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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其昀

(中國地理學家,歷史學家)

鎖定
張其昀(1901年-1985年8月26日),中國地理學家、歷史學家,字曉峯,浙江寧波鄞縣人。1923年,張其昀畢業於南京高等師範學校,後在上海商務印書館、國立中央大學地理系、國立浙江大學史地系、哈佛大學等單位任職。1949年到台,曾任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秘書長等職。張其昀創辦中國文化大學、中華學術院等,著有《本國地理》、《政治地理學》、《中華五千年史》等。 [1] 
中文名
張其昀
別    名
字曉峯
國    籍
中國
民    族
出生日期
1900年
逝世日期
1985年8月26日
畢業院校
南京高等師範學校
出生地
浙江寧波鄞縣
代表作品
政治地理學
中華五千年史

張其昀人物生平

張其昀,1901年生於浙江寧波鄞縣。中學時張其昀就讀於浙江省立第四中學。五四運動期間他曾代表寧波的學生會奔赴上海出席全國學生聯合會並被推舉為浙江省代表之一。中學畢業後張其昀考入南京高等師範學校史地部。當時的南京高等師範學校是公認的南方第一學府,名師薈萃。張其昀就讀期間,先後受教於哲學大師劉伯明、史學大師柳詒徵、地學大師竺可楨等人,為此後治學打下了堅實的根基。
1923年,張其昀從南京高等師範學校畢業後進入上海商務印書館,從事中學教科書的編輯工作。期間,張其昀與戴運軌主編的《高中物理》教科書、與林語堂主編的《高中英語》課本以及自己獨立主編的《高中地理》是全國通用的三大教材,對當時的中學教育起了很好的引領和提升作用。1923年張其昀在《史地學報》上發表了《歷史地理學》一文,一舉奠定了他作為一個地理學家、歷史學家牢不可摧的學術地位,同時也標誌着歷史地理學這門學科的誕生。
1927年,張其昀受聘在“國立中央大學”地理學系任教,主講中國地理,前後達10年之久。1935年,張其昀當選中央研究院第一屆中央評議會聘任評議員。
1936年,張其昀應浙江同鄉竺可楨先生之邀,受聘出任浙江大學新開設的地學系(後改名為史地學系)主任,後又兼任史地教育研究室主任。張其昀在浙江大學史地系任職14年,不遺餘力,多方邀請知名專家、學者來系執教,並大量購置圖書設備,整治學風,從而培養了眾多傑出人才,僅後來成為中國科學院院士的就達5人之多。
1941年,張其昀當選教育部首批部聘教授併兼任中國地理學會總幹事。1943年,張其昀受美國國務院之邀赴哈佛大學從事研究及講學。1945年,抗戰勝利後,張其昀回國任浙江大學文學院院長。
早在抗戰時期張其昀就經同鄉陳布雷引薦,結識了同樣是浙江老鄉的蔣介石。蔣介石對張其昀欣賞有加。1947年,張其昀當選“國大”代表,此舉可視為是蔣介石向張其昀伸出的橄欖枝。1948年11月,陳布雷自殺後,其角色實際上已經由張其昀來替補了。1949年夏,應蔣介石邀請,張其昀經廣州轉赴台灣,從而結束了他在大陸的生活。
張其昀赴台後歷任“中國國民黨總裁辦公室”秘書組主任、“革命實踐研究院”院務委員、“中央改造委員會”委員兼秘書長、“國防研究院”主任、國民黨“中央黨部”宣傳部長、台灣地區領導人辦公室資政、國民黨中央執行會常務委員等職,位高權重。儘管如此,張其昀仍不失書生本色,他本人被尊為是台灣的“文化之父”“教育之父”“博士之父”,他先後主持建立了“南海學園”,恢復了“中央圖書館”,設立了“國立歷史博物館”“科學館”“藝術館”“教育資料館”;創辦了“中國文化研究所”“國立藝術專科學校”“中國文化學院”(後改名為“中國文化大學”)。此外,張其昀在台灣還創辦了中國新聞出版公司、中華文化出版事業委員會,發起創辦了《學術季刊》等多種學術期刊以及“中國歷史學會”等學術組織,為台灣地區的文化、教育以及學術事業做出了巨大的貢獻。 [2] 
1985年8月26日,張其昀病逝台北,享年85歲。
關於張其昀的出生年份,亦有1900年一説。 [5] 

