呂碧城

呂碧城，原名賢錫，字遁天，號碧城，晚年法號寶蓮，亦有署名蘭清、信芳詞侶等。 ^[24]  生於清光緒九年（1883年）。

呂碧城的父親呂鳳岐為光緒三年（1877年）進士，入翰林，曾任國史館協修、玉碟館纂修及山西學政，著有《靜然齋雜談》《石柱山農行年錄》《贈訂詩韻釋要》等。他注重詩書傳家，在家中設有“長恩精舍”，藏書三萬多冊。在四位女兒幼年時，呂鳳岐就鼓勵和指導女兒學習書、畫、詩、詞。呂碧城的母親嚴氏也出身於官宦之家，通曉文章，嘗為諸女課讀。對於呂氏姐妹而言，家庭成為名副其實的“陶冶人最初的人文環境”，她們自小就受到深厚的文化薰陶。其中，以排行第三的呂碧城更為出眾，五歲能詩，七歲能畫，“自幼即有才藻名，善屬文，工詩畫，詞尤著名於世。每有詞作問世，遠近爭相傳誦”。 ^[24] 

然而她們的命運卻充滿曲折，呂碧城十二歲時，父親突然病逝，兩個男嗣也早已天折，家產被族人以“男子繼承”為由，用非常手段掠奪而去。“吾母以兩子早喪，性仁柔，不能保遺產，族中之不肖者盡霸佔所有，復幽禁餘母女數人”。呂碧城四處告援，給父親的朋友、學生寫信求助，幾番波折終於將母親救出，不得不和寡母孤妹遠走外家，飽嘗生活艱辛。家變之外，更逢婚變。呂碧城九歲時議婚的同鄉汪氏，因其家變而提出退婚。憑藉着出眾的相貌和才華而小有名氣之呂碧城受到沉重的打擊，“方以才貌噪於時，遽蒙奇恥”。 ^[24] 

光緒二十二年（1896年），呂碧城的長姐呂惠如嫁外家嚴象賢為婦，呂碧城遂奉母命自外公家投奔在塘沽為宦的舅父嚴鳳笙，並在舅父家生活了大約七八年，“冀得較優之教育”。在舅家的生活，她本人很少言及，但在呂碧城日後詞作中，仍可以發現蛛絲馬跡，證明她確實接受了一定的學校教育而非家整教育。正值自我意識形成重要時期的呂碧城，從承歡膝下的嬌娃變成寄人籬下的孤女，心理發生變化，透過她此時的詞作“冷紅吟遍，夢繞芙蓉苑。銀漢側側清更淺，風動雲華微卷。水邊處處珠簾，月明時按歌弦。不是一聲孤雁，秋聲那到人間”等便可略見一斑。 ^[24] 

在此期間，呂家又發生了一件不幸的大事。在呂碧城和大姐、二姐先後走出家門之後，來安只剩下母親嚴氏和最小的妹妹呂坤秀兩個人。有親戚對她們就食於孃家感到不滿，竟在光緒二十八年（1902年）唆使匪徒將二人劫持，為免受辱，母女二人只好服下毒藥。在呂惠如的請求下，時任江寧布政使的樊增祥星夜飛檄鄰省，隔江遣兵營救。幸虧救兵趕到得及時，才將母女二人救活。 ^[24] 

自咸豐十年（1860年）天津開埠，自然科學和實用技術為核心的西方教育模式，潛移默化地傳入天津；隨着西方民主思想的輸入，中國女性開始覺醒，“張女權，興女學”。光緒二十九年（1903年），直隸總督袁世凱急招天津早期的教育家傅增湘擔綱興辦天津女子學堂。 ^[24] 

