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漢書·西域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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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漢書·西域傳》是東漢班固創作的作品,出自《漢書》。在今本《漢書》中佔據第九十六捲上和第九十六卷下共兩卷的內容。《漢書·西域傳》是系統介紹和研究兩漢西域政治、地理狀況的重要歷史文獻。它記述了兩漢時期西域諸國的歷史地理、交通貿易、政治交往、民族遷徙、對外關係等內容,記述內容以西漢時期為主,其中大量內容源自另一篇西域史地文獻《史記·大宛列傳》,同時補充了發生在漢武帝以後的相關歷史事件,部分內容反映了東漢時期西域政治、民族狀況的變化。因此,《漢書·西域傳》兼有民族誌資料和區域地理志資料的性質,是研究兩漢西域歷史地理必不可少的文獻資料。 [1] 
作品名稱
漢書·西域傳
作    者
班固
創作年代
東漢
作品出處
漢書

漢書·西域傳作品原文

漢書·西域傳卷九十六上

西域以孝武時始通,本三十六國,其後稍分至五十餘,皆在匈奴之西,烏孫之南。南北有大山,中央有河,東西六千餘里,南北千餘里。東則接漢,阸以玉門、陽關,西則限以葱嶺。其南山,東出金城,與漢南山屬焉。其河有兩原:一出葱嶺出,一出於闐。于闐在南山下,其河北流,與葱嶺河合,東注蒲昌海。蒲昌海,一名鹽澤者也,去玉門、陽關三百餘里,廣袤三四百里。其水亭居,冬夏不增減,皆以為潛行地下,南出於積石,為中國河雲。
自玉門、陽關出西域有兩道:從鄯善傍南山北,波河西行至莎車,為南道,南道西逾葱嶺則出大月氏、安息。自車師前王廷隨北山,波河西行至疏勒,為北道,北道西逾葱嶺則出大宛、康居、奄蔡焉。
西域諸國大率土著,有城郭田畜,與匈奴、烏孫異俗,故皆役屬匈奴。匈奴西邊日逐王置僮僕都尉,使領西域,常居焉耆、危須、尉黎間,賦税諸國,取富給焉。
自周衰,戎狄錯居涇渭之北。及秦始皇攘卻戎狄,築長城,界中國,然西不過臨洮。
漢興至於孝武,事徵四夷,廣威德,而張騫始開西域之跡。其後驃騎將軍擊破匈奴右地,降渾邪、休屠王,遂空其地,始築令居以西,初置酒泉郡,後稍發徙民充實之,分置武威、張掖、敦煌,列四郡,據兩關焉。自貳師將軍伐大宛之後,西域震懼,多遣使來貢獻。漢使西域者益得職。於是自敦煌西至鹽澤,往往起亭,而輪台、渠犁皆有田卒數百人,置使者校尉領護,以給使外國者。
至宣帝時,遣衞司馬使護鄯善以西數國。及破姑師,未盡殄,分以為車師前後王及山北六國。時漢獨護南道,未能盡並北道也。然匈奴不自安矣。其後日逐王畔單于,將眾來降,護鄯善以西使者鄭吉迎之。既至漢,封日逐王為歸德侯,吉為安遠侯。是歲,神爵二年也。乃因使吉並護北道,故號曰都護。都護之起,自吉置矣。僮僕都尉由此罷,匈奴益弱,不得近西域。於是徙屯田,田於北胥鞬,披莎車之地,屯田校尉始屬都護。都護督察烏孫、康居諸外國,動靜有變以聞。可安輯,安輯之;可擊,擊之。都護治烏壘城,去陽關二千七百三十八里,與渠犁田官相近,土地肥饒,於西域為中,故都護治焉。
至元帝時,復置戊己校尉,屯田車師前王庭。是時,匈奴東蒲類王茲力支將人眾千七百餘人降都護,都護分車師后王之西為烏貪訾離地以處之。
自宣、元后,單于稱藩臣,西域服從。其土地山川、王侯户數、道里遠近,翔實矣。
(下略) [2] 

