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安文化

隋朝設立新安郡，明代為徽州府，明清之際經濟文化發達，因而產生徽學。

80年代中期，安徽省成立了徽學研究會，徽州地區也成立了徽學研究會，都作了大量研究工作，成果不少。

歷史上浙江淳安、江西婺源都屬徽州（過去徽州府有時在歙縣，有時也在淳安），在文化上同源同流。因此以“新安文化”來概括，可打破行政界限，更能反映該地區的歷史現象和文化特徵。

新安文化的地域範圍主要是浙西、皖南等地。

新安江，發源於安徽徽州（現黃山市境內）休寧縣。

錢塘江的正源和上游又稱“徽港”。支源在浙江省西部（主要是舊嚴州）。長373公里，流域面積達11,600平方公里。

源頭位於安徽省休寧縣懷玉山六股尖的馮村河、大源河和率水，東流至屯溪與橫江交匯處以下稱漸江，漸江東流到歙縣浦口與練江交匯以下稱新安江(也有全流域統稱新安江)。

東南流至浙江省建德市梅城入桐江。1957、1960年在淳安、建德兩縣市境內建成新安江水庫和發電站。

新安江發源於安徽徽州，經浙江淳安縣，流至建德市；江水再往東流，經桐廬，流入富陽市境，曰富春江；再往東，到了蕭山區的聞家堰，稱錢塘江。

富春江-新安江-千島湖風景區就位於上起淳安，下至富陽的一段區域內，是浙江省的一個重要風景區。

1982年，新安江作為富春江-新安江風景名勝區的重要組成部分，被國務院批准列入第一批國家級風景名勝區名單。

浙西是指浙江省中西部的金華、衢州、 嚴州三市。其中嚴州市已經被杭州市吞併，但地理上的嚴州依然存在。

浙西金衢嚴三府地緣相近、人緣相親、文化相通，自古以來交往密切，衢江在蘭溪與婺江匯合成蘭江，蘭江與新安江在建德梅城匯聚成富春江，富春江最後與浦陽江匯合成錢塘江。

徽州，簡稱“徽”，古稱歙州，又名新安，為浙江省最早雛形唐末兩浙道的組成部分，也是江南省分割後安徽之“徽”的命名來源。今徽州分屬安徽省與江西省，並分隔為黃山市、績溪縣（宣城市）與婺源縣（上饒市），行政分裂造成傳統文化割裂，曾發生婺源返徽運動。

宋徽宗宣和三年（公元1121年），改歙州為徽州，徽州府治今歙縣，從此歷宋元明清四代，統一府六縣（歙縣、黟縣、休寧、婺源、績溪、祁門），是徽商的發祥地，明清時期徽商稱雄中國商界500餘年，有“無徽不成鎮”、“徽商遍天下”之説。

隋仁壽三年（603），以新安故城置睦州，治新安縣（今杭州淳安）；大業三年（607），改睦州為遂安郡，改新安縣為雉山縣，仍為郡治。

唐武德四年（621），復遂安郡為睦州。同時在桐廬置嚴州，州治桐廬（今浙江桐廬），分金華復置建德縣歸屬嚴州管轄。

神功元年（697），睦州治由雉山移建德（今杭州建德）。

北宋宣和三年（1121）於鎮壓方臘起義後改睦州為嚴州。

南宋鹹淳元年（1265）升嚴州為建德府。

元至元十四年（1277）改建德府為建德路。

明初改建德路為建安府。

洪武八年（1375）又改為嚴州府，府治建德，下領建德、壽昌、桐廬、分水、遂安、淳安六縣。

清宣統三年（1911）十月，廢舊府制。

嚴州府元建德路，屬江浙行省。太祖戊戌年三月為建安府，尋曰建德府。壬寅年二月改曰嚴州府。領縣六。東北距布政司二百七十里。建德路，唐睦州，又為嚴州，又改新定郡。宋為建德軍，又為遂安軍，後升建德府。元至元十三年，改建德府安撫司。十四年，改建德路。

新安理學是中國思想史上曾起過重大影響的學派，而在新安（後稱徽州）的傳播和影響尤深，世稱“新安理學”。

其奠基人程顥、程頤及集大成者朱熹，祖籍均在新安江畔的徽州（今黃山市屯溪區篁墩），因徽州的前稱為新安郡，故這一學派以“新安”定名。

名篇：《觀書有感》（又名《詠方塘》）

[宋] 朱熹

半畝方塘一鑑開, 天光雲影共徘徊。

問渠那得清如許? 為有源頭活水來。

朱熹的《詠方塘》“半畝方塘一鑑開，天光雲影共徘徊。問渠那得清如許？惟有源頭活水來。”是家喻户曉的名詩。乾道九年，為了證道，理學巨擘朱熹來淳安瀛山書院講學，見方塘源頭活水，清澈如鏡，有感而發即興寫下了千古名詩《詠方塘》以贈。迄今在郭村還保留當初朱熹講學的遺址。

