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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羅倫薩共和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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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羅倫薩共和國(意大利語:Repubblica Fiorentina),意大利中部城市國家,成立於1187年。共和國是歐洲文藝復興運動的中心,在意大利發展史上佔有重要地位。
中文名
佛羅倫薩共和國
外文名
Republic of Florence
簡    稱
佛羅倫薩
所屬洲
歐洲
首    都
佛羅倫薩
官方語言
托斯卡納語,意大利語拉丁語
貨    幣
佛羅林
政治體制
共和制
國家領袖
科西莫·迪·喬凡尼·德·美第奇
主要民族
意大利人
主要宗教
天主教
名    人
但丁彼特拉克
類    型
中世紀意大利的一個城市國家
現    屬
意大利托斯卡納大區
建國時間
1187年
滅亡時間
1569年

佛羅倫薩共和國簡介

國徽
國徽(2張)
佛羅倫薩共和國是中世紀意大利的一個城市國家。位於今意大利托斯卡納大區。1115年成為獨立的城市公社。1434年美第奇家族建立僭主政治。15世紀洛倫佐·德·美第奇當政時,佛羅倫薩為意大利文藝復興的名城。1494年法國國王查理八世入侵佛羅倫斯,當時的當政者皮耶羅二世·德·美第奇被流放,美第奇家族的統治被推翻。多明我會修士薩佛納羅拉成為佛羅倫斯新的精神和世俗領袖。但是很快薩佛納羅拉嚴厲苛刻的統治引起了不滿。1498年,薩佛納羅拉被推翻。1512年美第奇家族重新掌權。1532年教皇克勉七世任命亞歷山德羅·德·美第奇為佛羅倫薩世襲公爵,共和國成為佛羅倫薩大公國

佛羅倫薩共和國歷史沿革

15世紀的佛羅倫薩全貌圖 15世紀的佛羅倫薩全貌圖
佛羅倫薩原為羅馬帝國殖民點。公元5世紀末臣服於東哥特王國。6世紀中葉為東羅馬帝國所統治。6世紀下半葉為倫巴德王國征服。8世紀末併入法蘭克王國
962年起隸屬神聖羅馬帝國
1115年成為獨立的城市公社。
12世紀下半葉建立市政領導機構。1187年擊敗神聖羅馬帝國皇帝亨利六世,其自治權得到承認,成為獨立的城市共和國 。14世紀開始對外擴張,先後征服皮斯托亞、沃爾泰拉和阿雷佐
圍攻佛羅倫薩,共和國的覆滅 圍攻佛羅倫薩,共和國的覆滅
15世紀初又征服比薩,獲得經阿諾河到地中海出海口,成為托斯卡納地區霸主。1434年,美第奇家族奪取政權,建立僭主政治
1494年法國侵入佛羅倫薩,美第奇家族被逐 。
1569年,美第奇家族依靠西班牙支持,建托斯卡納大公國,以佛羅倫薩為首府,共和國曆史結束。
1739年起為奧地利所統治。
1860年併入撒丁王國
1861年成為意大利王國的一部分。

佛羅倫薩共和國政治

1502年擔任共和國正義旗手皮耶爾·索德里尼 1502年擔任共和國正義旗手皮耶爾·索德里尼
佛羅倫薩的政權初期被城市貴族(格蘭德)操縱,吉伯林黨歸爾甫黨彼此爭鬥不已。
1282年取締原市政機構,建立執政團。執政團由8人組成,平民貴族皆可當選。
1293年G.della貝拉任執政,頒佈《正義法規》,剝奪格蘭德擔任執政的權力。法規規定,由大行會代表7人和小行會代表2人組成的長老會議是最高權力機關。其首領名為正義旗手,同時又是城市自衞軍指揮官。此後,共和國向民主政體發展。但實際上執政團完全操縱在七大行會手中,僱傭工人完全被排斥在政權之外,在大行商的專橫壓迫和殘酷剝削下,僱傭工人(又稱襤褸漢)的經濟政治狀況十分悲慘。
1378年 7月21日爆發的梳毛工人起義打擊了肥人政權,推動了民主進程。15世紀初,中下層肥人進入執政團的比例比起義前增多。為維護上層肥人的利益,佛羅倫薩開始走向肥人寡頭政治,其典型代表是大富豪阿爾畢齊和美第奇家族的統治。