漢書·西域傳卷九十六下

(言烏孫故事,略)
自武帝初通西域、置校尉,屯田渠犁。是時,軍旅連出,師行三十二年,海內虛耗。徵和中,貳師將軍李廣利以軍降匈奴。上既悔遠征伐,而搜粟都尉桑弘羊與丞相御史奏言:“故輪台東捷枝、渠犁皆故國,地廣,饒水草,有溉田五千頃以上,處温和,田美,可益通溝渠,種五穀,與中國同時孰。其旁國少錐刀,貴黃金採繒,可以易穀食,宜給足不乏。臣愚以為可遣屯田卒詣故輪台以東,置校尉三人分護,各舉圖地形,通利溝渠,務使以時益種五穀,張掖、酒泉遣騎假司馬為斥候,屬校尉,事有便宜,因騎置以聞。田一歲,有積穀,募民壯健有累重敢徙者詣田所,就畜積為本業,益墾溉田,稍築列亭,連城而西,以威西國,輔烏孫,為便。臣謹遣徵事臣昌分部行邊,嚴敕太守、都尉明烽火,選士馬,謹斥候,蓄茭草。願陛下遣使使西國,以安其意。臣昧死請。”
上乃下詔,深陳既往之悔,曰:
前有司奏,欲益民賦三十助邊用,是重困老弱孤獨也。而今又請遣卒田輪台。輪台西於車師千餘里,前開陵侯擊車師時,危須、尉犁、樓蘭六國子弟在京師者皆先歸,發畜食迎漢軍,又自發兵,凡數萬人,王各自將,共圍車師,降其王。諸國兵便罷,力不能復至道上食漢軍。漢軍破城,食至多,然士自載不足以竟師,強者盡食畜產,羸者道死數千人。朕發酒泉驢、橐駝負食,出玉門迎軍。吏卒起張掖,不甚遠,然尚廝留其眾。曩者,朕之不明,以軍候弘上書言“匈奴縛馬前後足,置城下,馳言‘秦人,我匄若馬’”,又漢使者久留不還,故興遣貳師將軍,欲以為使者威重也。古者卿大夫與謀,參以蓍龜,不吉不行。乃者以縛馬書遍視丞相、御史、二千石、諸大夫、郎為文學者,乃至郡屬國都尉成忠、趙破奴等,皆以“虜自縛其馬,不祥甚哉!”或以為“欲以見強,夫不足者視人有餘。”《易》之卦得《大過》,爻在九五,匈奴困敗。公軍方士、太史治星望氣,及太卜龜蓍,皆以為吉,匈奴必破,時不可再得也。又曰:“北伐行將,於鬴山必克。”卦諸將,貳師最吉。故朕親發貳師下鬴山,詔之必毋深入。今計謀卦兆皆反繆。重合侯得虜候者,言:“聞漢軍當來,匈奴使巫埋羊牛所出諸道及水上以詛軍。單于遺天子馬裘,常使巫祝之。縛馬者,詛軍事也。”又卜“漢軍一將不吉”。匈奴常言:“漢極大,然不能飢渴,失一狼,走千羊。”
乃者貳師敗,軍士死略離散,悲痛常在朕心。今請遠田輪台,欲起亭隧,是擾勞天下,非所以優民也。今朕不忍聞。大鴻臚等又議,欲募囚徒送匈奴使者,明封侯之賞以報忿,五伯所弗能為也。且匈奴得漢降者,常提掖搜索,問以所聞。今邊塞未正,闌出不禁,障候長吏使卒獵獸,以皮肉為利,卒苦而烽火乏,失亦上集不得,後降者來,若捕生口虜,乃知之。當今務在禁苛暴,止擅賦,力本農,修馬復令,以補缺,毋乏武備而已。郡國二千石各上進畜馬方略補邊狀,與計對。
由是不復出軍。而封丞相車千秋為富民侯,以明休息,思富養民也。
(中略)
贊曰:孝武之世,圖制匈奴,患者兼從西國,結黨南羌,乃表河西,列四郡,開玉門,通四域,以斷匈奴右臂,隔絕南羌、月氏。單于失援,由是遠遁,而幕南無王庭。
遭值文、景玄默,養民五世,天下殷富,財力有餘,士馬強盛。故能睹犀布、玳瑁則建珠崖七郡,感枸醬、竹杖則開牂柯、越巂,聞天馬、蒲陶則通大宛、安息。自是之後,明珠、文甲、通犀、翠羽之珍盈於後宮,薄梢、龍文、魚目、汗血之馬充於黃門,巨象、師子、猛犬、大雀之羣食於外囿。殊方異物,四面而至。於是廣開上林,穿昆明池,營千門萬户之宮,立神明通天之台,興造甲乙之帳,落以隨珠和璧,天子負黼依,襲翠被,馮玉幾,而處其中。設酒池肉林以饗四夷之客,作《巴俞》都盧、海中《碭極》、漫衍魚龍、角抵之戲以觀視之。及賂遺贈送,萬里相奉,師旅之費,不可勝計。至於用度不足,乃榷酒酤,管鹽鐵,鑄白金,造皮幣,算至車船,租及六畜。民力屈,財力竭,因之以凶年,寇盜並起,道路不通,直指之使始出,衣繡杖斧,斷斬於郡國,然後勝之。是以末年遂棄輪台之地,而下哀痛之詔,豈非仁聖之所悔哉!且通西域,近有龍堆,遠則葱嶺,身熱、頭痛、縣度之厄。淮南、杜欽、揚雄之論,皆以為此天地所以界別區域,絕外內也。《書》曰“西戎即序”,禹即就而序之,非上威服致其貢物也。
西域諸國,各有君長,兵眾分弱,無所統一,雖屬匈奴,不相親附。匈奴能得其馬畜旃罽,而不能統率與之進退。與漢隔絕,道里又遠,得之不為益,棄之不為損。盛德在我,無取於彼。故自建武以來,西域思漢威德,鹹樂內屬。唯其小邑鄯善、車師,界迫匈奴,尚為所拘。而其大國莎車、于闐之屬,數遣使置質於漢,願請屬都護。聖上遠覽古今,因時之宜,羈縻不絕,辭而未許。雖大禹之序西戎,周公之讓白雉,太宗之卻走馬,義兼之矣,亦何以尚茲! [2] 

