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地理學史

中國是世界上地理學發展最早的國家之一，在古代常把“天文”與“地理”並論，曾認為天文加地理是有關自然界的全部知識，中國古代地理學知識萌芽很早，至春秋戰國時代已在許多方面取得了傑出的成就。戰國以後，逐漸形成傳統的地理眩，即“方輿之學”。明中葉以後，徐霞客等注重實地考察、探討自然規律，開闢了中國地理學研究的新方向。但是，中國近代地理學是在西方近代地理學傳入後開始的，張相文、竺可楨、翁文灝等為中國傳統地理學向近代地理學的轉變和發展作出了貢獻。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中國地理學在自然地理學、經濟地理學等方面取得了豐碩成果。

中國古代地理知識萌芽於遠古時代，於春秋戰國時期在地形、物候、水文、土壤地理、植物地理、地圖和地理區劃方面取得了傑出的成就，在人與自然的關係方面則出現了不少精彩的論述。

(遠古至夏代，公元前21世紀以前) 中國原始社會氏族村落的遺址大多分佈在河谷階地，或依山傍水之處，如距今約6000年的西安半坡遺址坐落在渭河支流滻河階地上。半坡遺址的門多向南開，表明已有方向概念，或已瞭解方向與日照和風寒有關。《尚書·堯典》中也有關於東、南、西、北4個方位的記述。《堯典》雖是後人所撰，但它所反映上古流傳下來的一些認識，是可信的。

1960年在山東莒縣大汶口出土的距今約4500年的陶器上發現有幾個圖象文字，其中一個是由太陽、雲氣和山崗組成。説明當時人們已對某些地理現象有一定的觀察和認識，並會用圖形的方式來表達了。

（夏商至春秋戰國，公元前21～前 3世紀） 　中國的漢字在這個時期已基本成熟。地形、地物有了文字的記述和圖形的表示，地理知識便得到迅速的增長和積累。自然地理知識 　天氣情況與農業生產有密切關係，中國先民自古注意天氣的變化，殷代已有逐日記載天氣的需要，如甲骨文中保存有殷代文丁六年(公元前1271)3月20～29日連續10天的天氣記錄（圖1）。中國地理學史

已經認識的天氣情況有晴、陰、雲、雨、雪、風、霾等多種，且對於風和雨已有強度和方向不同的認識，如“大雨”、“小雨”、“大風自北”等。當時曆法還不完備，為不誤農時，便利用物候知識。《詩經·豳風·七月》記有蟋蟀活動、葽草開花、蟬叫、稻熟、草木掉葉等全年物候現象；《夏小正》載有全年各月的物候和農事活動，全篇400多字，是中國現存最早的物候專篇。

中國地理學史(9張)

西周時召公曾説：“防民之口，甚於防川”，既然以“防川”來作比喻，可見對江河災害的防禦，已經有了相當的認識。春秋時，楚國曾在孫叔敖領導下，引期思水(在今河南省固始縣)“灌雩樓之野”。戰國時，秦國蜀守李冰主持修築都江堰。這些水利工程的興建，表明已經掌握了地形和水文特點以及測量地勢高低的方法。《呂氏春秋》一書連續記載了自魯隱公元年（公元前 722）直到魯哀公16年（公元前479）200多年的水旱的情況，載有雨、雹、雷、霜、雪等災害共13次，因旱求雨24次等。

《詩經》中已記有山、阜、丘、陵、穴、谷、岵、岡、原、隰等10多種陸地地貌類型名稱，洲、兆、廠、?、濱、澳、沚、渚、滸、浦等10多種流水地貌類型名稱。《管子·地員》篇將丘陵分為 15種類型，山地分為5種類型。《周易·謙卦·象辭》中提到“地道變盈而流謙”，説明已認識流水的侵蝕和沉積作用。《詩經·小雅·十月之交》“高岸為谷，深谷為陵”之句，指出地殼劇烈變化所產生的地形。

