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風

“家風”，一般指一種由父母或祖輩提倡並能身體力行和言傳身教，用以約束和規範家庭成員的風尚和作風。家風是一個家庭長期培育形成的一種文化和道德氛圍，有一種強大的感染力量，是家庭倫理和家庭美德的集中體現。家風是家庭成員道德水平的集中體現。家風作為一種精神力量，它既能在思想道德上約束其成員，又能促使家庭成員在一種文明、和諧、健康、向上的氛圍中不斷髮展。 ^[5] 

家風一詞，最早見於西晉文學家潘岳的作品中。西晉文學家夏侯湛，將《詩經》中有目無文的六篇“笙詩”，補綴以成《周詩》，並給潘岳看。潘岳認為：這些詩篇不僅温文爾雅，而且可以看到孝悌的本性。為與友人唱和，潘岳因此寫作了《家風詩》，自述家族風尚：“綰髮綰髮，發亦鬢止。日祗日祗，敬亦慎止。靡專靡有，受之父母。鳴鶴匪和，析薪弗荷。隱憂孔疚，‘我’堂靡構。義方既訓，家道穎穎。豈敢荒寧，一日三省。”在該詩中，作者並沒有具體描述自家家世，而是通過歌頌祖德、稱美自己的家族傳統以自我勉勵。

家風詞語和“士族”“世族”“勢族”“大族”“世家大族”成為社會上的統治力量有關。無論是以宗族為根基、以武力為特徵的地方豪族，還是以官宦為標誌、以文化為特徵的名家大姓，他們政治上累世貴顯，經濟上廣佔土地，文化上世傳家學，壟斷了全社會的主要資源。除了通過九品中正制和婚姻關係來維護門閥制度之外，自矜門户、標樹家風，也是這一時期士族抵禦皇權和寒人侵漁的手段。

兩晉以後，這個詞語漸次流行，尤其是在北朝，更是使用甚廣。從它發軔之初，就往往和門風互用。由“門生故吏，遍於天下，而言色恂恂，出於誠至，恭德慎行，為世師範，漢之萬石家風、陳紀門法所不過也，諸子秀立，青紫盈庭，其積善之慶歟”（《魏書》卷五十八），“少而清虛寡慾，好學有家風”（《北齊書》卷四十二），“昶年十數歲，為《明堂賦》。雖優洽未足，而才制可觀，見者鹹曰有家風矣”（《周書》卷三十八），等等。

歷史文獻中提及家風一詞，往往藴藏有對傳統的繼承意義。例如，“齊有人焉，於斯為盛。其餘文雅儒素，各稟家風。箕裘不墜，亦云美矣”（《南史》卷二十二）。這裏的“稟”字，就生動地傳達了下對上、後對前的承繼接受。至於比比皆是的“不墜家風”“世守家風”“克紹家風”“世其家風”以及“家風克嗣”等，無不體現了這一特點。 ^[6] 

北周庾信《哀江南賦》序“潘岳之文采，始述家風；陸機之辭賦，先陳世德”，把家風世德作為最優先的題材。當時的大家族皆以“世守家風”為要務。 ^[7] 

家風作為家庭的文化和傳統，表現的也是一個家庭的氣質和風習，反映出一個家庭有別於其他家庭的不同之處。它是一箇中性的概念，並不必然具有正面的意義。有的家風可能是勤奮儉樸、為人忠厚、待人有禮；也有的家風可能是狡詐刻薄、遊蕩為非、忿戾兇橫。

正因為如此，對家風、門風或稱譽或貶損，也就並存於歷史文獻中。如《魏書》卷三十八説：“刁氏世有榮祿，而門風不甚修潔，為時所鄙。”卷四十七也有：“及道將卒後，家風衰損，子孫多非法，帷薄混穢，為論者所鄙。”《隋書》卷四十九也説：“子實不才，崇基不構，幹紀犯義，以墜家風，惜哉！”可見，即便是在傳統社會，被視為傳家久、繼世長的，也只有耕讀、忠厚、清廉這樣一些美好的品質。 ^[6] 