漢書·西域傳編纂體例

一、西域諸國名
開創了後世以國別撰寫西域傳的體例。
二、王治及其距長安的道里數
這種書寫模式形成了以中原為中心記載西域諸國的體例,也表明了自漢代起,西域已被納入中原王朝的版圖範圍。
此外,部分西域諸國也會標註距離陽關的道里數,例如“鄯善國,本名樓蘭,王治扜泥城,去陽關千六百里。”“一曰休密翕侯,治和墨城,去陽關七千八百二里。”
三、户口勝兵
《漢書·西域傳》有時也會根據户口勝兵數量將西域諸國分為大國、小國,例如“罽賓國户口勝兵多,大國也。”“烏弋山離國户口勝兵,大國也。”
四、職官
《漢書·西域傳》中職官大體按照譯長、城長、君、監、吏、大祿、百工、千長、都尉、且渠、當户、將、相、侯、王的從低至高的順序記錄,這些職官受漢賜印綬,屬西域都護管轄。
五、與西域都護治所及與周圍諸國的距離
此外還會記載西域諸國周邊的道路交通,例如“姑墨國東通龜茲六百七十里。”“温宿國東通姑墨二百七十里。”
六、西域諸國的風俗物產
《漢書·西域傳》根據西域諸國的生活方式,將其分為以遊牧為主的“行國”和以定居農耕為主的“土著”。
七、西域諸國與漢、匈奴之間的關係
例如“自且末以往皆種五穀,土地草木,畜產作兵,略與漢同,有異乃記雲。”由此我們可以推斷,鄯善、且末等國與中原關係緊密。蒲犁依耐無雷等國“俗與子合同”,這就形成了一個以“子合”為中心的關係網。大宛、康居等國與大月氏同俗,也可以反映出當時不屬西域都護的西域諸國之間的相互關係。 [3] 

漢書·西域傳行文邏輯

《漢書·西域傳》中有關西域諸國的自然環境,風土民俗等情況都被詳細記載,而關於西域諸國族源以及自身歷史則少有記錄。西漢通過強調西域諸國定居農耕的生活方式,加強了西域與中原王朝的聯繫,使西域納入漢朝的版圖變為順理成章。
《漢書·西域傳》大體是按照絲綢之路的行經方向記載的,因此可將西域諸國初步分為絲綢之路南北兩道。
絲綢之路南道有婼羌、鄯善、且末、小宛、精絕戎盧、扜彌、渠勒于闐皮山烏秅莎車等十二個國,根據《漢書·西域傳》對這些西域國共同屬性及親密關係的記載,又可細分為“絲路南道東段八國”“闢南不當道”西域三國。
葱嶺地區西夜(子合)、蒲犁依耐無雷休循捐毒桃槐罽賓難兜烏弋山離安息大月氏、大夏、康居奄蔡大宛等國,可分為“羌氐行國”“塞種三國”“罽賓四國”“安息二國”“大月氏五國”五類。
絲綢之路北道烏孫疏勒尉頭姑墨温宿烏壘、渠梨、尉犁危須焉耆龜茲烏貪訾離卑陸前後國、鬱立師國單桓蒲類前後國、東西且彌劫國狐胡國山國車師前後國、車師都尉國車師後城長國等,按照共同屬性及親密關係又可將其分為“烏孫”“絲路北道東段十國”“山谷十二國”和“車師四國”四類。 [3] 