唐代以後，徽州文化開始昌盛，研究醫學的也逐漸出現。到明、清時代，名醫輩出，出現了百家爭鳴的大好形勢。

根據不完全的統計，自宋代至清末，共有名醫466人，其中 197人裝寫了355部醫學著作，為發展祖國醫學事業做出了巨大貢獻。

新安醫學主要著作：《醫説》宋代歙縣人張昊撰，新安醫學的經典著作；《眼科寶籍》明代著名醫學家程玠(歙縣人)著；《石山醫案》明代汪機(祁門縣城人)著；以及《名醫類案》(我國第一部總結歷代醫案的專著)、《本草蒙荃》、《慎齋遺書》、《古今醫統大全》等等。

徽派建築是中國古建築最重要的流派之一，主要流行在古徽州地區（今安徽省黃山市、宣城市績溪縣、江西省婺源縣）以及泛徽州地區（浙江淳安、江西浮樑）。

它的工藝特徵和造型風格主要體現在民居、祠廟、牌坊和園林等建築實物中。在徽州地區現今尚有大量徽派古建遺存，散落在徽州大大小小的村落中，吸引着海內外無數的遊客紛至沓來。

徽派建築集徽州山川風景之靈氣，融風俗文化之精華，風格獨特，結構嚴謹，雕鏤精湛，不論是村鎮規劃構思，還是平面及空間處理、建築雕刻藝術的綜合運用都充分體現了鮮明的地方特色。

尤以民居、祠堂和牌坊最為典型，被譽為“徽州古建三絕”，為中外建築界所重視和歎服。它在總體佈局上，依山就勢，構思精巧，自然得體；在平面佈局上規模靈活，變幻無窮；在空間結構和利用上，造型豐富，講究韻律美，以馬頭牆、小青瓦最有特色；在建築雕刻藝術的綜合運用上，融石雕、木雕、磚雕為一體，顯得富麗堂皇。 ^[1] 

新安樸學(徽派樸學)，樸學又稱漢學、考據學，這是針對理學的空疏而言的，主張學問重史實依據，解經由文字入手，以音韻通訓詁，以訓詁通義理。

明未清初，有深厚理性思維功底的歙縣學人黃生由訓詁入手治學，撰寫《字詁》《義府》、開徽派考據學之先河。以後則有婺源縣的江永，以及他的學生程瑤田、戴震、金榜等，都是徽派樸學之佼佼者。

在中國經學史上，徽派樸學被稱為皖派，其治學方法影響深遠。

徽派樸學的集大成者是清中葉休寧縣戴震(現屬屯溪區隆阜鄉人)，他是中國清代著名的思想學、學者，“乾嘉樸學”的代表人物。中國近代的經學大師吳承仕(歙縣人)，則是徽派樸學的著名繼承者。 ^[2] 

新安畫派，明末清初之際，在徽州區域的畫家羣和當時寓居外地的主要徽籍畫家，他們善用筆墨，貌寫家山，借景抒情，表達自己心靈的逸氣，畫論上提倡畫家的人品和氣節因素，繪畫風格趨於枯淡幽冷，具有鮮明的士人逸品格調，在十七世紀的中國畫壇獨放異彩。

因為這羣畫家的地緣關係、人生信念與畫風都具有同一性質，所以時人稱他們為“新安畫派”。

現在談新安畫派，一般從新安四家開始，以漸江為起點，然而，新安畫派的萌芽階段，最早要從黃公望、倪雲林開始溯源。

新安畫派之所以成為一個畫派，為人們廣泛讚譽、學習研究，很大程度上是因為新安畫派有着清晰的傳承脈絡，它既與中國繪畫傳統的脈絡相承接，又形成了自己的獨特風格和表現形式，為中國山水畫的發展和傳承，注入了新的活力。乃至到今天，許多學者都不得不重新審視新安畫派，以尋求中國山水畫的發展方向。

另外，新安畫派的產生也與明清徽商的發展有着重大關係。徽商產生於元代，鼎盛於明清，徽商的形成與繁榮，使得這個地區的物質財富得到極大積累，人們在耕讀之餘，巧弄丹青，偶為翰墨，成為時尚。

當時對書畫作品的收藏，也已相當普遍。

這個時期，中國的歷代書畫名作蜂擁而來，使徽州書畫收藏達到了高峯。所以，在中國形成了“海內十分寶，徽商藏三分”的人文景觀。 ^[3] 

徽州木雕、磚雕、石雕是徽州古建築中的最精華的部分，是古建築藝術中最燦爛的篇章。

在徽州，無論是古民居、祠堂或牌坊，處處雕飾着精美圖案。從雕刻技法來看，徽州三雕多屬於浮雕、高浮雕，並有透雕、圓雕、線刻與多種技法並用，從中也可窺視出唐宋以來，中國建築中“三雕”藝術的傳承脈絡。“三雕”不僅僅只是一種傳統的民間工藝，它們還體現了深厚的文化底藴。

