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生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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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其昀，1901年生于浙江宁波鄞县。中学时张其昀就读于浙江省立第四中学。五四运动期间他曾代表宁波的学生会奔赴上海出席全国学生联合会并被推举为浙江省代表之一。中学毕业后张其昀考入南京高等师范学校史地部。当时的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是公认的南方第一学府，名师荟萃。张其昀就读期间，先后轿洪牛受教于哲学大师刘伯明、史学大师柳诒徵、地学大师竺可桢等人，为此后治学打下了坚实的根基。
张其昀
张其昀1923年，张其昀从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毕业后进入上海商务印书馆，从事中学教科书的编辑工作。期间，张其昀与戴运轨主编的《高中物理》教科书、与林语堂主编的《高中英语》课本以及自己独立主编的《高中地理》是全国通用的三大教材，对当时的中学教育起了很好的引领和提升作用。1923年张其昀在《史地学报》上发表了《历史地理学》一文，一举奠定了他作为一个地理学家、历史学家牢不可摧的学术地位，同时也标志着历史地理学这门学科的诞生。
193危击良6年，张其昀应浙江同乡竺可桢先生之邀，渗战多炼受聘出任浙江大学新开设的地学系(后改名为史地学系)主任，后又兼任史地教育研究室主任。张其昀在浙江大学史地系任职14年，不遗余力，多方邀请知名专家、学者来系执教，并大量购置图书设备，整治学风，从而培养了众多杰出人才，仅后来成为中国科学院院士的就达5人之多。
194炼重凳1年，张其昀当选教育部首批部聘教授并兼任中国地理学会总干事。1943年，张其昀受美国国务院之邀赴哈佛大学从事研究及讲学。19少旬喇45年，抗战胜利后，张其昀回国任浙江大学文学院院长。
早在抗战时期张其昀就经同乡陈布雷引荐，结识了同样是浙江老乡的蒋介石。蒋介石对张其昀欣赏有加。1947年，张其昀当选“国大”代表，此举可视为是蒋介石向张其昀伸出的橄榄枝。1948年11月，陈布雷自杀后，其角色实际上已经由张其昀来替补了。1949年夏，应蒋介石邀请，张其昀经广州转赴台湾，从而结束了他在大陆的生活。
张其昀赴台后历任“中国国民党总裁办公室”跨台秘书组主任、“革命实践研究院”院务委员、“中央改造委员会”委员兼秘书长、“国防研究院”主任、国民党“中央党部”宣传部长、台湾地区领导人办公室资政、国民党中央执行会常务委员等职，位高权重。尽管如此，张其昀仍不失书生本色，他本人被尊为是台湾的“文化之父”“教育之父”“博士之父”，他先后主持建立了“南海学园”，恢复了“中央图书馆”，设立了“国立历史博物馆”“科学馆”“艺术馆”“教育资料馆”；创办了“中国文化研究所”“国立艺术专科学校”“中国文化学院”(后改名为“中国文化大学”)。此外，张其昀在台湾还创办了中国新闻出版公司、中华文化出版事业委员会，发起创办了《学术季刊》等多种学术期刊以及“中国历史学会”等学术组织，为台湾地区牛雄的文化、教育以及学术事业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2]
1985年8月26日，张其昀病逝台北，享年85岁。
关于张其昀的出生年份，亦有1900年一说。 [5]
人物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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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动浙江大学史地系的建立，并主持编纂《遵义新志》
1936年应竺可桢之邀，张其昀到浙大创办史地系，在史地系任教并担任系主任14年。
浙大史地系的特点，是把国内一般大学分别设立的历史系与地理系综合成为一个系。为此，张其昀在《我与浙大史地系》一文中明确指出：“法国地理学家白吕纳曾说：‘二十世纪学术上最大的贡献是史学精神与地学精神的综合。’盖一为时间的演变原则，一为空间的分布原则，浙大史地学系创立的宗旨在此。”浙大史地系不仅包括文学院史地系与师范学院史地系，还创立了其他大学所无的史地研究所与史地教育研究室。浙大史地系在遵义时期，不仅培养了大批史学与地学学士，还培养了不少硕士，在史地教育、教学和科研上都居全国领先的地位。
遵义旧有《遵义府志》，偏重于地方史料。1940年始，浙大史地研究所各组导师及研究生对遵义地质、地形、气候、土壤、人口、聚落、土地利用、产业、交通、民族、史迹等方面作了详尽的实地考察、调查研究，以几年努力，编纂成地学著作《遵义新志》一书。这是一部用科学方法编写的地方志，全书约十七万字，并附测绘地图二十二幅，这对当地工农业的开发，具有重大现实意义。《遵义新志》中关于遵义农业改良的若干结论，如土地利用、产业与资源等章，更是成为了遵义地方建设的重要依据，对遵义地区的经济开发具有长远的参考价值。鉴于其重大的学术价值和历史文献价值，遵义市地方志办公室于上世纪80年代又将《遵义新志》进行了重新印刷。 [3]
