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社

隨着中國同盟會的成立、資產階級民主革命高潮的到來，出現了文學團體"南社"。它最初醖釀於1907年，正式成立於1909年，發起人為陳去病、高旭和柳亞子。在第一次“雅集”的17人中，有14人是同盟會會員。它以提倡民族氣節號召，以應和民族民主革命，反對清王朝的種族壓迫和專制統治。

關於南社的由來:明萬曆四十四年（1616），嘉善縣（今浙江嘉興）人士楊熹在江北一帶建立了文社組織“南社”。因創立人和創立地點都在南方，故名南社。也稱“江北南社”。後併入復社。南社是和雲間幾社，香山同社一樣具有民主思想的士人議論時政的文社。近代的南社取名應參考過明末南社，它意謂“操南音不忘本”，亦即表示反清革命。1910年開始出版《南社》，分文錄、詩錄和詞錄3部分，到1923年，共出版22集。1917年，又出版《南社小説集》1冊。辛亥革命前有社員200餘人，辛亥革命後劇增至1千多人。“南社”的成立和發展，標誌着文學為革命服務的目的性更明確了，文學的戰鬥性和羣眾性也大大地隨之增強。 ^[2] 

南社成員大多屬於新起的資產階級﹑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階層。其中，不少人是革命派文化宣傳隊伍中的積極分子。1903年﹐高旭在松江發刊綜合性雜誌《覺民》。

1904年﹐陳去病在上海任《警鐘日報》主筆﹐創辦《二十世紀大舞台》﹐提倡戲劇改良。1905年，高旭在日本發刊《醒獅》，次年，在上海建立同盟會江蘇分會機關，創辦健行公學，與柳亞子等共同發刊《復報》。1907年﹐陳去病在上海主持國學保存會，編輯《國粹學報》。在上述過程中，陸續聯絡了一批具有革命思想的文化界人士，為南社的建立打下基礎。1907年8月15日(舊曆七月七日)﹐陳去病與吳梅﹑劉季平等11人於上海愚園集會﹐組織神交社。

1908年 1月﹐柳亞子與陳去病﹑高旭等在上海決定成立南社。1909年11月13日﹐南社在蘇州虎丘張國維祠舉行第一次雅集，陳去病﹑柳亞子﹑朱錫梁﹑龐樹柏﹑陳陶遺﹑沈礪﹑朱少屏﹑諸宗元﹑景耀月﹑林之夏﹑胡穎之﹑黃賓虹﹑蔡守等17人出席﹐其中14人為同盟會會員。

會議宣告南社成立﹐選舉陳去病為文選編輯員﹐高旭為詩選編輯員﹐龐樹柏為詞選編輯員﹐柳亞子為書記員﹐朱少屏為會計員。1911年﹐紹興﹑瀋陽﹑廣州﹑南京等地相繼成立越社﹑遼社﹑廣南社和淮南社。年輕的魯迅參加了越社。

南社成員歡欣鼓舞地迎接武昌起義。淮南社發起人周實﹑阮式等在故鄉淮安率眾響應﹐被以清政府知縣為首的封建勢力殺害。南社立即集會追悼﹐要求懲辦兇手。當時﹐南京臨時政府已在和袁世凱“議和”﹐柳亞子等以上海《天鐸報》為據點﹐撰文和南京臨時政府機關報《民立報》論戰﹐反對妥協﹐主張北伐﹐徹底推翻清朝政府。這一階段是南社最有光彩的時期。

民國初建﹐南社得到了順利發展的條件﹐社員遍佈於全國各地的許多報館。陳去病﹑宋教仁等先後在杭州﹑北京設立南社通訊處和事務所。1912年10月27日﹐南社於上海舉行第七次雅集﹐柳亞子建議改編輯員三頭製為一頭制﹐並自薦。這一建議遭到否決﹐柳亞子憤而宣佈“出社”。

1914年3月29日﹐南社第十次雅集﹐決定接受柳亞子的意見﹐採取主任制。鑑於有少數社員依附袁世凱﹐會議通過的條例中特別規定:“本社以研究文學﹐提倡氣節為宗旨。”(《南社紀略》)會後﹐柳亞子重新加入南社。同年10月﹐在通訊選舉中被選為南社主任。

在反袁鬥爭中﹐南社社員犧牲的除宋教仁外﹐還有甯調元﹑楊德鄰﹑範光啓﹑程家檉﹑吳鼐﹑仇亮﹑陳以義﹑陳其美﹑陳子範等。南社積極蒐集他們的文稿﹑詩稿﹐為他們作傳﹐藉以表彰革命精神。當時資產階級革命派已經全軍潰散﹐南社社員看不到出路。1915年舊曆中秋節﹐顧無咎﹑柳亞子等人結酒社﹐顧自號“神州酒帝”。他們天天狂歌痛飲﹐反映出極端苦悶消沉的情緒。

1917年﹐正當張勳復辟前後﹐南社內部因對“同光體”的評價而發生爭論。姚錫鈞﹑胡先驌﹑聞宥﹑朱璽等吹捧陳三立﹑鄭孝胥等遺老詩人﹐柳亞子﹑吳虞則持激烈的批判態度﹐爭論中﹐朱璽由為“同光體”辯護髮展為對柳亞子進行謾罵和人身攻擊。8月1日﹐柳亞子以南社主任名義發表緊急佈告﹐宣佈驅逐朱璽出社。隨後﹐又驅逐了支持朱璽的成舍我。同月﹐成舍我與廣東分社的蔡守結合起來﹐成立“南社臨時通訊處”﹐號召打倒柳亞子﹐恢復原來的三頭制﹐並提名高燮等出任文選﹑詩選和詞選主任。陳去病﹑姚光﹑王德鍾等支持柳亞子。自8月14日至9月15日﹐先後有社員8批200餘人次在《民國日報》發表啓事﹐聲明“驅逐敗類﹐所以維持風騷﹔抵制亞子﹐實為摧毀南社”。同年10月﹐進行南社改選﹐在收到的432票中﹐柳亞子以385票繼續當選。