徽州三雕自身所具有的種種特殊性，是明清時期的文人畫與其他藝術門類都不可替代的，同時代的其他地區建築雕刻也難以與之比肩。

其內容之豐富，文化內涵之深厚，造型語言之純熟，雕刻工藝之精湛，都堪稱是無可替代的傳世珍品。它能存在若干世紀，併為數以萬計的民間百姓所喜愛，這本身就是很有研究價值的藝術現象。

現在境內還保存眾多的明清祠堂、牌坊，建築風格也頗具特色，與明清民居稱為“古建三絕”。

矗立於縣城的許國石坊、北岸吳氏祠堂的石雕《百鹿圖》和《西湖風景》，大阜潘氏祠堂的“五鳳樓”磚雕和《百馬圖》木雕，分別體現了徽派“三雕”藝術的最高水平。

徽墨，即徽州墨，徽墨是我國制墨技藝中的一朵奇葩，也是聞名中外的“文房四寶”之一。因產於古徽州府而得名。它是書畫家至愛至賴的信物。古人曾雲：“有佳墨者，猶如名將之有良馬也。”

徽硯，歙硯的別稱。因硯石產於徽州府而得名。宋人《翰墨志》談到苕雨（今浙江吳興）所產青石園硯時説：今苕雨間不聞有此石硯，豈昔以為珍，今或不然？或好事者發之。

抑端璞、徽硯既用，則此石為世所略。徽州硯石產地除婺源外，尚有歙縣、休寧、祁門等地。

新安一體文化

浙西金衢嚴三府地緣相近、人緣相親、文化相通，自古以來交往密切，衢江在蘭溪與婺江匯合成蘭江，蘭江與新安江在建德梅城匯聚成富春江，富春江最後與浦陽江匯合成錢塘江。

歷史上浙江淳安、江西婺源都屬徽州（過去徽州府有時在歙縣，有時也在淳安），在文化上同源同流。因此以“新安文化”來概括，可打破行政界限，更能反映該地區的歷史現象和文化特徵。

新安四府

康熙六年,江南省分建江蘇安徽二省,徽州府屬安徽省。（見《清史稿·地理志》）相對安徽省其他地區而言，幾乎是一個封閉而獨立的區域，但它與浙西嚴、金、衢三府的地理關係卻密不可分，從地形與交通上看，徽州與金、衢嚴三府幾乎可以看做一個區域。

徽文化與吳越文化

獻名邦”的美譽，唐宋時期是新安文化的中心，在吸收吳越文化的基礎上又融合了徽派文化 ^[4]  。

因此，新安文化處江南吳越文化與皖南、浙西徽派文化相遇之處，兼有吳越、徽派文化特色。

新安文化中心

浙江省西部，千島湖所在的淳安縣是新安文化的中心。

淳安縣曾有“錦山秀水、文獻名邦”之譽，建制於東漢建安十三年，距今1800多年，歷史悠久，人文薈萃。

東吳孫權遣威武中郎將賀齊，率兵徵平山越，徵平了黟、歙兩地，另設郡玄縣，分歙東鄉置始新縣，為淳安最早縣名。分歙南武強鄉為新定縣，為最早遂安縣名。

始新縣曾七揚其名，有稱新安、雉山、還涼、淳化、青溪，至南宋紹興元年(公元1131年)定淳安縣至今。

古往今來人才輩出，尤其是隋唐以來，逐漸形成了具有地域特性的新安文化(又稱睦州文化)。 ^[5] 

新安文化區通行徽語。

徽語，即徽州方言，也稱徽州話，徽州話是古代吳越語系的一個分支，是《中國語言地圖集》中新劃分出的一種漢語方言。

曹志耘對浙江方言印象最深刻的一次，是在調查浙江嚴州地區（今淳安、建德一帶）的方言時，發現該地區方言的聲調系統異常複雜。

原來的遂安縣（今併入淳安縣），在調查的18個地點方言中，竟有13套不同的調類系統。 ^[6] 

浙江西部原嚴州府的淳安、遂安、建德、壽昌四縣，今為杭州市的淳安縣（遂安併入淳安）、建德市（壽昌併入建德）的漢語方言主要屬徽語嚴州片。

東漢建安十三年（208年），東吳孫權在今浙西、皖南山區（相當於新安江流域）置新都郡，從此漢人大規模進入今徽語地區。

有意思的是，淳安人説我是“我農多”，遂安人則説是“尬多”、“尬農”，建德人是“黨多”，壽昌人是“咱多”、“咱農”。

雖同屬徽語，嚴州片方言內部的差異卻非常大。淳安話和遂安話比較接近，建德話和壽昌話比較接近，而淳安、遂安兩地的方言跟建德、壽昌方言之間的差別挺大，相互間通話很困難。 ^[6] 