漢書·西域傳相關事件

漢書·西域傳西域質子事件

《漢書·西域傳》記載元封二年(前109)樓蘭最先送王子到長安當人質,漢軍進攻車師時(前99),“危須、尉犁、樓蘭六國王子弟在京師者皆先歸,發畜食迎漢使”。危須(今和碩縣)、尉犁(今庫爾勒東北)、樓蘭(今若羌)皆為綠洲城國。此外,大宛王子、烏孫王子、康居王子、莎車王子等都在長安充當質子,他們帶來的西域文化對漢地風俗也有着深刻影響。
甘肅敦煌懸泉置遺址出土的漢代簡牘中,就有對不屬於西域都護管轄的中亞國家如康居的記載,漢成帝陽朔四年(前21)簡:
陽朔四年四月庚寅朔戊戌  送康居王質子乘(傳)……如律令
這條簡印證了《漢書·西域傳》中“至成帝時,康居遣子侍漢,貢獻”的記載。地處中亞撒馬爾罕的康居國,始終同漢朝保持着聯繫,但雙方屢有衝突,漢朝認為康居態度桀驁驕慢,《漢書·陳湯傳》記載漢元帝建昭三年(前36),西域都護甘延壽、陳湯遠征中亞都賴水(今哈薩克斯坦江布爾城附近的塔拉斯河),擒殺北匈奴郅支單于,“斬郅支首及名王以下,宜懸頭蒿街蠻夷邸,以示萬里。”長安蒿街蠻夷邸是專門接待域外賓客的館舍,因此僑居蒿街的西域人較多,將郅支首級懸於蠻夷邸就是向他們警示宣威。
《漢書·西域傳》記載西域都護郭舜上書反對送質一事,指責康居不尊重漢朝權威:
“其欲賈市為好,辭之詐也。匈奴百蠻大國,今事漢甚備,聞康居不拜,且使單于有自下之意,宜歸其侍子,絕勿復使,以章漢家不通無禮之國。敦煌、酒泉小郡及南道八國,給使者往來人馬驢橐駝食,皆苦之。”
但是中央朝廷還是接納了康居質子,將康居作為“新通”國家給予優待,以維持西域的穩定局面。 [4] 

漢書·西域傳意義

送質子入長安是漢朝與西域確定貢納體系的一個特徵,從這個角度看,這種關係一直延續到東漢末年,公元172年漢靈帝到京郊祭祀祖陵時,隨從人員還有來自西域三十六國的質子(袁宏《後漢紀》卷二三)。可見,在漢帝國對遠疆的羈縻戰略部署中,西域諸國已成為其不可分割的控制部分。
同時,這個記載也反映了漢代對外政治格局的變化,由漢初反擊匈奴“北胡”到武帝時轉而羈縻西域“西胡”,比起匈奴統治下的暴斂苛求與財物勒索,西域諸國更願歸屬漢朝。大量西域胡人進入中原漢土和長安,通過使節、質子、禮贈、貢獻、冊封等方式,漸入長安政治圈子。西域都護府的設立更確立了漢廷與西域諸國的羈縻隸屬關係,這也是兩漢時期胡風勁吹的前提。 [4] 

漢書·西域傳西域社會生活

《漢書·西域傳》對西漢西域諸國的基本情況皆有記錄,記述內容一般包括王治、去長安的距離、户口勝兵、王侯職官、去西域都護的距離、與周邊諸國的距離、風俗物產等,是我們瞭解西漢西域諸國的主要資料。
以下將從幾個方面介紹《漢書·西域傳》記載中的西域諸國的風土人情。 [3] 

