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繼畬

乾隆六十年十月二十四日寅時（1795年12月4日），徐繼畬出生在山西省代州五台縣（今屬忻州市）東冶鎮東街“司馬第”的清貧的士宦之家。

徐繼畬自幼受過良好的家庭教育和儒學的薰陶，曾隨父寓京師，師從著名文學家高鶚等名人。嘉慶十七年（1812年），十八歲入縣學。次年中舉人。

道光六年（1826）中進士，朝考第一，被選為翰林院庶吉士。

道光七年（1827年）丁父憂在籍，整理完成父親徐潤第的《敦艮齋遺書》。此書以心靈自由為主旨，熔心學、氣學、易學為一爐，深入批駁了宋元以來的官學——朱熹理學，繼畬因此完成迎接西方挑戰的思想準備。

道光十年（1830年）服闋入都，授翰林院編修。

道光十三年（1833年），補陝西道監察御史。期間上疏彈劾忻州知州史夢鮫以及保德知州林樹雲等人，並且上疏提議實行簡政，深合道光帝意見，因此道光帝召徐繼畬入朝覲見，向他詢問各種時事，徐繼畬都對答如流，深得皇帝欣賞。據傳道光帝讀其《政體宜崇簡要疏》，“大感動，因召對前席，與談時事，至為流涕”。

道光十六年（1836年）十月，外任廣西省潯州府知府。從此青雲直上，歷任福建延津道、汀漳龍道等職。鴉片戰爭時在漳州前線奮勇抗英。

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徐繼畬入覲，疊蒙召見，道光帝詢各國風土形勢，奏對甚悉。遷兩廣鹽運使，旬日，擢廣東按察使。

道光二十三年（1843年），遷福建布政使。道光帝讓他以布政使之職，以專派之員辦理開放廈門、福州兩口通商通行事宜。

道光二十四年（1844年）春，徐繼畬和美國新教傳教士雅裨理在廈門進行了歷史性對話，中國人始知以古希臘為孤本、為母體的西方現代民主政治思想和制度，始知通過選票取得合法性、創古今未有之局的美國共和政體和華盛頓。徐繼畬又廣泛接觸了西方來華人士，對自己國家的專制制度的合法性和永恆性深表懷疑，五年數十易稿，道光二十八年（1848年）出版的《瀛環志略》，率先突破根深柢固的天朝意識和華夷觀念，將中國定位於世界的一隅，引進了西方民主政治思想的價值體系，紀錄了當時世界以民主政體為主導的各國各類政體，宣揚西方民主制度和理念。對通過選民的選票取得合法性的各國民主制度推崇備至，在黑暗的東方專制大國點燃了幽微的民主燭光；

道光二十六年（1846年）十月，升任廣西巡撫。十二月，改授福建巡撫。當時，正值閩浙總督劉韻珂因病乞假，徐繼畬便兼任閩浙總督。

道光二十八年（1848年）公曆7月4日， 華盛頓特區為華盛頓紀念塔奠基，並向各州、各國徵集紀念物。在來華美國傳教士幫助下，咸豐三年（1853年），浙江寧波府向美國贈送了一塊花崗岩石碑，用中文刻有徐書中讚美華盛頓總統的上述兩段按語。這塊石碑鑲嵌在該塔內西壁200多英尺的高度，表現了東方人的見識，成為中美早期友好關係的里程碑。

太平軍北伐，朝廷命徐繼畬督辦上黨防堵。事竣後主講平遙超山書院以自給。其間研讀《後漢書》，探索歷代皇朝週期性盛衰的道理，有批語兩千餘條、十餘萬字，原書在山西省博物館。

道光三十年（1850年），徐繼畬因在處理神光寺事件時的方法與林則徐等人的意見不合，被言官多次上書彈劾，終在咸豐元年（1851年）因“身膺疆寄，撫馭之道，豈竟毫無主見，任令滋擾”的理由被革職，並召回北京，接受咸豐帝的當面問詢。與咸豐帝對答完畢後，咸豐帝評價他為人樸實，但因言官彈劾勢重，還是被降為太僕寺少卿。

咸豐二年（1852年），上《三漸宜防止疏》，勸咸豐帝勿大興土木，勿耽於女色，勿偏聽偏信。咸豐上諭：“意深辭婉，‘置諸座右，時時省覽，可當箴銘。”未經考差授四川鄉試正考官。同年，吏部追查徐繼畬在巡撫任內逮捕罪犯延遲一事，徐繼畬因此被徹底罷官，回到故里。當時正逢捻軍之亂以及回民起義，徐繼畬協助官府率領團練協防遼州、上黨、陽城等要地，深受當時兼任山西巡撫的沈桂芬的好評。

咸豐六年（1856年）他被平遙超山書院董事會特聘為書院山長，於教業之餘，傾心寫詩作文、從事學術研究。

同治四年（1865），兩宮皇太后命其入京，徐繼畬被重新起用，命參通商事務，以三品京堂在總理各國事務衙門行走，協助恭親王奕訢辦理洋務。

同治五年（1866年）總理衙門重印《瀛環志略》，“中外奉為指南”。同年，授太僕寺卿，授二品頂戴。

同治六年（1867年）正月二十一日（1867.2.25）任總管同文館事務大臣，即中國現代第一所高等學校的首任校長，中國高等教育進入初創時期。他與總署王大臣推出激進的同文館改革計劃，因倭仁等守舊派的阻撓而失敗，日歔欷不自得。同年秋，美國第17任總統安德魯·約翰遜和國務卿西沃德，請著名畫家普拉特，製作了一幅斯圖爾特的華盛頓畫像的複製品，由駐華公使蒲安臣將這幅畫像贈送徐繼畬，並舉行贈送儀式，蒲安臣致辭。徐繼畬答辭稱：“因思貴國中華盛頓首建奇勳，創為世法，以成繼往開來之功，其必傳於世無疑也”。一如既往地肯定民主制度，在時間和地域上的適應性和生命力。