淳安話和遂安話非常接近，相互通話沒有困難。淳安話內部也有差別，拿原淳安境域來説，東鄉、北鄉、南鄉和城區比較接近；惟西鄉差別比較大，今已將唐村以西地帶劃歸徽語績歙片。

淳安話和遂安話屬徽語系統。

原淳安、遂安、建德、壽昌四個縣，隋時為新安郡地，明清時是嚴州府的屬縣。這一地區的方言具有共同的特點，在漢語方言分區中劃為一區，，稱為“徽語嚴州片”。淳安話和遂安話是這個片中的典型方言。 ^[7] 

淳安話的主要特點：

1.古全濁塞音聲母，今淳安一律讀送氣清音。如“皮、被、避”三字都讀成[p‘-]；“桃、道、盜”三字都讀成[tε’-]。

2.古日母字，今淳安讀零聲母或[l]聲母。如“如”讀[ya]，“乳”讀[y],“繞”讀[ið]，“人”讀[iæ?]，“讓”讀[jā]，“兒”讀[la]，“任”讀[lεŋ]。

3.古泥來母，今淳安話在洪音前不分。如：“龍=農[ləŋ]”，“老=惱[lð]”,“卵=暖[la]”，“囊=郎[la]”。

4.古遇攝字，今淳安白讀韻母為[a]、[ya]、[au]。如“布”讀[pa]，“姑”讀[gua]，“豬”讀[tεya]。

5.古只攝精知照日組字，今淳安白讀韻母為[a]。如：“雌”讀[tr‘a]，“死”讀[sa]，“紫”讀[tsa]，“絲”讀[sa]。

6.否定副詞用“不”，而不用（吳語的）“弗”或“勿”。

7.副詞性詞尾用“地[t’i]”。如“好好地”，“慢慢地”、“輕輕地”。

這些特點都不同於吳語，和徽語相同。但是也有很多吳語成分，韻母系統和浙中浙南吳語比較接近，很多詞語跟一般吳語相同，有些語法現象也相似。這説明淳安話突入吳語地區，長期鄰里，關係密切，相互交融至深至廣。

淳安話和遂安話非常接近，相互通話沒有困難。淳安話內部也有差別，拿原淳安境域來説，東鄉、北鄉、南鄉和城區比較接近；惟西鄉差別比較大，今已將唐村以西地帶劃歸徽語績歙片。 ^[7] 

許國牌坊

許國牌坊位於安徽省的歙縣境內。許國牌坊是一座全部採用青色巨石仿木構造建築的石牌坊，因其有8根粗達半米見方的巨石頂天立地，故俗稱“八腳牌坊”。

許國牌坊是明萬曆皇帝為嘉獎內閣重臣歙縣人許國決策雲南平叛功勳而特別恩賜在其家鄉古歙城中建造的。許國（1527—1596），歙縣人，自嘉靖乙丑年進士入京後，歷任嘉靖、隆慶和萬曆三朝。隆慶年間，他以一品服出使朝鮮，因其“饋遺一無所受，朝鮮勒碑以頌。”後因其“廉慎自守”，而官至武英殿大學士，成為聲名顯赫的內閣重臣，《許國傳》因此載入《明史》。

“建德人”文化遺存

1974年冬，中國科學院古脊椎動物與古人類研究所和浙江省博物館的專家，在建德市李家鎮新橋村烏龜洞裏發掘出一枚古人類的牙齒化石及大量古脊椎動物化石。經鑑定，這枚人牙化石距今約有5萬年左右的歷史，被中國科學院正式命名為“建德人”。

“建德人”是在浙江省境內首次發現的“新人階段”的古人類化石。從此，浙江的歷史一下子往前推進了4萬多年，建德也成為浙江歷史的源頭。有學者認為，“建德人”就是浙江的原始民族——越族的祖先。

地跨錢塘江干流新安江和最大的支流蘭江的建德，在浙江的發展史上起過重要作用。作為有着1200多年曆史的州府所在地，建德一直是錢塘江中游的樞紐重鎮，積累了十分豐富的文化遺存。

這是浙江省迄今為止發現在的唯一原始人遺蹟，現被確立為省級文物保護單位，地質遺蹟保護區。它使我們對整個智人的活動分佈範圍有了新的認識，揭開了在浙江省和華東地區進一步開展古人類學研究的序幕。這一考古新發現表明，浙江省同樣是我們中華民族光輝燦爛的文明發源地之一。它和黃河以北的北京山頂洞人遺址一樣，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和價值。

