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民歌

主要是指人們在勞動生產過程中演唱的勞動號子。其音律、節奏與勞動節奏緊密配合，主要服務於生產勞動，同時也具有一定的娛樂功能。浙江地形、地貌複雜，生產內容多樣，因而勞動號子品種也就多種多樣，如沿海以及海島上的漁民號子，浙北平原的車水號子，浙南山區的採石號子，水網地帶的背纖號子，江河溪湖的魚鷹號子以及商埠碼頭的搬運號子等等。其中最具特色的是舟山羣島一帶的《舟山漁民號子》以及杭州灣北岸海鹽縣的《海鹽海塘號子》。

浙江舟山漁場是我國主要漁場之一。舊時捕魚業沒有機械化，漁船上的一切工序，全靠手工操作，集體勞動異常繁重。各種工序都要喊號子以統一行動，調節情緒。長期以來，遂形成了豐富的漁民號子。按工序分有：《起錨號子》（分大號、小號），《拔篷號子》（分小號、吔羅號），《搖櫓號子》（分單人搖、雙人搖），《打水篙號子》、《起網號子》、《挑艙號子》、《宕勾號子》、《抬網號子》、《拔船號子》等等。曲趣粗獷豪爽。舟山漁民號子已形成系列曲調，在風格上有着鮮明的個性及地方特色，是浙江省重要的民歌品種之一。由於機械化捕魚業的發展，勞動方式的改變，漁民號子已失去了它存在的基礎。因而逐漸湮滅，幾近絕響。

千百年來，海鹽勞動人民在社會勞動實踐中，由於勞動方式不同而形成了多種不同類型的勞動號子。修築海塘工程，從挑土填基到採石搬運，從撬石到打樁，再到砌石合龍等多道工序，因而產生了“長槓號子”，“短槓號子”，“翻石號子”，“撬石號子”，“龍門樁號子”，“打夯號子”，“飛硪號子”等等，人們把它統稱為“塘工號子”。同樣，農民在田間地頭車水勞動時也唱出了“車水號子”以及在抬木、伐木、拉縴、放牛、打漁、搬運等勞動中幾乎都有勞動號子相伴。

海鹽的勞動號子，大多唱詞簡潔明快，曲調高亢激昂，節奏沉穩有力，旋律變化多樣。一般“領句”較長，“合句”稍短。領句唱完之後，合句再接唱，與勞動節奏緊密配合。這樣的勞動號子往往體現了緊張的勞動動作，沉重的體力負荷，賦予勞動號子的歌唱以吆喝吶喊的特點。如龍門樁號子：“（領）樁頭打得牢又牢，（合）噯嗨啦啊唷。（領）十八級颱風吹勿坍，（合）噯嗨啦啊唷。（領）大家手裏加把勁，（合）噯嗨啦啊唷。（領）造福子孫萬萬代，（合）噯啦呀哈喲！”由8個人同時操作打樁，一領眾和，唱詞主題鮮明，曲調舒展優美，歌唱性極強。撬石號子：“唷嗬——唷嗬喔！來嗨——來嗨噯……”曲調熱烈而流暢。翻石號子：“阿拉要——來格哉！噯嗨要哩來，阿拉個煞，阿拉要哩來……”一唱眾和，節奏比撬石號子較輕鬆。飛硪號子：“……飛硪號子喊起來，喊起來。喊起來，大家勁頭拿起來。”節奏強烈，速度很快。又如短槓號子：“前面要上坡，腳步穩住。前面要下坡，大家當心。來到平地，腳步加快，吭唷……”氣勢磅礴，節奏強烈。再如車水號子：“支起水車架扶橫，吭唷。社員踏車齊上場，嗨唷。起車好像春雷響，吭唷。溝水好比海潮漲，嗨唷。車水號子唱得響，吭唷。戰勝自然決心強，哎嗨唷。”農民邊唱邊踏水車，氣氛活躍。這樣富有強烈藝術感染力的勞動號子，總是讓人們追憶昔日那激昂粗獷、高揚動聽的“吭——唷，嗨——喲”聲。

值得一提的是，海鹽文藝工作者早在1972年就對勞動號子這一民間藝術進行蒐集整理加工，新配的唱詞緊跟時代脈搏，藝術形式新穎感人，並於1973年編成由男聲演唱的音樂舞蹈《圍海造田忙》（海塘號子）參加浙江省和嘉興地區文藝調演而獲得大獎，此後還被拍成影片，其音樂資料被編入中央音樂學院作為教材。1998年再次編演《萬眾一心》（塘工號子），參加嘉興市首屆東海明珠鄉鎮文藝匯演，場景親切動人，受到各界廣泛讚譽。

