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祖望

全祖望的曾祖是全大程，全大程有兩個兒子，大兒子全吾騏即是全祖望的祖父，曾參加抗清武裝鬥爭，後在管江建思舊館，是思舊館詩社的成員。全吾騏也有兩個兒子，大兒子全書、小兒子全馥，全書是全祖望的父親，字吟園。康熙四十四年正月初五日（1705年1月29日）亥時，全祖望出生在寧波城內月湖西岸的全氏住宅。 ^{[1]  [8]} 

全祖望(5張)

全祖望4歲就能讀四書五經，六七歲時能吟詩賦詞，對課答辭，8歲讀《資治通鑑》《文獻通考》。相傳他六七歲時隨父親去洞橋沙港口村祖居走訪，族中長輩想試試這個神童的才華，就擋住去路要他當場作詩。沙港全氏多以燒窯為業，有“十八太公”之稱。祖望接題後脱口成詩：“一縷青煙上碧霄，月裏嫦娥鬢燻焦。天將差使來相問，十八太公燒瓦窯。”這首詩想象奇特，比喻貼切，以天仙嫦娥，對應燒窯工匠，以大雅對大俗，再以童聲吟誦，效果奇好。沙港口村的全氏長輩們聽了大笑，當即讓路放行。

14歲時，全祖望受業於董正國，在三餘草堂讀書。董正國是位學識淵博而生性古板的學者，學生們敬畏他而不敢親近，只有祖望常常因經史上的一些問題向老師提問，並因見解不同而爭論。愛才的董先生不以此為忤，反而更加愛賞，悲喜交加地讚歎：“這是我門下的俊人。可惜我老了，看不到他的大成了。”也就在這一年，全祖望補博士生員，在學宮拜謁學官時看到謝三賓、張傑的神主，頓時怒不可遏，因為謝三賓屢次降清，多次出賣南明抗清志士，作惡多端。張傑則是降清的將領，是他部下捕獲了張蒼水。這兩個敗類的神主居然在鄉賢祠中，是可忍孰不可忍？14歲的全祖望憤怒地將兩人神主投入泮池之中，以泄其恨。於此可見，少年時代的謝山其心已與“故國忠義”息息相通了。

康熙五十九年（1720年），全祖望去杭州參加鄉試，雖沒考上舉人，但名聲大起。20歲時與年長3歲的張氏結婚，婚後不久又去杭州，結識了厲鶚、杭世駿、趙谷林兄弟等人。這些浙江才俊自此常在一起切磋學問。25歲時，全祖望被浙江督學王蘭生選為貢生，次年入京師國子監求學，雍正十年（1732年）在順天鄉試中考中舉人。次年參加會試未第，想整裝回家，但主考官李紱欣賞全祖望的才學，認為他是浙東學術界自王應麟、黃震以後的第一人，堅持要他留在京師以應博學鴻詞科，從此兩人結為師友。在京期間，謝山移居李紱住宅紫藤軒，與李紱一起借讀《永樂大典》，每日必讀完20卷，並僱人抄錄其中的珍貴資料。同時全祖望開始了《水經注》的研究工作。

乾隆元年（1736年），全祖望考中進士，任翰林院庶吉士。不久被薦考博學鴻詞科，但因大學士張廷玉的阻撓，未能參試，對此祖望極為不滿。而張廷玉並不止於此，對全祖望再下殺着。由於與李紱不和，恨屋及烏，對全祖望時加歧視，結果於次年散館時，將全祖望列為下等，歸吏部安排做候補知縣。這對滿腹經綸的全祖望是奇恥大辱，一怒之下，全祖望辭謝了方苞邀他入“三禮局”之薦，帶着“左遷”“罷官”的憤懣，於乾隆二年十月出部返鄞。這一年，在京與全祖望一起準備應博學鴻詞科的幾位才子，如錢塘厲鶚（原籍慈溪）、山陰胡天遊等也未能參試。為此杭世駿嘆道：“是科徵士中，吾石友三人，皆據天下之最。太鴻（厲鶚）之詩，稚威（胡天遊）之古文，紹衣（全祖望）之考證，近代罕有倫比，皆不得在詞館，豈非命哉!”。