《尚書·禹貢》論述了冀、兗、青、徐、揚、荊、豫、梁、雍九州土壤分佈的地區差異。《管子·地員》説：“凡草土之道，各有谷造，或高或下，各有草土。”從理論上闡述了土壤與植物的關係、即草與土之間存在一定的規律，不同的土壤其性質不同。

周朝已知道植物有旱生和水生之分，並瞭解不同的環境中生長着不同的植物種類，《詩經》中有“山有榛，隰有苓”，“山有扶蘇，隰有荷華；山有喬松，隰有游龍”等記錄。《管子·地員》篇有一段專敍山地植物的垂直分佈，自高向下為落葉松、山柳、山楊、檟楸和榆樞等植被（圖2）。中國地理學史

春秋時代末期的《考工記》第一次提出中國植物分佈以淮河為界的思想(“橘逾淮而北為枳，……此地氣然也”)。

《詩經》中記載的 100多種動物已反映其地理分佈的差異性。《考工記》中提出了中國動物分佈的地理界限，“鸜鵒（即八哥）不逾濟（指濟水），貉逾汶（今大汶水）則死，此地氣然也”，即説鸜鵒只能生活在濟水以南，不能越過濟水以北；毛皮獸貉都生活在汶水之北，越過汶水就會因為不適應較暖的環境而死亡。

地圖知識 　相傳中國在夏代或更早於夏代已有表示山川等內容的原始地圖。《尚書·洛誥》記載，周公在洛陽選建城址時繪有地圖獻給成王。《周禮》記有掌管各種地圖的職官、專用地圖名稱以及某些地圖的內容。如由“大司徒”掌管的“天下土地之圖”，可知“九州之地域廣輪之數”，即可辨認九州範圍的大小和“山林、川澤、丘陵、墳衍、原隰”的分佈情形。《管子·地圖》更明確指出，軍事指揮者必先“審知地圖”，從地圖上了解“名山、通谷、經川、陵陸、丘阜之所在，苴草、林木、蒲韋之所茂，道里之遠近，城廓之大小”。可見，西周時代地圖的應用已漸增多，春秋戰國時期地圖已有一定水平，已按比例縮尺繪製地圖，表示山、川、陵、谷、平原、沼澤以及林木、葦草、城邑的所在。測量的工具，至少使用了水平儀、鉛垂線、圓規和曲尺，戰國時期的《屍子》一書中記有：“古者，倕為規、矩、準、繩，使天下仿焉”。

最有地理價值的是《尚書·禹貢》(簡稱《禹貢》)和《管子·地員》(簡稱《地員》)。《禹貢》是中國最早的區域地理著作，全篇1193字，由“九州”、“導山”、“導水”和“五服”等部分組成。“九州”主要按河流、山脈、海洋的自然分界把所描述的地區分為冀、兗、青、徐、揚、荊、豫、梁、雍九州（圖3）， 中國地理學史

這是自然區劃思想的萌芽。就山川、湖澤、土壤、植被、田賦、特產和運輸路線等方面對各州進行了很好的區域對比。“導山”部分，專列山嶽20餘座，歸納成4條自西向東的脈絡。“導水”部分，專寫河流共計9條水系。這兩部分文字不多，卻是中國專就山嶽和水系研究的始端。

《地員》是中國最早的綜合自然地理著作。全篇2222字，綜合地貌、土壤地理、植物地理等知識，較為系統和詳細地把土地劃分為5大類20多個小類，形成了世界上第一個土地類型等級系統。它也是中國最早論述植物生態地理和土壤地理的專篇。

人與自然關係的論述 　《孟子·公孫丑下》提出：“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 的人定勝天的思想。《荀子·天論》主張“天有其時，地有其財，人有其治，夫是之謂能參”，即在與大自然鬥爭中，努力掌握大自然的規律來改造地理環境。（見人文地理學）