同治七年（1868），為美國新教傳教士、同文館教習丁韙良編的中國第一部系統自然科學聲光電化著作《格物入門》作序。

同治八年二月初二日（1869年三月十五日），以老病乞休，奉旨以二品頂戴致仕。

同治十二年（1873年），值徐繼畬中舉60週年，奉旨準其重赴鹿鳴宴，以惠耆年，並賞給頭品頂戴。同年三月初三日辰時（1873年3月30日），徐繼畬在家中去世。

徐繼畬體恤民情，為官清廉。由於他接受過紮實的儒家教育，“民為貴”的觀念在他的思想上有着深刻的烙印。他在《政在養民論》一文中曾説：“古聖人陳謨贊化，不曰治民，而曰養民”，又説：“富國而不知富民，固不足以曰養。”在他看來，為官者的主要任務是“養民”而非“治民”，任何傷害百姓的行為都是不能允許的。因此，他對當時官場上的貪污腐化之風深惡痛絕，始終堅持自身清廉。他曾向友人説：“弟雖外任十餘年，家中並未置有田產”，“在平遙館俸每年二百四十金，不足供家中食指。祖遺薄產，折變殆盡。”竟到了貧困潦倒的境地。在清代後期的官吏中，象徐繼畬這般清廉的，雖不能説沒有，但實在很少。

徐繼畬是位愛國的官吏，他在任福建汀漳龍道期間，著有《禁鴉片論》，詳細論述了“鴉片之害與禁治之方”。他認為鴉片貿易是“英夷之剝我元氣而富強其國者”，乃“唯利是圖”。在如何禁煙問題上，徐繼畬主張嚴禁，他指責把“英夷為寇，擾亂海疆”歸咎於鴉片之禁的論調是“因噎而廢食”。他提出的懲治之法是“先貴而後踐，先富而後貧，先內而後外，先豪猾而後良弱”。基於對資本主義國家情況的瞭解，他主張既要禁止鴉片貿易，又使殖民主義者找不到發動侵略戰爭的藉口。在當時國力十分虛弱，無力抵抗外國侵略的情況下，這種意見不失為一種比較穩妥的辦法。但由於清政府的腐敗無能，徐繼畬的建議，並沒有受到當局的重視。

英國發動侵華戰爭後，為保衞民族利益，徐繼畬堅決抵抗。道光二十年（1840）四月，英國軍艦駛入穿山洋，閩邊騷動。七月徐繼畬調晉江漳龍道。時廈門告急，徐繼畬沉着備戰，親自調集民兵，採集大木排，樁塞鎮門各港口，指揮軍民共同扼險固守。敵知有備，未敢侵擾徐繼畬防守的地區。第二年（1841）七月，英軍強佔廈門，他督兵勇晝夜防守與廈門一水相望的漳州，曾與城門共存亡。徐繼畬曾向家人表示：“城如不保，陳忠愍公（隋朝的陳啓泰）祠內，吾盡節處也。”表現了赤誠的愛國之心。八月，浙江定海、鎮海等地接連失敗，徐繼畬親眼目睹了清軍的慘敗，他總結失敗的直接原因時説：“我之官兵則承平日久，人不知戰，名之為兵，實則市人，無紀律，無賞罰，見賊即走，此其所以敗也。”又慨然長嘆道：“二百年全盛之國威，乃為七萬裏外逆夷所困，致使文武將帥，接踵死綏，而曾不能挫逆夷之毫米。興言及此，令人髮指眥裂，泣下沾衣。”其憂憤之情溢於言表。

第一次鴉片戰爭結束後，徐繼畬升任福建巡撫。在任期間，他看出“英酋心懷叵測”，“往往聲東擊西，言此意彼”，“仍難保無妄念挑釁，沿海滋擾”。認為“有備無患，唯在先事預防”，“防之於後，不若制之於先”，“不可恃其平日安靜，致有猝不及防之患”。於是，他曾修建了各地炮台，加強險要之地的海防力量，隨時準備迎擊入侵之敵。道光三十年（1850），英軍妄圖挖掘台灣基隆附近煤炭，並正式向清政府提出要求。徐繼畬“備文照復，正言拒止”，並密行台灣淡水同知曹士桂“糾合各地士，公同查禁，並刊立禁碑，嚴密防範”。禁碑現存台北市公園博物館大樓前右對面，是徐繼畬保護國家資源的有力證據。