接下來兩年，父親、母親相繼去世，全祖望為之丁憂在家。這正處人生黃金時期的困頓，使全祖望的從仕之心為之受挫，也在這幾年裏，開始了他對人生之路的思考和選擇。

乾隆五年（1740年），李紱為江南鄉試主考官，全祖望來到南京看望李紱，不料大病之後的李紱元氣大傷，神情憔悴。李紱是全祖望最敬重的前輩和導師，其在《閣學臨川李公神道碑銘》中説：“公以博聞強識之學，朝章國故，如肉貫串，抵掌而談，如決潰堤而東注，不學之徒，已望風不敢前席，而公揚休山立，左顧右盼，千人皆廢，未嘗肯少接以温言。故不特同事者惡之，即班行中亦多畏之。嘗有中州一鉅公，自負能昌明朱子之學，一日謂公曰：‘陸氏之學，非不岸然，特返之吾心，兀兀多未安者，以是知其於聖人之道未合也。’公曰：‘君方總督倉場而進羨餘，不知於心安否？是在陸門，五尺童子唾之矣。’其人失色而去，終身不復與公接。”（《鮚埼亭集》卷十七）

如今，失意衰弱的李紱使全祖望更深地體會到官場傾軋的無情無義和為官求道的無奈和無成。這使全祖望更堅定了自己的選擇——尋找天崩地解時代抗清志士的遺聞舊著，尋找那一代行異識卓的社會精英的靈魂自由。這一年，他37歲。

這一個看似偶然的個人選擇，卻形成了個人的不幸和文化的大幸。個人的不幸是全祖望從此被棄於主流社會，以至於糧絕薪盡、度日維艱，最後竟因貧病交加而卒，卒不能葬。大幸的是中國文化從此有了一個自覺的傳承者，他對連綿千年的學派傳承進行深入研究和系統梳理，對浙東學派宗師黃宗羲的《明儒學案》《宋元學案》進行修補改寫；他對具有重要學術價值的著作《水經注》《困學紀聞》進行箋註解疑；他為明清之際的抗清志士樹碑立傳，表彰忠義，追慕先賢，從而寫成名重一代、澤惠千秋的《鮚埼亭集》；他遍求遺文淘沙瀝金，編輯成《續甬上耆舊詩》，收錄1萬餘首遺民詩，為鄉邦保存一大批泣鬼神、驚天地的詩篇。

乾隆十三年（1748年）應紹興知府杜甲之請，全祖望出任蕺山書院山長。他以“經術經世家”“讀書貴有用”的原則進行教育。一月後，從學者雲集。紹興山陰是黃宗羲老師劉宗周的故鄉，當時恰逢劉宗周逝世百年，但紹興尚無劉宗周祠堂，全祖望向浙江巡撫方觀承建議在蕺山書院建劉宗周祠堂。祠堂落成，祖望率諸生祭拜，擬仿《孔門子弟姓名錶》撰《蕺山講堂小志》，並將刻石立碑，以表紀念。但方觀承刪去了小志中提及的幾位抗清志士名字。這使全祖望非常生氣，一怒之下便辭職回鄉。書院驟失良師，學生深感痛心。次年公推蔡紹基等人來甬懇請全祖望返院執教，紹興知府杜甲也密令使者懇請全祖望回紹執教。面對年俸千金的待遇，全祖望堅守自己的立場，斷然拒絕。至乾隆十七年（1752年），48歲的全祖望應廣東巡撫蘇昌之請，出任天章書院山長。天章書院在廣東肇慶高要縣，肇慶即古之端州，故又名端溪書院。數月後，舊病復發，全祖望撐着病體返回故里。回家以後，曾去杭州、揚州小住，此間，以校注《水經注》及補《宋元學案》等項學術研究度過餘生。