家風，如同一個人有氣質、一個國家有性格一樣。一個家庭在長期的延續過程中，會形成自己獨特的風習和風貌。這樣一種看不見的精神風貌，摸不着的風尚習氣，以一種隱性的形態，存在於特定家庭的日常生活之中，家庭成員的一舉手、一投足，無不體現出這樣一種習性，這就是家風。可以將家風理解為家庭的風氣，將它看作是一個家庭的傳統，是一個家庭的文化。

傳統作為人類代代相傳的行事方式，是從過去延傳到現在的事物。沒有經過較長時間的過濾和沉澱，就形成不了傳統。家風作為特定家庭的傳統，也是該家庭長時期歷史汰選、傳統沉澱的結果，是一輩又一輩先人生活的結晶。

極端地説，沒有家風，本質上也是一種家風。

家風有別於家庭世代相傳的道德準則和處世方法，它是一個家庭的性格特徵。雖然它一旦形成，也就成為教化的資源，對家族子弟具有薰染影響、沾溉浸濡的意義，但家風是一種不必刻意教誡或傳授，僅僅通過耳濡目染就能獲得的精神氣質，具有“潤物細無聲”的意義。《魏書》卷九十一中的“漸漬家風”，就極為生動形象地詮釋了這一過程。通俗地説，可以把家規看作是教化家人的教科書，而家風則是經由長期教化後的結果。 ^[6] 

2021年12月15日，“2021中國家庭健康大會”在北京舉行，大會以“健康是新時代的家風”為主題，讓好家風助力健康中國建設。 ^[9] 

家風作為一個家庭或家族共同認可的價值觀，它的提出必須具有權威性和典範作用，亦即“榜樣性”。中國古代傳統家庭往往不是孤立的，它存在於宗族之中，日常行為受到族約的限制。族約的制定通常是由族內德高望重的長輩商討所得，裏面藴含了這些長輩日久經年的為人處世哲學，也兼顧了社會風潮和公平正義。這樣的族約無論是否以文字的形式出現，都有很強的“法規”性，家族內部成員出於對長輩的尊重和信任，會無條件地執行並延續下去。

然而，族約制定後，並不是一成不變的，它可能因為族內優秀成員的誕生而改變；亦或是家族優秀成員誕生後再定立傳世的家規、家訓。

比如，司馬光著《家範》，就是家族內優秀成員誕生而改變族約的例子。司馬光其遠祖可追溯到西晉皇族安平獻王司馬孚，其父司馬池官拜兵部侍郎、天章閣侍制（天章閣屬於翰林學士院，侍制是皇帝的藏書閣顧問），這樣世代簪纓的詩書之家，定有家規、家訓。司馬光成為司馬氏一族的代表人物後，撰寫《家範》，系統地闡述了家庭的倫理關係、治家原則，以及個人修身養性和為人處世之道。至此，《家範》中的思想便成為了司馬氏的家風。

再如，山東諸城東武劉氏家族，就是家族優秀成員誕生後再定立傳世的家規、家訓。劉氏家族原本鄉里布衣，世代為農，是移民到山東的新家族。劉必顯是家中第一個進士，官拜户部廣西司員外郎，晚年辭官歸故里，致力於子孫的教育，立下了“當官清廉、積德行善、官顯莫誇、不立碑傳、勤儉持家、喪事從簡”的家訓。

自清順治年間劉必顯中進士算起，至道光末年為止的近200年裏，劉家連續7代，先後科考得中198人，其中進士共計5世11 人，舉人共計6世35人，七品以上的官員73位，出任知縣、知府、道台、學政、布政使、巡撫、總督、尚書直至內閣大學士、軍機大臣者皆有，其中最為著名的便是劉統勳、劉墉父子。 ^[1] 

2、社會性

家庭是社會的細胞，家風的存在必須是與社會風潮相適應的。自漢武帝起，“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儒家格外推崇孝、悌、忠、信、禮、義、廉、恥，是為“八德”。“八德”作為封建社會人們的行為規範，普遍存在於家風之中。

在宋代，程朱理學興起、社會的變革動盪以及北方少數民族文化的入侵併未動搖百姓對封建思想的信仰，反而受到程朱理學的影響，在“八德”的基礎上延伸出“烈”這一品格。故而有“餓死事小，失節事大”