漢書·西域傳衣冠服飾

《漢書·西域傳》中包含對西域多國服飾的介紹。
1.休循國……民俗衣服類烏孫,因畜隨水草,本故塞種也。”
捐毒國……衣服類烏孫,隨水草,依葱嶺,本塞種也。”
這似乎説明烏孫之衣服有類塞種。依據來自同傳:“昔匈奴破大月氏,大月氏西君大夏,而塞王南君罽賓。塞種分散,往往為數國。自疏勒以西北,休循、捐毒之屬,皆故塞種也。”又“烏孫國……本塞地也,大月氏西破走塞王,塞王南越縣度,大月氏居其地。後烏孫昆莫擊破大月氏,大月氏徙,西臣大夏,而烏孫昆莫居之,故烏孫民有塞種、大月氏種雲。”
既然在《漢書·西域傳》描述的年代,烏孫的居地是原來的塞地,烏孫之民包括原來的塞種,則烏孫的衣服受塞種影響以致類塞種是完全可能的。更何況,“烏孫”與塞種諸部之一的Asii不妨視為同名異譯,烏孫和Asii本來可能是同源異流的關係。
2.無雷國……衣服類烏孫,俗與子合同”。這説明無雷國也與塞種有關。
依據來自同傳“蒲犁及依耐、無雷國皆西夜類也。”“西夜”與“塞”其實是同名異譯。《漢書·西域傳》 所謂“西夜與胡異,其種類羌氐行國”,應該是種類融合的結果。
3.尉頭國……衣服類烏孫”。這可以視為尉頭國與塞種有關的一條證據。因為“尉頭”與塞種諸部之一Asii是同名異譯。 [5] 

漢書·西域傳飲食

西域諸國可大別為土著和行國,其飲食習慣似也可隨之分為兩大類。前者以穀類為主,後者以畜產為主。《史記·大宛列傳》以下記“土著”諸國時多稱“田稻”、“田稻麥”或“種五穀”。《漢書·西域傳》載細君公主歌稱烏孫“以 肉為食兮酪為漿”,則是行國典型的飲食。
土著之國不僅需要穀食,也需要食肉飲乳,故諸國也多有“畜產”同樣,畜牧為主要生計的諸國也不能沒有穀食。故《漢書·西域傳》載“隨畜牧逐水草”的鄯善國“寄田仰谷旁國”。
至於西域諸國的飲料,《史記·大宛列傳》以下記載最多的是“蒲陶酒”。“蒲陶酒”的主要原料是“蒲陶”。《漢 書·西域傳》載且末國、難兜國、罽賓等國有“蒲陶諸果”。
此外,《漢書·西域傳》載罽賓國“好治食”,“冬食生菜”,所謂“生菜”無非是新鮮蔬菜,蓋據同傳罽賓國氣候“温和”,冬季亦不乏供應 。 [5] 

漢書·西域傳城郭、宮室和住宅

《史記·大宛列傳》,大宛國“有城郭屋室,其屬邑大小七十餘城”,安息國“城邑如大宛,其屬大小數百城”, 大夏國“有城屋,與大宛同俗”。《漢書·西域傳》中所載大宛、安息、大夏諸國城邑情況與《史記·大宛列傳》略同。
據《史記·大宛列傳》,烏孫“與匈奴同俗”,自然包括居住情況。具體而言,就是《漢書·西域傳》所謂“彎廬為室兮旃為牆”。
《漢書·西域傳》所傳塔里木盆地周圍諸國王治大多稱“城”。王治是綠洲諸國的政治、經濟中心。
此外,《漢書·西域傳》還載有一些王治以“谷”為名的小國,例如:蒲類國(王治疏榆谷)和東西且彌國(王治於大谷和兑虛谷),很可能並無城郭可言。
土著則多有居室,如,《漢書·西域傳》“罽賓國……其民巧,雕文刻鏤,治宮室”,而烏弋山離國亦有與罽賓相似的“宮室”。 即使山居之烏秅國人,同傳也稱其“累石為室”。 [5] 

漢書·西域傳交通工具

1.馬、驢和橐駝
如烏孫國“多馬”;姑墨國“南至於闐馬行十五日”;鄯善國“有驢馬、多橐它(駝)”。
2.船
如“從鄯善傍南山北,波河西行至莎車,為南道”,既然“波河”,自然有船。臨海之國更需要船。如“自條支乘水西行,可百餘日,近日所人云”。雖然有濃厚的傳説色彩,當時已有可用於遠航的海船,似無可疑。
3.繩索和鐵鎖
“縣度者,石山也,溪谷不通,以繩索相引而度雲。”
4.驛傳
“自烏孫以西至安息,近匈奴。匈奴嘗困月氏,故匈奴使持單于一信到國,國傳送食, 不敢留苦。及至漢使,非出幣物不得食,不市畜不得騎,所以然者,以遠漢,而漢多財物 , 故必市乃得所欲”,即是這一時期西域有驛傳之證。 [5] 