乾隆二十年（1755年）三月，年僅13歲的兒子昭德不幸夭折，祖望十分傷心，病勢轉重。在寫好哭子詩十首、埋銘一首後，就絕筆了。他自知於世不會太久，便急召他的入室弟子董秉純、張炳、盧鎬、蔣學鏞，夜以繼日抄錄他的著作。弟子環坐牀側，全祖望則在牀上口授，將不滿意的文章刪去，竟佔十分之七，以免貽誤後人。這樣捱了四個月，至七月二日（1755年8月9日），這位對中國文化作出了巨大貢獻的思想家、史學家和文學家，在走完他坎坷的一生後逝世。因貧無以為葬，家人將所藏萬卷書籍出售給其弟子盧鎬族人盧址，得二百金購置靈柩，薄葬於寧波南郊祖關山的荒冢灘上，六世祖全少微墓之西南。墓呈橫長方形，墓碑上刻“謝山全太史墓”，西北側尚有全氏明代神道石坊一方。 ^{[2]  [8]} 

全祖望(2張)

對全祖望學術貢獻的研究，是目前研究成果最多的領域，論文有二十幾篇。徐光仁《全祖望在清代史學上的貢獻》認為，全祖望的學術貢獻有三端：續補宋元學術史著作，輯佚和校勘工作，為抗清志士作碑傳（《學術研究》1963年第2期）。陳其泰《全祖望與清代學術》認為。全祖望的學術貢獻有四點：留下表彰民族氣節的珍貴文獻；揭示清初學術之精髓；完善了《宋元學案》；為清代浙東學派繼往開來（《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學報》1992年第2期）。具體説，全祖望的學術貢獻主要有下面幾方面：

宋元學案(2張)

盧鍾鋒《論〈宋元學案〉的編纂、體例特點和歷史地位》（《史學史研究》1986年2期）、倉修良、呂建楚《全祖望和〈宋元學案〉》（《史學月刑》1986年第2期）、陳其泰《〈宋元學案〉的編撰與成就》（《史學史研究》1990年3期）、王永健《評傳》、陳祖武《〈宋元學案〉纂修拾遺》（《中國史研究》1994年4期）等論文指出，全祖望之於《宋元學案》有下面四點功績：第一是增補了黃宗羲原本所無的學案，共32個；第二是提綱挈領，撰就《序錄》，理清了宋元理學的發展脈絡，充分展示了各種學派和各派學者，補編各學案的師承傳授表，條目清晰，與正文互為羽翼，相得益彰，開學術史著作中設表之例，體例更為嚴謹和完備，是學案體的最高成就；第三是修定、次定和補定黃宗羲原本；第四，考訂史實，可補《宋史》及黃宗羲原本不足和失誤。

梁啓超在1923年寫的《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中，極力誇獎全祖望的人品與文章，讚賞全祖望為南明忠義之士寫碑傳，肯定了全祖望文章的史料價值，後人研究全祖望，較多引用梁啓超的觀點。張麗珠《全祖望之史學研究及其影響》認為，《鮚琦亭集》揭示了南明鬥爭史的歷史背景，提供了大量志士、隱逸、學者的生平事蹟，指出全祖望於明清文獻的貢獻（《越魂史筆》）。呂建楚《全祖望和他的〈鮚琦亭集〉》論述了全祖望對晚明、清初歷史研究的貢獻表現為：可補《明史》所缺，補舊史之不全，糾舊史所舛，（《浙江師範大學學報》1988年第2期）。管敏義的《全祖望的學術成就》（《浙東學術史》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1993年12月第1版）、呂建楚的《全祖望和他的〈鮚琦亭集〉》等文，認為全祖望的學術成就還在於收集鄉邦文獻，《鮚琦亭集》可資地方史志的編纂。