銅山銅礦遺址

銅山銅礦遺址在淳安縣銅山川銅峯山。分老礦洞、摩崖題記、冶煉爐基、礦渣堆積層四部分。老礦洞在海拔600一700米間，先後發現四處及木輪、撐架、瓷片、螞蝗渠鐵釘等遺物。摩崖題記在洞口山崖石壁上，長60釐米，寬30釐米，雲："大唐天寶八年開山地取銅，至乾元元年七月。又至大曆十年十右二月再採，續至元和四年。"圓形冶煉爐基兩座，在官坪及今錫鐵礦西側，殘高40一60釐米，直徑115一195釐米。礦山腳下有古代礦渣堆積物7000餘噸，以澗源、柏家源、天井瑩三處積層最厚。為研究我國礦業史和冶煉技術提供了珍貴歷史依據，頗具科學價值。為浙江省重點文物保護單位。

在楓樹嶺鎮銅山錫鐵礦區。有老礦洞4處，並出有坑木、螞蝗板、鐵釘、木輪等物。礦井一般均隨銅礦豐富、且質量高的礦脈走向而開採。礦渣堆積範圍約3平方米，剖面觀察有4-5米厚。洞口山崖石壁上，有陰刻楷書摩崖石刻一通，內容為“大唐天寶八年（749）年，開山地取銅，至乾元元年（759年）七月，又至大曆十年（775年）十右二月再採，續至元和四□（809年）。”文字底邊離地表1.30米，方向為南偏東16.4度。

瀛山書院

瀛山書院遺址位於郭村鄉上郭村東北1公里，是一始建於北宋年間的讀書、講學的古書院遺址。

宋淳熙年間著名理學家朱熹訪詹儀之，往來論學於此。今存半畝方塘，得源亭和大觀亭（均系後人重修），以及詩碑（清代）等文物。屬縣級重點文物保護單位。

宋熙寧年間，始建於郭村鄉上郭村馬裏凹右側山包上，初名“雙桂堂”。淳熙二年（公元1175年）詹安曾孫詹癸居殿試第一（狀元），遂以“益瀛”之意，易雙桂堂為瀛山書院。建大觀、得源、登瀛三亭，鑿方塘、闢花園、架登瀛橋，頗具規模，為當時文人學士雲集之所。至明代隆慶三年（公元1569年），書院倒塌，知縣周恪重建24楹，並於院後建祠，以祀晦庵（朱熹），虛舟（詹儀之）二先生，又於六塘舊址建亭。民國十年（公元1920年）捐資修建。1962年淳安縣人民委員會撥款維修一次。爾後牆欹瓦毀，漸就傾圯。今存半畝方塘和大觀、得源二亭（注：二亭系民國十二年，即公元1922年重建），尚可辨識舊貌。

朱熹於瀛山書院講學期間所賦《方塘詩》：“半畝方塘一鑑開，天光雲影共徘徊。問渠那得清如許？惟有源頭活水來。”的名篇，清新活潑，富有哲理，至今膾炙人口（注：今存清代詩碑為《方塘詩》，《千家詩》、及《宋詩詞選》載為《觀書有感》）。朱熹等人所探討的“理氣關係”、“格物致和”、“知行合一”等，提出了相當深刻的辯證法觀點，對我國理論思維的發展有過積極的影響，在人類認知史上有着重要的意義。為此，淳安縣人民政府於1982年3月16日正式行文，將瀛山書院列為縣級重點文物保護單位。其附近的方塘村，舊有朱熹百琴樓，已圮，朱熹所書“三瑞崖”匾額猶存。

1959年，新安江水電站建成蓄水，淹沒2座縣城，8個鎮，39個鄉，1377個自然村，255家企業，270268間房屋，307838畝耕地。289951人離別故土，移往浙、贛、皖各地。淳安縣比較平坦的地方全部淹沒，剩下了比較高的山地，現在的淳安縣城千島湖鎮也是建立在山頂上。水庫剛建成後的的淳安縣的經濟不很發達與水庫的修建有密切的關係，淳安縣因為水庫使得淳安的經濟倒退了20年。

淳安自古便是交通要道，且這一地區土地肥沃，所以在古代這一地區經濟發達，人口稠密。 1959年水庫建成後，將淳安，遂安兩座縣城及周邊的面積的古村落、古民居淹沒在水下，使得這些遺蹟保存完好。其中淳安縣更是以從古代至近代的牌坊而出名，被稱為“牌坊博物館”。據國家海洋局測繪顯示，淳安縣城城牆周長2.75公里，高度兩米，有城門五座。

為了國家的需要，一個個村子化整為零，一個個家族被拆開，30萬淳安人遷往各省各地。到了任何一個陌生的村子，一向以“詩書傳家”為榮的淳安人，在當地人眼中，都是一羣語言不通、形容憔悴、貧無立錐之地的“難民”。同樣被連根拔除的，還有淳安的古蹟和傳統。