漢書·西域傳商業往來情況

西域物產豐富、手工業製品精緻,這些都遠遠高於“北胡”匈奴,匈奴的金銀器製造技法和工藝多是從西域傳入,例如常見的“胡人搏獸”題材明顯引自大夏。在諾音烏拉匈奴貴族墓中出土有來自羅馬、波斯風格的隨葬品,其毛織壁毯上刺繡有濃密鬍鬚、藍色瞳孔的西方人像,明顯是來自西方的作品。
《漢書·西域傳》原文:
“匈奴西邊日逐王置僮僕都尉,使領西域,常居焉耆、危須、尉犁間,賦税諸國,取富給焉。”
可見匈奴的物品也有很大部分依靠西域諸國供應,而善於經商的西域胡人直接充當匈奴與諸國貿易中介的角色。
《後漢書·南匈奴列傳》記載,東漢光武帝建武二十八年(52),北匈奴遣使攜貢馬、皮裘乞求和親,“率西域諸國胡客與俱獻見”,可見,匈奴依賴西域胡商向漢廷奉獻見面禮。因此,進入漢地的一些西域胡人有可能是通過匈奴來的,漢匈之間興販流通不能忽視西域胡商的作用。
漢朝與匈奴經濟往來中,付給匈奴大量絲綢、帛絮、糧食、酒以及其他物資,匈奴交換品匱乏,只有馬羊等牲畜和皮毛之類物品。匈奴自己無貨幣,平時建倉存谷、穿井築城都是依賴境內漢人勞動者。西漢後期,匈奴內亂導致經濟窮困,時常靠寇盜劫掠救濟補充。但漢朝與西域交易的物品卻豐富多彩,月支蘇合香,于闐玉石,罽賓織物、珠璣,大秦珊瑚、琉璃,波斯石,千塗國玉晶等。罽賓以金銀為錢,安息也是以銀為錢,龜茲的冶煉鑄造產品被稱為“胡鐵”,于闐發行的漢佉二體錢在1世紀時非常流行(這是西域古幣自希臘錢那裏承襲來的傳統)。
相比之下,漢人更看重“西胡”經濟的發展,中原達官貴族普遍以享用香料、石蜜、毛罽等西域商品為榮,不惜競購奢侈品以滿足自己的窮奢極欲。一般來説,匈奴自上而下好漢物,漢人則喜好西胡奇珍。所以,匈奴“胡騎”在軍事方面影響漢朝,西域商貿則遠遠超過“北胡”匈奴的影響。 [4] 

漢書·西域傳物質交流

漢書·西域傳家畜

《漢書·西域傳》記載,漢武帝年間西域南海方物“明珠、文甲通犀翠羽之珍盈於後宮,蒲梢、龍文、魚目、汗血之馬充於黃門,巨象、獅子、猛犬、大雀之羣食於外囿。殊方異物,四面而至”。對照《史記·樂書》解釋“(漢武帝)後伐大宛,得千里馬,馬名蒲梢”,實際上,蒲梢、龍文、魚目與汗血是來自西域的四種駿馬。西域馬在中原掀起了一陣追求之風,人們津津樂道於“天馬”“龍馬”“西極馬”,漢武帝甚至親作《天馬歌》 [4] 

漢書·西域傳植物

葡萄栽種技術首先通過西域傳入中原漢地,《史記·大宛列傳》載:“漢使取其實來,於是天子始種苜蓿、蒲陶肥饒地。及天馬多,外國使來眾,則離宮別館旁盡種蒲(葡)萄、苜蓿極望”。安息、大宛、焉耆的葡萄酒也風靡漢地,特別是伊吾、且末、于闐等國土地適合種植葡萄成為漢人知道的信息。大宛、罽賓有馬駝嗜吃的苜蓿,也引入漢地種植。葭葦、胡桐、白草等原來中原不清楚的植物也進入了漢人眼中,西域各國所產瓜果被列入“五果”載入史書。 [5] 

漢書·西域傳走獸飛禽

《漢書》中記載天竺身毒國,出產大象,其人“乘象以戰”。烏弋山離國、條枝國、安息國均有獅子。大秦的玄熊(黑熊),罽賓的沐猴、封牛,條枝的犀牛、鴕鳥、孔雀,安息的鷲鳥(禿鷲)可以啖羊。 [4] 

