移民城市

以色列學者裘德·馬特拉斯曾説：“都市化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種移民現象。”正是移民的艱苦奮鬥和辛勤勞動，創造了移民城市發達的商業文明和獨特的人文風貌，形成了移民城市特有的文明形態。

首先，移民城市的文化是一種異質性文化，具有很強的包容性。由於現代移民來源複雜。這些移民有各自不同的出身背景、風俗傳統、生活習慣、倫理觀念和教育經歷等，表現出來的喜好甚至價值判斷都不盡相同，這就使得移民城市的文化呈現出明顯的異質性，人與人之間的差異較之非移民地區要大得多。然而，人們來到同一座城市求生存、求發展，並且能和諧相處，共同發展，證明了移民普遍具有較強的寬容美德和包容心態，也正是這些品質，成就了移民城市文化的包容性特徵。

其次，移民城市的文化是一種生成性文化，具有很強的開放性。移民從四面八方湧向一個新的城市，或聚集到一個新的地方形成城市，對他們來説，這就意味着一切要從零開始。因此，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建設都如同在一張白紙上作畫，雖然沒有舊的條條框框的束縛，但也毫無基礎。從文化方面來説，就是移民秉持一種精神，到新的城市經受打磨，伴隨着淘汰、轉換、更新、發展，從而培育出新的文化。因而，移民城市的文化不是一種既成文化，而是一種生成性文化。這種文化在生成的過程中不是封閉的，而是與移民城市的開放本質相一致，在城市發展的過程中還不斷有新的移民加入，也為其文化發展不斷補充新的元素和養分。因此，移民城市的文化也是因其開放性而充滿活力、吐故納新的文化，具有極強的生命力。

最後，移民城市的文化是一種革新性文化，具有很強的創造性。當代移民大多是在自由選擇的情況下主動成為移民的。比起歷史上由於戰亂、饑荒而被動成為移民的人來説，當代移民享有並利用了更多的權利和財富、更便捷的交通和信息渠道等條件，在決定移民之前就已瞭解移居地的各種情況，是在權衡利弊之後做出的理性選擇。移民前往新的城市，是為了獲得更大的發展和成就，從而實現自己創造財富、貢獻和改造社會的理想和抱負，而迫於無奈的情況較少。在當代中國，移民城市往往是改革的急先鋒。移民城市的文化也充滿了革新色彩，表現出強大的創造性特徵。從某種意義上説，它們是被“設計”出來的。 ^[2] 

有沒有一紙户口在深圳有着天壤之別。擁有這一紙户口，意味着可享受深圳醫保，看病吃藥基本不用掏錢；意味着有機會去爭取福利房，早期深圳梅林一村的福利房，均價1500元一平方米，如今已經翻了10倍；意味着孩子可以免費接受深圳的義務教育，而外來人口一學期的借讀費高達近900元；甚至香港自遊行的通行證，也只是針對本地户籍開放，外來工還需要回到各自家鄉辦理，並加入旅行團方可赴港。

這種不同的人享受不同待遇也造成一定程度的本土居民和外來人員的對立。擁有深圳本地户籍的話，在寸土寸金的深圳，在以收租為主要經濟來源的眾多深圳村落，一出生就往往意味着數十萬的年底分紅，以致於還引發一些“外嫁女”討要分紅的風波。

與這些含着“金鑰匙”出生的本地居民相比，外來務工人員不僅要在工廠裏一天工作十來個小時，從事着環衞、清潔等低廉工作，還要揹負着岐視的目光。

2006年2月，在龍崗街道辦事處轄區的怡豐路黃龍塘市場附近的大街上，警方掛出“堅決打擊河南籍敲詐勒索團伙”和“凡舉報河南籍團伙敲詐勒索犯罪、破獲案件的，獎勵500元”的大橫幅，兩條幅落款均為“龍新派出所宣”的字樣，此舉引發廣泛爭議，對外來人員和地域歧視的聲討也因此拉開，最後以警方道歉，相關社區民警被開除告終。

深圳警方公開發表的一份《深圳藍皮書》是首次公佈深圳市公安部門就外來人口問題所寫出調研報告，報告中認為，絕大部分外來人口是對城市有貢獻的城市勞動者，真正破壞治安的違法犯罪嫌疑人只佔外來人員約0.7%，“但這一小撮壞分子，是一個巨大的絕對數，是城市市民安全的隱形炸彈”。

深圳的外來人口中，從總體上看，“打工一族”教育程度普遍偏低，且多來自農村。絕大多數打工仔、打工妹來深圳後主要任務就是在工廠打工掙錢，最大的心願就是將積蓄郵回貧困的家鄉讓家人生活得好一點。當然他們當中也有很多人節衣縮食，爭取進成人高校和各種不同層次的業餘專業技術學校學知識和技術，希望幾年後可以“引水返鄉”。對待這個城市，他們更像是一個旁觀者，而心底最眷戀的卻永遠是自己的故鄉。