主要指農村人們在山野湖河勞作行舟，或在屋前棚下休憩時為舒心解悶自娛樂時唱的一種民歌，其旋律比較舒展，節奏比較自由。浙江山歌就其風格可分為兩大區，即"杭嘉湖平原區"和"丘陵山地區"。前者僅佔全省面積約百分之九，指錢塘江以北的杭嘉湖平原；後者佔全省面積約百分之九十一，指除杭嘉湖平原以外的兩浙南北廣大的丘陵山地以及沿海諸小塊平原(如寧紹平原，温台平原等)。其中錢塘江以北杭嘉湖平原的山歌，古今文人學者稱之為吳歌，而"嘉善田歌"是吳歌中的一個突出的品種，它是由吳歌的基本曲調"滴落聲"衍變面成的七種曲調的總稱。這七種曲調是：滴落聲、落秧歌、埭頭歌、羊騷頭、嗨囉調、急急歌、平調。這些曲調都是各自獨立的，並不是聯套演唱。

主要指流行於城市和鄉村的俗曲時調。小調在浙江也曾廣泛流行。"江南小調"、"江浙小調"就是指以蘇杭兩地為中心的吳語地區城鎮民間時調俗曲。由於小調的曲調流暢動聽，易於被羣眾接受，所以人們根據當時的時代背景，利用它來填詞表達情感。浙江現代流行的小調歸納進來約有二十餘種基本曲調，如《孟姜女》、《五更調》、《無錫景》等。

燈調、蓮花：主要指民間習俗節日表演的歌舞曲。在浙江民間年節燈會中，燈的品種繁多，爭奇鬥妍。玩燈有的是載歌載舞，有的只有器樂伴奏而不歌。茶燈、花燈、馬燈一類大都是有歌相伴的。浙江的燈調沒有全省統一的曲調，大都是各地有各地自己的地方土調。其中流行範圍比較廣的有茶燈調《採茶燈》和一首花燈調《臘梅花開》，而寧波的《馬燈調》最有地方特色。

“蓮花”是由於這種調子樂句的後半段有"蓮花蓮花落"的程式性襯腔而得名。宋代僧人普濟《五燈會元》中説：“蓮花落為丐者所唱曲名，由來已久。”蓮花在浙江全省流行，有“大蓮花”和“小蓮花”等兩種表演形式。其題材也可分兩類：一類是傳統的，詞格和內容都相對固定。另一類題材是見物詠物的即興演唱，多數是諧謔生動的吉詞彩話。

是指在一定的民間禮儀活動場合所演唱的民歌。在浙江流行的儀式歌主要有婚儀歌、蠶儀歌和祭祀歌三種。其中婚儀歌有舟山羣島的"賀郎曲"和杭嘉湖平原的"浪柳園"。而蠶儀歌則最具浙江特色，在杭嘉湖地區尤其盛行。

分少兒歌、幼兒歌、搖兒歌。少兒歌是農村兒童在田野放牧時和相互打趣逗樂時唱的調子，有牧牛呼聲、對山歌等。幼兒歌是學齡前兒童由大人教學時，信口吟誦的謠曲。搖兒歌是大人為幼兒催眠或與之嬉戲時所唱的歌。如《呼牛調》(蕭山、建德、餘杭)、《放牛調》、《梔子花開》(杭州市區)、《搖兒歌》、《逗兒歌》(蕭山)等。

古代稱“嘌唱”(叫賣音)。有的僅是語言、語氣的強化，有的已形成曲調，在音樂形式上大多是單樂句式的，雖未構成民歌，但與當地語言音調及民歌風味結合得較密切。包括哭腔、搳拳、叫賣等。

分敍事歌、雜歌和儀式歌。杭州流傳的主要是雜歌和儀式歌。雜歌一詞，是畲族人民傳統的叫法，泛指神話傳説歌和小説歌之外的各種題材的民歌。

“嘉善田歌”是浙江民歌中的主要品種之一。由七種不同曲調組成，即《滴落聲》、《落秧歌》、《棣頭歌》、《羊騷歌》、《嗨羅調》、《急急歌》、《平調》。這七種曲調，既可單獨演唱，也可以“田歌班”的形式數曲聯唱。曲調極富江南水鄉特色。歌詞多用“吳音俚語，諧音雙關”。歌詞的這種所謂“吳格”，與明代馮夢龍編的吳地《山歌》有直接傳承關係，與《樂府詩集》（宋人郭茂倩編）中的南朝“吳聲歌曲”也有明顯的血緣關係。因此，嘉善田歌也是江南“吳歌”的重要組成部分。嘉善田歌歷來受到重視和傳承，20世紀50年代田歌聯唱《黃浦太湖結成親》，在省內獲獎後，錄製唱片，並由中央廣播電台作為常播曲目。60年代田歌女聲獨唱《送糧》，全國流行並一直傳唱到90年代。其間當地有兩名田歌手曾獲“浙江省民間藝術家”稱號。2004年第七屆中國藝術節以嘉善田歌為創作素材的音樂劇《五姑娘》獲文華大獎。 ^[1] 

