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垣

光緒六年十月初十（1880年11月12日），陳垣出生在廣東省廣州府新會縣石頭鄉富岡裏一個藥商家庭 ^[1]  。少年時，他受“學而優則仕”的儒家思想影響。陳垣自幼嗜好讀書，《書目問答》《四庫全書總書目》兩部目錄學著作引領他走上學問之路。陳垣17歲時曾赴京參加科舉考試卻落選，21歲時獲新會縣試第一。 ^[5]  ，後以經世致用為宗旨治學。

光緒三十一年（1905年），在孫中山領導的民主革命影響下，陳垣和幾位青年志士在廣州創辦了《時事畫報》，宣傳反帝愛國思想。

光緒三十二年（1906年），陳垣因進行反清鬥爭，被清政府抓捕，為躲避追捕，陳垣回到新會老家擔任篁村小學教師。他到職後，承包了學校大部分課程，他不僅教學生國文、算學等基礎課程，而且還教學生體操和唱歌。 ^[33] 

光緒三十三年（1907年），陳垣先後在振德中學和義育學堂教國文和歷史課程。期間，受廣州瘟疫和父親病重的影響，轉入醫學院，開始學習西方醫學。 ^[33]  他因父親患結石，經西醫手術而痊癒，遂考入美國教會辦的博濟醫學院學習西醫，後因不滿美國教師對華人師生的歧視，又與友人共同創辦了廣州光華醫學專門學校。學習中，陳垣深感治療個人疾病，診脈開方，無關於國，對於“有志天下之學”的他來説，實為小道。 ^[5] 

宣統二年（1910年），陳垣在光華醫學院畢業並在此任教三年，主要教授學生人體解剖學、細菌學課程，他講課時十分注重直觀性教學，經常自己動手畫教學插圖，方便學生理解。另外，為了課程需要，他經常帶學生到郊外亂骨堆裏撿骨骼，並將它們洗乾淨拼接在一起，作為教學工具。學生通過與實物接觸，增強了感性認識，加深了記憶。 ^[33] 

宣統三年（1911年）辛亥革命爆發，陳垣和康仲犖創辦《震旦日報》及其副刊《雞鳴錄》，以迎接革命，在辦報和學習醫學過程中，陳垣以筆作槍，寫了大量時文和醫學文章。 ^[5] 

民國元年（1912年），陳垣被選為中華民國眾議院議員。由於議員是專職性質，他來到北京定居。到北京後，陳垣突然發現了太多有利的讀書條件，不少年輕時根本不敢想象的書籍能隨時看到，讓他一下眼界大開，特別是民國四年（1915年）接觸到從承德入京收藏的文津閣《四庫全書》後。作為年輕的參議員，陳垣精明能幹、文才極好，得到了當時交通系首領梁士詒的賞識，先後在梁士詒主持的税務處、內國公債局、毛革改良會等機構任職。 ^[5]  因政局混亂，潛心於治學和任教。他曾在一段時期內信仰宗教，故從民國六年（1917年）開始，陳垣發奮著述中國基督教史，於是有《元也裏可温考》之作。陳垣認為，中國基督教初為唐代的景教，以次為元代的也裏可温教、明代的天主教、清以後的耶穌教。所謂“也裏可温”，是元代基督教的總稱。元亡，也裏可温就絕跡於中國。但作為宗教史來説，它又是世界宗教史的一個組成部分。陳垣這一著作不但引起中國文學界的注意，也受到國際學者和宗教史研究專家的重視。

從民國六年（1917年）到民國三十四年（1945年）的近三十年，陳垣在宗教史、元史以及歷史年代學、避諱學、校勘學等領域，作了許多開創性的或總結性的工作。這些與故宮博物院豐富的檔案文獻收藏息息相關，其中對《四庫全書》、明清檔案的利用，構成了他這一時期著作的特色之一。 ^[25]  此時的陳垣已經日益沉浸在文史學習中，並未體味當官之要義。梁士詒作為交通系首領，致力於政治經濟實務，自然對陳垣這種發展方向表示不滿。民國八年（1919年），梁士詒曾在陳垣著作合刊本上題字“消磨一代英雄盡，故紙堆中問死生”，以期點醒陳垣。陳垣在家書中寫道，梁不喜人讀書，因此他們實在是不能久處的，兩個人的關係也日生嫌隙。 ^[5] 