如何讓主動遷徙到深圳的人留下來，也成為深圳正在思量的問題。前深圳市委書記厲有為提議不再提“農民工”，而採用“外來務工人員”這一更為尊重的稱謂；在社會保障層面，深圳2014年5月還在全國率先建立了“低繳費、廣覆蓋、保基本”的勞務工合作醫療制度，每月企業交8元、勞務工交4元，就可保證勞務工的門診和住院。2005年，深圳特區內勞務工的最低工資達到690元，居全國首位。《深圳經濟特區企業欠薪保障條例》自1997年1月1日實施以來，不僅使用欠薪保障基金墊付企業欠薪4595萬元，使33899名勞務工受益，前不久還開展維權活動，半年就為勞務工追回欠薪2.37億元。深圳制定了17項法規和規章，嚴格限制和制止部分企業對勞務工的非法盤剝，在法規上對工作時間、加班限制、工資計算與發放、休息與休假、勞動保護、社會保險等作出規定。為滿足外來務工人員子女上學需求，深圳市每年投入55億元用於教育，外來務工人員入學子女已達到50萬人。

也有網民提議，深圳作為具有獨特性移民城市，應設立“暫住人口節”或稱“移民節”，一方面增強歸屬感；另一方面以這種方式表示對這個羣體的一種特別的尊重。

這一倡議引起網民熱烈討論，大多數網上回帖都表示支持。有關專家認為這反映出作為移民城市的深圳一種獨特的文化現象，但認為設置暫住人口節不妥，可能會人為造成暫住人口與常住人口的對立。

曾任深圳市長的于幼軍表示，如果一個城市裏長期生活的絕大多數人口是流動的，這些人對這個城市沒有認同感，沒有“根”的感覺，那麼這個城市的心態一定是浮躁的。在二次創業之際，如何留得住人？讓更多的人分享改革開放成果，正成為這個城市主政者挽留人心的響亮口號。

祝日升下一步考慮在深圳的寶安區買房子，“我把家裏面的房產賣掉，足可以支付在寶安買房子的開銷了。”祝日升憧憬着，“到時候，就把老婆和孩子們都接過來，户籍制度以後也肯定要改革的，像我這樣的興許都會有機會……”他説。

1987年12月1日下午，在深圳會堂，中國第一場土地拍賣正式開始，敲響了新中國拍賣土地第一槌，一塊麪積為8588平方米，有50年使用權的土地以525萬成交，這也成為深圳改革開放的標誌性事件； 20年後的6月28日，一塊土地面積5000平方米，天健公司競得總價1.66億元，樓面地價高達1.533萬元/平方米，謂創深圳樓面地價的新高。

高昂的地價自然帶來高昂的房價，祝日升離夢想也越來越遠，高昂生活成本也令更多懷揣着夢想而來的人感到居深圳不易，不少選擇了放棄和遷移，這也讓這個本來無根的城市，以及諸如北京、上海這些物價高企的城市主政者倍感撓頭。

中國的城市新移民問題正在不斷引起國內外學界和決策界的關注。在中國的社會情境中，如何實現城市新移民進程與我國現代化、城市化進程的結合，建立整體性、漸進性的新移民安置政策，將移民視為一種身份和政策的融入過程，為城市新移民提供融入輸入地社會的機會、途徑和相應政策，是當前解決城市新移民問題的關鍵所在。 ^[3] 

人多起來是一種什麼景象？深圳年復一年不亞於“敦克爾克大撤退”的“候鳥”北歸是這個中國最大移民城市最直觀的體現。年前返鄉之時，深圳火車站幾乎沒有下腳的地方，真正進入春節，數百萬人一夜北撤，深圳幾成空城。

2004年，深圳航空推出“親情航運”，即由家鄉接父母親人年前飛往深圳，機票低於兩折，記者以低於火車票的350元機票，接來父親來深圳過年。

那是一個無比寂廖的春節，與家鄉的熱鬧和鞭炮齊鳴相比，深圳十分安靜，只有在夜空中偶爾燃起的幾束煙花讓夜空有了一點動靜，在街上找不到開業的餐館，甚至連車輛和行人都很少，昔日擁擠不堪的菜市場也只有幾家還在留守，也沒有多少人買菜。同一層樓也沒有鄰居在家可以聊天，走了，都走了。剛到初五，父親便坐不住了，“這裏人少了，一點年味都沒有，還是回家去吧”。

這裏不是自己的家，35歲的祝日升就是這種感覺。雖然已經是十來歲孩子的父親，這個穿着一身藍色工裝的安徽漢子面對記者一笑起來露出滿口乾淨的白牙。18年的城市打工生活改變了他很多，有了良好的衞生習慣和樂觀積極的生活態度，但一直沒有改變的是他的身份，他仍然還屬於外來工的一員，沒有獲得這個城市的一紙户口。

也正是這個有着候鳥特性的城市，卻形成一種獨特的城市文化：開放和包容。開放自不必言，深圳從一個一無所有的小漁村變身國際都市，本身就是開放的結果。包容則是令人才感到最舒服的創業外部環境，英雄不問出處，在深圳沒有形成核心的主流文化，自然無須捨棄自我，可保有個性的自由與空間，這也使深圳充滿了勇於開拓的朝氣，不斷創新的精神和活力， 讓深圳成為實現夢想的舞台和品牌企業的孵化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