佛羅倫薩共和國經濟

佛羅倫薩共和國貨幣—弗洛林 佛羅倫薩共和國貨幣—弗洛林
佛羅倫薩的商業、手工業,尤其毛紡織業發達,鑄錢業亦相當興盛,自鑄貨幣佛羅林流通歐洲,13世紀初出現由銀錢商和紡織業主控制的行會組織,包括羊毛商、絲綢商、呢絨場主、毛皮商、銀錢商、律師、醫生等7個大行會(肥人)和鐵匠、泥瓦匠、鞋匠等手工業者組成的14個小行會(瘦人)。
14世紀30年代,佛羅倫薩的紡織業由傳統的行會生產轉變為工場手工業,這是歐洲最早出現的資本主義萌芽。1336~1338年,佛羅倫薩有200 多家呢絨紡織工場,大行會中的部分成員演變成早期資產階級,而破產的師匠、幫工、學徒及失掉土地後湧入城市的農民則成為早期僱傭工人階級。
14世紀後,佛羅倫薩成為歐洲最大的金融中心,其銀行家有代教廷收税的權利。由於佛羅倫薩工商業主要依靠國外市場,15世紀末新航路開闢及英國抵制呢絨進口的政策,使佛羅倫薩的紡織業走向衰落。16世紀末工商業資本大量轉向土地投資,大批失業工人向農村倒流。農村中對分制租佃關係中的封建成分增多,農民生活狀況惡化。

佛羅倫薩共和國文化

聖母百花大教堂 聖母百花大教堂
佛羅倫薩是歐洲文藝復興的發源地和中心,詩歌、繪畫、雕刻、建築、音樂均有突出成就。產生過詩人但丁、彼特拉克,作家薄伽丘,畫家達·芬奇,雕刻家米開朗琪羅,歷史與政治思想家尼可羅·馬基亞維利、布魯尼、瓦拉以及天文學家伽利略等歷史巨人。他們歌頌世俗以蔑視天堂,標榜理性以取代神啓,肯定人是現世生活的創造者和享受者。其作品和理論是人類文化寶庫中的珍品