（秦至清中葉，公元前3世紀末～公元19世紀中）

中國自秦漢以後，基本上是一箇中央集權的封建統一國家（其間處於分裂的時期不長），經濟上也基本是持續發展的，這有力地推動了中國地理學的發展。《漢書·地理志》等的出現標誌着中國傳統地理學的形成。在以後近2000年中，中國傳統地理學主要在疆域地理志、記述和考察國內與域外地理、地圖、方誌等方面取得了許多成果。同時，由於傳統地理學的束縛，中國地理學長期停滯在描述的階段，缺乏理論概括。

（秦漢至南北朝，公元前3世紀末 ～公元6世紀） 　戰國之後，中國古代地理知識經過積累形成為一門學科──中國傳統地理學，即明清時候所謂的“方輿之學”。

“地理”一詞在中國最早在春秋戰國時候出現。《周易·繫辭》有：“仰以觀於天文，府以察於地理”之句（圖4）。唐代孔穎達解釋説：“天有懸象而成文章，故稱文也；地有山川原隰各有條理，故稱理也。”西漢《淮南子·泰族訓》明確闡述了研究地理的目的：“俯視地理，以制度量。察陵陸、水澤、肥墽、高下之宜，立事生財，以除飢寒之患。”即根據不同地理環境從事生產，以解決穿衣吃飯問題。

東漢以前，已有兩部區域地理名著問世《尚書·禹貢》和《山海經》。《山海經》中地理價值大的是《山經》部分，其寫作時代是漢代之前。它對黃河和長江流域及其以外廣大地區（地域範圍遠比《禹貢》為大）的自然條件以“山”為綱進行了綜合性記述。《山經》總共記載447座山，先按方位分為中山經、南山經、西山經、北山經和東山經五大區，每一區又分成若干山系，每一山系都以方向道里把一個個山嶽連接起來，對每一山嶽都記述位置、水系、天然動植物和礦產資源，所記當然不盡正確。《禹貢》和《山經》都是地理著作，但都未以“地理”命名，且體例也不相同。及至東漢班固著《漢書》，其中有第一篇以“地理”命名的篇章，即“地理志”。它的出現標誌中國傳統必理學開始形成。這個時期，中國地理學在疆域地理志、地圖、水系、域外地理和方誌等方面取得較大成就。

《漢書·地理志》由 3部分組成，第一和第三部分基本上是轉錄前人的著作；最重要的是第二部分，這部分以疆域政區為主體，記述103郡(國)和郡所轄的1587縣（道、邑、侯國）的建置沿革以及户口、山川、物產和名勝等情況。這部以疆域政區的建置沿革為主的“地理志”與以“陵陸水澤”或“山川原隰”為主的《禹貢》、《山經》，側重點已不相同。它是中國第一部疆域地理志，奠定了其基礎，以後這類著作不斷湧現。

中國古代地圖學是建立在平面製圖的基礎上的，自戰國到西晉是中國地圖學理論的建樹時期。已發現這一時期的地圖有出自河北省平山縣戰國中山王墓的《兆域圖》（圖5）、 中國地理學史

出自甘肅天水放馬灘秦墓的繪在木板上的戰國末期地圖和出自長沙馬王堆三號漢墓的地形圖（見彩圖）駐軍圖等。在馬王堆出土的地形圖上，看到深水（今瀟水）及其支流的水道大部分已接近於現代的地圖(見《馬王堆出土西漢地圖》)。西晉裴秀根據前人的實踐總結出繪製地圖的六項原則，即“製圖六體”：“分率”（比例尺）、“準望”(方向)、“道里”（人行路徑）、“高下”(高取下)、“方邪”(方取斜)和“迂直”（迂取直）。這六項原則是中國最早的製圖理論，直到清初都為中國製圖學者所遵循（見地圖學）。　水系專著出現 　約在三國時期，出現了中國第一部專記水道的著作──《水經》。《水經》繼承和發展了《禹貢》的“導水”記載，由《禹貢》所記35條河流增加為 137條，大大豐富了中國水系分佈的知識，不過內容過於簡略。北魏酈道元為了彌補前人的不足，把實地考察所得和前人著作中的大量有關記載彙集起來為《水經》作注，完成了名著《水經注》。它記述的河流水道共計1252條，對每條河流的源流、脈絡和所流經地區的地理情況及其歷史事蹟，都作了儘量詳細的敍述。不少記載仍有有參考價值。

