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鴻

崔鴻聰明好學，少時就有著述。太和末年，為彭城王（元勰）國左常侍。景明中，遷員外郎、兼尚書虞部郎中，典起居注。遷給事中，兼祠部郎中，轉尚書都兵郎中。秉性耿介，遇事直陳，為同僚所欽服。永平初年，為鎮南將軍（邢巒）長史。遷三公郎中，加號輕車將軍，遷員外散騎常侍。延昌二年（513年），大考百官，乘機向朝廷建議對“績效能官，才必稱位者，朝升夕進，豈拘一階半級者”。延昌末，加號中堅將軍，遷中散大夫、高陽王（元雍）友、司徒左長史。正光初年，加前將軍。

孝昌初年，拜給事黃門侍郎，加任散騎常侍、齊州大中正。卒，贈鎮東將軍、度支尚書、青州刺史。參撰高祖世宗《起居注》。著作有《十六國春秋》一百零二卷。 ^[1] 

伯父崔光是著名史學家，仕北魏，官至太子少傅、司徒兼侍中、國子祭酒領著作，曾參與撰修北魏國書。崔鴻“弱冠便有著述志”，志向就是要修撰一部全面的、系統的記述十六國歷史的著作。認為自從西晉“八王之亂”以後，雖然“所在稱兵，競自尊樹”，但“能建邦命氏成為戰國者，十有六家”。他們雖然都是少數民族所建的政權，但他們是這一時代的政治代表和象徵，是中國歷史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而總結這一時代歷史的經驗和教訓，同樣具有重要意義。其“善惡興滅之形，用兵乘會之勢，亦足以垂之將來，昭明勸戒”。此外，雖然十六國各有國書，記載本國史事，但“諸史殘缺，體例不全，編錄紛謬，繁略失所”。亟需加以“審正不同，定為一書”，編撰出一部記錄這一時代的全史。

景明元年（500年）開始，崔鴻便開始蒐集十六國的舊史及其他資料。由於當時北魏剛遷都洛陽不久，各種書籍“率多分散”，他不得不“求之公私，驅馳數歲”，做到詳細佔有材料。為了抄錄、蒐集史料，他幾乎竭盡了家產和俸祿，有時甚至沒有買紙的錢，可見他是在生活清苦的情況下從事著述的。

正始三年（506年），《十六國春秋》初稿已基本完成，但為了撰寫最後的5卷“蜀錄”，他四處訪購常璩所撰記載蜀國歷史的《蜀書》，但久求不得，為此他又一直耐心等待了近20年，直到得到此書，才補寫了最後5卷。由此也可見作者著述之嚴謹。這樣，直到正光三年（522年），《十六國春秋》才最後完成。

崔鴻編纂的《十六國春秋》，體例比較完備，改各國書為錄，主為紀，臣為傳，又有序例1卷，年表1卷，合計102卷。因為這部史書的敍事以晉為正統，怕忤犯了北魏朝廷，所以當崔鴻在世時，它沒有公開傳佈。崔鴻死後，其子子元才繕寫一部，於永安年間奏上朝廷。由於書中刊著了各國遺事，內容豐富，其中雖不免有疏略訛誤等缺點，但在當時它仍是一部有價值之作。唐代修《晉書》時，曾徵引了本書許多資料，唐宋類書也收錄了不少。可惜這部書從北宋以後就亡佚了，現行的輯本有兩種；一為明代屠僑孫等輯綴的《十六國春秋補遺輯佚》；一為清代湯球的《十六國春秋輯補》。

正光五年（524年），崔鴻伯父崔光病危。崔光掌修北魏國史多年，但他認為本朝歷史不是本朝人所能修成的，史官只需記錄時事，編著卷目，便算盡責了。所以直到他臨終前，魏史仍“闕略尤多”。崔光把修撰國史的希望寄託於崔鴻，對鴻表示“羣才非君莫可”，並向孝明帝推薦了崔鴻。

正光五年（524年），崔鴻受詔撰修國史，可惜他不幸染病，第二年便病逝了。死時崔鴻年僅四十八歲。

孝莊帝永安元年（528年），其子崔子元將其父所撰《十六國春秋》，繕寫一本，奏獻朝廷，藏於史館。後因世事滄桑，原本失沒，今有清朝湯球《十六國春秋輯補》傳世。

崔鴻是第一個為少數民族政權寫史的人。他把十六國時期當作一個重要的歷史階段，把少數民族政權的歷史提高到正史地位，併為此傾注了畢生心血，他的《十六國春秋》，不僅有寶貴的史料價值，而且在史學史上具有特殊的意義，開日後北魏史、遼金史、元史、清史之先河，是中國古代民族關係發展到一個新階段的象徵。