佛羅倫薩共和國復興時社會重構

近代早期即從文藝復興法國大革命前夕,是歐洲從傳統農業社會向近代商業社會轉變的重要時期。人類歷史上許多重大的變化,如文藝復興、宗教改革、科學革命啓蒙運動都發生在這一時期。以往對近代早期的研究,大多強調社會各方面的變化及引起變化的原動力,如個人主義、商業化和資本主義等,而對社會轉型的一種重要面向即社會重構重視不夠。推動社會重構的因素有哪些?又是如何發生的?本期刊發的文章分別從文藝復興時期的佛羅倫薩和近代早期的法國曆史着手,旨在探討傳統的熟人社會解體後,國家在推動現代性社會重構方面所發揮的重要作用。 [1] 
在意大利文藝復興研究史上,19世紀是布克哈特的世紀,20世紀是漢斯·巴隆的世紀,兩人都高度重視意大利文藝復興的歷史意義。在他們看來,意大利文藝復興是歐洲中世紀的終結,現代性世界的開端。但是,兩人的觀點有所不同。布克哈特認為,意大利文藝復興的實質是個人主義的興起,是“世界的發現和人的發現”。代表人物是那些極重榮名的文人,如但丁、彼得拉克和薄伽丘等。與此同時,這種不受約束的個人主義也給意大利帶來了嚴重的道德問題。巴隆認為,布克哈特忽視了佛羅倫薩悠久的公社傳統。1402年,在米蘭公國軍事威脅之下,佛羅倫薩人文主義與公社傳統相結合,發展出“公民人文主義”,即主張積極參與政治,維護國家獨立和自由的現代意識形態。晚近學者詹姆斯·韓金斯認為“巴隆命題”是對布克哈特解釋的補充,兩者並不矛盾。在他看來,在一個利己主義盛行、政府的合法性缺失、羅馬天主教遭遇危機的時代,以布魯尼為代表的人文主義者呼籲獻身精神、愛國主義和服務於公益,喚起了人們的公共責任感和社會良知。布克哈特看到了個人主義帶來的種種病症,卻沒有看到它們的治療過程。本文將跨出文化史和思想史的範圍,從社會轉型的視角,探討個人主義興起後的社會重構問題。
文藝復興時期,即14世紀晚期到16世紀,是歐洲從封建主義向資本主義過渡時期,該過渡是從意大利開始的。早在12、13世紀,意大利就是歐洲城市商品經濟最發達的地區,其中佛羅倫薩是歐洲銀行業的中心,也是高檔毛呢的生產中心。它從法國香檳集市購買粗毛呢,運回本地進行精加工,再賣到利凡特和歐洲市場。佛羅倫薩編年史家喬瓦尼·維拉里記載,14世紀40年代佛羅倫薩約9萬人,其中3萬人從事毛紡生產。但是,受制於歐洲農本經濟的大環境,意大利個人主義和資本主義並未獲得長足發展。意大利城市的商品生產仍然是小商品生產,意大利商人從事的地中海貿易主要是滿足歐洲封建貴族的需要。意大利城市社會是面對面的熟人社會,家族、同行和鄰里束縛着個人。但是,到14、15世紀情況發生了變化。
我們可先大致瞭解中世紀佛羅倫薩的社團和團體。首先,家族。在佛羅倫薩早期歷史上,有大量來自周圍鄉村的中小貴族。他們聚族而居,在城內修築塔樓,相互械鬥,嚴重干擾城市社會秩序。1293年佛羅倫薩頒佈《正義法規》,禁止有惡名的貴族家族成員擔任政府官職,並要求他們繳納保證守法的押金,才將桀驁不馴的貴族制服。但是,貴族並未退出歷史舞台,他們是“歸爾夫派”的領袖和核心成員,代表着佛羅倫薩過去的政治傳統。其次,行會。行會是在市民反抗貴族統治的鬥爭中形成的,以同行業為基礎,爭取自身權利。最早出現的是富有的或有地位的大行會,如呢絨製造商行會、錢幣兑換商(早期銀行家)行會、法官和公證人行會。到13世紀,佛羅倫薩共有21個行會,其中7個大行會、14個小行會。在市民獲得城市自治之後,行會仍發揮重要作用。只有行會成員才有資格參政,政府官職按比例在大、小行會中劃分。再次,鄰里組織。