由於這次內訌﹐柳亞子受到刺激﹐心灰意懶。1918年10月﹐勸社友改選姚光為主任。此後南社即每況愈下﹐社務逐漸停頓。1923年10月﹐北京國會選舉總統﹐曹錕以每票5000元的價格收買議員﹐高旭等19名社員收賄投票。此事敲響了南社的喪鐘。10月29日﹐陳去病﹑柳亞子等13人發表《舊南社社友啓事》﹐宣佈不承認高旭等人的社友資格。

1923年 5月﹐柳亞子與葉楚傖﹑邵力子﹑陳望道等 8人發起組織新南社。其中邵﹑陳當時是共產黨員。這是柳亞子和舊南社分裂﹐支持新文化運動的一個勇敢的行動。10月14日﹐新南社於上海召開成立大會﹐選舉柳亞子為社長﹐邵力子等為編輯主任。柳亞子宣佈:“新南社的精神﹐是鼓吹三民主義﹐提倡民眾文學﹐而歸結到社會主義的實行﹐對於婦女問題﹑勞動問題﹐更情願加以忠實的研究。”(《新南社成立佈告》)次年1月﹐傅專在長沙發起組織南社湘集﹐聲稱與新南社宗旨“稍異”﹐目的在於“保存南社舊觀”(《南社湘集導言》)。1925年後﹐柳亞子全力投入改組國民黨的工作。新南社活動停頓﹐南社湘集則一直活動到抗戰前夜﹐1943年﹐朱劍芒在福建永安成立南社閩集﹐活動過一﹑二年。

南社名字之來歷，甯調元説：“鍾儀操南音，不忘本也。”高旭説：“南之雲者，以此社提倡於東南之謂。”二人所言，旨在暗示，使人意會而不致授人以柄。

南社之“南”與陳去病有直接的關係。1903年他自日本回國，加入教育會，思想發生了一大轉變，便以文學家的敏感與“南”字結下了親緣，改其字為巢南，名其集為《巢南集》。“巢南”本於《古詩》“胡馬依北風，越鳥巢南枝”之名句，“胡”“越”對峙，與排滿革命的思潮吻合。民國後他解釋道：“南者，對北而言，寓不向滿清之意。”

南社之“社”，來源於明末清初的復社、幾社之社。甯調元《南社詩序》列舉了啓禎之際的社團後，雲：“流派雖別，大都以詩古文詞相砥礪，而統歸於復社。”陳去病《神交社雅集小啓》將復社、幾社作為自己結社的原型，《南社詩文詞選敍》又把南社同復社、幾社類比：“寥寥車轍，不同幾、復當年；落落襟懷，差比河汾諸老。”“不祥文字，敢希《壬申文選》之倫；終古河山，用依次尾《國瑋》之集。”柳亞子《雅集圖記》亦復如此，雲：“降及勝國末年，復社勝流，風靡全國，其意氣不可一世。”高旭《南社啓》亦云：“然則社以南名，何也？樂操南音，不忘其舊。”“竊嘗考諸明季復社，頗極一時之盛。其後國社既屋矣，而東南義旗大舉，事雖不成，未始非提倡復社諸公之功也。”

明末清初的復社、幾社的文化精神、詩學傳統及抗清的志節就被南社人概括為“幾、復風流”。雖然他們所處的時代不同，而他們意欲完成的志業卻有相同之處，那就是反清排滿，因此南社接過“幾、復風流”，以其後續自居。如此“巢南”之“南”與“復社幾社”之“社”合成之，遂為南社之名，亦寓南社之實。

柳亞子1923年《新南社成立佈告》不無自豪自負地雲：“它底宗旨是反抗滿清，它底名字叫南社，就是反對北庭的標誌了。” ^[3] 

南社成立時﹐即企圖領導文壇﹐開一代風氣。高旭在《南社啓》中明確宣稱:“欲一洗前代結社之弊﹐作海內文學之導師。”他們重視文學的社會作用﹐普遍要求通過文學闡揚“國魂”﹐激發羣眾的“愛種保國”之念﹐反對清朝政府的專制統治﹐為資產階級民主革命服務。但是﹐在具體的文學主張上﹐卻很不一致。

柳亞子等提倡“唐音”﹐推崇辛棄疾和明末陳子龍﹑夏完淳﹑顧炎武﹑王夫之﹑黃宗羲等人的作品﹐反對在晚清文壇佔統治地位的同光體﹑常州詞派和桐城派。1911年﹐柳亞子在《胡寄塵詩序》中聲言:“餘與同人倡南社﹐思振唐音以斥傖楚。”1917年﹐柳亞子又表示﹐民國時代﹐應有民國之詩﹐決不能讓亡國士大夫再做詩壇的頭領﹐排斥同光體是為了給“民國騷壇樹先聲”(《磨劍室拉雜話》)。晚清同光體的代表詩人大都擁護清政府﹐反對民主革命﹐辛亥後又大都以遺老自居﹐因而﹐“唐音”和“宋派”(即主張模仿宋詩的同光體詩派)的分歧﹐既反映了兩派詩人在政治上的對立﹐也反映了新興資產階級藝術上的新陳代謝的要求。柳亞子等在詞﹑散文方面的推崇和排斥﹐也具有同樣的性質。

和柳亞子等不同﹐馬君武主張“唐宋元明都不管﹐自成模範鑄詩才”(《寄南社同人》)﹐高旭主張“漫追魏晉隋唐體﹐自抱文周屈宋思”(《鈍根未與元夕南社雅集﹐以詩見寄﹐步其韻以答之》)。但是﹐他們的影響不大。南社中還有些人是同光體﹑常州詞派和桐城派的崇拜者﹐他們人數不多﹐但是習染很深﹐形成頑強的反主流勢力。

南社文學以詩歌為主﹐大體以辛亥革命為分界線。此前﹐主題多為批判清朝統治﹐傾訴愛國熱情﹐呼喚民主﹐譴責專制﹐號召人們為祖國的獨立富強而鬥爭﹐風格慷慨豪壯。此後﹐主題轉為批判辛亥革命的不徹底﹐抒發理想破滅的悲哀﹐斥責袁世凱的稱帝醜劇﹐風格憤鬱低沉﹐有些甚至流為靡靡之音。

