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洋女子公學

學堂監督傅增湘，總教習呂碧城。

1904年10月3日，天津《大公報》刊登了倡辦人呂碧城署名的《天津女學堂創辦章程》（即北洋女子公學創辦章程），共26條。文後遂有創辦經理人英斂之（大公報總經理）、方藥雨（日日新聞社創辦人）同啓的一則啓事，稱：“刻下學堂房舍已經造齊，定於（1904年）九月十五日（10月23日）開學。”呂碧城在1911年《〈北洋女子公學同學錄〉序》中寫道：“北洋女子公學創辦於光緒甲辰（1904）孟冬”，對北洋女子公學創辦日期無詳指。10月23日已近孟冬，距孟冬初有十餘日。英斂之和呂碧城對北洋女子公學創辦時間的確認並無大異。按英斂之在《大公報》所提供的日期，1904年10月23日應作為北洋女子公學創校日。 ^[1] 

呂碧城在1911年《〈北洋女子公學同學錄〉序》中寫道：“北洋女子公學創辦於光緒甲辰孟冬。其時京津一帶雖有私家女塾二三處，而官立公立者，實以此校為嚆矢焉。”1909年11月21日《順天時報》刊登《記天津學界總調查》的文章，稱：“（北洋）女子公學，在（天津）三馬路，光緒三十年成立。這是官立公立最早的女學堂。”朱有瓛先生主編的《中國近代學制史料》記錄了全國各地第一所女學堂創建史料。各女學堂均在1905年前後創建，沒有一所學堂表明為公立女學堂。當時中國新式學堂設置，一般是男子學堂早於女子學堂，私立學堂早於公立和官立學堂。從以上史料分析，北洋女子公學不僅是京津一帶最早建立的公立官立女學堂，而且是中國最早建立的公立官立女學堂。

傅增湘著《藏園居士六十自述》中記述：“先是旅津遇旌德呂碧城女士，喜其才膽學博，高軼事輩，因約英斂之、盧木齋、姚石泉等倡設女學。先室凌夫人力贊之，偕碧城上諧楊文敬、唐少川諸公，醵金築舍，定名女子公學。”英斂之1904年7月14日的日記記述：“晚間潤沅（傅增湘）來，言袁督允撥款千元為學堂開辦費，唐道允每月由籌款局提百金作經費。”這已清楚的説明，在女學公學的籌辦過程中，得到了直隸總督袁世凱和時任天津海關道唐紹儀這兩位當權者的支持。1904年10月3日，《大公報》刊登的北洋女子公學創辦經理人英斂之、方藥雨的啓事稱：“經各大憲及官紳等捐助款項，襄此善舉，誠為開通風氣。”以上記述，可得三點啓示：一、北洋女子公學是一所典型的公立女學堂。其章程也明確記述：“本學堂系合官紳捐款而成，故為官紳合辦。”二、北洋女子公學創建，上至直隸幕府和天津海關道，下至天津紳士、名流，踴躍參與其中，可謂眾星捧月，托出了北洋女子公學的誕生。三、籌建北洋女子公學確作出很大努力。當時辦學即無學校建築模式，也無教育模式，事事是一種創新。制定女學堂章程、籌劃捐助、尋校舍、裱糊、置辦傢俱、輿論宣傳、招生等，倡辦人和創辦經理人等無不躬親其事。呂碧城説：“溯創設之始，艱苦締造。將近一載，始克成立。”

北洋女子公學的發展和辦學成就。北洋女子公學獨立設置7年，創造了女子公學辦學模式並取得教育成就。曾在學堂任教習的有：國文教習劉子和，代數教習沈正增，女教習呂昆秀、許端珪、索蘭卿、張韞玉、朱麗明等，外國女教習玕德林（英國）、貝安納（德國）、白琅文（美國）、槐瑞德（英國）、豐岡梅（日本）等。學生分師範科、本科、預科、小學科等，培養了一批知識女性。第一屆師範科學生10名，於1909年7月畢業。課程十三科。所用書籍，除自編講義，選擇各種古籍外，大都是商務印書館、文明書局的出版本。學堂一切經費，由學費及漁業公司、釐捐局、支應局提撥，每年不足六千兩。1911年7月，北洋女子公學併入北洋女師範學堂，成為天津美術學院、天津師範大學、河北師範大學的一支文化血脈。 ^[2] 

呂碧城執掌女子學校總教習一事，在社會上曾轟動一時。1909年，陳庚白（後為南社著名詩人）13歲，就讀於天津客籍學堂，仰慕呂碧城的大名，曾暗中前往女子學堂窺伺其風采。後來任總統府秘書的沈祖憲，曾稱呂碧城為“北洋女學界的哥倫布”，讚賞其“功績名譽，百口皆碑”。

身為校長的呂碧城很有一套自己的辦學理念。她認為女學不單是為了啓迪女童的智慧，更是為了爭取受教育的權利。她曾在《論提倡女學之宗旨》一文中寫道：“女學之倡，其宗旨總不外普助國家之公益，激發個人之權利兩端。”她意識到女子教育的宗旨不是單純地培養賢妻良母，而是要造就“對於國不失為完全之國民”，“對於家不失為完全之個人”的一批新型人才。她認為女性與男性同樣具有個人和國民的雙重身份。這一思想不僅為女子教育的功能立論，而且着眼於廣大女性的個體發展。為了貫徹自己的教育思想，她提出必須使女子在德、智、體三方面全面發展，並將德育放在首位。 ^[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