与老师竺可桢共同保钓
1966年，联合国亚洲及远东经济委员会成立了“联合探勘探勘亚洲近海地区矿物资源合作委员会”。经过长期勘测及研究，该会于1968年发布研究报告，称在琉球群岛、台湾至日本本土间的大陆礁层边缘地带，黄海及渤海，都可能蕴藏有丰富的石油资源。这一消息震动日本，日本立即采取行动，企图将钓鱼岛攫为已有。日本的行动引起中国有识之士的警觉。
1969年11月11日，竺可桢致函国务院总理周恩来：“我们目前虽忙于开发大陆的石油，无暇顾海上资源，但不能不为长远着想。”建议：“似乎此时我们应作一消息，声明钓鱼岛地区油田开采权应属于我所有，以为日后有必要时作为外交部正式抗议地步。”
1970年9月，日本发表“尖阁列岛主权及大陆礁层资源开发主权之主张”，妄称“钓鱼岛海域属于日本”。
1972年，张其昀为历史学家杨仲揆的专著《中国·琉球·钓鱼台》一书做序，引用了一则历史典故：1928年国民革命军北伐之际，日本侵略者制造济南惨案。日本政治家币原喜重郎在大阪演说，指出“新时代之外交政策，在于经济上之合作与繁荣，而非土地之占领与扩张”。但日本少壮派军人一意孤行，于1931年制造了“九一八事变”。当日本一些民众欢庆时，币原却说“日本吞下一个炸弹”。张其昀借此指出，“世变沧桑，曷胜感慨。前事不忘，后世之师”，他警告日本军国主义死灰复燃，窃占中国的固有领土钓鱼岛，等于“日本又吞下了一个炸弹”，将再次坑害日本人民。
治学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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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氏治学的特点是经世致用，古为今用。他大的治学范围虽不出史地，而具体的课题面则十分广泛，现实生活中任何一个问题，都可能引发他的思考，进而写成文章、著作。他一生中写就的著作文章，都是结合现实需要而写的。经世思想的本质是为国家所用、为政府所用、为民族所用。个人只有在为国家、政府、民族集体所用中，才能体现出个人的人生价值，这是中国的国家主义特色。
张氏治学是从治浙东学派开始的。张氏之重乡献精神，源于其父亲。其父张兆林生平最留意于宋以后宁波地方志，家中藏书也多乡献。1928年，他入中央大学任教后写的文章，便是《宋代四明之学风》。《宋代四明之学风》是一篇长文章，全文分六章，实际上是一小册子。这六章是：遗传与学风之关系、环境与学风之关系、时势与学风之关系、学业上之成就、社会上之成就、政治上之成就。他将浙东学术精神概括为五点：求一乐学，求仁一宽厚，守礼一自爱，守义一廉洁，信实一致用。这篇文章，可能是最早研究浙东学派的文章稍后，陈训慈也写浙东学派研究文章，且只写清代，可能和张氏有关。浙东学派的经世精神，深刻地影响了他的治学旨趣。他后来耀的《孙治让之政治想》称"浙东学术的主旨，在然承中原文献之传，融合经义与治道，以国事为己任，通今学古，以期施于世用”。可见，他对浙东学术精神的理解是很透彻的。
张氏也继承了浙东学术中的兼容博采精神，这在宗教观上最为明显。他说:"宗教是学术研究的最高境界和最后目的......科学愈进步，宗教愈重要。敬天爱人，乃万事之表，万福之源”(《文集》第10册《七十自述》)他主张五教并立，即世界上的释、道、回、天主、基督五大宗教可以写通声气，不必拘泥于方，他创一全神教说。"全被教者，并主别创一宗教，乃以中国家学说为中心，对世界四大宗教融会贯通。一视同仁，达成真下信仰自由之家旨”。"工大宗教之精义，兼收并蓄，容纳众流，笃信实践，贵于力行”(《文集》第10册《三种愿望》)。
强调通才教育。1943年，张其昀对美国作了考察，特别赞赏美国的通才教育。他说。"教育必须兼顾通才与专才两方面，保持平衡，不使偏枯。专才教育之目的为分工，通才教育之目的为统一，统一与分工，为自由社会所不容偏废者。顾两者之关系非为并行之双轨，而为同根之树木，通才教育为其根干，专才教育乃其枝叶。其根干愈强固者，则其枝叶亦愈繁茂。学河之道亦然，通与专，就业与做人，两者必须兼备于一身，通才教育可分为三部分，即人文学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是皆人类之精神遗产。语其功用，一为了解自己，一为了解他人，一为了解宇宙。合知己知人与知天，而成为心之训练，其目的在于养成学生思考力表达力判断力及辨别各种价值之能力，有通才教育以训练人心，复有专才教育经训练耳目手足，如是方可期为健全之社会健全之公民。”(张其昀的《旅美见录》，商务印书馆，1946年10月初版，1947年3月再版，33页)这一思想，体现了现代教育以追求人的全面发展为宗旨的思想。仍值得肯定。
史地兼治，1949年以前，张氏兼治史，地，而尤以地理学为主，张乐受法国学者白吕纳影响很深，兼重史地。白氏曾说，"一十世纪学术上景大的而献是史学精神与地学精神的综合”。张氏说:"盖一为时间演变原则，一为空间的分布原则，两者相合，方足以明时空之真谛，识造化之本原”(《文集》第21册《国立浙江大学史地系成立二十五周年纪念集序》)。浙江大学史地系正是在这一思想指导下创办的。“综合是我们的目的，分工是我们的方法”。 [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