光緒三十年（1904年），在舅父家寄居多年的呂碧城欲往天津探訪女學，遭到舅父的反對。她憤然離家，獨自乘火車來到天津。身無分文、舉目無親的呂碧城走投無路，遂想投奔住在大公報館的男父屬僚方君的夫人，便修書一封。機緣巧合，這封信被《大公報》創始人英斂之看到。英斂之對呂碧城在信中表現出來的文學才華極為賞識，對她離家出走的遭遇甚為同情，於是，英斂之在同年3月8日的日記中寫道：“二十三日，晡，接得呂蘭清女史一柬，予隨至同升棧邀其去戲園。候有時，同赴園，予遂回館。少秋來。晚，請呂女史移住館中，與方夫人同住，予宿樓上。燈下閒談，十二點少秋去，碧城女史書囊作滿江紅詞一闋，極佳。”呂碧城在1920年代的回憶中也寫道：“塘沽距津甚近。某日，舅署中秘書方君之夫人赴津，予約與同往，探訪女學。瀕行，被舅氏罵阻。予忿甚，決與脱離。翌日逃登火車，車中遇佛照樓主婦，掣往津寓。予不唯無旅費，即行裝亦無之，年幼氣盛，艇而走險。知方夫人寓大公報館，乃馳函暢訴。函為該報總理英君所見，大加歎賞，親謁邀與方夫人同居，且委襄編輯。”而此次出走，正是呂碧城登上文壇的開始，也是她與各界名人交往的開始。 ^[24] 

呂碧城入職《大公報》後，先後刊載《滿江紅·晦暗神州》《舟過渤海偶成》等詩詞。一時間，“坊間皆傳呂碧城”。 ^[5]  一時中外名流投詩嗣鳴欽佩者紛紛不絕，諸如署名羅剎庵主、鐵華館主、姜庵詞人等，皆有詩詞投贈。 ^[22] 

與此同時，呂碧城還在《大公報》上發表了包括《論提倡女學之宗旨》《敬告中國女同胞》《興女權貴有堅忍之志》《教育為立國之本》在內的一系列文章。這些文章都與提倡新式女子教育有一定的關係，足見她非常注重興辦新式女子教育。這些文章為其參與創辦並管理北洋公立女學堂等新式女子學校提供了思想基礎。“甲辰之歲，北方女學尚當草昧未闢之時，鄙人浪跡津沽，徵諸同志，將有創辦女學之舉，恐綿力之難濟也，抒其芻論，假報紙遊説於當道。”她的提倡得到官紳傅增湘、方藥雨、英斂之等人的協助。 ^[22] 

從光緒三十年（1904年）到光緒三十四年（1908年），呂碧城藉助《大公報》這一陣地，積極地為她的興女權、倡導婦女解放而發表大量的文章和詩詞，她結識了大批當時的婦女解放運動領袖人物。光緒三十年（1904年）5月，秋瑾從北京來到天津，慕名拜訪呂碧城，訂為文字之交。 ^[3]  呂碧城連續發表的女子解放的文章，震動了京津，袁世凱之子袁克文、李鴻章之侄李經羲等人紛紛投詩迎合，推崇備至。 ^{[22]  [7]} 

除了在《大公報》積極宣揚女權，作婦女解放思想的先行者，在辦女學的實踐上，呂碧城積極籌辦北洋女子公學。呂碧城發表多篇言論以作輿論宣傳，宣揚興辦女學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她把興女學提到關係國家興亡的高度，以此衝擊積澱千年的“三從四德”、“女戒女訓”、“女子無才便是德”的陳腐觀念。反過來説，女權運動的興起，恰恰證明了社會上男女觀念的不平等，“欲使平等自由，得與男子同趨於文明教化之途，同習有用之學，同具強毅之氣。”呂碧城認為辦女學開女智、興女權才是國家自強之道的根本。 ^[8] 