道光三十年（1850）六月，福州發生了神光寺事件。此事起源於英國駐福州領事館代理領事金執爾代一名英國籍傳教士和一名英籍醫生，要求在福州城內神光寺租屋居住，得到侯官縣縣令興廉蓋印批准。徐繼畬得知此事後，立即對興廉嚴行申斥，並飭令其設法勸逾英人搬出神光寺。但金執爾以此事需待英國香港總督文翰批覆處理為詞予以拖延。數日後，福州便出現了紳士公呈，要求英人立即退出神光寺。英入看到公啓後、要求徐繼畬保護。徐繼畬將計就計，立即派兵役在神光寺附近巡防。其目的是想既能避免發生外交上的衝突，又能設法迫使英人搬出神光寺。為此，他一方面設法勸阻百姓不找英人就醫，一方面阻止匠人不為英人修復已破舊漏雨的房屋。在這種情況下，兩個英國人不久便搬出了神光寺。但是，在福州養病在籍的原雲貴總督林則徐對徐繼畬的做法很不以為然，與此同時，在京的一些福建籍的官僚根據福州紳士們的意見，多次上書彈劾徐繼畬，咸豐帝根據兩廣總督徐廣縉的調查，最後以徐繼畬“身膺疆寄，撫馭之道，豈竟毫無主見，任令滋擾”為理由將徐繼畬革職並召回北京。

前已論及，徐繼畬是一位敢於抵抗英國侵略的愛國者，在神光寺事件中，他基於對英國情況的詳細瞭解，也基於對福州民情瞭解，採取不以微小事端釀成大的外交衝突的做法，是無可指責的。但是有些關於中國近代史上的學述著述，卻把徐繼畬的此舉説成是不敢開罪洋人的妥協行為，這是慎得商榷的。福州紳民對外國人持有敵視情緒，當然完全可以理解，但以“華夷之辨”的觀念來處理當時的外交，並不一定能達到保衞國家利益的目的。

在徐繼畬的著述生涯中，《瀛環志略》是他最重要的一部著作。道光二十二年（1842），徐繼畬晉京升見。道光皇帝詢問海外形勢與各國風土人情，他具所知答對，道光皇帝遂責成他纂書進呈。徐繼畬發奮努力。隨時採訪，廣為蒐集資料，公餘著述。《瀛環志略》初名《輿地考略》，道光二十四年（1844）初稿完成，改名為《瀛環考略》。其後，他繼續採尋西人雜説，詢問西方官員，參閲魏源《海國圖志》（初版），補充疏漏，使《瀛環考略》日臻完備，定名為《瀛環志略》，於道光二十八年（1848）初刻於福建撫署。同治四年（1865年）經沈桂芬大力提倡，董恂奏準，由總理衙門主持重刻，次年刻成。該書分10卷，分裝6冊，總分圖共44幅。書中先為總説，後為分敍，圖文並茂，互為印證，於各洲之疆域、種族、人口，沿革、建置、物產、生活、風俗、宗教、盛衰，以及列國比較，皆言之頗詳，亦間有議論。

《瀛環志略》一出世，便受到國內外有識之士的高度重視。曾任到福建巡撫的劉鴻翔讚譽此書是“百世言地球之指南”。福建道員鹿澤長説該書“於國家撫馭之策，控制之方，實有裨益”。郭嵩燾初以《瀛環志略》述英法諸國之強，以為過，後出使英國，才嘆曰：“徐先生未歷西土，所言乃確實如是，且早吾輩二十餘年，非深識遠謀加人一等者乎？”道鹹間，讀過此書的內外大臣，有祁雋藻、吳文鎔、董恂、曾國藩等人。尤為難得的是，劉韻珂、劉鴻翱、彭藴章等，竟然以一、二品大員身份，為書作序，甘冒天下之大不韙。他們雖然讚揚了徐氏書，但依然是在天下觀裏來讚揚的。劉鴻翱序雲：“夫中國，天地之心；四夷，天地之四肢也。……我朝幅員之廣，亙古無二。中華十八省外，南極越南，北極俄羅斯，東極朝鮮，西極雪山、葱嶺，幾得亞細亞之全土。”與天下觀迥異的那部分，他們就視而不見，只當是隱惡了。李慈銘則斥曰：輕信夷書，誇張外夷，尤傷國體。

《瀛環志略》傳往日本後，受到廣泛重視，被認為是“通知世界之南針”，有助於他們的維新變法。因此，他們多次刊印此書，在“辛酉版”（1861年刻）中還將書內的未用名詞分譯日文和英文。咸豐三年（1853）六月，浙江寧波府集《瀛環志略》書中有關介紹美國和推崇華盛頓的文字，鐫刻贈送美國，被砌於美國首都華盛頓紀念塔第十級內壁上。後來，徐繼畬的名字被美國收進了《世界名人錄》。

徐繼畬在《瀛環志略》中不僅介紹了西方的科學技術，還介紹了西方的民主制度。在敍述華盛頓領導美國人民取得了獨立戰爭的勝利並建立資產階級民主制度的同時，徐繼畬盛讚美國第一任總統華盛頓的豐功偉績及其創立近代西方民主政治制度的創舉，對華盛頓給予了極高的評價，其認識高度難以超越：

“華盛頓，異人也。起事勇於勝廣，割據雄於曹劉，既已提三尺劍，開疆萬里，乃不僭位號，不傳子孫，而創為推舉之法，幾於天下為公。其治國崇讓善俗，不尚武功，亦迥與諸國異。餘見其畫像，氣貌雄毅絕倫，嗚呼，可不謂人傑矣哉！米利堅（即美利堅）合眾國之為國，幅員萬里，不設王侯之號，不循世襲之規，公器付之公論，創古今未有之局，一何奇也！泰西古今人物，能不以華盛頓為稱首哉！”