家家户户的祖墳都沉入水中。

有着千年歷史、被稱為“文獻名邦”的淳安縣城，準確地説是兩座城沉沒在水底。1949年之前，分別叫做遂安城(獅城)和淳安縣城(賀城)，新中國後，兩城合併為一座城，官方話語中統稱淳安縣城。此外，沉在庫底的還有茶園、港口、威坪三座古名城，以及上千個古村落。

“——30萬，這一數字正好對應南京大屠殺的總數，不同的是她不見血，也沒有像南京大屠殺那樣傷害全中國的心，但對這30萬移民以及他們的後代來説，其實那是一場真實的心靈屠殺！”

“人離故鄉賤，在鄉土的中國，一句‘為國家建設做貢獻’的口號能成為30萬的他們背井離鄉承受所有苦難的理由和精神支柱嗎？” ^[8] 

發源於安徽境內的新安江貫穿淳安，是歷史上杭州、徽州水運必經之路，曾經商賈雲集、經濟繁華。1959年，為建設我國第一座自行設計、自制設備、自行施工的大型水電站──新安江水電站，攔腰蓄水，滾滾向東的新安江停住了腳步。原淳安、遂安兩座縣城和30萬畝良田淹沒水底，29萬人背井離鄉，8萬人就地後靠安置，255家企業外遷，基礎設施基本損失殆盡，淳安由建庫前的甲等富裕縣變成建庫後的貧困縣，直到1977年才恢復到1958年水平。淳安人民為新中國的建設發展作出了巨大犧牲，新安江水庫形成後，作為長三角地區的生態屏障和重要的戰略儲備水源，淳安又為保護千島湖生態環境繼續作着奉獻，中央和省市因此對淳安都有着特殊的關愛，浙江省多任省委書記都把淳安作為基層工作聯繫點。 ^[4] 

陳碩真，（公元?~653年），唐代睦州雉山縣梓桐源田莊裏（今淳安縣梓桐鎮）人。唐高宗永徽四年（公元653年），陳碩真在田莊裏聚眾起義，參加者數以萬計。她自稱“文佳皇帝”，以其妹夫章叔胤為僕射，童文寶為大將。

叔胤引兵攻陷桐廬，陳碩真“撞鐘焚香”，親率二千精兵攻陷睦州（其時州治在賀城），然後攻克於潛，直逼歙州城下。她又派四千人攻婺州（今金華市），聲勢日益浩大。

唐王朝聞訊，即派揚州刺史房仁裕帶兵前往鎮壓，婺州刺史崔義玄亦趕緊徵集兵力拒之。時有“碩真有神，犯其兵者必滅族”的傳聞，故崔義玄部下“士眾兇懼”，不肯向前。司功參軍崔玄籍不信，敢為先鋒，義玄自領兵繼之，與童文寶軍決戰。由於義軍缺乏實戰經驗，幾經浴血奮戰，死傷無數，全軍覆沒。崔義玄部得以長驅直入睦州境內。房仁裕率軍趕到，與崔義玄部匯合。終因寡不敵眾，陳碩真、章叔胤兩位農民起義領袖不幸被捕，慘遭殺害。威震浙皖山區的唐代農民起義至此失敗。

陳碩真率領的農民起義，雖説在不到二個月的短暫時間內失敗了，，然而，她卻為中國農民戰爭史寫下了光輝燦爛的一頁，著名歷史學家翦伯贊稱她為“中國歷史上第一個稱帝的農民起義女領袖”。她對後代特別是方臘領導的北宋農民起義，有着直接的影響。 ^[7] 

方臘（？-1121年），又名方十三，歙州（治歙縣，今徽州）人，遷至睦州青溪（今浙江淳安）。北宋末年農民起義領袖。

北宋末年，江南之地賦税繁重，宋徽宗設“蘇杭應奉局”搜刮花石綱等民間財物。方臘發出“東南之民，苦於剝削久矣”的呼聲，江南百姓紛紛響應。方臘於1120年10月率眾在歙縣七賢村起義，建立了江東地帶包括今江蘇南部、浙江、安徽南部的江南（蘇州、杭州、揚州、潤州、常州、宣州、歙州、秀州、湖州、睦州、衢州、處州、婺州等）農民起義政權。在當時影響很大。

1121年夏起義失敗，方臘被俘，押解至汴京，被朝廷處死。

方臘餘部堅持鬥爭，直到次年三月，方臘起義才被最後鎮壓下去。方臘起義威震東南半壁，從根本上動搖了北宋王朝的統治。方臘作為農民起義的傑出領袖，永遠被人們懷念。方臘最後堅守的洞源石洞被稱為“方臘洞”。全省各地，乃至近鄰安徽等地都有紀念方臘的方臘洞、方臘廟。 ^[7] 