南社建立期間﹐國粹主義思潮正在革命派內部流行﹐南社作家大都不同程度地接受過影響。他們要求光大民族文化﹐反對帝國主義文化侵略﹐但是﹐卻不能正確處理繼承與革新﹑吸收外來進步文化和發揚本民族優良傳統之間的關係﹐籠統地號召保存國學。其結果﹐既不能繼續推進改良派所倡導的文學改良運動﹐也不能扶掖在文學實踐中所出現的新芽。“五四”時期﹐不少人成為白話文運動的反對者。

南社的主要作家有柳亞子﹑陳去病﹑高旭﹑蘇曼殊﹑馬君武﹑甯調元﹑周實﹑吳梅﹑黃節等。

南社的機關刊物為《南社叢刻》﹐簡稱《南社》﹐發表社員的詩﹑古文﹑詞創作。線裝﹐不定期。自1910年1月至1923年12月﹐共出版22集。此外﹐1910年10月11日(夏曆重九)周實等在南京憑弔明孝陵﹐事後刊行《白門悲秋集》﹐1917年﹐出版《南社小説集》﹐二者均為《南社叢刻》的增刊。

南社的各分支組織均曾計畫出版刊物。其中﹐越社的機關刊物為《越社叢刊》﹐僅出1集﹐1912年2月出版。魯迅編。

新南社成立後﹐於1924年 5月出版《新南社社刊》﹐發表沈玄廬﹑邵元衝﹑呂志伊﹑劉大白等人著作多種﹐一律採用白話﹐僅出1期﹐同年出版的《南社湘集》則一律採用文言﹐共出 8集。胡樸安於1924年刊行《南社叢選》。1936年﹐柳亞子又將《南社叢刻》上全部詩﹑詞以人為類﹐重新編排﹐出版《南社詩集》﹑《南社詞集》2種﹐共8冊。

記述南社歷史的著作有1940年柳亞子寫成的《南社紀略》。1980年﹐北京中華書局出版了楊天石﹑劉彥成所著《南社》。1981年﹐上海人民出版社又出版了鄭逸梅的《南社叢談》。

高天梅與梁公啓超

1903年2月至10月，梁啓超應美洲保皇會之邀，逛了一趟美國。這一逛不打緊，梁啓超的思想發生了大變化。

戊戌維新之前，梁啓超就暗中嚮往共和；維新運動失敗後，梁啓超流亡海外，嚮往共和之情更常常溢於言表。但是，他一到美國這個他不久前歌頌過的“世界共和政體之祖國”，卻大大失望了。

在美國，梁啓超見到了城市的壯麗，工農業的繁盛，見到了19世紀與20世紀之交出現的“怪物”——托辣斯，見到了美國 “平民政治”、“地方自治”，見到了美國的社會主義運動。但是，他也見到了紐約的貧民窟，見到了美國的“黨派之私”和“選舉之弊”，還見到了華僑社會的種種缺點。於是，他得出結論：共和不適用於中國。在《新大陸游記》中，他寫道：“自由雲，立憲雲，共和雲，如冬之葛，如夏之裘，美非不美，其如於我不適何!”他甚至説：“今日中國國民，只可以受專制，不可以享共和。”

早在1899年，梁啓超就介紹過德國政治學家伯倫知理的學説。從美國回到日本不久，梁啓超又讀到了德國人波倫哈克的《國家論》。這兩位洋人，都攻擊共和制度，梁啓超覺得找到了理論根據，於是決定與共和制告別。他在《政治學大家伯倫知理之學説》一文中寫道：

吾黨之醉共和、夢共和、歌舞共和、尸祝共和，豈有他哉，為幸福耳，為自由耳。而熟意稽之歷史，乃將不得幸福而得亂亡；徵諸理論，乃將不得自由而得專制。然則吾於共和何求哉，何樂哉!

梁啓超的文章一向以“筆鋒常帶感情”著稱，寫着寫着，他不禁哭將起來：

嗚呼痛哉!吾十年來所醉、所夢、所歌舞、所尸祝之共和，竟絕我耶?吾與君別，吾涕滂沱。吾見吾之親友者而或將亦與君別，吾涕滂沱。吾見吾之親友昔為君之親友而遂顛倒失戀不肯與君別者，吾涕滂沱。

梁啓超大概哭得很傷心，所以一連寫了三句“吾涕滂沱”，又寫了一句“吾與汝長別矣”，以示其悲感之深。其後，他忽然覺得有人可能會問，那麼中國今後怎麼辦，是不是以“君主立憲”為追求對象?於是，他接着寫道：

不然，吾之思想退步不可思議，吾亦不自知其何以鋭退如此其疾也。吾自美國來而夢俄羅斯者也。

原來，他與共和、民主告別之後，夢寐以求的對象是俄羅斯——沙皇專制主義的俄羅斯。1906年，他乾脆大談“人民程度未及格”、“施政機關未整備”，提倡在中國實行開明專制了。

19世紀末20世紀初，梁啓超一度領導中國的思想界和輿論界，成為許多年輕人的偶像。但是，自從他發表“遊美國而夢俄羅斯”的言論以後，他在那個時代年輕人心目中的地位就一落千丈了。

1904年4月，上海附近的一個小鎮上有一位年輕人，在讀了梁啓超上述關於伯倫知理學説的文章後，寫了三首詩寄給他，其一雲：

新相知樂敢嫌遲，醉倒共和卻未痴。君涕滂沱分別日，正餘情愛最濃時。

這位年輕人，就是後來的南社發起人，自號“江南快劍”的高旭(天梅)。高旭原來是《新民叢報》的熱心作者和讀者，這以後就明確地和改良派分手了。歷史表明，這一分手是正確的。

在近代中國歷史上，像梁啓超這樣“遊美國而夢俄羅斯”，或由於看到了西方民主的弊病，或覺得中國人水平不夠，從共和、民主轉回專制主義的，頗不乏人。他們不瞭解或忘記了，從總的方面看，作為政治制度，共和、民主是遠勝於專制、獨裁的。歷史的任務，應該是吸收人類一切民主主義文化的優秀部分，克服其侷限和弊端，同時積極培育條件，創造出更高級更完備的民主，而不是相反。