佛羅倫薩有4個城區、16個行政區和為數更多的教會堂區。在市民反抗貴族統治的鬥爭中,最初的民兵以行會為單位組建,但由於行會成員大多居住分散,為了便於訓練和迅速投入戰鬥,於是改由以居民區為單位,這是佛羅倫薩行政區的肇始。公社成立後,行政區成為政府的基層組織。執政團和立法會議的選舉從這裏開始,税收也以行政區為單位統一徵收。軍事、政治和税收方面的緊密聯繫,使行政區成為利害相關的鄰里共同體。澳大利亞史學家F.W.肯特説:“屬於城市某一特定地區賦予一個人身份,就如同其職業賦予他身份一樣。”堂區原本是宗教性質的,同一堂區的信徒出席集體宗教儀式,去世後葬在共同的墓地。在此基礎上,13、14世紀還發展出以平信徒為主的兄弟會,主要從事教友之間的慈善和互助活動。
14、15世紀歐洲自然災害頻繁發生,下層民眾起義、封建戰爭連綿不斷,史稱“中世紀晚期的危機”。其中,1347—1351年爆發的“黑死病”影響最大。據佛羅倫薩編年史家馬泰奧·維拉里記載,在1348年的恐怖之夏,佛羅倫薩失去了60%的人口。“黑死病”不僅導致大量人口死亡,還使既有社會組織解體或重要性下降,推動了佛羅倫薩個人主義的興起。
首先,天災人禍的影響。薄伽丘在《十日談》中寫道,“黑死病”爆發後,“城裏的人們竟然你迴避我,我躲避你,街坊鄰居,各不相顧,親戚朋友,斷絕往來”。因為執法的官員和神父們都死了,使得“城裏的法紀和聖規幾乎蕩然無存”,“每個人簡直都可以為所欲為”。這一時期的戰爭和其他人為災難也有類似影響。彼得拉克在給友人的信中寫道,從聖城羅馬到一向和平的威尼斯,從托斯卡納、熱那亞到遙遠的高盧和不列顛,整個世界都處在內鬥或外戰之中。那麼,生逢亂世的人該怎麼辦?在作者看來,唯有加固自身的靈魂。他説:“不要不願意獨處,只要你與自我同在。如果失去自我,即使與人同在,實際上你也會孤獨的。”
其次,大量移民湧入的衝擊。佛羅倫薩是一個移民城市,但是當城市就業機會接近飽和時,舊移民對新移民採取了排斥態度。1348年“黑死病”爆發後,佛羅倫薩勞動力奇缺,但在小行會保護主義的壓力之下,佛羅倫薩政府仍頒佈了禁止郊區人口進城務工的法令。但是,該法令只在封建勢力強大的近郊有一定的效果,對邊遠山區的人口毫無約束力。美國史學家薩繆爾·K.科恩認為,1348至1379年佛羅倫薩人口增長了40%,其中主要來自外來移民。大量移民湧入衝擊了舊有的熟人社會,山區人口也將獨立自主的精神帶入到城市。
移民的湧入,引起了舊移民尤其是歸爾夫派的強烈反應。1378年,他們以清除殘餘的吉伯林派為由,“告誡”近百名市民不得擔任市政官員,其中絕大多數是新移民。大行會中的新移民、小行會師傅和以梳毛工人為主體的僱傭工人一起,挫敗了歸爾夫派的企圖,建立了平民政府。但是,當梳毛工人再次走向街頭,要求保障就業、擴大在政府的代表名額時,遭到了平民政府的鎮壓。1382年,精英階層(以銀行家、大商人為主體)抓住平民政府受到歸爾夫派和僱傭工人雙重夾擊的機會,以“全體人民”之名發動政變,掌握了政權。
再次,資本主義興起帶來的變化。“黑死病”改變了歐洲的消費結構,由於大量人口死亡,勞動力價格上升,使得普通人的消費需求增長;與此同時,由於封建主陷入“收入危機”,傳統的精英消費需求下降。佛羅倫薩的支柱型產業,即再出口毛紡工業受到嚴重衝擊。1378年的“梳毛工人起義”,就是在這種背景下發生的。為了適應新的經濟環境,佛羅倫薩進行了經濟結構調整:改從西班牙和意大利的阿布魯佐進口羊毛,生產在奧斯曼帝國和歐洲市場暢銷的中檔毛呢;大力發展絲織工業,迎合歐洲宮廷和上層精英的新時尚;引入並發展新工業,如玻璃製造業、造紙業印刷業等。