民國九年（1920年），遇華北大旱，眾多孤兒缺衣少食，陳垣與華北賑災協會一起參與籌辦“北京孤兒工讀園”。 ^[33] 

民國十年（1921年）9月，陳垣又創辦平民中學，教授學生修身、國文、歷史以及中國文史等課程。 ^[33]  12月，梁士詒任國務總理，陳垣擔任過半年左右的教育部次長，代理主持過部務（部長黃炎培不到職）。

民國十一年（1922年）5月27日，陳垣辭去教育部次長職務，潛心著述，與梁士詒的關係也日益變淡。陳垣自述雲：“眼見國事日非，軍閥混戰連年，自己思想沒有出路，感到生於亂世，無所適從，只覺得參加這樣的政治是污濁的事情，於是就想專心致力於教學與著述。” ^[5] 

民國十二年（1923年）起，陳垣開始在燕京大學任教，初為講師。

民國十三年（1924年），馮玉祥驅逐溥儀出宮。11月20日，清室善後委員會成立，李煜瀛為委員長，在李煜瀛的推薦下，陳垣任常務委員，主持常務工作。 ^[5] 

民國十四年（1925年）10月10日，故宮博物院成立，陳垣任理事會理事兼圖書館館長，圖書館分圖書、文獻兩部，沈兼士、袁同禮副之，正式履行新式博物館所賦予的典藏、保管、陳列、研究和出版等職責。 ^[5] 

民國十五年（1926年）3月至民國十七年（1928年）6月期間，故宮博物院在北洋軍閥皖、直、奉等支持的臨時執政府肘腋下，先後歷經四次改組，包括維持員、保管委員會、維持會及管理委員會等四個時期，陳垣在這一過程中勉力維持，發揮了極其重要的作用。 ^[5]  9月，陳垣受聘為公教大學副校長；之後，陳垣一直在北京輔仁大學教授學生國文、歷史等課程，既使在擔任北京輔仁大學校長之後，校務繁忙。 ^[33] 

民國十六年（1927年）升為教授。他同時在北京大學、北平師範大學等校任教。 ^[25] 

民國十八年（1929年）2月左右，陳垣正式擔任史學系專任教授兼系主任。陳垣到任之後，首先要解決的問題是師資的缺乏。由於史學系和地理學系分立，部分教師轉入地理學系，致使史學系教師短缺，因此陳垣的首要工作是延聘新教師。當時陳氏正主持輔仁大學，因此輔仁大學史學系的教師，如張星烺、黃倫芳等，就被聘至北平師大史學系兼課。他還聘任北平其他大學的教師到史學系任教，如北京大學史學系教授朱希祖、鄧之誠，講師柯昌泗，清華大學歷史系講師瞿宣穎，北平大學教授寧協萬，法政大學教授劉彥，燕京大學講師王世富等。這些新教師的補充，為史學系注入了新鮮血液。

民國十八年（1929年）以後，陳垣在史學系主要開設了3門課程，分別為“中國史學名著選讀”“中國史學名著評論”和“史源學實習”。“中國史學名著選讀”開設於1929、1930學年，上、下學期各2學分，為選修課。“中國史學名著評論”亦開設於1929、1930學年，上、下學期各2學分，為必修課。“史源學實習”開設於1933學年，上、下兩學期各2學分，為三、四年級的選修課。

民國十九年（1930年）3月，陳垣完成《敦煌劫餘錄》的撰寫，舉世矚目。 ^[5]  擔任北平師大史學系系主任後，他堅持親自為學生授課。民國二十年（1931年）辭去系主任之後，陳垣又於民國二十二年（1933年）8月重返北平師大歷史系擔任教職。

民國二十六年（1937年），盧溝橋事變爆發後，北平被日軍侵佔。陳垣身處危境，堅決與敵鬥爭。

民國二十七年（1938年）5月，日本侵略軍攻佔華北重鎮徐州之後，日偽政府強迫北平全市懸掛日偽國旗，並強令羣眾上街遊行，以示慶祝。輔仁大學及其附屬中學堅決拒絕執行掛旗、遊行等無理要求。結果日偽震怒，強令輔仁大學及附屬中學停課3天，並多次派人找校長陳垣“質問”。陳垣回答道：“我們國土喪失，只有悲痛，要慶祝，辦不到！” ^[37]  堅決不掛旗，不遊行，與日偽不屈抗爭。 ^[35] 