全祖望七校《水經注》，對酈學功勞極大。陳橋驛《全祖望與〈水經注〉》認為有五點，第一是“合理編排《水經注》所載河流的次序篇目”；第二是開始“區分經注”；第三是“全祖望提出《水經注》在體例上的注中有注，雙行夾寫的見解”；第四是“全祖望提出《水經》成書於三國魏人之手”；第五是“全祖望在其對酈注的七次校勘之中，引用了大量的參考文獻”，嚴謹為學，便利後人（《歷史地理》第十一輯，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8月第1版）。莫廣銓的《略述全謝山先生之歷史地理學》（《越魂史筆》），從《水經注》校本、 《漢書地理志稽疑》論述全祖望的歷史地理學，指出全祖望校刊《水經注》、考證秦三十六郡的成就。顧志華《試論全祖望在歷史文獻學上的成就》認為，全祖望首倡從《永樂大典》中輯佚，七校《水經注》，三箋《困學紀聞》，編《天一閣碑目》，輯《續甬上耆舊詩》，保存了重要的歷史文獻（《華中師範大學學報》1986年第1期）。曾貽芬《全祖望的史學與“七校”、“三箋”》認為，全祖望七校《水經注》時，提出不改原文的普遍原則，有改動亦慎重，考辨翔實，反映出全祖望史家校書的特點（《史學史研究》1999年第2期）。

王可風《清代全祖望怎樣蒐集作家手稿》（《中國檔案》1958年第3期）、李向軍《全祖望治史論述》（《遼寧大學學報》1984年第5期）等文，對全祖望蒐集作家手稿、舊史以治史的工作作了論述。

金偉《〈鮚埼亭集〉的學術價值》指出，全祖望蒐集史料時，注意博採、慎擇、精考，對歷史編纂學的意義極大（《史學史研究》1997年第1期）。

劉玉才《全祖望學術史觀探微》（《越魂史筆》）、鄭吉雄《論全祖望“去短集長”的治學聲法》（《史心文韻》）等文，考察了全祖望的“去短集長”的治學方法和學術史思想，肯定全祖望重視會通、反對墨守一家的做法。

呂芹的《試論全祖望的註釋學特點》（《徐州師範大學學報》2007年第1期），總結了全祖望的註釋學特點：一是註明詞義時，擴大註釋範圍，或注其演變，或注其同類；二是不通篇註釋字音、字義、詞義，將註釋重點放在對古籍自身內容的註釋上；三是將自己的歷史注張及思想寓於所註釋歷史事件中。

詹海雲的博士論文《全祖望學術思想》第六章和吳讚的《全祖望圖書編撰學術思想研究》（《圖書與情報》2003年第4期）則認為，全祖望將目錄學、學術史之“辨章學術、考鏡源流”的方法運用到《宋元學案》《水經注》編撰工作之中，注重輯佚、辨偽的方法主要體現在箋註《困學紀聞》中。

全祖望於經學的貢獻，主要表現在他的《經史問答》。論述及此者極少，詹海雲博士論文《全祖望學術思想研究》第六章謂《經史問答》的寫作形式有《黃氏日抄》、《困學紀聞》的影子，與顧炎武、朱彝尊相比，“互有勝場”。而在經學上的輯佚，顯示了兩點意義：“他是我國學術史上很‘早知道《永樂大典》對輯佚學有很大的幫助的先知。全氏所輯之書，可作為研究浙東區域經學史、王安石新學史或明代經學史之助力。”

關於全祖望的理學思想，詹海雲在《全祖望學術思想研究》中認為，在本體的看法上，全祖望同意黃宗羲“本體未嘗離物以為體”以及羅豫章“吾道當無疑於物”的觀點；在理氣問題上，全祖望的看法近於朱學，認為“理先於氣”；在知行問題上，全祖望認為知在行先，但須躬行與實際效果之表現來檢驗“知”是否為正確的認識；在朱陸異同問題上，全祖望主張會同，因為朱陸本身論學並沒有截然立異處。

詹海雲《全祖望學術思想研究》第六章指出，全祖望的書院辦學目標是“自拔於時風眾勢之中”，也即“明經”，書院教育的內容是“行修”。因為書院實際上由朝廷控制，而八股時文與“明經行修”也不類，全祖望提出要學習應付公職需要的各種文體。全祖望對教育管理有一套自己的見解，費海璣的《全祖望及其教育思想》（《東方雜誌》復刊1卷6期，1967年12月）、杜成憲的《全祖望書院教育思想述評》（《嶽麓書院一千零一十週年紀念文集》（第一集），湖南人民出版社1986年10月）、楊布生的《全祖望教育活動評述》（《寧波師院學報》1991年2月）等文，對此有所評述。

