髓，後來亦成為中國人民的傳統美德。

孔子以義、利來區分君子與小人，造成後世君子不言利的思想誤區。孟子講“何必日利？亦有仁義而已矣”（《孟子·梁惠王上》），引發出《大學》中“以義為利”的觀點。後來董仲舒提出“正其誼（義）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漢書·董仲舒傳》）的信條，為宋儒程、朱等人所崇奉；而陳亮、葉適則主張義利雙行，到顏元更明確提出：“正其誼（義）以謀其利，明其道以計其功”（《四書正誤》）。這是義利統一的價值觀，亦是對孔子“見利思義”思想的積極發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