商輅（lù ）（1414～1486）明代首輔。字弘載，號素庵，芝山（今浙江淳安縣裏商鄉人）。商輅是明代近三百年科舉考試中第二個“三元及第”（同時獲得解元、會元、狀元）（第一個是黃觀，被朱棣除名。所以又説商輅是明代唯一“三元及第”），仕英宗、代宗、憲宗三朝，歷官兵部尚書、户部尚書、太子少保、吏部尚書、謹身殿大學士，時人稱“我朝賢佐，商公第一”，卒諡文毅。著有《商文毅疏稿略》、《商文毅公集》等。

商輅早年即為學諭王瑞所器重。宣德十年(1435)舉鄉試第一（解元），後屢試不中，遂在太學潛心讀書，深受國子監祭酒李時勉所賞識，正統十年（1445）會試第一(會元)，繼而殿試第一（狀元），三元及第之光，在明代只有被朱棣除名的黃觀和他有此殊榮。郕王監國時入內閣，參機務。景泰中官兵部尚書。英宗復辟後被削籍除名。成化三年二月再度入閣，官兵部侍郎，官至吏部尚書。後被汪直所譖，上疏辭退。成化二十二年七月十八日（1486年8月17日）卒。善書法，但傳世墨跡甚少。著有《商文毅疏稿略》、《商文毅公集》、《蔗山筆塵》，纂有《宋元通鑑綱目》等。

江公望(生卒年未詳)，字民表，宋建德人。熙寧六年(1073)中進士，建中靖國元年(1101)拜左司諫。

事蹟：時徽宗登位大赦，户部尚書王古在處理糧賦逋欠時，對逋欠確實無法繳納的，就予以蠲免，對逮捕來的人也予以釋放。御史中丞趙挺之彈劾王古是傾天下之財謀和惠於人間。公望以為既是大赦，王古怎能行私惠於其間?乃上疏徽宗：“人君若要知時政之利弊，人臣之忠邪，沒有像諫官、御史那樣可信的了。若諫官、御史挾私情肆意誣言，為泄私憤而擾亂皇帝的視聽，則此情不可不明察。臣聞挺之與王古論事每不相合，屢見於彼此方辭氣色之間，負氣待機而發。諺雲‘私事官仇’，小人也所不為，而趙挺之居然泄私憤而誣人，以矇蔽皇上的視聽，混淆是非忠奸，這能算忠臣嗎?”

對皇宮內苑畜養珍禽異獸，供帝王及後宮妃嬪賞娛，公望上書力諫，以為這是“玩物喪志”。他日，公望入對時，徽宗即告之：“所有珍禽異獸已縱放遣散!只一白鷳，因養之較久，依依不肯去，我以柱杖逐之才去。”徽宗並於杖頭刻公望姓名，以記其諫。

時陳祐因論曾布被罷黜，公望入諫：“陛下自登基以來，已經三易言官，逐十諫臣，非天下所願望也!夫諫臣養之不可不素，用之不可不審，聽之不可不察，去之不可不慎。”時人以為名言。公望復因上疏彈劾奸相蔡京，被貶安南軍，但天下人都敬其赤誠剛正。後遇赦返里，不久，病卒於家。著有《江司諫奏稿》和《江司諫文集》。

朱熹（1130年9月15日～1200年4月23日） 字元晦、一字仲晦，號晦庵、晦翁、考亭先生、雲谷老人、滄洲病叟、逆翁。 漢族，祖籍南宋江南東路徽州府婺源縣（今江西省婺源），出生於南劍州尤溪。19歲進士及第，曾任荊湖南路安撫使，仕至寶文閣待制。為政期間，申敕令、懲奸吏、治績顯赫。南宋著名的理學家、思想家、哲學家、教育家、詩人、閩學派的代表人物，世稱朱子，是孔子、孟子以來最傑出的弘揚儒學的大師。

朱熹繼承周敦頤、二程，兼採釋、道各家思想，形成了一個龐大的哲學體系。這一體系的核心範疇是“理”，或稱“道”、“太極”。朱熹所謂的理，有幾方面互相聯繫的含義：①理是先於自然現象和社會現象的形而上者。他認為理比氣更根本，邏輯上理先於氣；同時，氣有變化的能動性，理不能離開氣。他認為萬物各有其理，而萬物之理終歸一，這就是“太極”。②理是事物的規律。③理是倫理道德的基本準則。朱熹又稱理為太極，是天地萬物之理的總體，即總萬理的那個理。“太極只是一個理字”。太極既包括萬物之理，萬物便可分別體現整個太極。這便是人人有一太極，物物有一太極。每一個人和物都以抽象的理作為它存在的根據，每一個人和物都具有完整的理，即“理一”。氣是朱熹哲學體系中僅次於理的第二個範疇。它是形而下者，是有情、有狀、有跡的；它具有凝聚、造作等特性。它是鑄成萬物的質料。天下萬物都是理和質料相統一的產物。朱熹認為理和氣的關係有主有次。理生氣並寓於氣中，理為主，為先，是第一性的，氣為客，為後，屬第二性。