總之《瀛環志略》介紹並推崇美國的資產階級民主制度和資產階級革命的領袖人物，這在當時來説，確係首創，給予中國當時的思想界以及後來的資產階級維新派以重大影響。資產階級維新思想家康有為在讀了《瀛環志略》之後才“知萬國之故，地球之理”，並把此書列為他講授西學的教材之一。梁啓超在讀了《瀛環志略》後“始知五大洲各國”，並認為中國研究外國地理是從《瀛環志略》和《海國圖志》才“開始端緒”。這些維新思想家都從《瀛環志略》中汲取了營養，促進了他們進行資產階級維新變法的實踐。

徐繼畬還是一位感時傷懷的詩人。其詩文多飽含憂國憂民思想。他在《咽糠詞》中，把貧苦百姓的艱辛與官衙中的揮霍進行了對比，寫道：“富食米，貧咽糠。細糠猶自可，粗糠索索刷我腸。”“昨行都會官衙頭，粒米如珠流水溝。對之垂涎長嘆息，安得淘洗持作粥！”這強烈的反差。是對不顧百姓死活的貪官污吏的控訴，也是對貧苦百娃的深切同情。同時，徐繼畬對古代詩歌也進行過認真的研究。已知，有《古詩源評註》等著作。《古詩源》是清沈德潛編選的自上古至隋代的古詩和歌謠彙集。徐繼畬對此書隨詩隨批，闡述了自己的見解。民國年間曾刊印出版。1989年，三晉文化研究會在五台縣徐氏後代家中發現該書殘本，使我們能目睹徐評的手跡。此外，徐繼畬對八股文有較深的造詣，為清中後期八股文之一大家。

從我在華盛頓特區所住的白宮往窗外眺望，我們首任總統喬治·華盛頓的紀念碑高聳入雲。這是一座很高的方尖碑，但就在這個大碑鄰近有塊小石碑，上面刻着：米利堅不設王侯之號，不循世及之規，公器付之公論，創古今未有之局，一何奇也。這些話並非出自美國人，而是由福建巡撫徐繼畬所寫，1853年中國政府將它勒石為碑作為禮物贈送給我國。

我十分感謝這份來自中國的禮物。它直探我們作為人的內心願望：擁有生命權、自由權和追求幸福的權利，也有不受國家干預的言論、異議、結社和信仰等自由。這些就是我們美國220年前賴以立國的核心理念。這些就是引導我們橫跨美洲大陸登上世界舞台的理念。這些就是美國人今天仍然珍惜的理念。

——克林頓：美國第42任總統

徐繼畬對華盛頓的評價，是他在無所依傍、無所繼承、無所參考的情況下獨立做出的，這反映了他的高見卓識。在徐繼畬之後，中國知識界有的繼承、演繹，有的發展、深化了徐的評論，其大框架依然是事功與道德，其主要方面，依然是創立民主制度與個人高尚品德，而這兩點，都是徐繼畬開創的。正是在這個意義上，可以説徐繼畬的華盛頓論在近代思想史上具有開創性的典範意義。

——熊月之：上海市社科院副院長、歷史所所長、研究員

徐繼畬的開放思想形成與其所處時代相關，更與早年博學多聞、後來在福建等沿海省份與西方人廣泛接觸的實踐活動密切相關；他擺脱了傳統的羈絆和束縛，思想開放的程度大大超越了同時代的清朝官員和其他的思想家；社會轉型時期，不同的思維、不同的方法帶給權力中心人物不同的政治命運。徐繼畬的開放思想及其實踐活動，給中國近代化留下深刻啓示和借鑑，那就是打破堅冰，喚醒國人，發展先進生產力及其生產關係，實現強國富民的偉大目標。

——孫麗萍：山西省社會科學院副院長、研究員

鴉片戰爭時期，徐繼畬主張積極抵抗外來侵略。戰後徐繼畬對外交往的出發點和落腳點都是正視列強入侵，主張“鎮靜為主”，力求“民夷兩安”，試圖掌握對外交往的主動權。徐繼畬也有力不從心、向外國侵略者妥協退讓的時候。在處理神光寺問題上，徐繼畬採取了借用民力釜底抽薪的辦法，這正是他處理對外事務的一貫態度。而當時各方強加給徐繼畬的“強民從夷”、“抑民奉夷”之類的指責是不負責任、缺乏事實依據的。

——邵雍：上海師範大學中國近代社會研究中心、歷史系教授、博導

鴉片戰爭爆發後，徐繼畬的言行，表明他是這個時期禁煙派、抵抗派的代表人物，與林則徐等人一樣，捍衞了國家的主權與尊嚴。徐繼畬第一個指出“變局論”（“此古今一大變局”），並提出備戰和戎、平等外交的主張。“和”是戰後徐繼畬等人（包括道光帝）處理中外關係的基本原則，因此，有必要重新認識鴉片戰爭中的“戰”與“和”。以“戰”打天下，以“和”治天下，歷史就這樣在反覆交替中前進，歷史人物也就在歷史活動中展現他的真實面貌。