研究全祖望的史學思想的論文相對較多，角度不同，得出的結論也各不相同，甚至針鋒相對，也足見謝山史學思想的多面性。

方祖猷《試論全祖望的史學思想》（《浙江學刊》1984年第1期）指出，全祖望雖然站在地主階級立場上反對農民起義，但還是有民本主義和人民性思想，這也是浙東史學的重要內容。方祖猷還認為謝山繼承了“勢”的歷史觀，認為這是一種與天命歷史觀和英雄史觀相對立的進步歷史觀；全祖望口中的“天命”，其實是人生觀。詹海雲博士論文《全祖望學術思想研究》第六章認為全祖望的“天命觀”都有“勢”的影子。呂建楚《略論全祖望》（《歷史教學問題》1985年第6期）指出，全祖望是個宿命論者，認為擁護清朝是一種進步。方同義指出，全祖望具有不以成敗論人的歷史眼光（《浙東學術精神研究》第十三章《“博採慎取”、“史以紀實”——全祖望的史學精神》，寧波出版社2006年9年第1版）。

全祖望有極強的經世致用思想，趙宗正的《萬斯同、全祖望的經世史學思想》（陳鼓應等主編《明清實學思潮史》第五十章，齊魯書社1989年7月第1版）、袁元龍的《漫議實學，兼論全祖望在清實學上的貢獻與地位》、李志軍的《全祖望實學思想的特徵及其影響》（二文皆見於《史心文韻》）等文，對此都有詳細論述。張麗珠的《全祖望之史學研究及其影響》指出，全祖望的史學是道德教化下的史學，他是以史教忠、崇尚氣節、以文明道，所以汲汲從事於表，彰忠義的史學工作，也使得他的史學特色表現為富於史識、謹於史法、長於史論、善於史裁（《越魂史筆》）。文暢平《全祖望史學思想初探》（《衡陽師範學院學報》2003年第3期）、汪建豐、陳欣《全祖望史學思想探析》（《浙江學刊》2005年第2期）、潘起造《全祖望的經世史學》（《越魂史筆》），都持相似觀點。

在經史關係上，呂建楚《全祖望學術特點淺論》認為，全祖望有以經史以根，史學為輔的思想。杜維運《全祖望之史學》（台灣東大圖書有限公司《清代史學與史家》1984年8月初版）認為，全祖望的史學淵源為理學，他“講宋明理學而無門户之見，實已達於一精湛境界”，所以文章富於感情，醉心正義，拳拳於故國喬木之思，此“由內而外之學也”。

“去短集長”既是全祖望的史學方法，也是其史學思想。呂建楚《全祖望學術特點淺論》認為全祖望反對門户之見，注重獨創精神。鄭吉雄《論全祖望“去短集長”的治學方法》（《史心文韻》）從治學方法考察全祖望的史學思想，調和前人解釋全祖望思想軒格之處，正因為包容會通，所以寫學術史時，不主一家，客觀實錄，而且在政治上也會包容異代，“故國不可遽剪”，解決了全祖望既承認於清朝，又大量寫南明志士的思想矛盾。

全祖望的所作南明人物傳，表彰氣節，極具感染力。在內憂外患的民國時期，民族意識勃發，學者往往以全祖望相激勵，鼓舞民族意識，也是學術受環境影響的表現，周黎庵著文，就直稱全祖望為民族史家，陳垣選擇《鮚埼亭集》作史源學教材時，也是為了“正人心，端士習”。建國後，全祖望的民族思想研究得到深入展開。

研究全祖望史學或者文學的文章，都會涉及其民族思想，部分學者認為全祖望並非“素負民族氣節”。梁啓超就認為全祖望對清朝並沒有什麼憤恨。高國抗、侯若霞的《全祖望〈素負民族氣節〉異議》（《光明日報》1983年1月26日第3版），文章認為《鮚琦亭集》雖然表彰氣節，有進步的教育作用，但這並不能説明全祖望就素負民族氣節，聯繫全祖望生平，指出全祖望的政治立場上並不反清，反而有歌頌清朝的文字。《鮚埼亭集》的主旨在於表彰忠孝，是合乎清廷的政策，認為全祖望並非素負民族氣節。