張其昀人物活動

推動浙江大學史地系的建立,並主持編纂《遵義新志》
1936年應竺可楨之邀,張其昀到浙大創辦史地系,在史地系任教並擔任系主任14年。
浙大史地系的特點,是把國內一般大學分別設立的歷史系與地理系綜合成為一個系。為此,張其昀在《我與浙大史地系》一文中明確指出:“法國地理學家白呂納曾説:‘二十世紀學術上最大的貢獻是史學精神與地學精神的綜合。’蓋一為時間的演變原則,一為空間的分佈原則,浙大史地學系創立的宗旨在此。”浙大史地系不僅包括文學院史地系與師範學院史地系,還創立了其他大學所無的史地研究所與史地教育研究室。浙大史地系在遵義時期,不僅培養了大批史學與地學學士,還培養了不少碩士,在史地教育、教學和科研上都居全國領先的地位。
遵義舊有《遵義府志》,偏重於地方史料。1940年始,浙大史地研究所各組導師及研究生對遵義地質、地形、氣候、土壤、人口、聚落、土地利用、產業、交通、民族、史蹟等方面作了詳盡的實地考察、調查研究,以幾年努力,編纂成地學著作《遵義新志》一書。這是一部用科學方法編寫的地方誌,全書約十七萬字,並附測繪地圖二十二幅,這對當地工農業的開發,具有重大現實意義。《遵義新志》中關於遵義農業改良的若干結論,如土地利用、產業與資源等章,更是成為了遵義地方建設的重要依據,對遵義地區的經濟開發具有長遠的參考價值。鑑於其重大的學術價值和歷史文獻價值,遵義市地方誌辦公室於上世紀80年代又將《遵義新志》進行了重新印刷。 [3] 
與老師竺可楨共同保釣
竺可楨在常年的教育生涯中,培養了一批地理學、氣象學的青年才俊,其中就包括張其昀、沙學浚等人。
1966年,聯合國亞洲及遠東經濟委員會成立了“聯合探勘探勘亞洲近海地區礦物資源合作委員會”。經過長期勘測及研究,該會於1968年發佈研究報告,稱在琉球羣島、台灣至日本本土間的大陸礁層邊緣地帶,黃海渤海,都可能藴藏有豐富的石油資源。這一消息震動日本,日本立即採取行動,企圖將釣魚島攫為已有。日本的行動引起中國有識之士的警覺。
1969年11月11日,竺可楨致函國務院總理周恩來:“我們目前雖忙於開發大陸的石油,無暇顧海上資源,但不能不為長遠着想。”建議:“似乎此時我們應作一消息,聲明釣魚島地區油田開採權應屬於我所有,以為日後有必要時作為外交部正式抗議地步。”
1970年9月,日本發表“尖閣列島主權及大陸礁層資源開發主權之主張”,妄稱“釣魚島海域屬於日本”。
1972年,張其昀為歷史學家楊仲揆的專著《中國·琉球·釣魚台》一書做序,引用了一則歷史典故:1928年國民革命軍北伐之際,日本侵略者製造濟南慘案。日本政治家幣原喜重郎大阪演説,指出“新時代之外交政策,在於經濟上之合作與繁榮,而非土地之佔領與擴張”。但日本少壯派軍人一意孤行,於1931年製造了“九一八事變”。當日本一些民眾歡慶時,幣原卻説“日本吞下一個炸彈”。張其昀藉此指出, “世變滄桑,曷勝感慨。前事不忘,後世之師”,他警告日本軍國主義死灰復燃,竊占中國的固有領土釣魚島,等於“日本又吞下了一個炸彈”,將再次坑害日本人民。
張其昀與恩師竺可楨,在海峽兩岸不約而同地上書著文,捍衞國家領土主權。在竺可楨等人的努力下,1972年10月,新出版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地圖集》明確將釣魚島海域劃入中國版圖,並用大字標出。
1972年後,台灣地區出版的地圖也明確標出釣魚島不屬於琉球羣島,而屬於台灣省宜蘭縣。這一系列行動對於維護釣魚台列島屬於中國的一部分意義深遠。 [1] 