——徐松榮：廣東省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研究員

徐繼畬的輿地考證從西北到東南、從陸地到海洋的轉向，是他嘗試貫通中外歷史地理、介紹海外新知識的連結點。利用中國海洋圖書與雅裨理的口述相對接，以中國海洋經驗驗證西方知識，是《瀛環志略》取得成功的重要因素。重新“發現”中國海洋史，含有冀望中國在海洋突圍再起的深意。借鑑歷史，反思對策，反映了徐繼畬海洋意識的感悟與覺醒。另外，經過了考證與推測後，初步可以斷定：《瀛環志略》並非道光皇帝授意撰寫。藉此機會以正視聽。

——楊國楨：廈門大學人文學院歷史系教授、博導

徐繼畬首次把整個世界描述為 “大海所環繞的陸地”，《瀛環志略》的命名標誌着中國人對世界地理空間的認識從傳統“畿服”理論到近代地理學的轉變，並在很大程度上推進了中國政治思想、外交政策等領域的近代化進程。

——王尚義：太原師範學院院長、教授、博導

徐繼畬 “以商制夷”的對外策略思想，發端於家鄉的晉商氛圍、本人兼收幷蓄的開放學風、沿海任職的親身經歷；形成於《瀛環志略》中對世界格局的冷靜考察與判斷；實踐於以處理福州洋人入城事件等一系列對外交涉活動，深刻地影響了中國的近代化進程。

——劉曉麗：山西省社會科學院歷史所研究室主任、研究員

開放與傳統——徐繼畬的二重性

作為睜眼看世界的思想先驅之一，徐繼畬具有開放的一面，主要表現在世界觀、對西方民主制度的關注等等；作為一個深受傳統文化浸潤的士子，徐繼畬的身上又打着不可磨滅的傳統的烙印，他忠君、他推崇八股文、他為了子嗣而納妾……集“開放”與“傳統”於一身的徐繼畬是矛盾的，一方面他兼收幷蓄接受 “外部世界的信息”，“向中國的維新邁進了決定性的一步”；另一方面他又屈從於傳統，自覺不自覺地去迎合社會的主流意識。

——雒春普：山西省社會科學院歷史所研究室主任、研究員

徐繼畬很大程度上拋棄了傳統的華夷觀念，通過自己的實踐，採用實事求是的態度向國人介紹外面的世界，且用折中的辦法解決相關事務。徐繼畬給外交以一定的空間，成為中國近代啓蒙思想的先驅。

——馮素梅：山西省社會科學院歷史所研究室主任、副研究員

由傳統民族意識向近代民族觀念的跨越，是一個艱難而複雜的歷史過程，從“華夷”向“中西”話語的轉型，則是這一歷史性跨越的基本前提。《瀛環志略》面對的是一個完全的“華夷”話語的時代，徐繼畬的《瀛環志略》卻特立獨行地放棄以“夷”來指稱西方各國，建構起一種具有近代意義的話語模式，構建了從傳統觀念的“天下”到近代意義的“世界”的新的認知體系。它為中國近代民族主義的轉型和凝練，提供了最初的思想基石和歷史資源。

——王先明：南開大學中國社會史中心暨歷史學院教授、博導

19世紀中葉，徐繼畬及其著作是西方人特別是傳教士們觀察中國的風向標。弼萊門的書評 《一部新的中文地理書》，主要翻譯《瀛環志略》的內容；衞三畏的文章，則注重《瀛環志略》的學術意義。在中國人眼裏作為觀察世界之窗的《瀛環志略》，在西方人眼裏卻成為探詢中國文化的一條路徑。傳教士們還認為，《瀛環志略》的刊行能夠在知識和思想的層面幫助他們的在華事業。

——吳義雄：中山大學歷史系主任、教授、博導

《海國圖志》以博見長，《瀛環志略》以精取勝。《瀛環志略》之長在“開眼看世界”，當時中國最高水平的世界歷史地理書是《瀛環志略》。《海國圖志》之長在主張“師夷長技”，亦即向西方學習，而向西方學習是鴉片戰爭以來歷史發展的潮流，因此其歷史地位要在《瀛環志略》之上。

——鄭大華：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員、博導

衝破天朝帝國羅網，立足全球，放眼世界，是全書框架結構的開拓創新；關注發展變革，揭露英國驟富，讚譽美國民主，代表了記述內容的開拓創新；方誌體與史書體混合運用，得心應手，融為一體，是編修體例的開拓創新。

——張海瀛：山西省社會科學院研究員

徐繼畬《瀛環志略》運用近代地理學理論和科學方法，記述五大洲、四大洋的地理形勢和世界各國風土人情、歷史沿革、山川城郭，地圖繪製精細，方位準確。在寫作風格和體例上也有突出特點：中國傳統的輿地學觀念，史地兼備的著述風格，初步形成近代城市功能的觀念。《瀛環志略》反映了徐繼畬強烈的憂患意識和師夷制夷的開放思想，曾經作為教科書進入京師同文館學堂。

——宋大川：北京市文物研究所所長、研究員

科學的態度、求實的精神、正視現實的勇氣，是徐繼畬所追求的，也是貫穿《瀛環志略》的靈魂。《瀛環志略》衝破了思想與社會習俗的約束，勇於承認他國的優點，勇於承認自己的不足，展現了一幅幅世界各國真實的社會畫卷，也表現了作者的價值觀和開放心態。

