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雷

1908年4月7日，生於江蘇南匯周浦鎮。傅雷幼年喪父，母親賢淑，極富主見，曾請先生教子認字、授英語與算術。1919年傅雷進鎮小學二年級，一學期後轉往上海，入南洋中學附屬小學。1921年考取教會學校徐匯公學。傅雷原名怒安，十五歲時易名為字，另取名為雷。 ^[2] 

1924年，被大同大學附屬中學錄取讀高中，其間，他積極參加“五卅”愛國鬥爭和反軍閥學潮，在《北新週刊》《小説世界》發表《夢中》《回憶的一幕》兩篇小説。1926年秋，傅雷考入上海持志大學。翌年發生“四一二”反革命政變，時局動盪。他欲安心讀書，決定出國留學。母親為其變賣田產，籌措資金。1927年12月30日，傅雷告別親友，乘坐法國郵輪“盎特萊蓬號”起程赴法。 ^{[2]  [20]} 

1928年2月3日，抵馬賽，次日至巴黎。他持嚴濟慈信，經鄭振鐸介紹進法國西部的貝底埃補習法語。同年秋考入巴黎大學文學院，主修文藝理論。課餘去盧浮美術史學校和梭旁恩藝術講座旁聽，觀賞法國藝術館、博物館的美術名作。 ^[2] 

1929年暑假，由曾覺之安排，傅雷前往瑞士萊芒湖畔聖揚喬爾夫木屋，與孫伏園、孫福熙兄弟及劉海粟、劉抗、陳人浩等藝術家同遊。他無意中看見房東舊曆書上的《聖揚喬爾夫的傳説》，愛不釋手，便開始試譯，且刊登在1930年的《華胥社文藝論集》中，這是傅雷首次發表譯作。隨後，又試譯泰納的《藝術哲學》、羅曼·羅蘭的《貝多芬傳》。 ^[2] 

1930年1月，傅雷依據對印象派畫作的觀摩和學習美術史、美術理論的心得，撰寫出他的第一篇美術評論文章《塞尚》，於《東方雜誌》上登載。是年春，隨劉海粟出席比利時獨立百週年紀念博覽會，鑑賞布魯塞爾美術館法蘭德斯畫派代表人物盧本斯及其弟子的繪畫作品。次年5月，又和劉海粟等藝術界友人來到意大利，參觀羅馬教堂的文藝復興運動代表畫家達·芬奇、米開朗琪羅、拉斐爾的原作。此間，他將赴法海上經歷《法行通信》十二篇及留法感想三篇，寄往上海《貢獻》旬刊陸續刊載。 ^[2] 

1931年8月中旬，傅雷與劉海粟一起乘“香楠沙號”輪船歸國1931年9月傅雷返抵祖國，擔任劉海粟為校長的上海美術專科學校辦公室主任，兼授西方美術史、法語。應中華書局邀請負責出版《世界名畫集》，編選《劉海粟》專輯，特作論於卷首。 ^[2] 

1932年，與表妹朱梅馥結婚。同年參加龐薰琹等組織的“決瀾社”，發表社簽名宣言，與倪貽德合編《藝術旬刊》，主持龐薰琹個人畫展。授課外，他將主要精力投入到翻譯外國文學及撰寫藝術理論文章之中。其完成的唯一一部學術論著《世界美術名作二十講》，從1932年10月至1933年2月，在《藝術旬刊》上連載。1933年自費出版第一部譯作要列甫・蘇卜的《夏洛外傳》。9月，因母親離世，傅雷遂辭去美專職務，選擇譯書為業。 ^[2] 

傅雷 作品集(6張)

1935年，商務印書館出版傅雷翻譯的羅曼·羅蘭《米開朗琪羅傳》《托爾斯泰傳》。他曾短期出任《時事彙報》週刊編輯、中央古物保管委員會編審科科長，考察龍門石窟。1937年抗戰爆發後，翻譯了莫羅阿的《人生五大問題》《戀愛與犧牲 ^[19]  》《服爾德傳》，羅素的《幸福之路》等，並重譯《貝多芬傳》，撰寫長篇評介論文《貝多芬的作品及其精神》。

1943年11月，參與籌辦美專同事、國畫大師黃賓虹首次個人畫展《黃賓虹八秩誕辰書畫展覽會》。1945年隨着抗戰勝利，國內形勢日趨緊張。傅雷與周煦良合編《新語》半月刊，發表十餘篇關於時局、民主、教育、文藝等內容的政論雜文；為《週報》《民主》《文匯報》等撰寫數篇類似文章，這是他第一次邁出書齋，突破文藝範疇，直面社會和人生，以鮮明立場支持民主運動。 ^[2] 