民國二十九年（1940年），因在日偽的控制下，淪陷區人民噤若寒蟬，師生碰面，也只能目視而過。陳垣在《年刊》題詞説：“子張問行，子曰：言忠信，行篤敬，雖蠻貊之邦，行矣。言不忠信，行不篤敬，雖州里，行乎哉！”這裏的“蠻貊之邦”，陳垣是用來借指淪陷區。因為他看到個別畢業生在給敵偽做事，甚至欺壓國人，心裏非常痛心，因而勸誡同學們一定嚴格要求自己，做一個正直的人，即使是生活在日偽的控制下，也不能做言語無信、甚至幹助紂為虐之事的人。 ^[35] 

民國三十一年（1942年），陳垣為《年刊》題詞説：“孝經曰：士有諍友，則身不離於令名，父有諍子，則身不陷於不義。交友之道，在得切磋之益，毋徒事佚遊宴樂，是之謂輔仁。”他告誡學生在日寇橫行的環境裏交友一定要慎重，切莫認賊作父，不要與日偽漢奸分子往來。陳垣校長一再引用《論語》《孝經》等經書中的話，諄諄教導學生，日偽明知他的深意所在，但因為是引用經書，也對他無可奈何。 ^[36]  同年，日本細井次郎升為輔仁大學校務長首席秘書，兼任附中學監。此後派到學校的日籍教師增多起來，學生中也有日偽特務，他們一起對師生實行監視。在此情況下，陳垣校長與校內德國籍天主教聖言會司鐸出面與日偽政府周旋，堅持學校不掛日本國旗，不用日文課本、不把日語作為必修課，從而使輔仁大學成為當時淪陷區唯一不懸掛日偽旗幟、不讀日偽所編的，旨在進行奴化教育課本的大學。 ^[35] 

作為響徹國際的知名學者，在北平淪陷期間，日偽試圖拉攏陳垣來擴大對北平教育界的掌控，曾以高薪聘請他出任“日中滿蒙四國東亞文化協議會”的中國會長，但試過很多辦法都奈何他不得。據史料記載：“陳垣身為基督徒，且有儒家不屈的風度，在抗戰期間，日本人雖然捉弄他幾次，到底奈何他不得。” ^[34]  陳垣利用史學研究作為武器，連續發表史學論著，抨擊敵偽漢奸，顯示不屈不撓的民族氣節。在八年抗戰期間，陳垣連續寫成《南宋河北新興道教考》《明季滇黔佛教考》《清初僧諍記》《中國佛教典籍概論》等宗教史論文及《通鑑胡注表微》，都含有諷今喻世、抒志表微的用意。

民國三十七年（1948年）3月，陳垣當選中央研究院院士。北平解放前夕，國民黨多次請陳垣南下，在又一次政治大變動中，他拒絕離開，選擇留在北平，迎接新社會的到來。 ^[5] 

1949年1月31日，北平和平解放，陳垣與學生上街歡迎解放軍入城，從興化寺街5號步行到西直門，逾十多華里，此時陳垣已近古稀之年。北京剛解放時，郭沫若、范文瀾等人就發起成立新史學會，陳垣雖然沒有參加發起活動，但隨後不久就在范文瀾的介紹下，參加了新史學會的活動，並提出了由科學院成立歷史研究所的建議。 ^[39]  10月1日，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時，在掌握了豐富的歷史知識並曾深入研究、著作等身的基礎上，陳垣很快接受了新事物。之後的十年間，先後寫了二十多篇短文。

1950年10月10日，中央人民政府宣佈接辦輔仁大學，改稱“國立輔仁大學”，陳垣被任命為校長。

1951年2月，中國史學會籌委會開始編印《中國近代史資料叢刊》，陳垣便承擔了《洋務運動》和《辛亥革命》兩部分的工作。 ^[39]  夏，陳垣報名參加土地改革，當時他已經是71歲了，他是西南土改工作團第二分團的團長。 ^[38]  11月，毛澤東在懷仁堂舉行國宴時與陳垣同席，他向別人介紹説：“這是陳垣，讀書很多，是我們國家的國寶。”