為了實踐自己的理論，呂碧城積極籌辦女學，嶄露頭角的呂碧城活躍於天津的知識階層，結識了嚴修、傅增湘、盧木齋、林墨青等津門名流，以求支持和幫助。傅增湘很欣賞呂碧城的才華，想要她負責女子學堂的教學。於是，英斂之帶着呂碧城遍訪楊士驤、唐紹儀、林墨青、方若、梁士詒、盧木齋等在津的社會名流，着手籌資、選址、建校等工作。在天津道尹唐紹儀等官吏的撥款贊助下，光緒三十年（1904年）9月，“北洋女子公學”成立，11月7日，天津公立女學堂在天津河北二馬路正式開學。 ^[9]  《大公報》次日報道：“昨日午後二點鐘，由總教習呂碧城女師率同學生30人，行謁孔子禮。觀禮女賓日本駐津總領事官伊集院夫人……男賓20餘位。諸生即於是日上學。”呂碧城擔任總教習，負責全校事務，兼任國文教習。按照英斂之、呂碧城等人的意見，學校定名為“北洋女子公學”。在傅增湘的“學術兼顧新舊，分為文理兩科，訓練要求嚴格”的辦學方針的指導下，光緒三十二年（1906年）春天，北洋女子公學增設師範科，學校名稱遂改為北洋女子師範學堂，租賃天津河北三馬路的民宅作為校舍，第一期只招學生46人，後又在津、滬等地招生67人，學制一年半，稱為簡易科。

北洋女子師範學堂針對中國女性數千年來身體被摧殘、心靈被桎梏、智識不開明的狀況，呂碧城在學校的教育和管理上，提出了讓學生在“德、智、體”三方面全面發展的方針。“德”在首，是因為無道德，徒具知識，只能“濟其惡，敗其德”；但同時又必須重智識教育，因為智識不開，則事理不明，道德也就無從談起；重視“體育”，是為了讓學生在擁有健康人格的同時，也能擁有健康的身體。對於“德”的認識，呂碧城也別具一格：“世每別之曰女德，推其意義，蓋視女子為男子之附庸物，其教育之道，只求男子之便利為目的，而不知一世之中，夫夫婦婦自應各盡其道，無所謂男德女德也。”

儘管上海的經正女學堂創辦於光緒二十四年（1898年），但究其性質而言，不過是家塾式的私立女學堂。直到北洋女子公學的成立，中國才有了真正意義上的公立女子學校。但實際上，該校仍然是一所貴族女子學校，就學的大多是官宦、富商人家的閨秀。這其中的主要原因，正如呂碧城所説，是因為大部分人家“仍守舊習，觀望不前”，即使有人願意讓自己的女兒上學，也是“各於家塾自相教學焉”。如此一來，隨着官員的來往調任，學生經常中途離去，所以，儘管上學的學生不在少數，但能夠真正完成學業的就寥寥無幾了。

呂碧城執掌女子學校總教習一事，在社會上曾轟動一時。宣統元年（1909年），陳庚白（後為南社著名詩人）13歲，就讀於天津客籍學堂，仰慕呂碧城的大名，曾暗中前往女子學堂窺伺其風采。後來任總統府秘書的沈祖憲，曾稱呂碧城為“北洋女學界的哥倫布”，讚賞其“功績名譽，百口皆碑”。 ^[25] 

秋瑾也曾經用過“碧城”這一號，京中人士都以為呂碧城的詩文都是出自秋瑾之手，兩人相見之後，秋瑾“慨然取消其號”，原因是呂碧城已經名聲大著，“碧城”一號從此應當為呂碧城專用。

交談中，秋瑾勸呂碧城跟她一起去日本從事革命運動，而呂碧城“持世界之人，同情於政體改革”，願意繼續留在國內辦報，以“文字之役”，與秋瑾遙相呼應。此後不久呂碧城在《大公報》上發表的《興女權貴有堅韌之志》《教育為立國之本》兩篇文章，都在不同程度上表現出秋瑾的影響。光緒三十三年（1907年）春，秋瑾主編的《中國女報》在上海創刊，其發刊詞即出於呂碧城之手。

