嚴耕望

1941年，嚴耕望畢業於武漢大學歷史系，師從於歷史學家錢穆。

主要研究領域為中國中古政治制度及歷史地理，著有《兩漢太守刺史表》《唐僕尚丞郎表》《中國地方行政制度史》（甲部、乙部）、《唐史研究叢稿》《唐代交通圖考》等。所著《治史三書》至今暢銷，是高校歷史系入門學習書籍之一。 ^[1] 

1964年，嚴先生應香港中文大學之聘，擔任新亞研究所導師。 ^[2] 

1996年10月9日，於台北忠孝醫院因腦溢血逝世，享年80歲。 ^[2] 

嚴耕望著作(8張)

嚴耕望治學方法嚴謹，在《治史經驗談》中便自言以“勤、恆、毅、勇、謹、和、緩、定”為學術工作要決，又有“看人人所能看得到的書，説人人所未説過的話”的格言。嚴先生治學方法嚴謹，他的研究向來建基於龐大的原始文獻和細密的考證，如在1956年發表的《唐僕尚書丞郎表》，他反覆考證唐代2680餘任尚書省僕尚丞郎，共1116人的詳細資料，當中發現唐代重要史籍1200多項錯處，成為日後研究唐代歷史的重要工具書。據他的學生的憶述，嚴耕望為不同研究課題以人手抄寫的資料卡片累積以十萬計。

從他的諸多著作以及《治史三書》中，可以比較清楚地瞭解其所勤勉一生的學術訴求就是“樸實”，而其所獲成就便在於最大可能地復原了某些史實。他在《錢賓四先生與我》中多次談到自己非常愚笨，不夠靈活和機敏，而賓四先生則鼓勵他：“大抵在學術上成就大的人都不是第一等天資，因為聰明人總無毅力與傻氣”，他於此受益菲淺“除了學術方面的引導與誘發，教我眼光要高遠規模要宏大之外，更重要的是對於我的鼓勵”，在這種激勵下，他根據自身情況摸索出了一套十分樸素的研究方法：

其一：堅持用史料説話，“正史、政書及地理書之外，子、集、金石、簡牘、類書、雜著等，諸凡當世或稍後有關之材料無不旁搜掇拾，取供考訂”，不僅如此其對佛藏、筆記、稗官野史也頗為留意。而又尤重正史，所謂“治中國史，正史仍為最重要之史料” ，精讀耕望先生諸作，可見其對歷朝正史特別關注，如《兩漢太守刺史表》《中國地方行政制度》《唐僕尚丞郎表》，幾乎大都使用正史材料，在世風紛紛唯新材料是求、慨嘆可見史料發掘殆盡、不屑於精讀正史的當代 ，這一做法無疑具有極佳的撥亂作用。在研究過程中耕望先生不但做到了地毯式蒐羅材料，他對選題的研究情況也是瞭如指掌，耕望先生《唐僕尚丞郎表·序》中短短几行字就把唐代中央行政制度研究情況的大概清楚地做了交待，“未入其門，先聞其聲”，這使得研究者在一開始就對該書的研究價值有了比較深刻的認識，雖然現在的學術著作和論文都有“學史回顧”的要求，而與之相較，眼光大抵狹隘許多，而在具體的考證過程中，又釐訂和糾查出兩《唐書》和既往研究中的幾千條錯誤，這樣已經不是被動的接受和採用材料，而是辨正地考索史料，在更高層面理解史料，從而在堅實和靈活兩個方面全面挖掘出可見史料的價值。

