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士詒

1908年，梁士詒籌款修築京漢鐵路，並同英國公司訂立滬杭甬鐵路借款合同，還參加收回京漢鐵路管理權的工作。同年底，清光緒帝和慈禧太后相繼去世，袁世凱被新上台主政的攝政王載灃以“患足疾”勒令回原籍養痾，陳璧、唐紹儀也相繼去職。梁得新任郵傳部尚書徐世昌的保護而繼續任職。1909年（宣統元年），他補郵傳部左參議。次年梁改組鐵路總局，使其規模更加完備，還奉命查勘廣九鐵路全線。1911年初，盛宣懷任郵傳部尚書，有意清除梁士詒的勢力，藉故有給事中和御史七人奏參梁把持路政，任用私人，虛靡公款等由，奏請清廷撤去梁的鐵路總局局長之職，並派人對他進行清查。 ^[4] 

梁士詒是袁黨中的粵派首領。粵派與皖派爭寵，互相攻擊。1915年6月，皖派策動肅政廳發動了“五路大參案”，矛頭指向了梁士詒及其親信葉恭綽。此案開始聲勢很大，但在袁世凱的庇護下，最後輕輕了結，但這畢竟是對粵派的一次打擊。8月楊度等人組織“籌安會”，打着“研究學術”的幌子，作為推行帝制的機關。9月梁士詒為向袁表示“忠心”，急忙發起組織“各省請願聯合會”，向參政院請求變更國體，並準備借“國民”之名，把袁世凱推戴為中華帝國皇帝。他的這一招，手續上較籌安會為簡便，博得袁的歡心。1916年6月，袁世凱的帝制失敗並死去後，梁士詒等被列為帝制禍首，受到繼任的黎元洪和段祺瑞政府的“通緝”。這種“通緝”是虛假的，令下之後，他從容地避往香港。 ^[4] 

梁士詒在香港住了一年之後，應日本財閥澀澤和大倉的邀請，於1917年10月赴日本，受到盛大的接待。日人視梁為可供利用的人物，如澀澤以為“中國要人中，有經濟的充分知識，而又瞭解日本者，北方推（梁士詒）先生，南則張季直（謇）也”。梁在日本遊歷了將近三個月，參觀各地工廠、商行，與日本財閥、政客如頭山滿、犬養毅等人廣泛接觸，並就在華合辦銀行、設企業等進行了秘密洽談。

1918年初，正是北京政府中馮國璋、段祺瑞暗鬥並在對南方問題上發生和戰分歧的時候，經皖系政客們的活動、疏通，北京政府取消了對梁的通緝。2月梁回到北京。先是，為調解馮、段之爭，徐世昌從河南原籍北來，進行一些遊説活動，成為時局中矚目的人物。梁進京前先去天津同徐世昌秘密商談。接着，他奔走於北洋各派和南北各軍政要員之間，以和事佬的姿態進行周旋。6月，交通銀行開股東大會，梁被選為董事長。他原為交通系的首領，當受通緝外逃期間，曹汝霖在交通部門中，乘機安插私人，培植個人勢力，形成了所謂“新交通系”。梁歸國後，又糾集舊部，恢復了勢力，人們稱之為“舊交通系”。其實，新、舊交通系並無多大區別。當時，皖系政客組織了安福俱樂部，8月間召開了所謂新國會（亦稱“安福國會”），新舊交通系在這個國會中佔據了僅次於安福系的席位，梁士詒當上了國會參議院議長。9月4日，徐世昌在安福系和交通系共同支持下，當選為北京政府大總統。

徐世昌上台後不久，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美、英等國為遏制日本支持皖系軍閥的“武力統一”政策，對中國政局倡導“和平”，徐世昌願借南北妥協鞏固自己的地位，南方軍閥也想從和議中分得一定的地盤和權力，1919年春，南北和會在上海得以召開。在此之前，梁士詒為徐世昌暗中獻策，其要點是：

徐世昌對此主意很讚賞，對梁便委以促進和談的重任。因此徐、梁結合起來，“成為不可分離之局”，“梁得徐而膽益壯，徐得梁而志益堅”。梁曾南下廣州等地向西南各省疏通，又到香港同南方的總代表唐紹儀等接洽，竭力促進和談的實現。但南北和會雙方代表經過幾個月的談判，終以無結果而破裂。在此期間，梁士詒為首的交通系的態度是和徐世昌一致的。

1918年12月梁士詒辭去參議院議長的職務。次年1月，任外交委員會委員和戰後經濟調查委員會委員。這時，中英銀公司代表梅爾斯與交通部鐵路會計顧問美國人貝克（John Earl Baker），向北京政府提出由美、日、英、法統一對中國鐵路貸款，並由這四國和中國共同管理中國鐵路的方案，引起中國各階層人士的關注。梁士詒等對此表示反對，並採取了抵制措施。他出面募集資金一千餘萬元，成立中華銀公司，出任董事長，以承修鐵路為主要業務。又組織鐵路救亡會，呼籲抵制列強奪佔中國路權。同時發表了車、路分離的主張，提倡加速發展交通事業，促進交通輔助事業。