“人生自古誰無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等這樣的家風在社會上普及。到了明代，陽明心學引領風氣之先，“知行合一”的思想影響深遠，直至今日依然有指導意義。由此可見，家風具有很強的社會性，在社會主流思潮的影響下，家風可能被重新釐定。 ^[1] 

“世代相傳”和“生活作風”是家風的兩個重要標籤，家風的傳承性很大程度體現在生活作風上。生活作風可以分為價值認同與生活方式兩個方面，這兩個方面並不能完全割裂開。價值認同是生活方式的思想指引，生活方式是價值認同的表現形式。價值認同是家風得以傳承的基礎，家族的世世代代都認同祖先的價值觀，才會踐行那樣的生活方式。

比如，清正廉潔是一種價值觀，而勤儉持家便是這種價值觀在生活方式上的體現。當然，許多家風、家訓並不會將價值觀與生活方式區分得非常清楚，因為簡單明確的表達更利於流傳。這種簡單明確還體現在對典籍的高度概括上，往往幾個字就濃縮了一個思想或一種道理；同時又必須是接地氣的表達，因為家族中文化程度不同，若寫得艱深拗口，則不易流傳。 ^[1] 

20世紀早期，《新青年》的創辦標誌着新文化運動的開端，這場運動持續近8年，動搖了封建思想的統治地位，是中國歷史上一次空前的思想大解放運動。這場運動由一羣受過西方教育的學者發起，並在思想上迅速分裂成兩派：一派是以陳獨秀、李大釗為代表的革命派，宣揚馬克思主義和十月革命；一派是以胡適為代表的温和派，反對馬克思主義，主張以實用主義代替儒家學説。儘管這場運動在對中國傳統文化的批判繼承方面存在形式主義和狹隘性，但其形成的社會思潮影響深遠。

新文化運動之後，中國家風建立的基礎發生了變化，從原有的以儒家文化、中國古代為人處世之道為基礎，變成了以中國優秀傳統文化、馬克思主義、西方教育學為基礎，其表現形式主要是書信或文稿。

新時代家風分為兩類：一類以梁啓超、傅雷等著名學者為代表，一類以中國共產黨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和各個時代的優秀共產黨人為代表。 ^[1] 

以著名學者為代表的這一類家庭，他們的家風之所以受到社會的廣泛認可，是因為他們在教育子女方面的突出成就。梁啓超有子女9人，個個都是棟樑之材，被譽為“一門三院士，九子皆才俊”；傅雷有2個兒子，一個是著名鋼琴大師，一個是英語特級教師；揚州吳氏家族，一門四傑，兩名院士，一名劇作、教育、文學家，一名醫學、生物學家。

他們的家風具有很強的吸納性，表現為：一是對中國優秀傳統文化的吸納，這些家庭都是“詩書傳家”，有深厚的傳統文化底藴，他們在家風、家教的問題上，並沒有因為西方思想的傳入而摒棄傳統文化；二是對西方科學的吸納，他們在子女的教育上都沒有拘泥於中國傳統學問，而是讓他們走出去，學習西方的先進科學。

對優秀傳統文化的堅守，教會了子女愛國報國；對先進科學的接納，促成了子女立業成材。 ^[1] 

新時代家風的創造性主要表現為“紅色家風”的誕生和發展。

紅色家風：是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和各個時代的優秀共產黨人在長期革命實踐、社會主義建設和改革開放歷史進程中形成的家庭風尚，是中國共產黨人精神和優良傳統的重要組成部分。

紅色家風是建立在馬克思主義基礎上的，這就從根本上區別於著名學者類。馬克思主義家庭觀具有強烈的階級性和革命性，家庭成員之間是完全平等的關係，血緣和情感是家庭關係維繫的基礎。

馬克思主義有“中國化”的問題，紅色家風的誕生和發展也是中國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的產物，這體現在三個方面。

首先，紅色家風的創造者是中國共產黨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他們是土生土長的中國人，在中國傳統文化的教育下長大，傳統文化植根於他們的價值觀之中。