光緒三十三年（1907年）7月15日，秋瑾在紹興遇難，無人敢為其收屍，中國報館“皆失聲”，呂碧城設法與人將其遺體偷出掩埋，又在靈前祭奠。她後來南遊杭州，又拜謁了秋瑾墓，不禁感慨萬端，作一首《西泠過秋女俠祠次寒山韻》，追懷這位志同道合的摯友。 ^{[10]  [26]}  之後，呂碧城用英文寫了《革命女俠秋瑾傳》，發表在美國紐約、芝加哥等地的報紙上，引起頗大反響，也使自己陷於險境。呂碧城與秋瑾的交往也引起了官方注意，以致直隸總督袁世凱一度起了逮捕呂碧城的念頭。介於找不到更多的藉口，才沒有實行。 ^{[3]  [11]} 

光緒三十四年（1908年），北洋女子師範學堂又招完全科，學制四年。同年夏，北洋客籍學堂停辦，遂將其地緯路新址讓與北洋女子師範學堂，該學堂漸具規模。由傅增湘提名，呂碧城出任該校監督（即校長），為近代史上中國女性任此高級職務的第一人。

呂碧城在這所當時女子的最高學府，從教習提任到學校的監督，待了七、八年。她希望培養的學生將來也致力於教育和培養下一代，“為一個文明社會的將來盡各自的力量”。她把中國的傳統學問與西方的自然科學知識結合起來，使北洋女子公學成為中國現代女性文明的發源地之一。她希望她所培養的學生將來也能致力於教育和培養下一代，為一個文明社會的到來盡各自的力量。在此學習的許多學生後來都成為中國傑出的女權革命家、教育家、藝術家，如劉清揚、許廣平、郭隆真、周道如等，她們都曾聽過呂碧城授課。周恩來的夫人鄧穎超曾經在這裏親聆呂碧城授課。 ^[12]  民國元年（1912年）中華民國成立後，北洋女子公學停辦，後改為河北女子師範學校。呂碧城離職，不久後出任袁世凱總統府秘書。 ^[27] 

呂碧城認為在這競爭的世界，中國要想成為一個強國就必須四萬萬人合力，因此不能忽視二萬萬女子的力量。解放婦女，男女平權是國之強盛的唯一辦法。她希望用自己的力量影響世人，濟世救民。民國元年（1912年），袁世凱在京登上民國總統寶座，呂碧城憑藉與袁世凱的舊交，先出任總統府機要秘書，後又擔任參政一職。 ^[13]  她雌心勃勃，欲一展抱負，但黑暗的官場讓她覺得心灰意冷，等到1915年袁世凱蓄謀稱帝野心昭昭時，呂碧城毅然辭官離京，移居上海。她與外商合辦貿易，兩三年間，就積聚起可觀財富，在上海靜安寺路自建洋房別墅，其住宅之豪華，生活之奢侈，為滬上人士所豔羨生妒。可見同時也有非凡的經濟頭腦。 ^[14] 

呂碧城(5張)

民國七年（1918年），呂碧城前往美國，就讀於哥倫比亞大學，攻讀文學與美術，兼為上海《時報》特約記者，將她看到的美國之種種情形發回中國，讓中國人與她一起看世界。四年後學成歸國。民國十五年（1926年），呂碧城再度隻身出國，漫遊歐美，此次走的時間更長，達7年之久。她將自己的見聞寫成《歐美漫遊錄》（又名《鴻雪因緣》），先後連載於北京《順天時報》和上海《半月》雜誌。呂碧城兩度周遊世界，寫了大量描述西方風土人情的詩詞，膾炙人口，傳誦一時。她尤擅填詞，吟詠自如，被譽為“近三百年來最後一位女詞人”。傳世著作有《呂碧城集》《信芳集》《曉珠詞》《雪繪詞》《香光小錄》等。 ^[13] 