漢書·西域傳礦產珠寶

于闐的玉石、莎車的青玉、大秦的五彩玉、姑墨的雌黃、天竺的黑鹽等都受到漢人喜歡,尤其是王公貴族更喜愛奇珍異寶,《漢書·西域傳》記載罽賓國有珠玉、珊瑚、琥珀和璧流離(青金石),《後漢書·西域傳》則記錄大秦國有夜明珠、琥珀、夜光璧、青碧(孔雀石)、朱丹(硃砂)和出琉璃,天竺有玳瑁等。當時運往漢地的西域商品以寶石、香料、玻璃器、毛織品為主。 [5] 

漢書·西域傳特產

漢文史料對西域產生的毛皮、香料、織物、金屬之類的物產也有不少記載,西漢時西域有三十六國,到西漢末分為五十五國,不管是位於崑崙山脈、葱嶺深處還是位於沙漠邊緣,它們都留下了許多歷史遺蹟。一個多世紀來,新疆樓蘭、尼雅等地不斷髮現大量漢晉時期的漢地絲綢織物、木胎漆器,著名的有“五星出東方利中國”錦、“延年益壽長葆子孫”錦等漢文化實物;而具有明顯西方風格的精紡毛織品、黃金和黃銅裝飾品以及陶器等也陸續出現,吹豎笛半人半馬怪像、希臘武士像、手捧豐饒角的女神像、持雙蛇杖的赫爾墨斯像、人獸葡萄紋罽等毛錦彩緙圖案更是引人注目,這些都是著名的西域特產標本。
儘管有些西域國家的物產還是傳説,甚至是想象中的靈物,卻極大地勾起了中原漢人的無限遐想,説明“胡風漸入”作為一個社會新因素真實地進入中國。
正如《漢書·西域傳》説的“自宣、元后,單于稱藩臣,西域服從,其土地山川侯户數道里遠近翔實矣”,這也反映了有漢一代,對外來民族從雙方對峙到交流互通,逐漸凸顯大國思維的自信,既吸收外來因素又堅持本位文化,改變狹隘,兼容幷蓄,從而形成了一個新的包容格局。 [5] 

漢書·西域傳《漢書·西域傳》中的歐洲記載

漢書·西域傳烏弋山離和犁靬

原文:
“烏弋山離國,王去長安萬二千二百里。不屬都護。户口勝兵,大國也。東北至都護治所六十日行,東與罽賓、北與撲挑、西與犁靬、條支接。”
“烏弋山離”的名字在史記中沒有記載,可能是司馬遷的記載過於簡潔,也可能是當時人們尚未聽聞這個國家,總之,這是史料記載中第一次出現這個名字,三國時期魚豢《魏略》中言道,“烏弋”又名“排持”。從《漢書》中的記載來看,烏弋山離國可能是波斯東南的卑魯支斯坦(Beluchistan),而“卑魯支”三個字快讀的話,發音的確與“排持”相近。此外,文中又説“烏弋西與犁靬、條支接”,也就是説烏弋向西可以與犁靬相通;考據此時的西方歷史,西漢末年時羅馬的疆域已至幼發拉底河畔,那麼這裏的犁靬指的很有可能就是羅馬帝國。(犁,《史記》中作黎。) [6] 

漢書·西域傳犁靬眩人

原文:
“安息國,王治番兜城,去長安萬一千六百里。不屬都護。北與康居、東與烏弋山離、西與條支接。……武帝始遣使至安息,王令將將二萬騎迎於東界。東界去王都數千裏,行比至,過數十城,人民相屬。因發使隨漢使者來觀漢地,以大鳥卵及犁靬眩人獻於漢,天子大説。”
這裏提到了漢武帝時安息進獻的犁靬眩人。這段記載在唐代杜佑的《通典》中也可以見到,“前漢武帝時,遣使至安息,安息獻犁靬幻人二,皆蹙眉峭鼻,亂髮拳鬢,長四尺五寸”(《通典·邊防九》),宋代馬端臨的《文獻通考》也引用了此條,“蹙眉峭鼻,亂髮拳鬢”可以基本説明“犁靬眩人”應為歐洲人。 [6] 