（1877～1925），字天梅，江蘇金山人（今上海市金山區張堰鎮人）。他出身於地主家庭，1904年留學日本，1906年歸國後，在上海創辦健行公學，提倡革命，併為中國同盟會江蘇支部部長。高旭早年即憤慨於"偽韓為杜"、"吟花弄鳥"的腐朽詩風。他吸取了"詩界革命"的進步因素，作了不少通俗的詩歌，鼓動革命，如《女子唱歌》、《愛祖國歌》、《軍國民歌》、《光復歌》、《國史紀念歌十六首》等。他的長篇歌行，更浩浩蕩蕩，充滿奔放的革命熱情，最突出的是《海上大風潮起作歌》： ......亡國慘狀不堪説，奔走海上狂呼號。非種未鋤氣益奮，雄心鬱勃胸中燒。擬將大網羅天鵬，安得闊斧斫海鰲。......相期創造新世界，簸山蕩海吼蒲牢。......文明有例購以血，願戴我頭試汝刀。有倡之者必有繼，擲萬髑髏劍花飄。......作人牛馬不如死，漓林血灌自由苗。......鼕鼕法鼓震東南，橫跨中原崑崙高。 　此外如《登富士山放歌》、《路亡國亡歌》等，也都是同類作品。高旭的詩，一般擺脱約束，開闊奔放，直抒革命懷抱。但缺乏洗伐凝鍊，蕪詞累句所在難免。辛亥革命失敗後，他的頹唐失意情緒也就不可控制。"一曲清歌兩行淚，可能喚醒國人無"；"風雨飄搖同此感，可能詞筆挽滄桑"：則竟然懷疑了地社的革命作用。

（1887～1958），名棄慶，江蘇吳江人。他和陳去病同縣，思想經歷也相近。最初也受康梁維新運動的影響，後來轉向革命。1903年，加入中國教育會，到上海進入愛國學社，認識章炳麟、鄒容等革命家，革命思想就此確定。1906年，參加中國同盟會和光復會。1907年游上海，便與陳去病、高旭等醖釀南社。1909年南社成立後，他做了很多實際工作，表現了更多的熱情。作為年輕的詩人，柳亞子對當時的名色腐朽詩派，是有衝擊的力量和勇氣的。他在《論詩六絕句》中寫道：

少聞曲筆湘軍志，老負虛名太史公。古色斕斑真意少，吾先無取是王翁。

鄭陳枯寂無生趣，樊易淫哇亂正聲。一笑嗣宗廣武語，而今豎子盡成名。

這時當時的氣焰高張的主要擬古詩派，無異下了總攻擊令。他又有《論詩三截句》，推尊夏完淳、顧炎武和龔自珍，特別頌揚了龔自珍：300年來第一流，飛仙劍客古無儔。只愁孤負靈簫意，北駕南艤到白頭。他和南社的許多詩人一樣，對龔自珍詩是有着一種特殊的嗜好的。

柳亞子在這個時期的詩，追懷民族英雄，悼念革命烈士，揭露清王朝的腐朽黑暗，抒發革命的懷抱和理想，表現了旺盛的革命熱情和意志，略和陳、高的詩相近。但在風格上卻顯然和他們不同。"翩翩亞子第一流，七律直與三唐儔" （《天梅遺集．詩中八賢歌》），他寫了許多七言的律詩和絕句，既不像陳去病 的那樣拘謹板滯，也不像高旭的那樣恣肆放縱，而是清新樸實，流轉自如，這是 龔自珍的影響。"中國的文學語言，無論雅言或常語，在他的筆下就像是雕塑家手裏的軟泥，真是得心應手"（郭沫若《柳亞子詩詞選序》）。這在他的詩，特 別是七言律絕，表現得尤為明顯。辛亥革命失敗後，他也不像南社的許多詩人那 樣容易消沉頹喪，他批判革命黨人對袁世凱的妥協，"鐃歌慷慨奏平胡，大局終 憐一着輸"。對詩袁聲中，他的革命意志依然是昂揚的，作《孤憤》：

孤憤真防決地維，忍抬醒眼看羣屍？美新已見揚雄頌，勸進還傳阮籍詞。豈 有沐猴能作帝，居然腐鼠亦乘時。宵來忽作亡秦夢，北伐聲中起誓師。

詩人憤怒地斥責了袁世凱的盜國，也狠狠地鞭撻了劉師培等封建餘孽的卑劣。 他是南社詩人中一個少有的隨着時代前進的愛國詩人。

在南社作家中，蘇曼殊（1884～1918）別具一格，傾倒一時。他原 名玄瑛，字子谷，廣東香山縣人。母日本人，生於日本，1889年隨父回廣東原籍。由於複雜的家庭關係，他幼年即孤苦零仃。在革命潮流的激盪下，1903年，他在日本成城學校學習時，參加拒俄義勇隊和軍國民教育會。同年回國， 任蘇州吳中公學教授和上海《國民日日報》翻譯，後去香港，旋至惠州古寺中削 發為僧。從此流浪各地，一面留心現實，與革命黨人交遊，一面又追逐庸俗腐朽 的享樂生活。辛亥革命失敗後，悲觀失望更甚，竟以頹廢終。

蘇曼珠在短短的流浪的一生中，學習了中文、日文、英文和梵文，兼工詩畫， 能寫散文、小説，翻譯過拜倫詩和法國雨果小説《悲慘世界》、確實表現了多方 面的努力和特出的才能。1903年他開始在《國民日日報》上發表詩文和翻譯 小説。這時正是轟轟烈烈的"蘇報案"發生之後，愛國運動和革命形勢迅速發展 的時候，蘇曼殊在他的作品裏，也表現了愛國青年的鋭氣和雄心。他的詩風格別 致，自有一種動人力量。如最初發表的《以詩並畫留別湯國頓》七絕二首：