戴震（1724—1777），清代著名語言文字學家、自然科學家、哲學家、思想家。字東原，一字慎修，號杲溪，漢族，休寧隆阜（今安徽黃山屯溪區）人，乾隆27年舉人，乾隆38年被召為《四庫全書》纂修官。乾隆40年第六次會試下第，因學術成就顯著，特命參加殿試，賜同進士出身。戴震治學廣博，音韻、文字、歷算、地理無不精通，又進而闡明義理，對理學家“去人慾，存天理”之説有所抨擊。其視個體為真實、批判程朱理學的思想，對晚清以來的學術思潮產生了深遠影響。梁啓超稱之為“前清學者第一人”，梁啓超、胡適稱之為中國近代科學界的先驅者。

黃賓虹（1865-1955），近現代畫家、學者。原籍安徽歙縣，生於浙江金華。初名懋質，後改名質，字樸存，號賓虹，別署予向、虹叟、黃山山中人。擅畫山水，為山水畫一代宗師。精研傳統與關注寫生齊頭並進，早年受“新安畫派”影響，以幹筆淡墨、疏淡清逸為特色，為“白賓虹”；八十歲後以黑密厚重、黑裏透亮為特色，為“黑賓虹”。其畫風蒼渾華滋，意境深邃。偶作花鳥草蟲亦奇崛有致。除繪畫之外，並從事繪畫史論、篆刻的研究和教學。曾任杭州國立藝專教授等職。著有《黃山畫家源流考》《虹廬畫談》《畫法要旨》等。

胡適（1891.12.17—1962.2.24），漢族，安徽績溪人。原名嗣穈，學名洪騂，字希疆，後改名胡適，字適之，筆名天風、藏暉等。現代著名學者、詩人、歷史學家、文學家、哲學家。因提倡文學改良而成為新文化運動的領袖之一，胡適是第一位提倡白話文、新詩的學者，致力於推翻二千多年的文言文，與陳獨秀同為五四運動的軸心人物，對中國近代史產生了較為深遠的影響。曾擔任國立北京大學校長、台灣中央研究院院長、中華民國駐美大使等職。胡適興趣廣泛，著述豐富，在文學、哲學、史學、考據學、教育學、倫理學、紅學等諸多領域都有深入的研究。1939年還獲得諾貝爾文學獎的提名。

陶行知（1891.10.18--1946.7.25），漢族，安徽歙縣人，畢業於金陵大學（1952年併入南京大學）文學系，中國人民教育家、思想家，偉大的民主主義戰士，愛國者，中國人民救國會和中國民主同盟的主要領導人之一。曾任南京高等師範學校教務主任，中華教育改進社總幹事。先後創辦曉莊學校、生活教育社、山海工學團、育才學校和社會大學。提出了“生活即教育”、“社會即學校”、“教學做合一”三大主張，生活教育理論是陶行知教育思想的理論核心。著作有：《中國教育改造》、《古廟敲鐘錄》、《齋夫自由談》、《行知書信》、《行知詩歌集》。

邵華澤 （1933年6月— ）男，浙江淳安人。漢族，研究生文化程度，著名新聞學者，北京大學新聞學系教授，北京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院長，浙江農林大學人文學院名譽院長，中華全國新聞工作者協會名譽主席，中國人民解放軍中將軍銜。

1933年6月生，浙江淳安人。1957年加入中國共產黨。1950年參加中國人民解放軍。少時在浙江省嚴州中學讀高中。1950年成為上海軍醫大學的一名學員。1953年被選送到重慶第二政治幹部學校學習。1958年成為中國人民大學哲學系研究生，1960年畢業。研究生學歷。教授。1954年在上海軍醫大學教哲學。歷任《解放軍報》社編輯、時事政策宣傳處副處長、理論處副處長。1981年任解放軍報社副社長。1985年任總政宣傳部部長。1989年6月任《人民日報》社總編輯。1991年任中華全國新聞工作者協會第四屆理事會副主席。1996年10月當選為中華全國新聞工作者協會第五屆主席。1992年11月至1993年9月任人民日報社總編輯。1992年11月至2000年6月任人民日報社社長。2001年10月任中華全國新聞工作者協會第六屆主席。2002年5月任北京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院長，浙江林學院人文學院名譽院長。

1993年3月當選為中國新聞攝影學會名譽會長。1995年12月當選為中國報業協會名譽會長。1998年8月起任維護新聞工作者合法權益委員會名譽主任。

是中共十三大代表，第十四至十五屆中央委員；第四屆全國人大代表；九屆全國政協常務委員。

1988年被授予少將軍銜，1994年7月晉升中將。

現為北京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院長，浙江林學院人文學院名譽院長，中華全國新聞工作者協會主席，愛書畫在線高級顧問、《世紀大潮》高級顧問、北京世紀大潮文化藝術中心高級顧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