民國十七年（1928年），她參加了世界動物保護委員會，決計創辦中國保護動物會，並在日內瓦斷葷。民國十八年（1929年）5月，她接受國際保護動物會的邀請赴維也納參加大會，並盛裝登台作了演講，與會代表驚歎不已。在遊歷的過程中，她不管走到哪裏，都特別注重自己的外表和言行，她認為自己在代表中國二萬萬女同胞，她要讓世人領略中國女性的風采。此後，她周遊列國，宣講動物保護的理念，成為這一組織中最出色的宣傳員。

民國十九年（1930年）呂碧城正式皈依三寶，成為在家居士，法名“曼智”。 ^[13] 

民國三十二年（1943年）1月24日，呂碧城在香港九龍孤獨辭世，享年61歲。遺命不留屍骨，火化成灰後將骨灰和麪為丸，投於南中國海。

1903年，呂碧城任《大公報》第一個女編輯，成為中國史上第一位女編輯，中國近代最早的女性撰稿人之一，開創中國新聞界先河。 ^[5]  在任《大公報》主筆期間，她發表了大量尊重女權、倡導婦女解放的詩詞雜文，是中國女權運動的首倡者之一。

1904年9月，呂碧城任北洋女子公學（北洋女子師範學堂）總教習；兩年後，任監督（相當於現代的“校長”），成為中國近代史上女性任此高級職務的第一人，開創近代教育史上女子執掌校政先例。 ^[4] 

呂碧城把中國的傳統學問與西方的自然科學知識結合起來，使北洋女子公學成為中國現代女性文明的發源地之一。 ^[4]  直到北洋女子公學的成立，中國才有了真正意義上的公立女子學校 ^[15]  ，並培養了大量女權革命家。 ^[4] 

1912年3月，呂碧城受聘擔任總統府機要秘書，成為中國近代史上女子任此高職的第一人。 ^[3] 

1928年，呂碧城參加世界動物保護委員會，決計創辦中國保護動物會，成為中國近代首批動物保護主義者。 ^[4] 

英斂之與呂碧城相識後，因為欣賞其才華膽識，一度生出傾慕之心。英斂之的妻子淑仲以女性的直覺感到丈夫的熱心有些過了頭，暗自傷心悲痛，幾欲離家避走。最後，英斂之“發乎情，止乎禮”，以君子之風控制住了自己的感情，只在事業上給予呂碧城以指引支持，不但對她力加拔擢，還將她引薦給當時的眾多社會名流。1905年，英斂之收集呂碧城與其兩位姐姐的詩作，編印成《呂氏三姊妹集》，並親自為之作序，稱三姊妹為“碩果晨星”式的人物，更讚譽呂碧城為“祥麟威鳳”，其抱負志向連許多男子尚不逮。但隨着時間的推移，英斂之和呂碧城之間的關係卻慢慢地出現了不和諧的音調。

首先，雖然在反對外來侵略、爭取民族獨立自強、主張開啓民智等方面，兩人一拍即合，但在具體做法上，卻又有着區別。英斂之本身是滿族正紅旗，妻子淑仲則是皇族，所以英斂之雖然主張變法維新，但是不贊成用暴力手段推翻清政府，他希望通過温和、漸進的改良方式，實行君主立憲，達到富國強民的目的。而呂碧城對清政府毫無好感，相反，卻對激進的革命黨人抱有深厚的理解和同情。1912年，溥儀退位，帝制瓦解，呂碧城歡喜於民國之建立，曾賦詩云：“莫問他鄉與故鄉，逢春佳興總悠揚。金甌永奠開新府，滄海橫飛破大荒。雨足萬花爭蓓蕾，煙消一鶚自迴翔。新詩滿載東溟去，指點雲帆當在望。”

