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六國春秋

《十六國春秋》突破既往傳統，將各國國書改名為“錄”，各國主紀改名為“傳”，“不附正朔，自相君長” ^[2]  ，記錄各國史事時，系以各自之年號。各國國主之事蹟，則按正史本紀之體例，不採用漢民族之“貴中華而賤夷狄”觀念。又有序例、表、贊，體例完備。

《十六國春秋》歷史地位很高，後來的魏收編寫《魏書》，唐朝時編修《晉書》，都將此書作為重要參考資料。不過到北宋時已經殘缺得只剩二十多卷。司馬光編修《資治通鑑》時曾引用過，但已非全貌。

《十六國春秋》最大缺點是記時有誤、人物混淆，“多有違謬”，如“天興二年，姚興改號鴻始，而鴻以為改在元年；明元永興二年，慕容超禽於廣固，鴻又以為在元年；泰常二年，姚泓敗於長安，而鴻亦以為滅在元年。如此之失，多不考正。 ^[3]  ”

劉知幾評價，“（崔鴻）考核眾家，辨其異同，除煩補闕，錯綜綱紀，易其國書曰錄，主紀曰傳，都謂之《十六國春秋》，……由是偽史宣佈，大行於時” ^[4]  。唐初修《晉書》大量採錄《十六國春秋》的本文。

趙翼稱唐修《晉書·載記》，“尤簡而不陋，詳而不蕪，視《十六國春秋》不可同日語也” ^[5]  。

明代中後期，出現了兩種《十六國春秋》刊本，均非原書。

其一是稍早的何鏜所刊《漢魏叢書》中保存的十六卷本，十六國各為一錄，記各國主五十八人，與《晉書》大同小異。

對於其來源，多存疑慮。一種觀點以全祖望、錢大昕、王鳴盛為代表，認為是萬曆以後，明人依據《晉書·載記》編排而成。第二種觀點以湯球為代表，他認為簡本就是《隋志》中的十卷《纂錄》，即《崇文總目》中《十六國春秋略》以及司馬光《通鑑考異》中的《十六國春秋鈔》。其內容與《太平御覽·偏霸部》所引崔鴻書各錄基本一致，部分國家多出的內容亦基本見於《晉書·載記》，恐怕也是很晚出的本子。

後世屠本《十六國春秋》各類版本(3張)

其二是明朝萬曆三十七年屠喬孫、項琳之刊行的一百卷本（以《晉書·載記》《魏書》《北史》《冊府元龜》《資治通鑑》以及《藝文類聚》《太平御覽》等書補綴而成輯本一百卷，史料豐富，然欠考證，是今日的流行本 ^[1]  ），徑題為“崔鴻撰”，並署“屠喬孫、項琳之同訂”，實際上如屠、項原序所言，是他們「博採賾探，詮次補葺」、「多方採拾，編次遺忘」的作品。此後流傳的屠本，大多不見這些聲明瞭該書重輯性質的原序，因此清初以來學者多斥為偽書。屠本一百卷分為十六國錄，各錄順序也與《魏書·崔鴻傳》所載一致，但它的取材並不限於崔鴻之書，而是把各種有關十六國的資料匯為一編，不標註出處，大體可視為一部明人重撰的十六國編年史。

清代修《四庫全書》時，將以上兩種版本的《十六國春秋》同時收錄，並將何本易名為《別本十六國春秋》。在湯球重輯以前，清人見到的主要就是這兩種《十六國春秋》。

清代湯球輯有《十六國春秋輯補》一百卷，所輯史料力求信而有徵，並有考證工作，是研究十六國史的重要參考書。

在正式輯補《十六國春秋》以前，湯球先校訂了十六卷本《十六國春秋》，這是由於他認為十六卷本就是《隋書·經籍志》著錄的《十六國春秋纂錄》，也是《崇文總目》中的《十六國春秋略》、《通鑑考異》所説的《十六國春秋鈔》。這種觀點過於理想化，沒有強硬的證據。不過由於十六卷本與《御覽·偏霸部》內容極為接近，而《偏霸部》明引作崔鴻《十六國春秋》，且引用形成體系，非他處零散的《十六國春秋》佚文可比，以此為基礎輯佚，從效果而言不失為合理。湯球把十六卷本與《御覽·偏霸部》進行校勘，依《隋志》著錄卷數改定為十卷，題為《十六國春秋纂錄校本》。

十六卷簡本，十六國各有一錄，記各國主五十八人，與《晉書》大同小異。載於明代何鏜《漢魏叢書》。

百卷本即屠本，託名為崔鴻。明神宗時，屠喬孫、項琳之根據《晉書·載記》《魏書》《北史》《冊府元龜》《資治通鑑》以及《藝文類聚》《太平御覽》等涉及十六國史實的書籍補綴而成，仍提《十六國春秋》，收入在《四庫全書》中。紀昀評價屠本雖非崔氏舊書，但其“皆執諸書所引鴻書，聯貫排比而成，與他偽書究不同也”。

明代屠喬孫、項琳之以《晉書·載記》《魏書》《北史》《冊府元龜》《資治通鑑》以及《藝文類聚》《太平御覽》等書補綴而成輯本一百卷，仍題“崔鴻撰”，並署“屠喬孫、項琳之同訂”，史料豐富，然欠考證，被清人斥為偽書 ^[1]  ，是今日的流行本。

屠喬孫在明代編修的這個版本，後人往往稱之為屠本《十六國春秋》。

其中以第三者最具參考、閲讀價值。

崔鴻(478年～525年)， 字彥鸞，清河（今山東省夏津縣）人，是北魏名臣崔光之侄。崔鴻年輕時就有志於修史。西晉滅亡後中原地區先後出現了匈奴族劉淵、羯族石勒、氐族苻健等建立的政權，歷史上總稱為十六國，這些政權各有自己的史書，但是體例不一，記述差距也較大。所以，崔鴻根據舊的記載，加以綜合彙編，寫成一百卷，此外還有序例一卷，年表一卷，草成《十六國春秋》102卷。 “五胡十六國”之名因《十六國春秋》一書而得名。《十六國春秋》突破既往傳統，將各國國書改名為“錄”，各國帝紀改名曰“傳”，“不附正朔，自相君長”，記錄各國史事時，系以各自之年號。各國國主之事蹟，則按正史本紀之體例，摒棄漢民族之“貴中華而賤夷狄”偏見。又有序例、表、贊，體例完備。 ^[7-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