海天龍戰血玄黃，披髮長歌覽大荒；易水蕭蕭人去也，一天明月白如霜。

既雄壯又悲涼，既隱約又鮮明，和當時一般慷慨激昂的愛國詩歌是有區別的。 後來他所作的詩的絕大多數仍是七言絕句，如1908年的《過蒲田》： 柳陰深處馬蹄驕，無際銀沙逐退潮。茅店冰旗知市近，滿山紅葉女郎樵。 1909年的《澱江道中口占》： 孤村隱隱起微煙，處處秧歌競插田。贏馬未須愁遠道，桃花紅欲上吟鞭。 歌吟生活的和諧喜悦，詩中有畫，饒有意趣。但更多的卻是流露着個人感傷 的微吟輕嘆。辛亥革命後，益發頹唐自傷，孤吟欲絕。"傷心怕向妝台照，瘦盡朱顏只自嗟"（《何處》）；"相逢莫問人間事，故國傷心只淚流"（《東居雜詩》）：他的身世感慨，終至氾濫無端，不可收拾。他的詩突出地反映了辛亥革 命失敗後一部分資產階級、小資產階級對革命前途的失望和苦悶情緒。"雪ア上 人工短吟，二十八字含餘音"（《天梅遺集．詩中八賢歌》），實際他的詩的 "餘音"不是別的，正是這種消極情緒。

蘇曼殊的小説有《斷鴻零雁記》、《天涯紅淚記》（僅二章，未完）、《絳 紗記》、《碎簪記》等六篇，都以愛情為題材。《斷鴻零雁記》分二十七章，寫 作者的飄零身世和愛情故事，《絳紗記》寫曇鸞與五姑、夢珠與秋雲兩對青年男 女的愛情悲劇。他的小説帶有比較濃厚的悲觀厭世色彩，而文詞清麗自然，情節 曲折生動。對辛亥革命後盛行於上海的"鴛鴦蝴蝶派"小説有一定的影響。

南社的著名作家還有馬君武、周實、甯調元等。

馬君武（1882～194 0）名和，字貴公，廣西桂林人。他寫了一些"鼓吹新學思潮，標榜愛國主義" 的詩，如《自由》、《從軍行》等，但作品不多，影響較小。

周實（1885～ 1911），字實丹，號無盡，江蘇山陽（今淮安）人。武昌起義後，他和同邑 阮式集中城中學生和各界人民數千人開會，宣佈光復。由於缺乏革命經驗和警惕， 他們旋被反動派陰謀殺害。周實是辛亥革命的烈士，也是南社的傑出詩人。他認 為詩歌貴因時立言；嚴厲指斥"守宗派，謀格律，重聲調，日役役於揣摩盜竊之 中"的擬古主義和形式主義傾向。他的詩奔放雄勁，感慨無端，有一種衝破封建 網羅和革命救國的激情。他的《擬決絕詞》，充分表現了堅強的革命意志和準備 為革命而犧牲的決心。又如《民產報出版日少屏索祝愛賦四章》之一：

崑崙頂上大聲呼，並挽狂瀾力不孤。起陸魚龍鱗爪健，處堂燕雀夢魂蘇。重 重草木羞依附，莽莽荊榛待剪除。千萬億年重九日，自由花發好提壺！

更表現了對革命的樂觀態度。他的詩語言自然明麗，形式題材亦變化多樣。 惟反映現實政治、社會，仍不夠深廣。

甯調元（1885～1913），字仙霞， 號太一，湖南醴陵人。他很早便參加革命活動，曾被系長沙獄三年；辛亥革命後， 因反對袁世凱纂奪革命政權，在武漢又被捕入獄，不久遇害。他的詩大部分在獄 中作，尤多慷慨悲憤之辭。芘錄其《武昌獄中書感》一首：

拒狼進虎亦何忙，奔走十年此下場！豈獨桑田能變海，似憐蓬鬃已添霜。死 如嫉惡當為歷，生不逢時甘作殤。偶倚明窗一凝睇，水光山色劇淒涼。

可見其長期為革命奔走，始終不向黑暗封建勢力低頭，甘心獻身革命的頑強 戰鬥精神。 ^[2] 

中國革命先驅、20世紀中國三大偉人之一的孫中山先生，在其革命實踐中十分重視文化的作用。他始終站在中國先進文化的前列指導並實踐先進的革命文化。他敢於繼承中國幾千年文化中之精華，善於將中國傳統文化中的精華與西方先進文化相結合，提倡學習外國先進的文化、經濟、科技、管理在國際共同發展中加快中國發展步伐。同時，他深知和善於採用文化和利用文化為他領導和進行的革命製造輿論。廣泛與當時具有民主思想的文化人交往，團結先進的文化人為革命事業奮鬥。其中他與南社人物的交往，具有非常的典型性。

“南社”是由中國同盟會活躍人物陳去病、高旭、柳亞子等，於1907年開始籌劃發起於1909年在江蘇蘇州周莊創立的，中國近代史上第一個鼓吹反清的革命文學團體。從1907年發起到1949年最後一次雅集，歷時四十餘年。在中國社會新舊交替的時代，南社彙集了當時資產階級革命派中許多知名詩人、作家和學者，以筆為槍，為推翻滿清封建統治大聲疾呼，鳴鑼開道，在辛亥革命前後產生過積極的歷史作用和巨大社會影響。湧現出許多為辛亥革命浴血奮鬥的仁人志士和站在辛亥革命鬥爭前列的組織者和領導者。並有相當一部分南社人物成為孫中山先生的親密戰友，志同道合者和助手。也正是由於南社在當時以“驅除韃虜，恢復中華，建立民國，平均地權”的政治綱領，自覺地舉起反清大旗。借詩詞酬唱會友，提倡民族氣節，發揚愛國民主思想，大造革命輿論，揭露帝國主義野心，抨擊清朝統治的腐敗無能，因而吸引了一批批愛國文人加入南社。從初創時的17人（多屬同盟會員），後來發展到一千餘人，成為辛亥革命中一支卓有成效的文化大軍。因此，當時在革命黨內有南社是同盟會宣傳部之譽。

但是，從孫中山的文集、書信、旨令中很難找到孫中山以同盟會政黨名義與南社組織之間的交往。孫先生在辛亥革命過程中和南京臨時政府的人事安排中，大量啓用南社社員。據查南社社員中有百餘人是同盟會員，在南京臨時政府任要職的南社社員也有10餘人之多。這一方面説明南社社員在身體力行辦社宗旨，竭力將自己的才華貢獻給革命事業，另一方面也説明孫中山對南社同志的高度信任。