其次，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接受了馬克思主義思想，並將其基本原理與中國革命的實踐相結合，在這一過程中，他們對馬克思主義有了新的創造性的發展。

再次，通過對革命鬥爭和社會主義建設的經驗總結，批判地融入中國傳統文化中優秀的價值取向，形成了以愛黨愛國、堅定信仰、忠貞不渝、嚴守紀律、清正廉潔、律己律家為內核的紅色家風。

紅色家風在不同的家庭有着不同的表現形式，比如周恩來同志擬定過“十條家規”，陳雲同志為親人定下了“三不準”，習仲勳同志教育子女要“勤儉持家、低調做人”等。 ^[1] 

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與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提出，是新時代家風創新性的來源。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是現階段中國各族人民的共同理想。家庭培養的不僅僅是繼承者，更是共產主義事業的建設者和接班人。

中國共產黨作為執政黨，黨員的家風建設也從家庭層面上升到政黨建設和國家層面。《中國共產黨黨員領導幹部廉潔從政若干準則》《領導幹部個人事項報告》《中國共產黨廉潔自律準則》《中國共產黨紀律處分條例》等制度，更是從根本上對黨員的家風建設進行了規範。

中國歷史上的任何一個時期都不曾像今天這樣注重家風建設，家風與政風、黨風一起構成了當下中國的社會風氣。

先進性是共產黨的本質屬性。黨章明確規定，中國共產黨是中國工人階級的先鋒隊，同時是中國人民和中華民族的先鋒隊。先進性是共產黨千錘百煉的優秀品格，是人民擁護共產黨的根本依據。因此，共產黨員特別是黨員領導幹部應在羣眾中起到模範帶頭作用。

黨員領導幹部的家風，不是自家小事、私事，它代表着黨和政府的形象。良好的家風為社會樹立正面的榜樣，促進社會發展進步；反之，則對社會產生負面作用，損壞黨和政府的聲譽，破壞黨羣關係，使黨風受到影響。

黨員領導幹部的家風好，則族風好、民風好、國風好。社會風氣正，是中國社會改革的推助力，是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軟實力。

家庭是社會中最古老、最基本的組織形式，是人生的第一所學校。

重視家庭建設，首先要解決的是建立一個什麼樣的家庭的問題。“家之興替，在於禮義，不在於富貴貧賤”，給一個家庭留下正確的價值觀、財富觀、生活方式，往往比留下金錢權利更為重要。

重視家庭建設應該是抽出更多的時間去思考樹立怎樣的家風、制定怎樣的家訓，與配偶、子女、親朋好友、甚至是身邊的工作人員多溝通，統一思想、達成共識。“一家仁，一國興仁；一家讓，一國興讓”，家是最小國，國是千萬家。家風正，則後代正，則源頭正，則國正。

家風潛移默化的作用力無窮，營造良好的家風，才能推動黨風、政風、社風、民風的改善。 ^[1] 

習仲勳為了黨和人民的事業長期離家別子，體現了一個革命家“舍小家顧大家”的犧牲精神。1944年4月28日，經組織批准，習仲勳與齊心在陝北綏德結為革命伴侶。新婚伊始，習仲勳就明確向齊心表示：從此以後，他們就休慼相關了。但是習仲勳不願陷入個人生活的小圈子裏。婚後八年，習仲勳與齊心聚少離多，相去甚遠。兩人之間的溝通常常藉助書信，而書信裏的內容大多與革命有關，以至於被人稱為“革命的兩地書”。

1952年秋，習仲勳因工作需要調到北京，任中共中央宣傳部部長、政務院文教委員會副主任兼黨組書記。當時，齊心帶着子女也從西安到北京安家。齊心先是到馬列學院學習，後留中央黨校工作。期間，既要照顧孩子，又要做好工作，兩頭兼顧，勞心勞力。但習仲勳從沒有想過為了齊心省時省力照顧兩頭而利用自己的權力為她調崗位、換單位。