西漢王朝曾經多次派遣張騫等人出使西域。張騫和他的副使分別到了大宛、康居、大月氏、大夏、烏孫、安息和身毒等地，瞭解到今中亞（錫爾河、阿姆河、伊犁河一帶）、西亞（伊朗高原、兩河流域一帶）和南亞（印度一帶）的地理情況並寫有書面材料。《史記·大宛列傳》和《漢書·西域傳》就是根據張騫等提供的材料寫成的，它們是記載中亞和西南亞最早的地理專篇，對於西域各國的人口、兵力、風俗、物產、城鎮交通、水文、氣候以及相互間的距離等都有所介紹。

東晉僧人法顯於隆安三年(399)從長安出發,西行越葱嶺，再南下到印度，在印度居住多年，然後取道海路經師子國（今斯里蘭卡）、蘇門答臘回國。《法顯傳》描述了他所到地區的地理情況，是中國古代關於中亞、印度、南亞的第一部旅行記。

東漢初年，光武帝“始詔南陽，撰作風俗”，這是中國官修方誌已知的最早記載，並出現了已知最早的志書《南陽風俗傳》。歷史上保存下來的已知的最早以“志”命名的中國的志書，為晉代的《華陽國志》。這一階段的志書以地記為主。

（隋唐至清初，6～17世紀） 　在封建社會高度發展的隋、唐、宋、元、明和清初時期，中國傳統地理學在實地考察、地圖、方誌和沿革地理方面得到了進一步的發展。明代中葉以後，隨着資本主義的萌芽，中國古代地理學在研究方法和內容上出現了新的氣象。

實地考察成果 　唐代顏真卿任撫州刺史時，在今江西省南城縣的麻姑山頂上發現螺蚌殼化石，認為這就是滄桑變化的遺蹟，寫了《撫州南城縣麻姑山仙壇記》。北宋沈括在1074年進行察訪時，見到太行山麓有“螺蚌殼及石子如鳥卵者”，於是斷定此處是“昔之海濱”。他還進一步指出太行山以東的大陸是由來自黃土高原的河流攜帶的泥沙沉積而成，最早對華北平原的形成做出科學的解釋。

關於黃河源的正確認識，是由唐代和元苞的實地考察者奠定的。據《新唐書·吐谷渾傳》記載：唐貞觀九年 (635)侯君集和李道宗曾經到過“星宿川”（今星宿海一帶）“觀覽河流”。元代統一中國後，忽必烈委派女真族人都實考察了河源地區，這次考察的情況在潘昂霄的《河源志》有記載，指出黃河發源於星宿海一帶。

唐僧玄奘繼法顯等人之後，於貞觀元年（627；一説貞觀三年，629）從長安出發，西行到印度，遍遊印度各地，17年後返回長安。他的著作《大唐西域記》對於當時中亞和南亞的 100多個國家和地區的山川地形、氣候物產、交通道路、城邑關防、風土習俗、文化政治等情況和特點都有記述。

南宋范成大在實地考察中記述了桂林的喀斯特洞穴和峨眉山的植物垂直分佈等現象，並在《桂海虞衡志》中探討了洞穴的成因。

元代耶律楚材在中亞各地旅行多年，寫成《西遊錄》一書。汪大淵遠遊印度洋沿岸的亞非各地，著有《島夷志略》。永樂三年 (1405)以後，鄭和等人7次出使西洋（指今蘇門答臘島以西的北印度洋及其沿岸地區）。他們從江蘇太倉出發，向南航行訪問南洋羣島諸國，再經馬六甲海峽進入印度洋，訪問印度、阿拉伯和東非等地。在《鄭和航海圖》上繪有從長江口出發至非洲東岸沿途觀測到的海岸線、港灣、山脈、島嶼、沙洲、淺灘、珊瑚礁以及所測海洋的深度等，並留下了鄭和等人橫渡印度洋的寶貴記錄。與鄭和一同遠航的馬歡、費信和鞏珍，把沿途所見所聞分別寫在《瀛涯勝覽》、《星槎勝覽》和《西洋番國志》3部地理著作中。