1952年6月，全國高校院系調整，輔仁大學併入北京師範大學，輔仁校園也被劃為北京師範大學北校區。陳垣任北京師範大學校長直至去世。

1956年，陳垣參與科學院哲學社會科學學部歷史科學12年遠景發展規劃的制訂，提出了要加強資料整理，加強索引等工具書編制的建議。 ^[39] 

1956年，陳垣發表了一篇文章，叫做《我對知識分子的意見》，表示希望在有生之年能夠參加到中國共產黨的行列。“大躍進”開始後，陳垣陷入一陣慌亂，對自己的學術研究不知“何去何從”，感覺再整理舊東西“不能為‘大躍進’服務”。他誠懇地對黨委的同志説：“歷史這門學問太難了，自己過去的著作是否有錯誤已無能力辨別批判，希望一些研究歷史的黨內負責同志給予幫助。”北京師範大學黨委向北京市委介紹説，陳垣幾次表態擁護對資產階級學術思想進行批判，想做一位“紅色老人”“紅專老人”，但又擔心自己的著作被完全否定。 ^[49] 

1958年，陳垣所寫的《學習歷史》一文，較為系統地運用歷史唯物論的觀點，闡釋什麼是歷史，什麼是歷史科學，學習歷史有什麼用等基本問題。 ^[39]  同年，國務院成立古籍整理出版規劃小組，陳垣作為小組成員之一，和其他十幾位專家一起討論確定了古籍整理出版10年規劃和6個方面的重點。 ^[39]  郭沫若等人入黨的消息公佈之後，對陳垣震動不小，他馬上表示“不灰心”之意，並於12月正式提出申請入黨。北京師範大學黨委轉年1月9日向市委彙報，上交了一份4000餘字的陳垣思想內部評價及小傳材料，建議“可考慮發展其入黨”。 ^[49] 

1959年，陳垣被批准入黨。 ^[38]  同時，看到馬寅初的遭遇，他就有所顧慮：“經濟學方面批判馬寅初，歷史學方面是不是也要批判我？”他私底下説：“那些過去不研究學問的，不寫著作的，倒沒有什麼事。我們這些人，過去費了力氣做學問，今天被叫做資產階級專家要被批判，真不如不做了。” ^[49] 

1961年2月，陳垣正式承擔了新舊兩部《五代史》的標點任務，他做了大量的前期工作。 ^[38]  同年，中國佛教協會為了奉迎佛牙出訪緬甸、錫蘭等國，約請陳垣撰文考證佛牙自南北朝傳入中國後在中土尊奉延續的歷史。劉乃和回憶説：“當時正是三伏天氣，氣候悶熱，他（陳垣）不顧酷暑，親自指導我們閲讀查找《歷代三寶記》《宋高僧傳》等大量文獻”。最後撰成了《佛牙的故事》一文，歷述南齊法獻將佛牙傳入中土後，一千五百年間有關佛牙的史料故實。 ^[50] 

在文化大革命時期，陳垣不幸被軟禁。1971年6月21日，陳垣飲恨以歿，享年92歲。 ^[5] 

他的宗教史研究範圍十分廣泛，對已消亡的外來宗教，如火祆教、摩尼教、一賜樂業教做過專門研究；也就佛教、基督教、伊斯蘭教等世界三大宗教在中國的興起和流傳寫過不少論著；對中國本土的道教，也撰有專書。他的宗教史研究，同時也是中外文化交通史研究的重要內容。 ^[2]  “古教四考”使陳垣登上史壇，走向世界。

《元也裏可温教考》，民國六年（1917年）5月寫成，曾經多次修改、印行。也裏可温是元代基督教總稱。過去以為此教資料多在海外，而本國典籍無徵。該文則專以漢文史料進行研究，除《元史》外，還利用了地方誌、金石錄、書畫譜等60多種材料，論證了隱晦七八百年，無人能道的也裏可温教。 ^[40] 

