起居注

隋唐主要承襲了北朝制度，至唐代確立了理想化的起居注記史體制。其特點是直接的即時記載,奉從據事直書原則,更具備不許皇帝查看的獨特性,這對皇權專制有一定的牽制作用。後來各朝代未能完全貫徹這種體制,但也無法否定唐代所確立起居注制度的合理與正義。 ^[2] 

其後一直到清朝，各朝代都曾有起居注的撰寫；但是，由於動亂與本身未成為一個持續性的制度，在清朝以前的起居注，大部份均已不存。 在清朝，最早在清太宗和清世祖順治年間即有撰寫，但斷斷續續，直到清聖祖時才開始設立起居注館，由經筵日講官來專職編修起居注，其職位多由翰林院的官員兼任，起居注的制度，曾於康熙五十七年（1718），因為黨爭而被清聖祖下令廢止，但又於清世宗雍正元年（1723）開始恢復編撰，此後，此一制度一直延續到清朝滅亡。

魏晉及南北朝多以著作郎兼修《起居注》，北魏始置“起居令史”，另有“修起居注”“監起居注”等官，掌侍從皇帝、記錄皇帝言行。隋代於內史省（即中書省）設“起居舍人”。唐宋又於門下省設“起居郎”，和“起居舍人”分記皇帝言行。元代以給事中兼修《起居注》。明初曾專設起居注，後漸廢。清代以翰林、詹事等日講官（被送入宮中講解經史者）兼充，稱“日講起居注官”。明 孔貞運《明資政大夫兵部尚書節寰袁公（袁可立）墓誌銘》：“賜進士及第、柱國光祿大夫太子太保、禮部尚書兼文淵閣大學士、總裁國史玉牒、同知制誥、起居經筵日講、通家侍生孔貞運頓首拜撰。”

負責修起居注的官員，在皇帝公開的各種活動中均隨侍在旁，因此起居注記錄的內容甚為廣泛，包括除了皇帝宮中私生活外的種種言行，其編撰方式，可以分別説明如下：首先是關於禮儀方面的記事或是行蹤，例如祭天、向皇太后問安等等。 再寫皇帝的聖旨。 次寫中央各部重要的奏摺、題本。 後寫地方大官的奏摺。同類的事情中，則以事務輕重為順序加以記載。

在清朝以前，唯一較完整保存的是明神宗的《萬曆起居注》，由於有多種抄本傳世，故大部分的內容得以保存，而《大唐創業起居注》並不是真正的起居注。 此外，在清朝，由於輯佚學的盛行，黃奭從類書中，輯錄有多種的晉朝起居注。 由於年代較近，清代的起居注保存較為完整。北京的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和台灣的國立故宮博物院各藏有3000餘冊的清代起居注，而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也藏有少量的起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