地圖成果 　唐代地圖學家賈耽繪的《海內華夷圖》，“廣三丈，縱三丈三尺”，該圖在中國地圖史上開創了以朱、墨兩色分注古今地名的先例，此法一直為後人所沿用。宋代沈括繪有《天下州郡圖》，南宋黃裳繪有《地理圖》,還有劉豫阜昌七年(即紹興六年，公元1136年)在石版上所刻的不同方向的《華夷圖》和《禹跡圖》。《禹跡圖》上有畫方，“每方折地百里”。元代朱思本繪的《輿地圖》長寬各7尺，亦有畫方。此法在明、清兩代繪製的輿圖上也常見。畫方遂為中國傳統地圖的特色。

隋、唐時期圖經替代了地記，成為志書的主要形式。已知保存下來的最早的圖經是唐代的《沙州都督府圖經》和《西州圖經》（均已殘）。北宋專設機構修志，志書數量大增，撰寫體例定型，由圖經階段進入方誌階段。宋代的代表性方誌有《長安志》、《吳郡志》等。明清兩代是中國修志的繁盛時期，在《中國地方誌聯合目錄》所載8200多種志書中明清時期的佔有7000多種。

沿革地理成就 　在這個階段取得較大成果，如唐代李吉甫的《元和郡縣圖志》、宋代樂史的《太平寰宇記》所記各州、縣之下，都有沿革地理的內容。宋代王應麟的《通鑑地理通釋》（圖6）、 清初顧祖禹的《讀史方輿紀要》等是這個階段最重要的沿革地理專著。

明代中葉以後，由於資本主義萌芽，一些學者從事地理學研究，敢於突破舊的束縛，重視“經世致用”，自覺深入實際考察研究，使中國地理學前進了一大步，萌發出中國地理學實地考察、研究自然規律的新方向。主要代表人物是徐霞客、顧炎武、孫蘭和劉獻廷。

明代徐霞客從21歲開始出遊，30多年的旅行考察取得許多居於當時世界先進水平的成就。如他在《溯江紀源》中，以清晰的實測概念為基礎，提出“計其吐納，江倍於河”的論斷，在世界上第一次比較了長江和黃河的流域面積。《溯江紀源》彙集在《徐霞客遊記》中。

明末清初顧炎武嚴厲地抨擊地理學研究中不務實際的空談和議論，主張“君子之為學，以明道也，以救世也”，撰有《天下郡國利病書》和《肇域志》等。

孫蘭在《柳庭輿地偶説》中、劉獻廷在《廣陽雜記》中，都指出過去的地理著作多停留在“記其事”的階段，而缺少成因方面的探討，主張要研究“天地之故”，即大自然的規律；要“説其所以然，又説其所當然”。孫蘭在論述地形變化，劉獻廷在觀察物候方面，都有精闢的分析。

（明中葉至清中葉，16世紀末～19世紀中）　從明萬曆十年 (1582)到清乾隆(1736～1795)約200年間，是西方地理知識開始傳入中國的時期。在16世紀，由於資本主義經濟發展，以及C.哥倫布橫渡大西洋到達美洲和麥哲倫環球航行等的推動，歐洲人的地理視野和知識向前邁進了一大步。他們對於地球形狀、海陸分佈以及世圭地理的認識在當時都是最先進的。在歐洲殖民擴張的背景下，不少傳教士來到中國，隨之將先進的地理知識也傳到了中國。影響較大的有意大利的利瑪竇、龍華民、艾儒略，比利時的南懷仁，法國的白晉、雷孝思、杜德美和蔣友仁等。