其二：在細讀文獻過程中，“聚集許多不相干的瑣碎材料、瑣小事例，加以整理、組織，使其系統化，講出一個大問題、大結論”。縱觀耕望先生諸著，正可見出這一研究軌跡，如在《唐僕尚丞郎表》中，耕望先生仿照杜佑《通典·職官》的書法，按照官職等級，從“僕射”到“僕丞”、從六部“尚書”到“尚書侍郎”，將各種史傳記載中的人物逐層系於官職之下，又將細密排比後的材料，綴於各人之下，如庖丁解牛一般將有唐一代中央“八座”行政制度的具體情況悉數解開；他在《中國地方行政制度史上編·魏晉南北朝地方行政制度》中，如法炮製，先標出一職位如“刺史”，後系若干史料以期説明“刺史”之諸多問題，然後再續説其州府佐僚，並系若干史料來説明“州府佐僚”之問題，這樣如掰洋葱一樣一層一層深入進去，並與相關的“都督”問題比較闡發，從而對整個制度做了揭底性的細密研究；在《唐代交通圖考》中他先描述一條交通線，然後結合驛站，一段驛程一段驛程的詳加徵引考訂，再將所考驛程串連成線，極其清晰地揭示出若干鮮為人知的史實，續而再將若干條路線編織起來，形成了一張大網，將一幅生動的唐史畫卷展現開來。耕望先生能夠如此綿密細緻、條分縷析地梳理和排比史料，似乎與其少時尤精數理不無關係，他在具體研究中經常不自覺地使用一些排列組合的方法，如在僑州郡縣與實土諸州郡縣的關係問題時就不厭其煩地列出了幾種可能情況，其在考訂長安洛陽交通線問題時也如是將華、虢、陝州之間的道理排比組合 。用如此縝密的思維進行精細全面地考訂，自然收穫豐碩、成果卓著，而且根基牢固，幾乎無懈可擊，如《論唐代尚書省之職權與地位》 一文徹底理清了《通典·職官》中模糊誤謬之處，揭示了唐代尚書省與寺監百司之間的關係變化，尚書省內部僕、尚、丞、郎之間的權利演變消長，從而可以更加清晰地鳥瞰整個唐朝中央行政制度的運動發展；在《中國地方行政制度史上編·魏晉南北朝地方行政制度》中發前人未發之覆，揭示出魏晉地方行政制度中，除眾所周知的州、郡、縣三級，另有更高層級的都督區為人所忽視；《唐代交通圖考》更是在精熟材料的基礎上，復原出了唐代交通路線的重要部分；這樣如此輝煌的成果，實堪“大問題、大結論”之稱，怎不令人嘆為觀之。

其三，持之以恆，至死方休。耕望先生於一九九六年十月因腦溢血而病逝，他在歸返道山前三個月寫給友人錢樹棠的信中稱：“我由去年正二月趕寫一篇論文，耗費精神太多。自後頭暈屢發，精神困頓不堪。又患上‘百經遜’病，精神更是困頓不堪。近來策仗而行，亦是寸步難移，幾乎隨時可倒下……” ，而常日又是“每天工作，從不間斷，故無所謂星期六、日休息” ，可見耕望先生確是耕耘到死學方止。回看耕望先生所成諸作，幾乎都是引證浩繁、體大思精，若沒有長期不懈的努力做基礎，沒有持之以恆的毅力做支撐，怎會有如此的成就？余英時在《中國史學界中的楷模》一文中説：“（《唐代交通圖考》）在西方和日本都只能出之於集體實踐之一途，即由計劃的主要執行人指導一、二十個助手分頭進行。現在耕望則以一手之力完成之，他的恆心和毅力真足以驚天地而動鬼神了。”在學術界至為浮躁和腐敗的今天 ，耕望先生這種學術追求的純粹精神、真理探究的忘我境界無疑對整個學界都是振聾發聵的。

上述幾點，只是就大處着眼來看，其他具體的方法門徑，《治史三書》言之詳矣，可哺枵腹。耕望先生雖操勞終身，卻每每不忘提攜後學、解疑示逕，既顯學問淵源有自，又望精藝後繼有人，張載所謂“為往聖續絕學”者，先生是也。

嚴耕望窮畢生研究中國歷史地理，認為這方面“尤重國計民生之大端”。他計劃在有生之年依次撰寫《唐代交通圖考》《唐代人文地理》和《國史人文地理》三部鉅著。《唐代交通圖考》的撰寫工作自1946年開始，以考釋唐代交通路線和制度為目標，計劃累積的資料超過十萬件，全書原定十卷，依次出版了《京都關內區》《河隴磧西區》《秦嶺仇池區》《山劍滇黔區》《河東河北區》五卷，凡1792頁，超過二百萬字，被公認是一部學術鉅著。直至他逝世，整個計劃仍未完成。

嚴先生的著作雖然精於考證，但絕不僅僅是傳統考證史學的延續，他在撰寫地方行政制度史時便參考了研究西方地方政府的專著，關注現代社會科學的新趨向。他對於宏觀歷史的觀念，與法國年鑑學派大師布羅代爾（ Fernand Braudel）有不少暗合之處，他研究唐代人文地理提出的"全史"理念，與布羅代爾對16世紀地中海世界的研究有異曲同工之妙。余英時先生就曾指出，嚴先生的著作最能體現中國傳統史學向現代的轉化。