1945年12月，同馬敍倫、王紹鏊等發起組建“中國民主促進會”，旨在發揚民主精神，推進中國民主政治。1948年，受英國文化協會委託，傅雷翻譯牛頓的《英國繪畫》，由商務印書館出版。8月他翻譯的巴爾扎克《歐也妮·葛朗台》面世。 ^[2] 

1949年6月，傅雷攜眷前往香港，長子傅聰獨留昆明讀書。不久回京轉滬，鑽進書齋繼續他的翻譯事業。 ^[2] 

20世紀50年代前期，傅雷重譯《高老頭》《約翰・克利斯朵夫》。並新譯出版巴爾扎克的《貝姨》《邦斯舅舅》等作品，梅里美的《嘉爾曼》《高龍巴》，伏爾泰的《老實人》《天真漢》《查第格》及一些短篇文學作品。 ^[2] 

1954年，傅雷之子傅聰留學波蘭 ^[3]  ，《傅雷家書》出自這一時期傅雷與其子的書信來往中。

1957年3月，傅雷應邀出席中共中央宣傳工作會議。爾後在《文匯報》上相繼發表文章，提出改進黨羣關係的意見。隨即，鳴放整風轉入“反右”。1958年他被扣上“右派”帽子。 ^[2] 

1959年10月1日，在周恩來、陳毅關懷下，傅雷給波蘭畢業、遠在英國的兒子傅聰寫去中斷聯繫兩年後的第一封家書。 ^[2]  1961年9月，有關部門摘掉傅雷“右派”帽子，此後的四五年他一直深居簡出。 ^[4]  這期間他翻譯了巴爾扎克的《賽查・皮羅多盛衰記》《攪水女人》《都爾的本堂神甫》《比哀蘭德》《幻滅》，再次修改《高老頭》，正式翻譯泰納的《藝術哲學》。 ^[2] 

傅雷生活照(6張)

1966年8月底，文化大革命初期，傅雷遭到紅衞兵抄家，受到連續四天三夜批鬥，罰跪、戴高帽等各種形式的凌辱，被搜出所謂“反黨罪證”。

1966年9月3日上午，女傭周菊娣發現傅雷夫婦已在江蘇路284路5號住所“疾風迅雨樓”自殺身亡，傅雷與夫人朱梅馥雙雙自縊。 ^{[5]  [17]} 

傅雷夫婦死後，他們的骨灰先被一個叫做江小燕的女子冒死救下，裝進骨灰盒葬在永安公墓。後來江小燕被造反派查到了，但是造反派不知道骨灰盒葬在哪裏，傅雷夫婦的骨灰才倖免於難。 ^[6]  但因為沒人祭掃和交管理費，永安公墓的人打算清理掉他們的骨灰盒，一個管骨灰盒的工作人員，當時已經聽説那是傅雷夫婦的骨灰盒，於是偷偷拿走藏在了青浦鄉下的一個公墓裏，據説藏在了一個工作人員的牀下面。直到1979年平反的時候，傅家親屬急於尋找傅雷夫婦的骨灰盒，詢問了永安公墓的人員後，成功找到了這個管骨灰盒的工作人員，在他的陪同之下，最終領走了骨灰盒。 ^[7] 

1979年4月，由上海市文學藝術界聯合會和中國作家協會上海分會主辦傅雷朱梅馥追悼會，柯靈致悼詞，宣佈1958年劃為右派分子是錯誤的，應予改正；文化大革命中所受誣陷迫害，一律平反昭雪，徹底恢復政治名譽。骨灰移葬上海革命烈士公墓。 ^[8] 

1932年，傅雷與家鄉的未婚妻朱梅馥舉行了婚禮，組成了家庭。朱梅馥是個東方型而受過新教育的女性，她體貼、文靜、好客，幾乎集結了中國女性標準的美德。他們兩人性格上陰陽互補、剛柔相濟，結合成了一個和諧、美滿的家庭。二人育有三子：長子傅聰、次子傅敏，傅聰之前還有一子夭亡。 ^{[9]  [18]} 