其次，在對待袁世凱的態度上，兩人也有很大的不同。英斂之受康、梁影響很深，與梁啓超來往密切。戊戌變法失敗後，英斂之也在清廷的緝拿名單上。他先後攜妻兒避難於香港、越南，最後才落足天津。他在1899年8月發表於澳門《知新報》上的《黨禍餘言》中説，自己對變法失敗“深感鬱結，心不能已”，也因為如此，他對在戊戌政變中向榮祿告密的袁世凱可以説是深惡痛絕。1905年，《大公報》宣傳抵制美貨，激怒袁世凱，袁下令禁郵禁閲《大公報》。而英斂之亦利用手中的筆奮起反擊，連發數文，反使報紙銷量驟增。袁世凱轉而採用拉攏的辦法，均遭到英斂之拒絕。而呂碧城和袁世凱素無過節，相反，對於袁世凱的襄助女學之舉，她頗有好感，對於袁的膽識才幹，她也甚為欣賞，也因此與袁越走越近，直至出任袁的總統府秘書。

在個人層面上，呂碧城個性很強，遇事極有主見，隨着交往日多，在各種事情上，難免與英斂之言語失和，甚至發生矛盾爭執。由於英斂之對呂碧城恩情太深，所以這時呂碧城即使沒有忘恩之心，在別人看來，也難免有負義之嫌。英斂之對她的態度也由最初的欣賞漸漸地變為不耐和反感，在日記中甚至斥之為“不通”、“虛驕刻薄，態極可鄙”。隨後發生的另一件事，終於將兩人本已不睦的關係推向了破裂。

呂碧城性喜奢華，打扮新潮，這些都為英斂之所不喜，並曾因此批評過她，呂碧城對此不以為意，依舊我行我素。1908年，《大公報》上刊載了一篇題為《師表有虧》的短文，批評幾位教習打扮妖豔，不東不西，不中不外，招搖過市，有損於師德。當時的女教習並不多，打扮妖豔者更屈指可數，又兼英斂之之前曾經對自己的裝扮有過微詞，呂碧城讀後覺得這是在刻意譏刺自己，於是在《津報》上發表文章，針鋒相對地進行反擊。英斂之在日記中記道：“碧城因《大公報》白話，登有勸女教習不當妖豔招搖一段，疑為譏彼。旋於《津報》登有駁文，強詞奪理，極為可笑。數日後，彼來信，洋洋千言分辯，予乃答書，亦千餘言。此後遂永不來館。”

儘管英、呂二人在後來恢復了往來，互通書信，呂碧城還一度前往香山探望英斂之，但相比於當日津門初見時的言笑晏晏、相談甚歡已經不可同日而語。

呂碧城一直對感情抱着一種審慎的、若即若離的態度。雖然因為美麗聰慧，才華出眾，少得大名，而又性情豪爽，喜交際，她身邊一直不乏憐香惜玉的護花之人，這其中就包括袁世凱的次子袁克文。

當日秋瑾被俘，官府抄檢她的住處時，發現了她與呂碧城來往的書信，又兼呂碧城曾經在秋瑾所辦的女報上發表文章，於是欲派人抓捕呂碧城。嚴復曾説呂碧城“自秋瑾被害後，亦為驚弓之鳥矣”，呂碧城也説自己“幾同遇難竟獲倖免”。後因與袁世凱、袁克文有舊而倖免遇難。 ^[28] 

袁世凱就任中華民國大總統後，袁克文又向父親建議，聘請呂碧城出任女官，可以自由出入新華宮。當時袁克文自己便住在中南海流水音，由此與呂碧城過從漸密。袁與友人在北海舉行詩會，呂碧城也經常參加，與之詩詞唱和，結伴出遊。樊增山曾有詩讚呂碧城曰：“天然眉目含英氣，到處湖山養性靈。”袁克文也知呂碧城不是凡俗女子，因此對她敬愛有加。時任總統府外交肅政史的費樹蔚與袁克文、呂碧城皆為好友，後來費樹蔚在為呂碧城《信芳集》所作的序中雲“予識呂碧城垂二十年，愛之重之，非徒以其文采票姚也。其人自守潔，見地超於人，忠恕絕去拘閼，而不為誕曼”。一次他試探呂碧城是否屬意於袁克文，呂碧城笑而不答，後再提及，呂碧城答曰：“袁屬公子哥，只許在歡場中偎紅依翠耳。”