利瑪竇於1582年到達中國，1610年在中國北京去世（圖7）。他先後編繪出《坤輿萬國全圖》（圖8）和《兩儀玄覽圖》等，將西方的地圓説、地圖投影和測量經緯度的方法以及關於五大洲的知識傳入中國。

天啓三年(1623)艾儒略寫成《職方外紀》(5卷),書中附有世界總圖和各大洲分圖，對世界各地的介紹較為詳細，它是最早用中文描述世界地理的著作。同年，龍華民和陽瑪諾合製成保存下來的最早在中國製作的地球儀，其上附註中文説明，彩繪陸地和島嶼的形狀都較好。此地球儀收藏在倫敦的英國圖書館。

康熙十三年(1674)南懷仁撰《坤輿圖説》(2卷)(圖9)。中國地理學史

上卷論述了地球的形狀和山嶽、江河、潮汐等自然地理知識，下卷介紹世界各大洲和各國情況。所附的地全圖已繪有澳大利亞。

康熙四十七年至五十七年(1708～1718)，康熙皇帝任命白晉、雷孝思、杜德美等人率領中國測繪人員完成《皇輿全覽圖》的測繪工作。他們完成的全國性的三角測量，走在世界各國的前列；規定每200裏合地球經線一度，每裏1800尺，即每尺長度等於經線的百分之一秒，這種以地球的形體來定尺度的方法在世界上是最早的；還發現經線一度的長距不等。

乾隆二十五至三十五年間(1760～1770)蔣友仁等利用了中國學者明安圖、何國宗等在新疆測量的成果和已有的地圖、資料，編繪成《乾隆內府輿圖》。蔣友仁在他編繪的《坤輿全圖》上介紹了哥白尼的地動學説。

（清末以來，19世紀中至21世紀初）

明中葉以後，以徐霞客為代表的一些先進地理學家，開闢了中國地理學實地考察自然、研究自然規律的新方向，有些成果當時居於世界地理學的前列。但是，由於各種原因，這些成果並沒有進一步發展成為近代地理學。中國的近代地理學是在引進歐美的近代地理學基礎上逐步形成的。清末和中華民國初年，中國地學會的成立、《地學雜誌》的創刊，以及地理學課程的教授、地理教科書的出版和各大學地理系的設置等，都在中國地理學向新階段發展過程中起了推動作用。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之後，中國地理學在與國家的建設相結合的過程中，得到很大發展。

（19世紀中～20世紀初） 　鴉片戰爭（1840～1842）之後，中國學習西方先進科學技術、富國強兵的呼聲日益高漲，出現了魏源的《海國圖志》和徐繼畲的《瀛環志略》。在洋務運動期間（19世紀60年代至90年代）中國除興辦一些工廠企業外，還編譯出版一些科學技術書刊，傳播了西方先進的地理學知識。

1897年在上海創辦南洋公學留學生班，地理課是所要講授的課程之一。任教於上海南洋公學的張相文，於光緒二十七年（1901）編著中國最早的地理教科書《初等地理教科書》和《中等該國地理教科書》，光緒三十四年（1908）又編出中國最早的自然地理學教科學《地文學》（圖10）， 為培養地理人才和促進中國近代地理眩的興起作出了重要貢獻。光緒二十二年(1896)鄒代鈞在湖北武昌創辦輿地學會，學會譯繪中外輿圖700多幅，推動了中國近代地圖事業的發展。宣統元年（1909），張相文、白雅雨等人發起成立中國地學會，它是中國地理學會的前身。地學會創辦的《地理雜誌》(圖11)於1910年問世，所載論著以地理學方面的最多。中國地學會和《地學雜誌》是中國近代地理學萌芽時期最重要的組織和文獻。

在這個時期，中國傳統地理學繼續取得重要成就；如何秋濤的《朔方備乘》（1858），王先謙的《合校水經注》(1892),王錫祺的《小方壺齋輿地叢鈔》(1897),楊守敬等的《水經注疏》（初稿成於1904年）、《水經注圖》(1904)和《歷代輿地圖》(1906)等。因此，也有人主張將19世紀中～20世紀初中國地理學的情況，劃入中國傳統地理學的發展階段中。