本文以孫中山先生與南社一些知名人物的交往做一些述敍和討論。

（1874～1933），字巢南，江蘇吳江人。他出身於商人家庭，"有江湖任俠之風"。最初受康梁維新運動的影響，後來轉向革命。在南社成立前，他就是一個活躍的革命分子。曾參加中國教育會（在上海）、拒俄義勇隊（在日）、中國同盟會（在燕湖）等革命團體，組織過"神交社"（在上海）和"秋社"（在杭州）。又曾遠到嶺南，進行革命活動，"圖南此去舒長翮，逐北何年奏凱歌"；"此去壯圖如可展，一鞭晴旭返中原"，表現了昂揚豪邁奮發有為的革命精神。"尤嗜文章，於詩歌敍記迄碑銘論著鹹有述作"，詩作的最多。他的詩大抵歌頌宋明民族英雄、革命烈士和遊俠劍客，藉以抒發革命懷抱，感慨生平。寫革命壯遊，如《將遊東瀛賦以自策》、《圖南一首賦別》、《中元節自黃浦出吳淞泛海》等，尤足表現其高歌慷慨、雄心勃勃的革命氣派。芘錄後一首：舵樓高唱大江東，萬里蒼茫一鑑空。海上波濤迴盪極，眼前洲渚有無中；雲磨雨洗天如碧（烈日中忽遇陣雨），日炙風翻水泛紅。唯有胥濤若銀練，素車白馬戰秋風。他的詩一般"去華反樸，屏絕雕釮"，拘守舊風格較嚴，蒼健有力，而鮮明生動不足。

陳去病是南社的主要發起人與組織者。1874年生於江蘇吳江同裏鎮。原名慶林，字佩忍，巢南，柏儒，別字病倩，聖虹亭長。15歲起隨名儒諸杏廬學古文詩詞，22歲成秀才。曾與金松岑等在鄉辦雪恥學會，擁護維新變法。1902年加入進步教育團體上海中國教育會。1903年赴日加入中國留學生組織的拒俄義勇隊。1904年在滬任《警鐘日報》主筆，同時創辦《二十世紀大舞台》雜誌，提倡戲劇改良。1906年加入中國同盟會。1909年與高旭、柳亞子在蘇州發起成立反清革命文學團體南社。武昌起義後，在蘇州創辦《大漢報》，1913年參加“二次革命”。1917年隨孫中山赴廣州“護法”任非常國會秘書長、參議院秘書長。1922年，孫中山督師北伐時任大本營前敵宣傳主任。孫中山逝世後陳去病專心從事教育與文史研究工作，曾任東南大學、上海持志大學教授、江蘇革命博物館館長等職。陳去病工詩善文，在辛亥前後多借歷史題材作反清宣傳工作。多見於清末民初報章雜誌上。1932年10月4日染急性痢疾逝於同裏宅第，墓葬於蘇州虎丘冷音閣下。陳去病在去世前的十餘年間十分注意國家的建設。從1906年起，他先後陪同孫中山考察了杭州灣、乍浦港，對中山先生的“實業計劃”形成，起了很好的助手作用。孫中山曾有“從我遊者二三子外，唯吳江陳去病與焉……以十年袍澤，患難同嘗，知去病者，宜莫餘若”之感慨。1925年孫中山北上，陳去病始終追隨左右。孫中山留下遺言“欲葬紫金山”，陳去病為此親自奔走操勞，為中山陵的建設費了許多心血。以上史實可看出，孫中山與陳去病不僅是革命同志關係，也是同志加兄弟的情誼。

範鴻仙名光啓，別署孤鴻，哀鴻，淺黃，解人等，安徽合肥人氏，清末民初著名的資產階級民主主義革命者，名報人，鐵血軍司令、烈士，後贈陸軍上將，被譽為中國資產階級民主主義革命輿論旗手。

鴻仙先生於1910年8月16日南社在上海張園第三次雅集時入社。在《南社叢刻中》有其遺作《記宋先生遺事》等有關宋教仁革命史料。範鴻仙始終將南社作為宣傳資產階級民主主義思想和孫中山的三民主義的一方陣地。範鴻仙於1906年加入同盟會，1908年起與李鋒等在滬創辦《安徽白話報》。1909年5月至1913年10月幫助于右任相繼創辦《民呼日報》、《民籲日報》、《民立報》三報並任主筆政。他參與創辦三報中，在《民立報》時間最長。他發表署名哀鴻、孤鴻的論文、短評，以犀利的筆鋒、博雅的文采、宏論崇議、抨擊清庭，鼓吹革命，宣傳民主，深得人民大眾愛戴，而中外反動派則為之側目驚心。孫中山先生常説：“範君一枝筆勝十萬師。”可見孫中山當時深知革命輿論之重要，對範鴻仙何等器重。但是範君又深知革命不僅僅是輿論宣傳就可以成功的。他在口誅筆伐的同時，積極參加革命黨人政治、軍事、組織的籌劃工作，奔走呼號，竭盡全力。1908年安慶新軍起義，1910年廣州新軍起義，黃花崗戰役，武昌起義，光復上海、南京他都曾參與籌劃，並付之行動中。在《範鴻仙先生行狀》中有“蓋廣州之役、武昌之師，先生參謀籌劃之功多焉”的描述。

1912年中華民國臨時政府成立於南京。但清庭起用袁世凱以作垂死掙扎。孫中山先生宣佈北伐，範鴻仙向孫中山請命組建鐵血軍參加北伐獲准。範返回安徽，親赴江淮，召募5000健兒，組成鐵血軍，自任總司令。是年2月2日他在《民立報》上發表《鐵血軍總司令範光啓宣言書》表示與滿清和袁賊不共戴天，對孫中山北伐主張予以積極支持和幫助。2月3日便出師盧州，分兵南京，進攻穎上、毫州。5日又發佈《鐵血軍檄滿將校曲文》，號召清軍投奔革命。由於帝國主義干涉和革命黨人內部動搖，南北議和，範竭力反對。又因黨內分裂，孫中山辭去大總統，政權為袁世凱竊取，範鴻仙重返上海，主持《民立報》筆政。