1951年，傅雷在《高老頭》的重譯本序言中，開宗明義指出：“以效果而論，翻譯應當像臨畫一樣，所求的不在形似而在神似……各種文學各有特色，各有無可模仿的優點，各有無法補救的缺陷，同時又各有不能侵犯的戒律。像英、法，英、德那樣接近的語言，尚且有許多難以互譯的地方；中西文字的扦格遠過於此，要求傳神達意，銖兩悉稱，自非死抓字典，按照原文句法拼湊堆砌所能濟事。”從此，“重神似不重形似”的翻譯主張，便引起了翻譯學者們的高度重視，深深影響了翻譯理論的發展，在中國文學翻譯領域中成為核心理念。不過，也需要説明，首先提出“神似”説的並不是傅雷，其實在20世紀二三十年代，陳西瀅、曾虛白等人便拿臨畫和翻譯作比，就有過“注重神似”的説法，只是由於種種原因，沒有被流傳開來。然而傅雷的這一重提，自然與其在翻譯上的成就分不開，最終使其逐漸形成了一派學説。

“神似説”的主要獨特之處在於，用文藝美學的視角去把握文學翻譯，把翻譯活動納入美學的範疇。需要説明的是，“神”與“似”這一對概念早在中國古典美學就提出。“我國古代美學家把審美對象分為‘神’與‘形’兩部分，‘神’即精神、內容，或事物發展變化的內在因素；‘形’即形體、形質。”以後的詩文理論受中國古典美學“尚情”“尚意”的審美傾向的影響，“神似”逐漸重於“形似”，注重傳神便成為詩文美學的主流。傅雷早年對藝術史有過研究，熟知中國古典美學和繪畫詩文領域中的“形神論”，因此將其借用來討論文學翻譯問題。

但人們在實踐過程中，把“神似”與“形似”割裂開來，機械對待這一主張，要麼重神輕形，要麼先神後形。這顯然有違傅雷的初衷，都有悖於“神似説”的實質，容易給人一種錯覺。“以傅雷的學識和智慧，決不至於不懂得‘神’與‘形’的統一，形神似的道理。他強調‘重神似不重形似’，顯然要懸出文學翻譯審美理想，提醒譯者不必斤斤計較字句或語言形式的得失，而把注意力集中於神韻的表達。”事實上，形作為神的載體，二者彼此依存，無法分開。形式上達不到完美，內容必然會遭到破壞，原文神韻便不存在。因此，要達到神似，必須做到形似，否則神似就無法達到。但是在具體的翻譯過程中，“神似”與“形似”不分先後，二者是一個統一過程的兩個側面。其實，傅雷提出這一主張的意圖是可以理解的，並不是要完全否認形似，所以不宜機械對待之。傅雷將翻譯與臨畫作比，是讓譯者在翻譯時儘可能地發揮他們的創造性。對於文學翻譯實踐來説，其指導意義在於，鼓勵譯者奮發向上，使譯者樹立明確的審美意識，在技藝上精益求精。而傅雷也曾説過：“用這個尺度（神似）來衡量我的翻譯，當然是眼高手低，還沒有脱離學徒階段。”因此“神似”可以説是文學翻譯所能達到的最高境界與追求。

依照傅雷，達到傳神的第一步應該是認真仔細領會原文。他指出“任何作品不精讀四五遍，決不動手，是為譯事基本法門。第一要求將原作連同思想、感情、氣氛、情調等化為我有，方能談到移譯”。眾所周知，理解是翻譯的重要階段。文學翻譯亦是如此。一部譯作的成功，需要譯者首先熟讀原作，對原作進行徹底的理解，再加上深刻領悟，翻譯才能下筆有“神”。譯者作為原作者和讀者的“傳聲筒”，若譯者本人不能深入領會和感受原作者及其作品，讀者是不可能通過他的譯作去領悟和感知原作的。其次，表達對於傳神也很重要。“傳達原作的字句聲色是傳神的關鍵。”就傅雷的翻譯經歷看，他非常注重斟酌原文的字句，在譯作中會盡量保留，以此原作的神韻才能保存下來。傅雷曾這樣提出：“理想的譯文彷彿是原作者的中文寫作。那麼原文的意義與精神，譯文的流暢與完整，都可以兼籌幷顧，不至於再有以辭害意，或以意害辭的弊病了。”傅雷的過人之處就在於他的措辭適當貼切，“有時甚至頗為奇巧，可稱神來之筆”。總之，文學翻譯者得具備文學解讀能力和藝術表現力。“譯者要能夠透過原作的字句聲色領會原文之精妙，感受原作的‘言外之意，弦外之響’，捕捉原作的‘無言之美’。” ^[12] 