嚴耕望生性謙遜，在《唐代交通圖考》的序文中便自言：“當代前輩學人晚年著述，往往寄寓心曲，有一‘我’字存乎筆端。餘撰此書，只為讀史治史者提供一磚一瓦之用，‘今之學者為人’，不別寓任何心聲意識。”

嚴耕望在學術界有普遍的高度評價。如余英時在悼念文章中就稱他為"中國史學界的樸實楷模"。

嚴耕望終身以“工作隨時努力，生活隨遇而安”為座右銘，並認為“後六個字極不易做到”，而做不到即不能成為一個“堅強純淨的學術人”，也不要想在學術上有較大的成就。

1964年，嚴先生應香港中文大學之聘，擔任新亞研究所導師。據他的學生回憶，中大當時給高級講師的舉家旅費是坐飛機的標準，而嚴先生一家則改乘輪船抵港，節省下來的錢以貼補家用。事實上，來港前嚴耕望的生活已經相當窘迫。當時，在香港高校任教薪金要高出台灣好幾倍，然而嚴耕望赴港更多是出於對老師錢穆的支持，而非一般意義上的“淘金”。在港期間，為了專心於《唐代交通圖考》和《國史人文地理》的研究和著述，嚴耕望一如既往地堅持史語所時期的“三不原則”——不兼課、不參加任何活動（包括學術會議、演講）、不寫普及性文章賺稿費，理由是花費時間太多，所得不償所失。

1973年，香港中文大學有講座教授一席空缺（香港的大學採用英國制度，每一系只一位“講座教授”，且為終身制，其餘全部為講師），當時已經是“中研院”院士的嚴耕望眾望所歸，然而由於講座教授需兼行政，而行政工作在他看來對學術研究頗具“殺傷力”，故而這一在尋常人看來能名利雙收的位置最終還是被嚴耕望婉言謝絕了。直到65歲退休，嚴耕望在香港中文大學還只是一個高級講師。余英時在《中國史學界的樸實楷模》一文中説，嚴先生在名利面前這種“澹泊自甘、寂寞自守”的性格和治學的勇猛精進、鍥而不捨，恰好互為表裏、剛柔相濟。這或許就是錢穆先生認為聰明人最缺的“毅力與傻氣”吧。

余英時曾説，任何人曾對嚴耕望有過一點幫助，他都永誌不忘。最典型的例子就是他對錢穆和傅斯年兩位先生的感戴，非但是永誌不忘，甚至可以説是不惜以個人健康乃至生命回報！

嚴耕望先生手跡(2張)

據嚴耕望的弟子廖伯源回憶，嚴先生逝世後，夫人段畹蘭謂先生平日常自以其生活規律有節制，當可活到九十以上。蓋欲長壽以完成其規模龐大之研究計劃，誠可謂一科學的工作者。嚴耕望自年輕時起，就養成早睡早起的習慣，從不開夜車趕工。然而，去世前一年偏有一次致命的破例。1995年初，台北《史語所集刊》傅斯年百年紀念專號徵稿，嚴耕望認為其一生事業學問，受惠於傅斯年的識拔，所以不顧血壓高、中耳不平衡等疾病在身，“拼了老命也要趕出論文以紀念傅先生”。連續兩個多月趕寫文章，常過深夜十二點才就寢，完稿前幾天，甚至工作到凌晨兩點多。以近八十高齡一改數十年之習慣，故而文章寫完後大病一場，健康狀況大大受損，此後常走路不穩，站起會頭暈。兩個月後，香港中文大學新亞書院為紀念錢穆百齡誕辰，舉辦學術研討會。為表達對老師的尊敬，嚴耕望仍強自振作，每天一早坐巴士去學校出席會議，但在準備講稿時已明顯力不從心，只得對學生説，等過了錢先生的研討會後要好好休息，待養好精神再繼續做研究。當年暑假，醫生診斷出嚴耕望有輕微的帕金森症狀，腦部有微血管阻塞。多次醫療與檢查，都沒有明顯的效果，病情時好時壞。1996年6月赴台治療，期間曾一度病情轉好出院，然卒以突發腦溢血送救不治，於10月9日逝世，享年81歲。