呂建楚認為全祖望的文章有激勵人的客觀效果，卻並無故國之思，而且思想上帶有嚴重的宿命論成份，所以明亡清興是必然的，還認為全祖望順清、擁清倒具有一定的進步性。聯繫全祖望僕僕於科舉，還有表彰清朝官員的碑傳，更能説明他並非“素負民族氣節”。全祖望之所以着力於碑傳寫作，主要是想起到激奮名教的作用（《略論全祖望》，《歷史教學問題》1985年第6期）。

陳永明《全祖望及其南明人物傳》（《論浙東學術》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5年2月第1版）則認為，全祖望的政治身份是“清人”，因仰慕先賢而寫下了大量的南明人物傳，但其着眼點不再是政治上認同明朝，也沒有繼承他們的反清觀念，而是從道德上、傳統的儒家立場上來表彰氣節，以正人心，否則就與他的“清人”身份衝突。文中提到中國傳統並非單純以種族為考慮標準，更重要是的以文化為標準。只可惜作者點到為止，並沒有入深探討。

楊啓樵認為不適合把全祖望的“褒獎氣節”擴大到民族主義，也不能説全祖望拳拳於故國之思。指出全祖望作碑傳，旨在紀實存真，反清復明的種姓觀念並不濃厚。比如全祖望在大力表彰姚啓聖計擊台灣鄭氏，指責崇禎“性愎而自用，怙前一往，則亦有不能辭亡國之咎者”，文章還指出全祖望也有熱衷功名的一面（《全謝山史學的精髓》，《論浙東學術》。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5年2月第1版）。

陳、楊兩篇文章都側重挖掘全祖望史學的實錄精神，所論比較客觀。詹海雲博士論文《全祖望學術思想研究》第六章論理學時，從全祖望對宋元之際許衡和劉因兩人的評論入手，指出全祖望對於仕不仕二姓，從理學角度看，在是不是能行道上，而不是民族大義的問題。是反對全祖望“素負民族氣節”的一個佐證。

光明日報《全祖望〈素負民族氣節〉異議》、一文影響較大，引起了幾篇反駁文章，堅持謝國楨等人所説的全祖望“素負民族氣節”的觀點。方祖猷從全祖望家世考證入手，認為他是有亡明之痛的，那些感情充沛的碑傳文，正是他內心的寫照。在清廷文字獄的高壓下，只得打着“忠”的旗號，以避開迫害。與呂建楚針鋒相對的是，認為全祖望不是完全的“天命論”者，承認清朝入主，並不説明不負民族氣節（《全祖望的民族思想辨》，寧波大學學報（教育科學版）1984年3期）。徐光仁的《論全祖望素負民族氣節》（《社會科學研究》1986第4期）一文，也對《異議》的觀點加以反駁。文章從全祖望的生平與著作中，發掘全祖望的亡明之痛，強調了全祖望的民族氣節，認為《異議》一文所説全祖望激勵士氣的客觀效果與全祖望的主觀民族思想分開是不適當的。楊緒敏、曹威《試論全祖望表彰明季忠烈的動機及策略》（《揚州大學學報》2005年7月）認為，全祖望在《鮚琦亭集》中順應了清初統治者借宣揚忠孝節義以籠絡人心的需要，地借為《明史》增補史實，對明末忠烈之士的事蹟作了詳細的描述，熱情謳歌了抗清志士的高風亮節，其中既有其堅持民族氣節的因素，也與其史家強烈的責任心相關。

《清史》：“其學淵博無涯涘，於書靡不貫串。” ^[8] 

章學誠：“其文集專搜遺文逸獻，為功於史學甚大。”

阮元：“經學、史才、詞科三者，得一足以傳，而鄞縣全謝山先生兼之。” ^[8] 

李元度：“負氣忤俗”，“其學淵博無涯”。 ^[3] 