2001年10月15日是習仲勳的88歲壽辰。當時，家人在深圳為他舉辦壽宴。親朋好友歡聚一堂，唯獨時任福建省省長的習近平因公務繁忙而缺席。

習近平寫信向習仲勳拜壽。當女兒讀完習近平的拜壽信，習仲勳表示非常理解。他告訴在場的人：“還是以工作為重，以國家大事為重。”因為，在習仲勳的心裏，為人民服務就是對父母最大的孝。習仲勳在生命最後的日子裏多次對子女們説：他沒給家人留下什麼財富，但給家人留了個好名聲。習仲勳以自己的身體力行，教誨子女做一個純粹的、有益於人民的人。

習仲勳堅持把中國共產黨和人民的利益放在第一位，以革命家的風範將共產黨人的無私奉獻和中國人傳統的家教融為一體，體現了一個老革命家的人間大愛，這正是當今時代需要大力弘揚的一種時代精神。 ^[8] 

2001年10月15日，習近平寫信祝賀習仲勳88歲壽辰。信中，習近平表示，希望從父親身上繼承和吸取的寶貴和高尚品質有很多，“學父親的儉樸生活”便是之一。習近平寫道：“父親的節儉幾近苛刻。家教的嚴格，也是眾所周知的。這是一個堪稱楷模的老布爾什維克和共產黨人的家風。這樣的好家風應世代相傳。”勤儉持家是中華民族的傳統美德，這一美德在習仲勳家風中體現得尤為明顯。

習仲勳出生於農民家庭，從小就養成了勤勞、節儉的習慣。住宅破舊了，習仲勳硬是不讓粉刷維修；公家配的沙發桌椅陳舊不堪，習仲勳遲遲不願更換；自己的布衣布鞋，習仲勳更是一穿再穿，補了又補；空閒的時候，習仲勳自己種辣椒、豆角等蔬菜。習仲勳自己艱苦樸素，也注意教育孩子從小養成勤儉的好習慣。他經常用“節約好比燕銜泥，浪費好比河決堤”、“誰知盤中餐，粒粒皆辛苦”一類的話語教育孩子，生活中隨手關燈、節約用紙、擰緊水龍頭、不浪費一粒糧食等，一切都習慣成自然。這種無聲的教育，讓子女們受益匪淺，個個繼承了父親勤儉持家的好傳統。

習仲勳一生勤儉樸實的作風，對子女、孫輩的影響甚大。習近平就任中共中央總書記不久，就提出了以勤儉節約、改進作風為核心的“八項規定”；在十八屆中紀委二次全會上，習近平告誡各級領導幹部：“要堅持勤儉辦一切事業，堅決反對講排場比闊氣，堅決抵制享樂主義和奢靡之風。要大力弘揚中華民族勤儉節約的優秀傳統，大力宣傳節約光榮、浪費可恥的思想觀念，努力使厲行節約、反對浪費在全社會蔚然成風。”這是對中華民族傳統美德的傳承，也彰顯了“革命後代”淳樸的“紅色”本色。 ^[8] 

習仲勳雖然勞苦功高，但他對妻子、子女的要求卻是“夾着尾巴做人”。習仲勳與齊心50多年相依相伴，兩人感情深厚，相濡以沫。然而，現實中，習仲勳對於齊心的單位、崗位、待遇等，從沒有給予特殊關照。齊心也牢記習仲勳的囑咐，“從不干預習仲勳的政務，從不給習仲勳添麻煩，更沒有因為是習仲勳的夫人而自恃高貴，出風頭，生活上特殊化”。

作為習仲勳的妻子尚且“夾着尾巴做人”，作為習仲勳的子女更不能例外。 ^[8] 

習仲勳的高尚人格和獨特魅力，在於其克己奉公，在於其艱苦樸素，在於其以身作則，也在於其胸襟寬廣。習近平説習仲勳之所以受到廣大人民羣眾和中國各共產黨同志的普遍尊敬，首先是因為他為人坦誠、忠厚。

習仲勳自己也表示，一輩子沒有整過人和堅持真理不説假話，並一以貫之。這樣的例證不勝枚舉，尤其是在重大的政治問題上，以及關鍵、敏感時期，習仲勳的坦誠、寬厚更是令人肅然起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