1915年春，呂碧城登長城，寫下了一闋《浪淘沙》 ^[16]  ，不久，呂碧城抽身遠走上海。

呂碧城幼時曾被許配給同鄉汪家，待呂家遭遇家難，汪家就退了婚。此後，她一生未涉婚姻。據王忠和的《呂碧城傳》講述，呂碧城在天津師從嚴復時，後者和傅增湘等都曾為她撮合婚事，介紹欲續絃的駐日公使胡惟德給她，被呂碧城拒絕。嚴復在給侄女的信裏感嘆：呂碧城心高氣傲，眼中所見，沒有一箇中意者，自己曾勸她早覓佳偶，她頗不以為然，“大有立志不嫁以終其身之意”。 ^[29] 

呂碧城為何錯過姻緣？關心、好奇的人不少。她自己後來半開玩笑地解釋道：生平所見，可稱許的男子不多，梁任公（梁啓超）早就有妻室了，汪季新（汪精衞）呢年歲又較輕（其實與她同歲），汪榮寶（擔任過駐比利時、瑞士、日本公使等職，有《清史講義》等著述）也不錯，不過也有家室了。“我之目的不在資產及門第，而在於文學上之地位。因此難得相當伴侶，東不成，西不合，有失機緣。” ^[17]  這番話既是調侃，也非虛言一能入她法眼的男子，本來就寥寥無幾，分量和年歲相當，又還虛位以待的，更是寥若晨星，當然就寧缺毋濫了。呂碧城同時也補充道：“幸而手邊略有積蓄，不愁衣食，只有以文學自娛耳。”她自有資產，無須為衣食之憂而勉強嫁人，當然更多了一分挑剔。 ^[29] 

（參考資料： ^{[18]  [19]}  ）

（參考資料： ^{[18]  [19]}  ）

呂碧城12歲時，詩詞書畫的造詣已達到一定水準，書香之家的薰陶，使得呂碧城早慧：“自幼即有才藻名，工詩文，善丹青，能治印，並嫺音律，詞尤著稱於世，每有詞作問世，遠近爭相傳誦。” ^[20]  當時有“才子”美稱的樊增祥讀了呂碧城的詩詞，拍案叫絕。當有人告訴他這只是一位12歲少女的作品時，他不能相信“夜雨談兵，春風説劍”，如此詞句出自一個小女孩之手。 ^[21] 

作為《大公報》也是中國新聞史上的第一位女編輯，女性撰稿人，呂碧城聞名20世紀初京津地區。她的詩詞創作，有着不小的天賦和才華，是辛亥革命前後著名的文學團體——南社的重要成員，被稱為“近三百年來最後一位女詞人”。

她不僅親身參與教育實踐活動，還特別注意宣傳自己的教育主張，對宣傳興辦新式女子教育的益處不遺餘力，大力推動了近代女子教育，開創近代教育史上女子執掌校政的先例。 ^[20] 

呂碧城不僅是女子教育的提倡者和組織者，還是男女平等的呼籲者和先行者，是提倡女權和女學的急先鋒。她在《大公報》上陸續發表的一些關於女學、女權和女子教育等方面的文章詩詞，受到極大關注和響應，眾多文人學士紛紛投詩相和。此外，呂碧城一直堅持只用文言創作，反對“五四”時期開始的白話文運動。

呂碧城的詩詞文章，手筆婉約，敏感玲瓏，別見雄奇，卻又暗蓄孤憤，曾產生很大的影響。柳亞子稱她“足以擔當女詩人而無愧”；詞學家龍榆生稱譽她是“鳳毛麟角之才女”，“近三百年來最後一位女詞人”；詩人易實甫認為其“詩文見解之高，才筆之豔，皆非尋常操觚家所有也”。她畢生用文言寫作，時光變遷，其文名漸被湮沒。時至今日，這位民國女俠，已鮮為人知了。 ^[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