梁啓超：若問我對古今人文集最喜愛讀某家，我必舉《鮚埼亭集》為第一部。 ^[4] 

胡適：絕頂聰明的人有兩個，一個是朱熹，另一個就是全祖望。 ^[4] 

全祖望以他在學術史的梳理和古籍校註上的卓越成就，和對鄉邦文獻、抗清史事的蒐集研究方面的開山之功享譽史壇；以其卓然史識和斐然文采兀立於清代史學大家之列；以其融思想家的睿智、史學家的深刻和文學家的才情於一體的治學特色享譽儒林文壇，被譽為“班（固）馬（司馬遷）之後第一人”。 ^[8] 

全祖望著作共30多種，400多卷。主要作品除《鮚埼亭集內編》38卷、《鮚埼亭集外編》50卷外，尚有《經史問答》10卷、《句餘土音》3卷、《讀易別錄》3卷、《鮚埼亭詩集》10卷、《宋元學案》100卷、《漢書·地理志稽疑》6卷、七校《水經注》、《三箋困學紀聞》等。此外輯有《續甬上耆舊詩》70卷、《國朝甬上耆舊詩》40卷等。其一生著述不斷，臨終前還曾自編文集。 ^{[5]  [8]} 

《清史·全祖望傳》

全祖望故居(2張)

全祖望故居始建於清代，為一幢二進五開間磚木結構的二層樓房。

由於故居年久失修，樓上地板及木梯的榫卯結構腐朽甚為嚴重。為恢復故居原貌，當地政府在前期保護維修的基礎上，從2007年12月12日開始實施了二期保護維修工程。

2014年上半年實施了第三期保護維修工程，新增了“村情村史陳列室”和“全祖望紀念堂”。向遊客展示了全祖望的生平事蹟與沙港村的悠久歷史。現全祖望故居成為了沙港村的小型博物館。

全祖望墓(2張)

全祖望墓，清代建築，原位於寧波南郊王家橋苗圃南端，（今為恆春街南側，市府三招後面），坐東朝西，前為廟前河，北與西塘河相接，南與南塘河相連。

2008中國·海曙·全祖望與浙東學術文化國際研討會於12月10日-20日在寧波海曙舉行。 ^[9] 

研討會以全祖望學術文化研討交流為主，浙東學術文化研討為補充。期間穿插紀念全祖望的三項主要活動，分別為全祖望塑像落成儀式、全祖望人物書畫展、全祖望墓園落成儀式暨公祭活動。 ^[9] 

2015年，全祖望誕辰310週年之際，沙港村舉行了首屆全祖望文化節。截至目前，全祖望（史學）文化節已成功舉辦三屆。通過一系列多姿多彩的文化活動，全方位展現了“千年洞橋，祖望故里”的經久不息的文化魅力，營造了深厚濃郁的先賢文化氛圍。 ^[6] 

第一類詳細考論全祖望的一生，以年譜、評傳為兩大宗；

第二類考證全祖望在某一時期的某件事，以單篇論文為主。

蔣天樞《全謝山先生年譜》4卷（上海商務印書館1930年）屬於第一類，蔣《譜》訂正全祖望弟子董秉純《全謝山先生世譜》和《全謝山先生年譜》（台灣商務印書館《新編中國名人年譜集成》第四輯題作《清全謝山先生祖望年譜》，作者題為清代史夢蛟，誤。上海古籍出版社《全祖望集匯校集註》載有此兩文）的缺失和疏漏，系年抄錄全祖望及友朋相關詩文來印證其生平出處。更主要的是將全祖望一生分為四個時期，“於先生思想變遷，甚為清晰”（太玄先生言，見其《讀全祖望先生年譜》，《燕京大學圖書館報》第62期）。王永健《全祖望評傳》也承襲了四期分法。

唯第二期比蔣《譜》提前兩年，以全祖望26歲進京為界，更為允當。《評傳》還詳細羅列全祖望的家世與交遊，以較多的篇幅介紹了全祖望的師友，如方苞、李紱、厲鶚等人，指出這兩方面對全祖望思想和性格的形成有重要的作用。