嚴氏晚年最得意的弟子李啓文在整理老師手稿時發現，嚴先生有很多尚未發表的文章其實早已寫就（屬於《交通圖考》第六卷範疇），但他為傅斯年紀念論文集投寄文章時，竟沒有使用這些成品，而是就另一課題（唐代人口）重新撰寫，顯然是想在學術研究上再提供一己之心得，以此誠意報答傅先生當年的知遇之恩。李啓文不禁感嘆：“可惜付出的是生命的代價，換來的是無可補償的損失。我曾這麼想，歸田師由傅孟真先生提拔，五十年後又還於傅先生，似乎冥冥中別有契機。”

賓四先生不僅為其點明瞭治學之路所在，還將一種“通識”的眼光傳授於他：“現在人太注重專門學問，要做專家。事實上，通人之學尤其重要”，“一個人無論是讀書或做事，一開始規模就要宏大高遠，否則絕無大的成就”、“中國學術界實在太差勁，學者無大野心，也無大成就，總是幾年便換一批，學問老是過時！”此種“磅薄”的氣象、“通識”的要求，正是所謂國學的精髓所在，近現代學人莫不以此為治學標的 ，而此種“通識”又是建立在專家之學基礎上的，賓四先生在《中國歷史研究法》中談到：要先專精某一斷代，然後來看通史，在這一基礎上重新認識此段歷史，續而再挑某一斷代大下力氣，回來再看通史，這樣一段一段延展開來，最終豁然貫通、渾然一體。蒙文通亦有類似的看法 。耕望先生便如此的大力氣去實踐了，他也是從秦漢入手——這一點頗有賓四先生之風，先生亦曾著有《秦漢史》一書，然而耕望先生似乎對先秦之學未能深下功夫，於賓四先生學歷史必以《左傳》為柱石的觀點 稍有不同——寫出了《兩漢太守刺史表》等作品，續而又將目光投向又一盛世唐朝，撰寫了名著《唐僕尚丞郎表》，其後他又著有《魏晉南北朝地方行政制度》填補了漢唐之間的制度研究空白，雖然他沒有寫出通史類的著作但在《中國地方行政制度史》（《秦漢地方行政制度》和《魏晉南北朝地方行政制度》的合編）和上述其他著作中已經體現了一定的通史眼光，從而在宋以前的區域內完成了從斷代到通史再到斷代的研究思路 ，這些都是大角度、全範圍的研究課題，而鴻篇鉅製《唐代交通圖考》更是總結性地發揮了這一“專”與“通”、“精”與“博”的治學特色，寫出了古代人文地理研究的集大成之作，他在《自序》中説：“蓋餘為學，既詳徵史料作深入研究，又期廣被於面，嚴密組織，成其系統，特以強毅沉潛，遵行計劃，深思慮、窮追索，不畏難辛，不求近功而已，”可謂“夫子自道”。其《治史經驗談》第一篇第一節便是談“要‘專精’，也要相當‘博通’”，可見耕望先生對此是如何的“情有獨鍾”啊。

兩漢太守刺史表，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專刊之 30 ， 1947 。

唐僕尚丞郎表，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專刊之 36 ， 1956 。

中國地方行政制度史　甲部：秦漢地方行政制度，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專刊之 45 ， 196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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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交通圖考　卷一至五，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專刊之 83 ， 1985 。

嚴耕望史學論文集選，台北：聯經出版公司， 1991 。

錢賓四先生與我，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 1992 。

唐代交圖考卷六，嚴耕望遺著，李啓文整理，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專刊之83 ， 2003。

魏晉南北朝佛教地理稿，嚴耕望遺著，李啓文整理，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專刊之 105 ， 2005 。

唐代交通圖考—第一至六卷引用書目及綱文古地名引得，嚴耕望遺著，李啓文整理，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專刊之 83 ， 2006 。

怎樣學歷史：嚴耕望的治史三書，瀋陽：遼寧教育出版社， 200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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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帝創制年號辨，《責善》 2.17 （ 1942 ）： 7-8 ，齊魯大學國學研究所。

楚秦黔中郡地望考，《責善》 2.19 （ 1942 ）： 9-16 ，齊魯大學國學研究所。

論秦客卿執政之背景，《責善》 2.20 （ 1942 ）： 4-8 ，齊魯大學國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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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漢郡縣屬吏考補正，《金陵齊魯華西三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彙刊》 3 （ 1943 ）： 13-1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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