先秦時期浙江民歌可查考的文獻較少，目前僅能從一些零星史料中窺其一斑。如東漢趙曄的《吳越春秋》中記載的《作彈歌》，西漢劉向《説苑》記載的《越人擁楫歌》等。

魏晉南北朝時期，吳聲歌曲開始興起於今蘇南浙北地區。宋郭茂倩編《樂府詩集》中所收今浙北境內的吳聲歌曲，有據可查的有《前溪曲》和《阿子哥》等兩種。前溪今名餘英溪，在今浙江德清縣武康鎮南。南朝時當地有傳習歌舞的樂坊以溪名之。據康熙《德清縣誌》載："縣南有前溪坊、後溪坊，為南朝集樂之處。江南聲妓多自此出，唐時尚有數百家習音樂焉"。唐·崔顥有"舞愛前溪妙，歌憐子夜長"的詩句。據此，《前溪曲》可能是流傳在這一帶的民歌曲調。

東晉南朝時期，浙江錢塘江以南地區的民歌發展頗盛。據《南史·循吏傳》記載，宋時"凡百户之鄉，有市之邑，歌謠舞蹈，觸處成羣"。《太平御覽》引裴子野《宋略》説："王侯將相，歌妓填室；鴻商巨賈，舞女成羣"。浙東的王公貴族們當然也忘不了宴飲聲色，行吟山水。晉左思的《吳都賦》的北朝庚信的《哀江南賦》中都有"吳歈（歌）越吟"的説法，把吳歈和越吟相提並論，説明東西兩浙民間歌舞之盛是在伯仲之間。在今浙江沿海一帶的紹興、寧波、温州以及餘杭等地，曾陸續出土了不少晉代青瓷穀倉（明器），上面堆塑有擊鼓、撫琴、吹箎、彈阮、舞踴、雜耍等歌舞伎人物羣像。從一個側面反映了當時社會的音樂生活狀況。同時，這些歌舞伎人物，形象大都是高鼻子凹眼睛，着胡服帶胡冠，反映了北方豪族南遷後，隨之帶來了中原的、乃至西域的音樂文化。

隋唐以後，中國經濟文化逐漸南移，浙江在全國的地位日趨重要。五代吳越國以及南宋兩個朝代曾建都於杭州。特別是南宋，在杭州建都歷時140餘年，使杭州成為"地有湖山美，東南第一州"的吳越第一重鎮，全國政治、經濟、文化中心。

城市經濟、文化的繁榮，促進了市民音樂文化的發展，唐宋時期城市音樂文化的特點之一，就是形成於唐，盛於宋的"曲子詞"。這在當時是一種比較新穎的城市民間歌曲體裁形式。文人騷客競相為歌樓教坊的歌伎們填詞度曲，一些著名的唐宋詞人，在浙江留下了大量的名篇佳作。如唐代白居易有"江南憶，最憶是杭州"，宋代蘇東坡有"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妝濃抹總相宜"等佳句；又有吟唱"三秋桂子，十里荷花"的柳永，膺"有井水處即能歌柳詞"之殊譽，詠歎"疏影橫斜水清淺，暗香浮動月黃昏"的林逋，有隱居孤山，"梅妻鶴子"的雅聞，又如女詞人李清照，避難於婺州（今金華），留下了"尋尋覓覓、冷冷清清、悽悽慘慘慼戚"的千古絕唱；愛國詩人陸游，鄉居山陰（今紹興），有"山重水複疑無路，柳暗花明又一村"的傳世警句。其他如精通音律的周邦彥、張先、姜夔、張炎等等，都曾長期生活、活動在兩浙，特別是唐代白居易和宋代蘇東坡曾先後主事杭州，對杭州乃至兩浙的市民音樂文化的發展起到了積極作用。據明田汝成《西湖遊覽志餘》載："白樂天之守杭州也，放浪湖山，耽暱聲妓，新詞豔曲，布浹郡中"。蘇東坡也是"……放浪湖山，耽暱聲色，樂天之後，一人而已。"他們的"耽暱聲妓"，客觀上起着倡導、繁榮市民音樂文化的作用。同時，他們還有意識地普及音樂文學知識，如白居易在他的《留別郡齋》詩中寫道："更無一事移風俗，唯化州民解詠詩"。