——郭春梅：太原師範學院社科系教授

徐繼畬的《瀛環志略》是中西文化對峙下中國對西方重新審視的傑作。《瀛環志略》確立了中國是世界一國的概念，揭示了工商可以富國的道理，表達了對西方資本主義民主政治制度的關注和欣賞。

——殷俊玲：太原師範學院社科系教授

徐繼畬最早拋棄陳腐的華夷觀念，接受了近代地理學的宇宙觀，認同多元的世界及文明。《瀛環志略》承認了在儒學之外存在的各種宗教，也是世界文化的部分，但是從作者流露的感情分析，他仍然認為儒學是最合理、完美的學説。

——秦豔：山西省社會科學院歷史所研究人員

1865年，徐繼畬入職清朝總理衙門，《瀛環志略》由總理衙門刊印，提高了中國人對西方的認知程度。以總理衙門大臣的身份兼職同文館總管，為徐繼畬的系列革新提供了有力支撐。然而，徐繼畬作為一個對西方有着深刻認知的中國士人，他對同文館進行的變革努力攜帶着許多西方文明的影子，因此受到以倭仁為代表的頑固派的攻擊最終導致失敗。

——冀滿紅：暨南大學文學院歷史系主任、教授、博導

政治力學和政治行為心理學為研究政治、政治家和政治行為提供了科學的基本思路。徐繼畬生平事蹟給予我們重要啓示：國家興亡，世界和諧，匹夫有責。必須勇敢客觀面對世界和麪對自己。寄望明君和清官，不如確立嚴謹高效的民主與法治。

——方強：陝西省司法廳原副廳長、西北政法學院教授

松龕先生160年前刊行《瀛環志略》，介紹世界形勢及政治、經濟、國際關係，期望清朝廷正確認識中國的環境，挽救危局。其見廣明思，履霜知冰，對中國的維新、革命，抵抗列強瓜分，多次度過被滅亡的難關，而最終由弱變強，的確影響至深。他是一位先知先覺者。

——原馥庭：台北《山西文獻》發行人

徐繼畬任福建巡撫多年，期間留下80餘件有關台灣事務的奏摺，集中在台灣糧價、刑案、造船經費、駐台官兵俸餉、官員升遷、防備英人對台野心等幾個方面。

——席涵靜：台北 《山西文獻》社長、總編

日本文久辛酉版《瀛環志略》透露出的信息是，日本幕末志士仁人勇敢突破了江户幕府實行200多年的鎖國令和禁止基督教書籍輸入政策，他們突破了朱熹宣揚的華夷觀念，而中國的華夷思想投胎轉生到狹隘民族主義之中。

——任復興：徐繼畬研究會會長、忻州日報記者

徐繼畬不只是一位山西鄉紳，而是思想上帶動洋務變法和明治維新的前瞻先知。美國國會圖書館現藏徐繼畬的《瀛環志略》多種版本，都在説明徐繼畬是一位從山西到華盛頓的中美外交使者。他對美國第一任華盛頓開創的民主制度的讚揚，永久鐫存在華盛頓紀念碑上。

——居蜜：美國國會圖書館亞洲學術研究部主任、博士

徐繼畬的教育觀體現在學校教育中，教育的內容可以説是家庭教育的照搬和延伸。徐繼畬一生奉行“經世致用”，他的《瀛環志略》中處處體現着重視科技和教育的理念，表現中體西用、洋為中用的教育觀。

——高春平：山西省社會科學院歷史所副所長、研究員

時勢的變化使遲暮之年的徐繼畬重新回到政治舞台上，成為總理衙門大臣和首任總管同文館事務大臣。在同文館增設天文算學館、招考科甲正途人員一事的論爭中，與總理衙門的同事們一道取得了形式上的勝利，卻遭受到實質上的挫折。同文館的擴大計劃沒能如當初的設想來實現，但是徐繼畬的努力畢竟為同文館創造了通向更廣闊發展空間的可能性。

——林齊模：北京大學校史館助理研究員

徐繼畬削職為民後，任平遙超山書院山長八年之久。他以嚴謹的治學態度，督課學子，潛心學術，培養後進，大大提升了超山書院的影響。同時，其開放思想也潛移默化影響着當地學子，對平遙的教育產生了有力的推動作用。

——宋麗莉：山西省社會科學院人文中心副主任、助理研究員

徐繼畬生活的年代，正是晉商在國內外商界活躍的時期，徐氏作為山西籍人氏，他知曉儒學，悉通外務，同時對晉商的興衰之事、經營之道，也非常關注。他曾為晉商族人多次撰寫“壽序”，對為蒙古地方與內地商貿的開放是晉商興起原因也有探索。

——張舒：山西省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人員

徐繼畬的一生，都同家鄉有着密切聯繫。為官時清正廉潔，關注山西地方政務，為整肅吏治作了諸多努力。退職還鄉後督辦團練，維持地方治安；書院講學時全身心致力地方教育，同時關注地方商業的發展。徐繼畬對家鄉做出了不朽的貢獻。

——趙俊明：山西省社會院歷史所助理研究員

閻宗臨先生曾以中西交通史為學術專長，本人也是一個走向世界的山西人，他曾經註釋法顯的《佛國記》、劉祁的《北使記》、劉鬱的《西使記》和樊守義的《身見錄》，曾準備研究徐繼畬，但沒能完成。正是因為如此，我們得出“山西雖然是內陸省份，但並不閉塞”的結論。山西與世界的聯繫，是山西地方史研究的重要領域。