袁世凱為籠絡範鴻仙，曾以高官和金錢美女為誘餌均被範嚴詞拒絕。但此時，範對孫中山委任他為中國同盟會政事部幹事卻欣然接受，其愛憎分明顯昭。

1913年宋教仁被刺，袁世凱賣國的“善後大借款”暴露，全國上下羣情激憤。孫中山及多數革命黨人都主張武力討伐。範鴻仙利用《民立報》革命黨人的重要喉舌首先伐難，口誅筆伐袁賊滔天罪行。當二次革命發動後，7月21日李烈鈞在湖口宣佈獨立時，孫中山急令各地響應。範鴻仙立即赴蕪湖，號召鐵血軍舊部李振鵬宣佈獨立，官兵踴躍從命，立即以李振鵬名義宣佈討袁。他並親去正陽關與柏文蔚，凌毅（蕉庵），凌昭（鐵庵）等主持召開了著名的正陽關軍事會議。籌劃白朗起義，敦促安慶胡萬泰反正並招募三旅新軍，攻打大通，襲取穎州等以北定淮上諸郡，形成了一支軍事力量攻打張勳之部。但由於各省步調不一，革命黨內部渙散及準備不足，缺乏羣眾積極參與支持，二次革命失敗。

二次革命失敗後，孫中山、黃興及一大批擁護孫中山的革命黨人被袁世凱通緝而逃亡日本，範鴻仙也在被捕名單之中。他化裝、改名逃往日本與孫中山會面。孫中山決意另組中華革命黨，範與陳其美積極贊助，率先加入並積極發展黨員，他對孫中山先生真是患難與共，忠實追隨。

1914年2月初範鴻仙、陳其美受命孫中山回滬，設中華革命黨機關於上海嵩山路，籌劃組建中華革命軍發動軍事討袁，策反上海鎮守使鄭汝成部。由於叛徒告密，袁世凱以6萬大洋懸賞範的人頭。1914年9月20日深夜，範鴻仙正在機關起草軍書，被鄭汝成所派刺客將他刺倒又補開二槍，擊中要害當即犧牲。

孫中山得知範鴻仙遇刺悲痛不已，繼宋教仁被刺後孫中山接連失去兩位親密戰友。曾在給鄧澤如的信中寫到：“前月範鴻仙君在滬被刺，範君系安徽舊同志，辦事甚久，此次擔任上海事，已運動北軍過半。袁賊一方知其勢不可遏，乃懸紅暗殺之，花紅六萬元，其死與宋教仁相類。”國府明令：“先烈範鴻仙，性行忠純，才略優邁。辛亥光復時，糾合義師，力克金陵，厥功甚偉。討袁之役，轉戰皖滬間，屢瀕危歹，百折不回，乃大志未償，被狙殞命，追懷遺烈，軫悼彌深，亟應特予表彰，以闡潛德。範鴻仙着追贈陸軍上將，用示國家崇報忠烈之至意，此令。”此後，孫中山在日本還親自接待了範鴻仙夫人並勸慰其好好撫養子女，將來革命成功一定會照顧其家屬生活。1936年2月由林森、於佑任勘探視察選定墓地，為範鴻仙舉行國葬於中山陵園東側馬羣附近山上。

雖然眾多的民國史料反映出南社眾多社員在辛亥革命中的重要作用和與孫中山之間密切的關係，但是以同盟會組織或中華革命黨名義與南社之間的組織交往卻難以查到文字材料的反映。孫中山先生大量的文稿、手令、信函、演講中幾乎沒有對南社的直接指令或指示。筆者分析大致有以下幾種原因。

一，當時同盟會員是以秘密方式進行反清活動的。南社是公開的民間文學團體，為安全及革命事業大局出發，之間不宜有組織上的交往。

二，孫中山先生創建同盟會是汲取了西方國家資產階級革命政黨學説的經驗。同盟會為中國革命第一個政黨，具有政黨的嚴肅性和比較嚴密的組織。雖然在革命實際鬥爭中，南社無形中成了同盟會的“宣傳部”之説，後又有“文有南社，武有黃埔”之説。但畢竟不能等同於政黨。因此孫中山與南社社員之間是革命同志關係，他採取了支持、容納、重視和重用南社中的人才，同時也支持同盟會中戰友加入南社，團結南社人士一道革命，這也是孫先生高明之處。

三，孫中山先生本人不但是偉大的政治家，革命家而且也是一位詩詞愛好者。他一生忙於革命。雖然詩詞楹聯寫得不多，但對詩的創作有其獨特見解。例如：他在1899年寫的七絕“萬象陰霾掃不開，紅羊劫運日相催。頂天立地奇男子，要把乾坤扭轉來。”抒發了他推翻滿清的遠大志向。又如1907年在指揮鎮南關戰役失敗後，寫於馬背上的一首七絕“鹹來意氣不論功，魂夢忽驚征馬中。漠漠東南雲萬疊，鐵鞭叱吒厲天風。”正是孫中山喜於以詩言志，而南社人物當年又多以詩詞抒發反清鼓吹革命，在思想感情上與孫中山一拍即合，文人相親，也就促成了孫中山看重南社。

四、深入研究探討孫中山與南社有重要的現實主義：（1）在辛亥革命中乃至後來1923年正式成立的新南社在北伐戰爭中既是追隨孫中山進行國民革命的一支文化戰鬥隊伍，又是當時中國先進文化的代表者之一。深入研究其中的關係有利當今先進文化發展的借鑑。（2）南社、新南社的人物現尚健在的已很少很少，但他們的親屬、後代、學生人數甚多，分佈海峽兩岸，港澳及海外各地。加強海峽兩岸和海內外關於南社歷史作用的學術文化交流；以歷史為紐帶，增強彼此間瞭解，聯絡感情，促進認同，繼承和發揚孫中山與南社的愛國主義精神，為祖國和平統一大業作貢獻，也是史學界和歷史工作者的社會責任。

高旭《南社啓》(部分)

高旭在其〈南社啓〉説：“國有魂，則國存；國無魂，則國將從 此亡矣！”又説：“然則國魂何寄？曰：寄於國學，欲存國魂，必自存國學始。”

高旭在《南社啓》中明確宣稱:“欲一洗前代結社之弊﹐作海內文學之導師。”

高旭的《南社啓》就説：“欲存國魂，必自存國學始，而中國國學中之尤可貴者，斷推文學。蓋中國文學為世界各國冠，泰西遠不逮也。而今之醉心歐風者,乃奴此主彼,何哉？”