張其昀治學特點

張氏治學的特點是經世致用,古為今用。他大的治學範圍雖不出史地,而具體的課題面則十分廣泛,現實生活中任何一個問題,都可能引發他的思考,進而寫成文章、著作。他一生中寫就的著作文章,都是結合現實需要而寫的。經世思想的本質是為國家所用、為政府所用、為民族所用。個人只有在為國家、政府、民族集體所用中,才能體現出個人的人生價值,這是中國的國家主義特色。
張氏治學是從治浙東學派開始的。張氏之重鄉獻精神,源於其父親。其父張兆林生平最留意於宋以後寧波地方誌,家中藏書也多鄉獻。1928年,他入中央大學任教後寫的文章,便是《宋代四明之學風》。《宋代四明之學風》是一篇長文章,全文分六章,實際上是一小冊子。這六章是: 遺傳與學風之關係、環境與學風之關係、時勢與學風之關係、學業上之成就、社會上之成就、政治上之成就。他將浙東學術精神概括為五點: 求一樂學,求仁一寬厚,守禮一自愛,守義一廉潔,信實一致用。這篇文章,可能是最早研究浙東學派的文章稍後,陳訓慈也寫浙東學派研究文章,且只寫清代,可能和張氏有關。浙東學派的經世精神,深刻地影響了他的治學旨趣。他後來耀的《孫治讓之政治想》稱"浙東學術的主旨,在然承中原文獻之傳,融合經義與治道,以國事為己任,通今學古,以期施於世用”。可見,他對浙東學術精神的理解是很透徹的。
張氏也繼承了浙東學術中的兼容博採精神,這在宗教觀上最為明顯。他説:"宗教是學術研究的最高境界和最後目的......科學愈進步,宗教愈重要。敬天愛人,乃萬事之表,萬福之源”(《文集》第10冊《七十自述》)他主張五教並立,即世界上的釋、道、回、天主、基督五大宗教可以寫通聲氣,不必拘泥於方,他創一全神教説。"全被教者,並主別創一宗教,乃以中國家學説為中心,對世界四大宗教融會貫通。一視同仁,達成真下信仰自由之家旨”。"工大宗教之精義,兼收幷蓄,容納眾流,篤信實踐,貴於力行” (《文集》第10冊《三種願望》)。
強調通才教育。1943年,張其昀對美國作了考察,特別讚賞美國的通才教育。他説。"教育必須兼顧通才與專才兩方面,保持平衡,不使偏枯。專才教育之目的為分工,通才教育之目的為統一,統一與分工,為自由社會所不容偏廢者。顧兩者之關係非為並行之雙軌,而為同根之樹木,通才教育為其根幹,專才教育乃其枝葉。其根幹愈強固者,則其枝葉亦愈繁茂。學河之道亦然,通與專,就業與做人,兩者必須兼備於一身,通才教育可分為三部分,即人文學社會科學與自然科學,是皆人類之精神遺產。語其功用,一為了解自己,一為了解他人,一為了解宇宙。合知己知人與知天,而成為心之訓練,其目的在於養成學生思考力表達力判斷力及辨別各種價值之能力,有通才教育以訓練人心,復有專才教育經訓練耳目手足,如是方可期為健全之社會健全之公民。”(張其昀的《旅美見錄》,商務印書館,1946年10月初版,1947年3月再版,33頁)這一思想,體現了現代教育以追求人的全面發展為宗旨的思想。仍值得肯定。
史地兼治,1949年以前,張氏兼治史,地,而尤以地理學為主,張樂受法國學者白呂納影響很深,兼重史地。白氏曾説,"一十世紀學術上景大的而獻是史學精神與地學精神的綜合”。張氏説:"蓋一為時間演變原則,一為空間的分佈原則,兩者相合,方足以明時空之真諦,識造化之本原”(《文集》第21冊《國立浙江大學史地系成立二十五週年紀念集序》) 。浙江大學史地系正是在這一思想指導下創辦的。“綜合是我們的目的,分工是我們的方法”。 [4] 
參考資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