——閻守誠：首都師範大學歷史系教授、博導

徐繼畬近代化思想是學界關注的中心問題，對於徐繼畬的愛國思想、徐繼畬與外部世界的交往關注度也很高。《瀛環志略》是近代中國人探求外部世界過程中的一部重要著作。進一步深化徐繼?研究，依然是中國近代史乃至中國改革開放史研究的新課題。

——嶽謙厚：山西大學歷史文化學院副院長、教授、博導

山西和廣東兩省都有深厚的歷史文化底藴，兩省對本土的歷史文化都很重視。廣東的近代歷史文化名人，如屈大均、容閎、康有為和梁啓超，與徐繼畬或相似，或相同。倡議應以山西為主，成立一個以北京、山西、廣東、廣西、福建聯合起來的全國性的徐繼畬研究會，各省設立分會，促進徐繼畬研究的深入進行和不斷提高。

——丘克軍：南方報業傳媒集團副總編輯、編審

《瀛環志略》是徐繼畬經幫治國的傳世力作，是向國人介紹近代世界大勢的優秀著作，也是中外文化交流、文化融合的一座豐碑。用開放的胸懷來着眼大勢，全方位的開放可以為改革提供動力、壓力和活力。我們應該用現代的眼光和時代的高度重新審視、認真研究徐繼畬及其著作，應該迅速把徐繼畬這個重要歷史人物搬上銀幕，搬上舞台，讓世界重新認識山西。

——郭裕懷：原山西省政協主席

曾著有《退密齋時文》《退密齋時文補編》，編有《舉隅集》和《超山書院課程》等。徐繼畬的大部分著述都收入《松龕先生全集》中。

徐繼畬十分熱愛中國古代文化遺產，公務之暇，便潛身研究古代文化。特別是落職歸鄉，在超山書院教書的歲月裏，他把更多的精力投入到了古代文化遺產的整理。研究之中，評點與撰寫了大量的著作。1989年，山西省三晉文化研究會在五台縣徐氏後代家中發現了他的《後漢書批註》手稿，完整無缺，十分寶貴。書中朱墨批註，除文字註釋外，多為評論及闡述己見之批語。在研究《漢書》與《後漢書》的基礎上，徐繼畬於平遙超山書院講學時開始撰寫《兩漢郡國今地考略》，至咸豐八年（1858）已撰成《兩漢幽並涼三州今地考略》，又撰《沿邊十郡考略》，又撰《沿邊十郡考略總論》。徐繼畬還深入研究了方誌學，對地方誌的撰寫編排體例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並按自己的理論重新編撰《五台新志》。

徐繼畬還是一位感時傷懷的詩人，並有詩篇258首。

父親徐潤第，進士出身，任過內閣中書，湖北施南府同知等職。

徐繼畬後人捐297件傳家寶換城市户口 26年後仍是農民。1989年，徐繼畬第六代孫女徐惠雲作了決定，要將這筆龐大的遺產捐贈給太原的三晉文化研究會。它們的回報是，三晉文化研究會幫助解決徐繼畬七世孫徐進偉等人的城市户口。26年過去了，當年解決户口的願望成為泡影，徐家捐贈出的絕大部分文物移交給了山西省博物館（如今改名為山西博物院）。還有近30件文物卻在此前下落不明，至今無從尋覓。 ^[3] 

^[2]  徐繼畬，字松龕，山西五台人。道光六年進士，選庶吉士，授編修，遷御史。迭疏劾忻州知州史夢蛟、保德知州林樹雲營求升遷，登州知府英文諱災催徵，榮河知縣武履中藉事科斂。又疏請除大臣迴護調停積習。

又疏陳政體宜崇簡要，略謂：“皇上廣開言路，諸臣條奏苟有可取，無不通行訓諭，惟是積習疲玩已久，煌煌聖諭，漠不經意，輕褻甚矣。臣以為諸臣條奏，或非大體所關，或非時務所急，原不必悉見明文。若事關切要，聖慮折中，期於必行者，即降諭旨，宜重考成。度其事之難易，限年興革。如仍前玩視，於本案外重治以違旨之罪。此教令之宜簡也。六部則例日增，律不足，求之例；例不足，求之案：陳陳相因，棼亂如絲。論者謂六部之權，全歸書吏。非書吏之有權，條例之煩多使然也。臣以為當就現行事例，精審詳定，取切於事理者，事省十之五，文省十之七，名曰《簡明事例》，使當事各官得以知其梗概，庶不至聽命於書吏。此則例之宜簡也。考功、職方，議功議過，使百僚知勸懲也。現行之條，苦於太繁太密，不得大體。嘗見各直省州縣有蒞任不及一年，而罰俸至數年十數年者，左牽右掣，動輒得咎。且議處愈增愈密，規避亦愈出愈奇，彼此相遁，上下相詭，非所以清治道也。臣以為各官處分，凡關於國計民生，官箴品行，不妨從重從嚴；其事涉細微，無關治體，與夫苛責太深，情勢所難者，當準情酌理，大加刪削。此處分之宜簡也。”疏入，上嘉納。旋召入對，論時事至為流涕。