北魏崔鴻所著的《十六國春秋》，是研究十六國史的重要文獻。看到《十六國春秋》，是明萬曆年間出現的殘本。《十六國春秋》散佚的時間，清代學者多有猜測。王鳴盛認為，“蓋當五代及宋初而亡。”錢大昕認為，“宋人已無見此書者。”然王、錢二位均未做深入考證。其實，《十六國春秋》於宋時仍存。如北宋初編成的大型類書《太平御覽》，即是抄錄《十六國春秋》最多的一部類書。北宋中後期司馬光編就的史學名著《資治通鑑》，亦大量抄錄了《十六國春秋》的史料。在南宋還是可以找到《十六國春秋》存在的痕跡。如南宋初孔傳的《東家雜記》提到，他讀過《十六國春秋》。號稱宋代四部目錄書之一的《遂初堂書目》著錄有《十六國春秋》。甚至明中期學者楊升庵也看到過《十六國春秋》，這比此後萬曆年間出現的《十六國春秋》殘本要早。這説明到明中期，《十六國春秋》仍存在。

《十六國春秋》是北魏崔鴻所撰的一部記述自西晉滅亡至北魏統一北方前，北方十六個政權興亡歷史的斷代史。魏晉南北朝時代是個動亂的時代，而對於史學，卻是個發展的時代。這一時期，“正史”名稱開始出現，並且在圖書分類中，“史部目錄”正式形成，使得史學由作為經學的附庸上升為同經學並立的獨立科目，並且確立了僅次於經學的重要地位。可以説，前承秦漢大一統之餘緒，後啓隋唐盛世之端倪的魏晉南北朝，在史學的進展上，表現出了前所未有的繁榮。

崔鴻的家世背景，不但富於史學的傳統，而且其高門大姓的出身，更是為其成書提供了優越條件。北魏時期，崔氏為北方地區的高門大族。崔鴻所屬的這一支原居河北清河郡，其曾祖崔曠早年隨南燕主慕容德南渡黃河，遷居於青州。崔曠在宋文帝時曾官至樂陵太守，崔鴻祖父崔靈延在宋孝武帝時為龍驤將軍、長廣太守、受封關內侯。孝文帝太和二十年（496年），北魏徵南大將軍慕容白曜平定三齊，崔靈延以敗軍之將被俘並遷至北魏代京附近。崔鴻的伯父崔光也一同被遷。崔光後來出仕北魏，參與機要，成為拓跋王朝倚重的元老重臣。崔鴻的父親崔敬友是崔光之弟，曾出任本州治中、梁郡太守。更為重要的是，崔光也是北魏重要的史學家。從30歲起任著作郎，參與修撰北魏國史，到73歲病故，崔光一生的大部分時間都在史職，這或許影響到了崔鴻的史學撰述。

崔鴻自身亦富有才學。《魏書》稱其“少好讀書，博綜經史”，以才學聞名於洛陽。他一生，歷仕孝文、宣武、孝明三朝，仕途相對平坦，職事之餘，被委以史任。北魏孝文帝太和二十年（496年），崔鴻被拜為彭城王國左常侍，開始了其政治生涯。宣武帝景明三年，遷員外郎，兼尚書虞曹郎中，敕撰起居。又遷給事中兼祠部郎，轉尚書都兵郎中。永平初，徙三公郎中，加輕車將軍，又遷員外散騎常侍，領郎中。延昌四年（515年），遷中散大夫、高陽王友，又為司徒長史。 正光三年（520年），加前將軍，參修孝文帝、宣武帝起居。正光五年（524年），以本官修緝國史。孝昌初，拜黃門侍郎，尋加散騎常侍、齊州大中正。

正是在這樣的時代、家世背景下，崔鴻最終成就了《十六國春秋》這部史學名著。史稱崔鴻“弱冠便有著述之志”，他見晉、魏前史皆自成一家，無所措意，乃轉而綜合十六國史，“定為一書”，名曰《十六國春秋》。

《北史·列傳第三十二·崔鴻》 ^[2] 

崔鴻，字彥鸞，少好讀書，博綜經史，稍遷尚書都兵郎中。詔太師、彭城王元勰以下公卿朝士儒學才明者三十人，議定律令於尚書上省，鴻與光俱在其中，時論榮之。後為三公郎中，加員外散騎常侍。

延昌二年，將大考百官，鴻以考令於體例不通，乃建議曰：“竊惟昔者為官求才，使人以器，黜陟幽明，揚清激濁。故績效能官，才必稱位者，朝升夕進，豈拘一階半級者哉。二漢以降，太和以前，苟必官須此人，人稱此職，或超騰昇陟，數歲而至公卿，或長兼、試守稱允當遷進者，披卷則人人而是，舉目則朝貴皆然。故能時收多士之譽，國號豐賢之美。竊見景明以來考格，三年成一考，一考轉一階。貴賤內外，萬有餘人，自非犯罪，不問賢愚，莫不上中，才與不肖，比肩同轉。雖有善政如龔黃，儒學如王、鄭，才史如班馬，文章如張、蔡，得一分一寸，必為常流所攀，選曹亦抑為一概，不曾甄別。琴瑟不調，改而更張，雖明旨已行，猶宜消息。”武帝不從。三年，鴻以父憂解任，甘露降其廬前樹。十一月，宣武以本官徵鴻。四年，復有甘露降其京兆宅之庭樹。後遷中散大夫、高陽王友，仍領郎中。正光元年，加前將軍，修孝文、宣武《起居注》。光撰魏史，徒有卷目，初未考正，闕略尤多，每雲：“此史會非本世所成，但須記錄時事，以待後人。”臨薨，言鴻於孝明帝。五年，詔鴻以本官修緝國史。孝昌初，拜給事黃門侍郎，尋加散騎常侍、齊州大中正。鴻在史甫爾，未有所就。尋卒，贈鎮東將軍、度支尚書、青州刺史。