（20世紀20～40年代） 　1920年以後，一些高等學校先後創設地理系或地學系等，如南京的東南大學地理系(1921)、北平師範大學地理系(1928)、清華大學地理系（一説地學系，1929）、中山大學地理系(1929)、金陵女子文理學院地理系(1931)、浙江大學史地系(1936)等。由竺可楨、翁文灝等講授地理學課程，培養了中國第一批近代地理學家。1934年，翁文灝等發起成立中國地理學會，創辦《地理學報》。顧頡剛和譚其驤於1934年發起建立禹貢學會(1936年正式成立)、創辦《禹貢》半月刊。1940年，中國地理研究所建立，創辦《地理》刊物。上述機構和刊物為中國近代地理學的形成作了貢獻。

這一時期較為重要的成果有：竺可楨的《遠東台風的新分類》(1924)、《中國氣候區域論》(1930)、《東南季風與中國之雨量》（1934），翁文灝的《中國山脈考》(1925)，丁文江、翁文灝、曾世英的《中華民國新地圖》(1934)，張其昀的《該國地理》(1926)，胡煥庸的《中國人口之分佈》（1935）、《中國之農業區域》(1936)，王庸的《中國地理學史》（1938） ^[1]  ，李旭旦的《白龍江中游人生地理觀察》(1941)，任美鍔的《建設地理新論》(1946)，林超等的《嘉陵江流域地理考察報告》(1946)和譚其驤的《秦郡新考》(1947)等。

（20世紀50～80年代） 　這一時期是中國近代地理學獲得較大發展，並向現代地理學邁進的時期。有的學者認為50～70年代是中國近代地理學發展時期，70年代末至80年代為中國現代地理學開始時期。這40年中，中國地理學在地理教育和機構、地理考察、地理研究方面都有長足的進展。

1953年，中國科學院在前中國地理研究所基礎上建立中國科學院地理研究所（1986年改名為中國科學院、國家計劃委員會地理研究所），它是中國地理學研究的中心。1958年以後，中國科學院及所屬分院在各地建立起南京地理研究所(1958)、長春地理研究所(1959)、廣州地理研究所(1959)、新疆地理研究所(1961)、成都地理研究所(1965)以及蘭州冰川凍土研究所、蘭州沙漠研究所等。（見地理研究機構）

截於80年代初，中國高等學校的地理系共有40多個，30多年已培養數萬多名大學畢業生。(見大學地理教育)

出版的學術性刊物有30多種，如《地理學報》、《地理研究》、《地理科學》、《熱帶地理》、《歷史地理》、《經濟地理》、《乾旱區地理》、《山地研究》、《冰川凍土》、《中國沙漠》、《地理研究報告》、《地理學與國土研究》、《人文地理》等。（見地理刊物）

中國大規模的地理考察工作始於1951年的西藏考察隊。在以後30多年中，先後進行了華南熱帶、黃河中下游、西北沙漠、西南地區、青藏高原、黑龍江、黃淮海平原、新疆、全國海岸帶等較大規模的調查和考察。其中最為突出的是對黃土高原、青藏高原、新疆、黃淮海平原、全國海岸帶和冰川凍土、沙漠，以及南極等的系統考察。重要成果有：《新疆綜合考察報告》(1958)、《青藏高原科學考察叢書》(1981～1985)、《南海海區綜合調查研究報告》(1982、1985)、《南極科學考察論文集》(1983、1984、1986)等。(見中國現代地理考察)

1980～1985年，中國地名委員會根據國務院有關文件規定，組織了全國地名普查。普查了中國近500萬條地名；搞清了其中大部分地名的含義、沿革以及有關情況；根據地名管理條例和標準化原則，清除了一批歷史上遺留下來含義不妥的地名；更改了一批不適當的地名；組織力量編輯出版了一批地名圖、錄、典、志等圖書資料，為地名學的進一步發展創造了條件。