十六年，出為廣西潯州知府，擢福建延邵道，調署汀漳龍道。海疆事起，敵艦聚廈門，與漳州隔一水，居民日數驚。繼畬處以鎮定，民賴以安。二十二年，遷兩廣鹽運使，旬日擢廣東按察使。二十三年，遷福建布政使。二十六年，授廣西巡撫，未赴官，調福建。閩浙總督劉韻珂以病乞假，繼畬暫兼署總督。福州初通商，英吉利人僦居會城烏石山神光寺，士民大譁，言路以入告，上命韻珂、繼畬令其遷徙，久之乃移居道山觀。士民以繼畬初不力拒，終不慊，言者屢論劾。繼畬初入覲，宣宗詢各國風土形勢，奏對甚悉，退遂編次為書曰《瀛寰志略》，未進呈而宣宗崩，言者抨擊及之。

咸豐元年，文宗召繼畬還京，召對，稱其樸實，尋授太僕寺少卿。詔求言，繼畬上疏，略謂：“國家崇尚儉樸，大內宮殿，一仍明舊。惟圓明園為三時聽政之地，避暑山莊為秋獮駐蹕之地，兩處規模，至乾隆間而備。宣宗皇帝暫停秋獮，熱河工程一切報罷，惟自正月至十月恆駐圓明園。然三十年中，未嘗增一堵一椽，遊觀不及諸坐落，或報應修，輒令撤去，以故內帑發出外庫前後凡千數百萬。數年以來，園亭久曠，或謂先朝堂構，不應坐聽雕殘。方今軍務未完，河工未畢，亦料無暇及此。將來兩事告蕆，內庫稍充，保無以營繕之説嘗試者，伏望皇上堅持，苟非萬不得已之工程，一切停罷。至於裝修陳設，珍奇玩好，可省則省，無取鋪張，此土木之漸宜防也。孔子刪《詩》，以《關雎》為首，義取摯而有別。匡衡之説有曰：‘情慾之感，無介於容儀；宴安之私，不形於動靜。’其言有別，可謂深切著明。第以事涉宮闈，絕於聽睹，非臣子之所敢言。雖有折檻之忠，牽裾之直，止能言得失於殿廷，豈能爭是非於宮壼？故聖帝明王，即以是為修省最切之地。皇上至剛無慾，邇者釋服禮成，將備《周官》九御之制，衍《大雅》百男之祥。竊以為聖德日新，肇基於此，此宴安之漸宜防也。自古壅蔽之患，由於言路不通，然亦有言路既通，而壅蔽轉生於不覺者。皇上御極之初，即以開言路為務。自倭仁一疏，手詔褒嘉，言事者紛紛而起。邇因天旱求言，又復諄諄獎誘，舉空言塞責、受人指揮、激直沽名三弊為戒。臣庶大半中材，臣以為空言塞責，事出庸愚，一覽擲之，無關輕重。激直沽名，由於器小，皇上予以優容，適足以見聖度。至受人指揮，事涉營私，果其確有可憑，必當明正其罪。總之羣言淆亂，衷諸聖人，亦在皇上權衡酌量而已。臣竊計在京言事者，約分三等：以章奏陳者，曰九卿、科道；以章奏陳兼得面陳者，曰部院大臣；不以章奏陳而時得面陳者，曰內廷王公。此三者各有所優，亦各有所蔽。九卿、科道，爵秩未崇，少迴翔之意，聞見較廣，多采訪之途，以風節相磨，以彈劾為職，此其所優也；其所蔽則前之三弊是也。部院大臣，久在朝列，受恩效忠，明習時事，此其所優也；然階級既崇，天顏日接，顧忌矜慎，胸臆所存，莫能傾吐其十一，此則其所蔽也。內廷王公，國家肺腑，外無私交黨援之患，內無希幸爵賞之心，此其所優也；然法制綦嚴，例不與外人交接，廷評輿論，所不盡聞，此則其所蔽也。皇上明目達聰，幽隱畢照，而臣乃鰓鰓過慮者，誠恐言事者限於才識，未能仰副淵衷，致皇上察納虛懷，不免悵然而思返，此壅蔽之漸宜防也。昔唐臣魏徵有十漸之疏，太宗嘉納，千古以為美談。夫漸者，已然之詞也。正之於已然，何如防之於未然。臣謹師其意，衍為三防之説，極知迂陋，無補高深，伏冀幾餘採納。”上優詔報之。

咸豐二年，吏部追論繼畬在巡撫任逮送罪人遲誤，請議處，乃罷歸。尋丁母憂。粵匪北犯，攻懷慶，山西巡撫哈芬檄太原總兵烏勒欣泰率兵防澤州，遷延未即赴。賊渡河陷垣曲，哈芬出駐陽城，布政使郭夢齡疏乞援，繼畬亦具疏借布政使印馳奏，上為罷哈芬巡撫，以王慶雲代之。繼畬條舉防守諸事以告，尋奏請令繼畬督辦防堵。事定，居數年，回、捻交亂，又命督率官紳總辦各府州團防。繼畬駐潞安年餘，親歷遼州、上黨、陽城諸要隘，措置詳備，署巡撫沈桂芬甚重之。同治二年，召詣京師，命在總理各國事務衙門行走。尋授太僕寺卿，加二品頂戴。五年，以老疾乞歸。

繼畬父潤第，治陸王之學。繼畬承其教，務博覽，通時事。在閩、粵久，熟外情，務持重，以恩信約束。在官廉謹。罷歸，主平遙書院以自給。尋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