鴻弱冠便有著述志。見晉、魏前史，皆成一家，無所措意。以劉元海、石勒、慕容俊、苻健、慕容垂、姚萇、慕容德、赫連屈丐、張軌、李雄、呂光、乞伏國仁、禿髮烏孤、李皓、沮渠蒙遜、馮跋等並因世故，跨僭一方，各有國書，未有統一，鴻乃撰為《十六國春秋》，勒成百卷，因其舊記，時有增損褒貶焉。鴻二世仕江左，故不錄僭晉、劉、蕭之書，又恐識者責之，未敢出行於外。宣武聞其撰錄，遣散騎常侍趙邕詔鴻曰：“聞卿撰定諸史，甚有條貫，便可隨成者送至，朕當於機事之暇覽之。”鴻以其書有與國初相涉，言多失體，且既訖，不奏聞。鴻後典起居，乃妄載其表曰：

臣聞帝王之興也，雖誕應圖籙，然必有驅除，蓋所以翦彼厭政，成此樂推。故戰國紛紜，年過十紀，而漢祖夷殄羣豪，開四百之業。歷文、景之懷柔蠻夏，世宗之奮揚威武，始得涼、朔同文，牂、越一軌。於是司馬談、司馬遷感漢德之盛，痛諸史放絕，乃鈐括舊書，著成《太史》，所謂緝茲人事，光彼天時之義也。昔晉惠不競，華戎亂起，三帝受制於奸臣，二皇晏駕於非所，五都蕭條，鞠為煨燼。趙燕既為長蛇，遼海緬成殊域，中原無主，八十餘年。遺晉僻遠，勢略孤微，人殘兵革，靡所歸控。皇魏龍潛幽代，內修德政，外抗諸偽，並冀之人，懷寶之士，襁負而至者日月相尋。太祖道武皇帝以神武之姿，接金行之運，應天順人，龍飛受命。太宗必世重光，業隆玄默。世祖雄才力睿略，闡曜威靈，農戰兼修，掃清氛穢。歲垂四紀，而寰宇一同，百姓始得陶然蘇息，欣於堯、舜之代。

自晉永寧以後，雖所在稱兵，競自尊樹，而能建邦命氏，成為戰國者，十有六家。善惡興滅之形，用兵乖會之道，亦足以垂之將來，昭明勸戒。但諸史殘缺，體例全虧，編錄紛謬，繁略失所，宜審正同異，定為一書。誠知敏謝允南，才非承祚，然《國志》、《史考》之美，竊亦輒所庶幾。始自景明之初，蒐集諸國舊史，屬遷京甫爾，率多分散，求諸公私，驅馳數歲。及臣家貧祿微，唯任孤力，至於書寫所資，每不周接。暨正始元年，寫乃向備。謹於吏案之暇，草構此書，區分時事，各系本錄。稽以長曆，考諸舊志，刪正差謬，定為實錄，商較大略，著《春秋》百篇。至三年之末，草成九十五卷。唯常琚所撰李雄父子據蜀時書，尋訪不獲，所以未及善成。輟筆私求，七載於今。此書本江南撰錄，恐中國所無，非臣私力所能終得。其起兵僭號，事之始末，乃亦頗有，但不得此書，懼簡略不成。久思陳奏，乞敕緣邊求採，但愚賤無因，不敢輕輒。散騎常侍、太常少卿、荊州大中正趙邕忽宣明旨，敕臣送呈，不悟九皋微志，乃得上聞。奉敕欣惶，慶懼兼至。今謹以所訖者附臣邕呈奏。

臣又別作《序例》一卷、《年志》一卷，仰表皇朝統括大義，俯明愚臣著錄微體。徒竊慕古人立言美意，文致疏鄙，無一可觀，簡御之日，伏深慚悸。

崔鴻意如此。自正光以前，不敢顯行其書。自後以其伯崔光貴重當朝，知時人未能發明其事，乃頗傳讀。然鴻經綜既廣，多有違謬。天興二年，姚興改號鴻始，而鴻以為改在元年；明元永興二年，慕容超禽於廣固，鴻又以為在元年；太常二年，姚泓敗於長安，而鴻亦以為滅在元年。如此之失，多不考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