30多年來取得了極為豐碩的成果，主要成果如下：

①區劃工作。據不完全的統計，截至1989年底，涉及有關區劃的論文有數百篇，著作有數十本。中國地理學會於1954、1960和1962年專門組織3次全國性自然區劃學術討論會，較有影響的全國性自然區劃有林超(1954)、羅開富(1954)、黃秉錐(1959)、任美鍔(1961)、侯學煜(1963)、全國農業區劃委員會（1984）、趙松喬(1985)等提出的方案。區劃工作以中國科學院自然區劃工作委員會和全國農業區劃委員會的成績最著，前者在1956～1959年陸續編寫出一整套中國自然區劃，計有《中國自然區劃草案》、《中國地貌區劃》、《中國氣候區劃》、《中國水文區劃》、《中國潛水區劃》、《中國土壤區劃》、《中國植被區劃》、《中國動物地理區劃與中國昆蟲地理區劃》、《中國綜合自然區劃》，其成果仍有價值；後者主持、領導了全國農業區劃工作，在眾多地理工作者、農業工作者努力下，完成了由農業自然條件區劃、農業部門區劃、農業技術改革區劃和綜合農業區劃組成的中國農業區劃體系，有效地促進了中國農業生產的穩步增長，代表性著作有《中國綜合農業區劃》(1981)等。

②開闢或發展了自然地理研究的一系列新學科和新領域。在緊密聯繫中國的生產實踐中，逐步建立和發展了富有中國特色的綜合自然地理學、地貌學、氣候學、水文地理學、冰川學、凍土學、土壤地理學、植物地理學、化學地理學和醫學地理學，以及動物地理學研究、沙漠研究、沼澤研究、河口海岸地貌研究、物候研究等。並解決了或正在解決一批涉及國計民生的重大課題，如沙漠防治、鹽鹼地改良、沼澤利用、農業氣候研究等。代表性著作有《中國自然地理》(1979～1988)、《中華人民共和國自然地圖集》(1965)等。

③深入開展了經濟地理理論和實踐的研究。結合中國經濟建設的需要，主要對農業區劃和農作物佈局、土地利用、國土整治、工業佈局和區域規劃、生產佈局，以及地區發展等方面做了大量調查和研究工作；對經濟地理學研究的對象目的和基本矛盾等理論問題開展了討論。重要著作有《中國農業地理叢書》、《經濟地理學的理論與方法》（1980）、《百萬分之一中國土地利用圖》等。

④復興人文地理學。自1980年以來，由於社會經濟發展的客觀需要，積極開展和復興了人文地理學的研究，特別是在城市地理、人口地理、旅遊地理等方面進行了大量調查和研究工作，發表了《人文地理學論叢》(1985)、《城市總體規劃》(1985)、《中國人口地圖集》(1987)等。

⑤建立和發展歷史地理學。重要著作有《歷史地理學的理論和實踐》(1979)、《長水集》(1987)、《河山集》(1963、1981、1988)和 《中國歷史地圖集》(1982～1988) ^[2]  等。

⑥系統開展了中國地理學史的研究。重要著作有《中國古代地理名著選讀》（第一輯，1959）、《中國古代地理學史》 ^[2]  (1984)等。

⑦地圖學成果。20世紀50年代以來，隨着航空攝影、衞星遙感、計算機製圖等新技術的引進和應用，在中國地圖學領域出現了系列地圖、動態地圖、遙感數字製圖、計算機輔助地圖製圖和地理信息系統等新方法和新形式。現地圖投影的變換、比例尺的縮放和地圖地理要素的選取與概括，都已能實現自動化處理。大型的地圖集已有數十本(套)，如《中華人民共和國自然地圖集》、《中國歷史地圖集》、《中國人口地圖集》、《陸地衞星影像：中國地學分析圖集》(1984)、《中華人民共和國地方病與環境圖集》（1989）、《中國自然保護地圖集》(1989)。《中國國家地圖集》在編纂中，計劃按普通地圖集、自然地圖集、農業地圖集和歷史地圖集分卷出版。 ^[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