南北和議破裂後，1920年7月爆發直皖戰爭。戰後，直、奉兩系軍閥共同控制着以徐世昌為總統的北京政府。他們分別在美、英和日本的扶植下，進行着激烈的爭奪。戰後的靳雲鵬內閣是直、奉兩系保持均衡的產物。梁士詒很想組閣，便策動交通系閣員葉恭綽、周自齊從財政上倒靳閣的台。又經葉恭綽的活動，他們的計劃取得了張作霖的支持。1921年12月下旬，奉系與交通系迫使靳雲鵬辭職，張作霖接着便推薦梁士詒出任內閣總理。梁士詒內閣出現的背後，實際上又是日本策動的結果。日本為了與英、美爭奪對北京政府的控制，把奉系與新舊交通系拉在一道，以便供它利用。因此，梁士詒的組閣激化了英、美與日本的鬥爭，也激化了直、奉之間的矛盾。這時在美國召開的華盛頓會議，正就山東問題進行爭論。日本為保持其在華的侵略權益，就派駐華公使小幡見梁士詒，聲稱願提供借款給北京政府，誘使梁士詒接受山東問題改由中日雙方直接交涉的主張。梁同意了借日本款贖回膠濟路，將該路改為中日合辦，聘用日人為車務長及會計長的條件。梁當即電令中國出席華盛頓會議的專使，接受日本要求。這消息一經傳出，立即激起全國人民的憤慨，各地羣眾紛紛抗議，上海工人舉行示威遊行。這時，善於觀看風向、利用民意的直係軍閥吳佩孚，乘機發動反奉的運動。他大罵梁士詒“賣國媚外，甘為李完用、張邦昌而弗恤”。到1922年1月25日，梁在全國人民的反對以及直係軍閥的攻擊下，不得不請假出京，躲往天津。

1922年4、5月間，第一次直奉戰爭終於打響，結果奉軍失敗。徐世昌趕快褫奪葉恭綽、梁士詒職務並下令通緝。但下令前，梁士詒已得到通知，5月7日，他和葉恭綽一同逃往日本，數月後回香港家居。 ^[4] 

第一次直奉戰爭後，直係軍閥控制了北京政府的全部政權。1923年5月發生了津浦鐵路上的臨城劫車案，有國內外旅客三百餘人被孫美瑤匪部劫持，帶往抱犢崮山麓，作為人質，引起了美、英等國對直系的不滿。直系政府藉此攻擊梁士詒説此案與交通繫有關，曹錕電告國務院知照香港將梁等逐出香港，港方沒有置理，梁等也通電反駁。9月間黎元洪在直系脅迫下被迫離京，曾從天津至上海，擬重新組織政府，派人請梁士詒協助，未被接受。

1924年3月5日，梁自香港起程到英、法、德、意、美、日等國漫遊。此行名為實地考察，實際上是通過與有關國家政要人物和資本集團的接觸，擴大影響，謀求東山再起的機會。5、6月間他到德國，遭到柏林的部分中國留學生憤怒斥責。由於交通系主要人物對張作霖、段祺瑞、孫中山三角反直同盟是支持的，而且同南方政府有某種合作，故當梁到達美國時受到國民黨人的接待與保護。9月1日，他回抵香港。

1925年2月，梁士詒應臨時執政段祺瑞的約請，赴北京參加善後會議。5月任財政善後委員會委員長。8月兼任憲法起草委員會主席委員。以後又任關税特別委員會委員並再次任交通銀行總理。隨着臨時執政府的終結，梁於次年回至香港。

1926年5月，梁士詒應張作霖的約請前往奉天（今瀋陽），商討救濟金融的辦法。1927年初任北京政府海關附加税保管委員會委員，當張作霖在北京就任“安國軍”總司令後，聘梁為“政治討論會”會長。5月，他曾訪英駐華公使藍浦生（Miles Wedderburn Lampson），希望通過藍氏促成奉張與蔣介石合流，但無結果。

1928年2月2日，梁士詒受命為北京政府税務處督辦。6月，張作霖自北京退往奉天，在皇姑屯被日人預埋炸彈炸死。梁看到北洋軍閥面臨末日，遂返香港。不久國民政府以附奉罪名下令通緝梁士詒。6月1日，又用改選方式，使梁脱離交通銀行。

1932年1月，蔣介石召開“國難會議”，梁也被邀參加，至滬後，因會議展期，返回香港。1933年2月，蔣介石邀段祺瑞南下，段祺瑞函請梁前往面商大計。3月梁自港抵滬。他曾就抵抗日本侵略及後方給養問題對記者發表談話，但不久病發，於4月9日在上海逝世。 ^[4] 

梁士詒早年鬱郁不得志，求見袁世凱。袁世凱問：“有何特長啊？”梁答：“我楷書很好，會教書，能寫詩。”袁説：“書奴伎倆罷了，你這種人，我屬下多啦，就知道咬文嚼字，沒出息。”梁士詒聽罷，慚愧至極，求助於袁世凱的僕人，望指點迷津。僕人告訴他，袁世凱最看重的，是外交和經濟人才。梁士詒賣掉衣物，遍購外交、經濟書籍，認真苦讀，揣摩領會，幾個月後，再次求見。袁世凱問：“還寫詩呢？”梁答：“士別三日，刮目相看，我的知識，已然更新。”於是談起外交和財政兩門學問，滔滔不絕，縱橫議論，很有新意。袁世凱大為驚奇，馬上聘請梁為財經顧問。 ^[3] 

梁士詒故居位於廣東佛山市三水區白坭鎮原是一座豪華無比的官邸，建於1913年，建築面積1130多平方米，原為梁士詒的中華民國誥敕一等級中卿函“勳爵府”。但現僅存寥寥可數的睡榻、茶几、圓凳等傢俱於故居。

梁士詒墓位於三水區白坭岡頭村，建於民國二十二年（1933），為圓上墳結構。以灰沙夯築。前建有碑亭，碑前為石拜桌。有墓道、石牌坊。石牌坊陽面刻名書法家葉恭綽所書“梁氏佳城”。陰面刻段祺瑞所題“將相聯輝”。整座墳墓建於小山丘之上，古木參天，寧靜肅穆。佔地面積約6000平方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