在家庭教育中，對孩子獨立自主的能力的培養也是不容忽視的，孩子以後進入社會家長也無法事事為其操心。傅雷在教育實踐中就非常注意他們獨立自主的能力的培養，在傅雷看來“只有獨立思考，才有藝術個性、才有藝術靈魂”，他在教育傅聰時也是要將傅聰培養成獨立思考和注重邏輯的人，傅聰在這方面也如他父親的期望一樣，雖然在國內的時候，求學音樂的過程中有時缺乏指導老師，但是他沒有放棄學習音樂，憑着自己的獨立意識完成音樂學習。這與傅雷所堅持的教育理念是分不開的，傅雷在教育孩子的時候要求他們對待生活和人生，都不要隨波逐流，應該有自己的想法，自己的建議，更是要在學習和事業方面養成獨立思考和自主獨立的個性。這才有傅聰在學習上的獨立選擇。對於藝術家來説，獨立思考是音樂創作的根本，無法獨立思考的後果就是沒有屬於自己的音樂特色，這樣也不能稱之為音樂家。因此，在家庭教育方面，家長應該注重培養孩子獨立自主的性格，鍛鍊孩子獨立思考問題的能力，將更多的選擇機會留給孩子。這樣，孩子將來走向社會面臨更多選擇的時候，不會因為缺乏獨立自主能力失去更多的機會。

傅雷非常重視道德修養的培養，在他的教育理念中，做人應該是德才兼備且以德為先的，對於藝術家來説，優秀的道德素質的最根本的，只有具備了高尚的道德素質才能創作出高尚的藝術作品，在《傅雷家書》中他也在不斷強調。他講到：“弄學問也好，弄藝術也好，頂緊的是先要把一個人儘量發揮好，沒成為某某家之前，先要學會做人；否則某某家不論如何高明也不會對人類有多大貢獻”。在傅雷的教育觀念中，對人道德素質的培養重於對技術與知識的培養，這也是他可以在教育中對傅聰發展的各個階段都產生重要影響的原因。 ^[13] 

“傅雷的藝術造詣是極為深厚的，對古今中外的文學、繪畫、音樂各個領域都有極淵博的知識。但總是與流俗的氣氛格格不入，他無法與人共事，每次都半途而去，不能展其所長。”（翻譯家樓適夷評）

“傅雷滿頭稜角，動不動會觸犯人又加脾氣急躁，止不住要衝撞人，他知道自己不善在世途上園轉周旋，他可以安身的‘洞穴’，只是自己的書齋。”（文學家楊絳評）

傅雷非常愛這個國家，所以對這個國家的要求也很嚴格。他愛他自己的文章，愛他所翻譯的作家的作品，所以對它們非常認真。（畫家黃苗子評） ^[14] 

“傅雷是個有個性、有思想的鐵漢子、硬漢子，他把人格看得比什麼都重。”（原國家出版局局長石西民評）

“傅雷這個人，我覺得是，在反右裏面，應該講是最沒有反黨情緒的，最想我們的黨變得好一點的人。結果後來，在反右以後被批判的是最厲害。這個我想傅雷的理想的頭，碰了一個那麼大的釘子，碰到的頭破血流，跟他後來不斷地失望，到最後走上自殺的道路，是應該有關係的。”（復旦大學歷史系教授朱維錚評） ^[15] 

2013年10月27日上午10點整，在上海福壽園海港陵園的如茵園內，翻譯家傅雷及夫人朱梅馥終於葉落歸根，長眠在潔白的豐碑下。傅雷夫婦紀念碑高約1.8米，碑身潔白如雪，穩定挺拔。傅雷兒子傅聰、傅敏等家屬參加了骨灰安葬及紀念碑揭幕儀式。 ^[8] 

傅雷翻譯出版獎始於2009年，由法國駐華大使館設立，旨在促進法語文學在中國的翻譯和傳播。傅雷先生曾翻譯過巴爾扎克、伏爾泰和羅曼·羅蘭的著作，該獎便是以這位偉大的翻譯家命名。每年，傅雷翻譯出版獎評選出兩部譯自法語的最佳中文譯作，其中文學類和社科類各一部；自2013年起，還設立了“新人獎”，以鼓勵新一代年輕譯者。 ^[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