漢書·西域傳文學性

《漢書·西域傳》在借鑑《史記·大宛列傳》史料的基礎上增加了對西域各國的描述,敍述之詳盡為唐以前西域史料之最,反映了東漢時期中原地區對西域歷史、地理、户籍人口及兵力風俗等情況的認識水平。岑仲勉認為:“《史記·大宛列傳》曾記載張騫入西域之片段,但對於西域作系統之論述,還以《漢書·西域傳》為創始。此《傳》可説是後來各史《西域傳》之藍本。”
與史學和文學交融,以史學敍事語體為主的《史記·大宛列傳》不同,《漢書·西域傳》敍事語體與説明語體構成成分消長,史地學和文學出現分化。二者雖然均為敍事語體與説明語體交叉,但《漢書·西域傳》文學性明顯削弱,史學科學性增強。
主要體現在:
1.《漢書·西域傳》西域情況敍事語體與説明語體比例明顯改變。史地説明語體比例增加,文學敍事語體比例削減。《漢書·西域傳》以時間為敍事線索,以國事為核心展開對事件和國別的記敍,語篇記敍自“漢興至於孝武”年間至天鳳三年與西域有關的漢朝國事。全篇共有119個語段,其中,敍事語段48個,佔40.34%,比《史記·大宛列傳》的73.53%大幅下降;共介紹西域54國,説明語段69個,與《史記·大宛列傳》所涉8個語段相比大大增加,説明語段比例達57.99%,比《史記·大宛列傳》的23.53%大幅增加。
2.《漢書·西域傳》文本內容較《史記·大宛列傳》更加豐富,説明更加詳細。其中王城、與長安的距離、户籍等內容均為程式化表達數據更加具體準確。
3.《史記》的強烈文學性與班固《漢書》的謹嚴史法恰成鮮明對比。《漢書》不少篇章刪削《史記》紀傳而成,仔細比較一下,便可發現班固手中的文斧主要正是朝《史記》的文學性砍去。《漢書》以史家的眼光洞察歷史的發展,在敍事中準確交代與歷史發展有關的重要事件、人物的同時,更加註重用科學、準確的數據記錄了大量歷史、地理資料,由此,史學與文學出現分化。 [7] 

漢書·西域傳文獻價值

《漢書·西域傳》是我們研究西漢西域諸國的重要文獻資料,其記載了包括婼羌、鄯善(樓蘭)、且末、小宛、精絕、于闐等西域諸國的地望、人口、物產、風俗等基本信息,充分理解《漢書·西域傳》對我們研究西漢西域諸國發展與民族治理具有重要的作用。懸泉漢簡中有關西域諸國與中原王朝相互往來的記錄極為豐富,其中既有西域諸國向中原王朝朝貢、通使、和親、商貿的記錄,也有西漢使者到西域策封、行賞、屯戍的文書,這些珍貴的文書資料,對於我們認識漢代西域諸國發展史有重要價值。 [3] 

漢書·西域傳疆土意識與民族觀念

《漢書·西域傳》包含了豐富的西域自然與人文信息,其正文部分對西域諸國政治歸屬作了明確區分,並對西域的自然與人文信息表現出髙度關注,體現了兩漢王朝統治者對西域都護所管轄下的地域擁有明確的疆土意識,這是西漢王朝自漢武帝以來對西域長期持續經營的結果。然而篇末“贊論”卻以“夷夏之辨”民族觀為理論基礎,提出西域無用論和羈縻論的觀點,與正文所顯示的疆土意識自相矛盾。這是統治者在東漢王朝前期國力不夠強大的歷史背景下,對經略西域力不從心的真實心態的曲折反映和粉飾,也是傳統夷夏觀對邊疆經略消極作用的具體體現。“夷夏之辨”的民族觀一定程度上束縛和影響了兩漢王朝的西域經略進程乃至整個中國古代邊疆經略的進程。 [1] 
參考資料
  • 1.    彭豐文.《漢書·西域傳》的疆土意識與民族觀念[J].西域研究,2015,(03):61-68+142-143.DOI:10.16363/j.cnki.xyyj.2015.03.007
  • 2.    班固撰,王繼如主編.漢書今注:鳳凰出版社,2013
  • 3.    李若愚.《漢書·西域傳》匯考[D].蘭州大學,2022.DOI:10.27204/d.cnki.glzhu.2022.003363
  • 4.    葛承雍.胡漢中國與外來文明 交流卷:綿亙萬里長: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20
  • 5.    餘太山.兩漢魏晉南北朝正史“西域傳”所見西域諸國的社會生活[J].西域研究,2002,(01):56-65.DOI:10.16363/j.cnki.xyyj.2002.01.008
  • 6.    張星烺.中西交通史料彙編:中華書局,2003
  • 7.    宋曉蓉.漢唐西域史地文獻文學性及科學性嬗變考察——以《史記·大宛列傳》、《漢書·西域傳》、《大唐西域記》為例[J].西域研究,2014,(03):111-116+14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