文人們的參與民間歌曲的創作、演唱活動，一方面自身從民歌中吸取了養料，另一方面也極大地普及和發展了民間音樂文化。此外，在南宋時期的臨安（今杭州）還產生了一種"小詞"。據《夢粱錄》記載："街市由樂人三五為隊，擎一、二女童舞旋，唱小詞，專沿街趕趁"。又據《武林舊事》載："酒樓……又有小鬟，不呼而至，歌吟強聒，以求支分，謂之擦座"。這些所謂"擦座"、"趕趁"的流散藝人，演唱場合不是勾欄、教坊，而是茶肆酒樓，沿街賣唱；演唱對象不是公卿士族，而是引車賣、漿者流。因此，他們所唱的"小詞"，也不會像"曲子調"、"諸宮調"那樣的比較雅緻，而更加適應下層市民音樂文華水準的、歌詞和曲調都更加通俗的俗曲小調。這些"小詞"的曲調，很可能有一部分是他們根據自己所熟悉的生活音調而即興創作的。如《夢粱錄》載："今街市與宅院，往往效京師叫聲，以市井諸色歌叫賣物之聲，採合宮商成其詞也。"

另外，唐宋時期浙江燈調蓮花類民歌也比較流行，據《西湖遊覽志餘》記載："杭州元宵之盛，自唐已然，白樂天詩云：'……燈火家家市，笙歌處處樓'。"宋歐陽修也有"去年元宵時，花市燈如晝"的詩句。又據《杭州府志》載："元宵前後五夜張燈，市街委巷懸額綴彩，皆以錦緞彩繡為之，如入萬花谷中，終夕鼓吹不絕。"當時民間歌舞隊有數十隊，樓燈初上，"諸舞隊次第簇擁前後，連亙十餘里，有《男女杵歌》、《賀豐年》、《村田樂》、《旱划船》、《竹馬兒》等等名目。"從這些歌舞的名稱來看，可能不少舞隊是來自城郊的鄉鎮。又據《浙江風俗》載："越俗竹枝詞：爆竹聲中雪霽天，村歌村舞勝管絃，歸來滿載糕和粽，窮漢幸叨太平軍。朔月始，一丐破袋蒙首作牛，另一丐執帚牽以草繩，口唱《蓮花落》吉詞乞食"。這説明浙江的蓮花落不但在城鎮，而且也在廣大鄉村十分的流行。

明清時期，浙江的時調俗曲發展到了高峯。其俗曲在民間流行的主要有：鬧五更、寄生草、羅江怨、於荷葉等。這些俗曲名目大都可以在清乾隆六十年成書的《霓裳續譜》和嘉慶年間成書的《白雪遺音》中找到。

新中國成立後，浙江的音樂工作者先後蒐集民歌3000餘首，編印了《浙江民間器歌曲選》、《浙江省三十年創作歌曲選》、《中國民間歌曲集成o浙江卷》。眾多寶貴的藝術遺產，為創作奠定了良好的基礎。1966年在全國業餘作者歌曲比賽中，浙江作作者創作的《小蓬船》、《請茶歌》獲二等獎。《美麗的心靈》獲1979年全國羣眾歌曲優秀獎。《春江雨》、《西湖風光誰不愛》、《龍井茶虎跑水》被收入《中國新文學大系o音樂卷》。《五十六根琴絃連北京》、《喚一聲西子踏青去》、《海鄉的秋天》還分別榮獲1997年、1999年、2001年度中宣部"五個一工程獎"。特別是1984年，杭州歌舞團張建一參加維也納第三屆國際歌劇比賽，以圓渾厚實的音色和瀟灑自如、富有感情的正統意大利美聲唱法，在247名各國選手中奪得第一名，並獲得《歌劇世界》頒發的特別獎。同時，他還在布達佩斯演出時，被評為最佳演員，獲百花獎。

新中國成立後的五十多年，浙江的歌曲創作，除專業的演出活動外，羣眾音樂活動也十分的活躍。五十年代，杭州市專門建立了歌詠團體聯誼會，全省相繼舉辦過第一、二屆全省民間音樂舞蹈觀摩演出大會，並組隊參加全國音樂周演出。六十年代初，浙江省又多次舉辦過全省性業餘歌曲創作比賽、新作品演唱、演奏會，並在全省各地廣泛徵集民間歌曲。八十年代以來浙江舉辦的第三屆全省羣眾聲樂大賽、第四屆全省音舞節，以"愛我中華，愛我浙江"歌曲創作徵評為代表的各類歌曲創作比賽活動，以全省廠歌演唱大賽為代表的企業羣眾音樂活動，浙江省藝術節以及連續舉辦多屆的"三江歌手演唱大賽"、"西湖之春"、"鹿城之春"、"南湖之春"音樂會等，是新時期浙江羣眾音樂活動的集中體現。九十年代起浙江年年舉辦的全省中小學生歌詠比賽、寧波市"合唱節"，以及全省農民歌手大賽等活動，更促進了浙江羣眾音樂水平的提高，發現和培育瞭如沈少泉、胡小娥等一批羣眾音樂演唱人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