佛羅倫薩經濟結構的調整伴隨着資本主義生產關係的興起。新毛呢採用外包制,即羊毛商人將紡織工作分發到郊區農民家庭去做,再將毛呢成品收集起來賣出去。以這種方式,他們避開了城市行會的限制,成為支配生產的商人資本家。絲織業由於興起較晚,受行會束縛小,銀行家和大商人更容易滲透。新興工業大多是資本集約型行業,生產在大的手工工場進行,僱用了許多工人。
資本主義生產關係推動了佛羅倫薩個人主義的興起。為了便於個人投資,析產製在佛羅倫薩發展起來,財產不再由家族共同所有或受家族控制。14世紀晚期佛羅倫薩出現了大量個人請願,要求解除與家族的連帶責任。美國史學家馬文·B.貝克爾説:“隨着社團和團體連帶責任的衰落,個人越來越需要為自己的行為負責——包括合法的和非法的。”此外,資本主義將人帶入到複雜的、充滿競爭的經濟世界,也導致人際關係疏離。佛羅倫薩羊毛商人喬瓦尼·莫雷利在回憶錄中寫道,“決不相信任何人;做事光明磊落,儘量與親戚和朋友保持聯繫,而不要同陌生人糾纏到一起”,“尤其是——並將此牢記在心——決不為已經破產的人承擔任何債務,不管他是你的親戚或朋友”。
事實上,在佛羅倫薩傳統社會解體、個人主義興起的同時,國家權力推動的社會重構已經開始。
1958年,意大利史學家費德里科·沙博發表論文《存在文藝復興時期的國家嗎?》,指出15、16世紀的意大利確實出現了國家,但不能將文藝復興時期的國家等同於19、20世紀的現代國家,因為它們缺少現代國家的一些基本要素,如民族認同和邊界。這種差異使得學術界對文藝復興時期國家的稱呼混亂,有人稱“領土國家”,有人稱“區域國家”,還有人稱“領主國”。撇開上述概念之爭,文藝復興時期的意大利出現了不同於中世紀城市公社的新型國家卻是不爭的事實。它們是在14、15世紀意大利兼併戰爭中形成的,統治範圍遠遠超出了過去的城市和郊區;按照馬克斯·韋伯的説法,它們是最早借助任命的官員進行理性管理的政權,開現代性官僚制國家之先河。就本文而言,筆者主要關心佛羅倫薩國家在社會重構中的作用。
1382年上台的精英政府,面臨內部分裂、外部強鄰環伺的嚴峻形勢。為了走出困境,他們力倡“共識”,主張將“公共利益”置於社團和團體利益之上。為此,他們採取了一系列重要舉措:
首先,在擴大政治參與的同時,加強中央集權。精英政府取消了只有行會成員才有資格擔任政府官員的規定,一方面削弱了行會的勢力和影響;另一方面使有資格擔任政府官員的人數大大增加。1382年被提名的候選人為5350人,1391年上升到6310人。家族背景也不再重要。1428年,布魯尼在《南尼·斯特羅齊葬禮演説》中説:“美德和廉潔是本城對市民的要求。任何人,只要具備這兩種品質,就被認為天生擁有管理共和國的能力。”事實上,布魯尼本人只是一個新移民,但卻長期擔任共和國國務秘書要職。他的前任科盧喬·薩盧塔蒂也是新移民。政治參與的擴大,有助於喚起佛羅倫薩人的公民意識和愛國主義情懷。
但是,由於精英對民眾的不信任,以及複雜的政治事務需要專業化管理,佛羅倫薩的實際權力越來越多地向少數人集中。因此,有學者將1382—1434年精英的統治稱為“寡頭統治”或“顯貴專權”。他們主要通過控制選舉、任命“特別委員會”以及聘用專家進行管理這三種方式加強統治。
其次,加強法制建設,公平施政,提高政府的公信力。15世紀初,布魯尼在《佛羅倫薩城市頌》中宣稱,在政府有效的治理下,佛羅倫薩秩序井然。“這裏沒有人遭受傷害;沒有人被迫讓渡自己的財產,除非他本人願意”。這與14世紀人文主義者、編年史家筆下的佛羅倫薩迥然不同。那麼,佛羅倫薩是怎樣實現由亂而治的?筆者認為,與政府的三項政策有關:
一是從解決經濟糾紛入手,訴諸法律,重建人與人之間的相互信任。1308年,佛羅倫薩成立商人法庭,用於處理各種商業糾紛,保護投資人利益。14世紀中後期,基於家族和熟人關係的信任下降,資本主義經濟生長,商人法庭的重要性上升。1394年佛羅倫薩將商人法庭的權力寫入憲法,使該法庭受到國家的支持和保護。二是加強司法管理,打擊犯罪,維護公共秩序。佛羅倫薩的司法制度複雜,精英政府在不改變舊體制的前提下進行了有針對性的改革,包括擴大國家刑事法庭即督政官法庭的管轄權,逐漸將行會和鄰里共同體法庭處理的案件收歸中央;對針對人和財產的犯罪提起公訴,14世紀晚期佛羅倫薩法庭受理的公訴案件首次超過自訴案件;充實執法隊伍,貝克爾估計14世紀後半期佛羅倫薩警察人數增加了一倍。政府的努力收效明顯。莫雷利在15世紀初説,“佛羅倫薩人過去用劍解決爭端,現在則用豆子”。(豆子,佛羅倫薩選舉時用的選票)三是改革税收制度。佛羅倫薩政府的税收主要來自強制借貸,即攤派公債,通常由少數富人承擔。對於富人來説,強制借貸與税無異,是對其財富的掠奪。因此,他們總是利用親戚朋友關係,儘可能少交。但在其他社會階層看來,富人可以通過公債利息積累財富,是少數人對多數人的剝削。為了緩解税收矛盾,並滿足戰爭時期政府不斷擴大的開支,佛羅倫薩進行了税制改革,其中最著名的是1427年推出的“財產申報税制”。新税仍屬於強制借貸,但徵收方法變化很大。它要求所有佛羅倫薩居民向政府提供詳盡的財產和債務清單,在此基礎上確定各自應繳税額,税率為扣除債務和減免後剩餘資產的0.5%。新税制不僅解決了政府迫切需要的收入問題,而且由於相對公平,得到了社會各階層普遍的認可。
再次,推行原重商主義政策,將行業保護轉變為對整個國家經濟利益的保護。傳統觀點認為,重商主義是16、17西北歐早期民族國家推行的經濟政策,是國家意志的體現。但貝克爾的研究表明,早在14世紀末,佛羅倫薩已經出現了“原重商主義”。如前所述,“黑死病”爆發之後,歐洲人口鋭減,經濟蕭條。為了爭奪有限的市場,歐洲城市和王朝國家紛紛採取排外經濟政策,意大利在海外和歐洲大陸的利益受到重創。為了保護佛羅倫薩自身的毛紡工業,政府於1393年頒佈法令,對進口的精製毛呢課以重税。與此同時,政府還頒佈了禁止貴金屬出口,禁止佛羅倫薩人為外國船隻運來的商品投保等法令。原重商主義政策還表現為14世紀末、15世紀初佛羅倫薩大規模地向外擴張。1406年和1421年,佛羅倫薩先後吞併比薩和裏窩那,從而使這個內陸國家有了可供支配的出海口。
巴隆和隨後的“劍橋學派政治思想史家如波考克認為,文藝復興時期的佛羅倫薩開啓了一個意識形態的新時代,即大西洋共和主義。但韓金斯認為,文藝復興時期佛羅倫薩的政治思想是後意識形態的產物,人文主義者重視現實,不為抽象的政治理念所左右。以上分析表明,轉型時期的佛羅倫薩面臨人類歷史上從未有過的複雜局面,沒有任何現成的理論可以指點迷津。但是,以人文主義者為代表的佛羅倫薩人對人類智慧充滿信心。通過倡導共識,改革税制,推行原重商主義等一系列措施,佛羅倫薩成功化解了因個人主義、利益多元化引發的社會危機,實現了個人和國家的雙贏。儘管到15世紀末16世紀初,在外族入侵和商路轉移的雙重打擊下,佛羅倫薩不再引導歐洲,但是,佛羅倫薩治國理政的經驗值得後人學習和借鑑。
參考資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