今年恰逢南社文團百年之際。！

和南方的革命詩人慷慨高歌、進步的革命詩歌蓬勃發展的同時，一些腐朽詩派也不甘寂寞，會合在一起，進行最後的掙扎。他們把詩壇移到北京。1907年，即秋瑾遇害的一年，張之洞以大學士為軍機大臣兼管學部，從武昌到了北京。 接着陳衍、樊增祥、易順鼎、陳寶琛、鄭孝胥等等，也都先後到了北京。1910年，即"南社"成立的後一年，陳衍、趙熙等在北京也創立"詩社"。他們 "遇人日、花朝、寒食、上已之類，世所號為良辰者，擇一目前名勝之地，挈茶果餅鉺集焉。晚則飲於寓齋若酒樓，分紙為即事詩，五七言近體聽之。次集則必 易一地，匯繳前集之詩，互相品評為笑樂。其主人輸流為之"（《石遺室詩話》）。 這個"詩社"的創立是為了欣賞良辰美景，品茶飲酒，是為了取笑樂，好像是無所為而為，實際上是為垂死的清王朝起了粉飾太平的反支作用，隱然和"南社" 的革命活動相對抗。辛亥革命後，又加入了陳寶琛、鄭孝胥以及走向反動的各色改良派人物，反動詩社愈來愈擴大，成為"亡國大夫"們的弔古傷今、互相安慰的場所。1912年，陳衍在梁啓超主編的《庸言》雜誌上發表《詩話》，繼續鼓吹"同光體"，提倡江西派。1913年舊曆三月三日，樊增祥、沈曾植等十 人"修禊於上海之樊園"，"賦詩皆用少陵麗人行韻"。同日梁啓超、嚴復、易 順鼎等30多人，"修禊於京師西郊之萬生園"，"以羣賢畢至，......分韻"。 這一天是新舊遺老們代表各種腐朽詩派詩在腐朽詩壇上的大合唱。其中"同光體"， 仍為勢力最大的一派。這個時期，不僅改良派人已變為革命的死對頭，革命派也起了分化，有不少人頹唐墮落，與遺老們互相唱和。此外還出現了王國維為藝術 而藝術的一派。他受西方資產階級哲學的影響，反對哲學和藝術為政治服務，是 一個反動流派。他的《人問詞話》，提出了"寫真景物、真感情"的"境界"説， 以及"有造境，有寫境"不同的創作方法，接觸到文學藝術上一些根本理論問題， 表現了與過去詩話、詞話不同的精神面貌，發生了相當大的影響。但它也提出了 不必深入現實生活、強調主觀精神和形式技巧等錯誤的唯心哲學觀點。這個時期， 資產階級革命派已無力清除這些詩派的垃圾，責任不得不落到無產階級領導下的1919年"五四"新文化運動的肩上來了。 ^[2] 

南社是中國近代史上第一個大規模革命文化團體，1909年，同盟會會員陳去病﹑高旭和柳亞子在蘇州虎丘張公祠發起成立。南社以研究文學、提倡氣節為宗旨，弘揚愛國熱情，光大中華民族傳統文化，時有“文有南社，武有黃埔”之盛譽。

南社可謂是“人人握靈蛇之珠，家家抱荊山之玉”，風靡雲蒸，陣容整齊，如今，南社後裔精英遍佈海內外。最近獲得諾貝爾物理學獎的“光纖之父”高錕就是南社後裔。

從南社的醖釀、發展、高潮，直至餘緒，都有吳江人蔘與。南社發起者陳去病、柳亞子和高天梅三人，吳江人佔了二席。陳去病是南社成立的主要奠基人，柳亞子是南社的主帥，實際領導者，當時就有“沒有柳亞子就沒有南社”的説法。當時吳江縣的南社社員人數在全國也居第一，達一百三十九人。

2009年，在“百年南社”文化節期間，吳江舉辦了由南社百年曆史回顧、南社社員書畫作品和“南社故里、吳江新韻”三部分組成的兩岸三地展覽，該展覽在香港引起了強烈反響。大型歷史文獻紀錄片《柳亞子》在香港鳳凰衞視播出也得到了各方好評。另外《南社百傑》、《不可磨滅的記憶——百年南社·後裔尋訪》等紀念書刊和紀念郵冊也陸續發行。

《南社》劇照(5張)

這部紀錄片，截取了從1909年南社創立到1911年辛亥革命這段歷史背景，通過對陳去病、高天梅、柳亞子三位南社創始人思想形成的深入挖掘，以及南社從醖釀到雅集、發展等曲折過程的展現，刻畫了一羣民國先進知識分子的愛國行動以及產生的社會影響。

紀錄片《南社》着力刻畫了三位發起人：陳去病、高天梅、柳亞子。試圖挖掘江南文化中堅韌的氣質，展現江南文人的風骨。在描述三人鮮為人知的故事同時，亦將南社形成、發展的脈落一一梳理。在表現手段上，紀錄片《南社》突破傳統歷史文獻類紀錄片的常規語態，以細節與情感表達為主。在人物塑造上，採用了戲劇化的表現手法，幾位人物面對觀眾，抒情言志，全部讀白均來自真實的歷史文獻，並運用多媒體增強觀賞效果。

作為第一部全面梳理南社歷史的紀錄片，攝製組輾轉於蘇州、同裏、黎裏、紹興、富陽、上海金山等南社活動過的區域，拍攝了陳去病、高天梅、柳亞子的故居、採訪了他們的後代，以著名歷史學者楊天石、李天綱等。許多文獻資料都是第一次披露。

2000年7月6日成立，共有50多名成員，其中有38名大學教授，其他成員為社團與民間團體負責人。社長曾貴海，是內科名醫；副社長鄭英耀是中山大學教育研究所所長，專任執行長為鄭正煜。

南社的三大宗旨是：維護台灣價值與尊嚴，彙集南台灣民間力量；建立以台灣為主體的教育、文化、環保等公共政策；激勵民眾共同推動法治與社會改造運動。其實，南社是支持民進黨政權的南部外圍組織，目的就是以民間力量配合民進黨的本土路線與政策。 ^[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