《評傳》是目前最為全面翔實的研究全祖望生平的著作。 另外尚有一些文章比較簡練地概述了全祖望的一生，與劉師培《全祖望傳》相近，如《清史列傳》和《清史稿》中的《全祖望傳》、《清儒學案》及唐鑑《清學案小識》中的《謝山學案》部分、周黎庵《清代民族史家全謝山》（《犬風》第54期1939年）、劉季高《全祖望傳》（《中國曆代著名文學家評傳》續編三，山東教育出版社1989年，又見劉氏著《斗室文史雜著》，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9月）、楊啓樵《全謝山其人其事》（《明清史抉奧》，香港廣角鏡出版社1984年）、顧志華《全祖望傳》（張舜徽主編，《中國古代學者百人傳》，中國青年出版社，1986年）、袁元龍《明清浙東學術四大家之一—全祖望》、周時奮《浙東學術的最後一塊豐碑》、俞信芳《血沃中原肥勁草，寒凝大地發春華——全謝山先生誕辰三百週年紀念》（三篇皆見於《越魂史筆》）等。

另一類文章則專門考訂全祖望生平疑案，形同筆記談助。清人徐時棟《煙嶼樓集》卷16《記杭堇浦》（見上海古籍出版社《續修四庫全書》第1542冊）記載杭世駿晚年與全祖望交惡一事，全祖望歿後，他扣壓全祖望文集，又竊全祖望文章六七篇為己有，編入《道古堂集》，徐時棟譏之為“賣死友”。這一記載引起極多的爭議。孟森《鮚埼亭集公案》（連載於《青鶴》雜誌第5卷第14、15、16期，1937年）認為此文大致可信，唯所謂交惡之情形，過於誇張，而杭世駿也未有竊全祖望文章如此下流。謝國楨《清代卓越的史學家全祖望》（《清史論叢》第二輯，中華書局1980年）也認為確有“交惡”其事，但無“竊文”之舉。黃雲眉、陳平原以及《評傳》則認為，正因為杭世駿的扣壓，才使文集逃過文字獄（黃雲眉《鮚埼亭集選注·前言》，《鮚埼亭集選注》，齊魯書社1982年；陳平原《超越“江南之文”》，《從文人之文到學者之文》，三聯書店2004年）。

楊啓樵重新細讀董秉純文字，認為杭世駿也是耿介之士，並無扣壓全祖望文集之意，所謂“久索不還”，不過是想留文集在手邊校改，後來清代刊刻出版的文集底本，正有杭世駿校改的墨跡。兩人遊粵時亦無交惡之可能，早年也沒有“交惡”之遠因。對引起全祖望弟子“大驚怪”的杭世駿《鮚埼亭集集序》，楊啓樵提出與蔣天樞不同的見解，認為此序不為全祖望諱，也是全祖望為他人寫傳狀、序言的實事求是作風（《全謝山與杭堇浦的轇轕》，《明清史抉奧》，香港廣角鏡出版社1984年；蔣天樞《全謝山先生著述考》，《國立北平圖書館館刊》第7卷第1、2號，1933年，《〈煙嶼樓文集·記杭堇浦〉辨誣》，《史心文韻》），我們認為這種見解比較平恕。

海巢《補鮚埼亭集公案》、《再補鮚埼亭集公案》（《學海月刊》第1卷第2、4冊，1944年）兩文考論全祖望晚年未得“惡疾”、至揚州治病兩事。陳垣《全謝山聯姻春氏》、《全祖望生曾遭文字獄辨》（《陳垣史源學雜文》，三聯書店2007年）兩文，前者指出全祖望續娶之曹孺人即為滿人索佳氏，後者指出全祖望生前未遭文字獄，但兩者着眼點在全祖望思想，所以意義重大，的是大家手筆。詹海雲博士論文《全祖望學術思想研究》（台灣師範大學，2000年）第一章詳考全祖望家世，認為其家世與環境對全祖望的思想、人格形成有絕大的影響。總之，有關全祖望的生平事蹟，已經被梳理得比較清晰完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