《開封一賜樂業教考》，民國八年（1919年）11月寫成。開封一賜樂業教即猶太教。該教在明清時所立的三篇碑文，對其何時傳至中國，説法不同。陳垣用種種方法證明開封猶太教非宋以前所至，漢文典籍對猶太教的記載始見於《元史》，元以前無徵。文中還詳細考證了該教與回教之異同、教中人物之大略、寺宇的沿革、經文的內容和源流。 ^[40] 

《火祆教入中國考》，民國十一年（1922年）4月撰。火祆教又名拜火教，唐初傳入中國，頗見優禮。唐時外來宗教，除火祆教外，還有大秦、摩尼、回回三種。回教在唐代未盛，記載尚少；其餘三教，因都來自波斯，唐宋學者分辨不清，記載每有錯誤。清代學者如錢大昕等也常把它們混為一談。此文除敍火祆教的起源、興衰外，還將典籍上三教混同記載的錯誤一一指出，予以辯證。 ^[40] 

《摩尼教入中國考》，民國十二年（1923年）寫成。摩尼教是波斯人摩尼創立的，它由拜火、基督、佛教糅雜而成。陳垣取敦煌摩尼教經卷和其它材料，考明摩尼教始於唐武周長壽二載（694年）傳入中國及其歷唐、宋、元、明數朝在中國流行的情況。 ^[40] 

除了“古教四考”（《元也裏可温教考》《開封一賜樂業教考》《火祆教入中國考》《摩尼教入中國考》）外，陳垣還有《回回教入中國考》《明季滇黔佛教考》《清初僧諍記》《南宋初河北新道教考》《中國佛教史籍概論》《釋氏疑年錄》等著作。

“古教四考”陸續出版後，好評鵲起。加上稍後問世的《元西域人華化考》《基督教入華史略》等論著，這些以宗教史研究來拓展中西文化交流史研究的學術成果，是陳垣對民國學術的重大貢獻，也是使當時的中國學術界推陳出新，與國際漢學界接軌的不可多得的尖端成果。 ^[2] 

陳垣的宗教史研究自一開始就比前人和同時代的基督徒學者少了很多護教的色彩。陳垣以民國六年（1917年）考證元代來華基督教的《元也裏可温考》發表而一舉成名，相比較其他學人來説，陳垣撰寫的客觀的基督教史文章不僅早而且集中，在民國六年（1917年）至民國八年（1919年）的3年間就有12篇，佔他一生基督教文章著作的將近一半。在陳垣之前的中國基督教史著作，有光緒九年（1883年）江南代牧區神父黃伯祿撰寫的《正教奉褒》。 ^[6] 

光緒三十一年（1905年）北京主教遣使會士樊國樑撰寫的《燕京開教略》等，這些著作多采教內史料，寫作也以宣教目的為主。例如樊國樑在著作序言中説：“宣傳正教乃餘本職，故於累朝聖教行使止泥之跡搜輯尤詳。”與陳垣差不多同時的中國基督教史著作也是如此，金陵神學院教授陳金鏞通過其主編的《神學志》大量徵集歷史資料，至民國八年（1919年）已寫成《聖教佈道近史》和《中國佈道近史》等書，單從書名，就可清晰地看到其著作的信仰立場。民國十二年（1923年）耶穌會獻縣蕭靜山神父寫成的《天主教傳行中國考》和上海徐家彙徐宗澤神父民國二十七年（1938年）著的《中國天主教史傳教概論》，也具有較濃的宣教色彩。而陳垣的基督教史著更多的是為了史學的、宗教研究的目的而作基督宗教研究，他的研究相較之前以及同時代的基督徒學者來説，更具實證和客觀。 ^[6] 

在研究方法上，陳垣從史學進路研究宗教。由於歷代中國正史之中沒有一部“宗教史”，四庫全書這類官修正統類書也將多數外來宗教排除在外，即使有少量涉及，也多混亂不明。而各宗教內部的“聖教史”或“傳燈錄”，對於陳垣來説既不客觀，也不完全可信。因此他從基督教入手，着力於各宗教的在華傳播和發展史。可以説，他對宗教專題史有非常明確的研究自覺。如前所述，其在宗教史上的成就和開創意義，也一直為當時及後世的學者所稱許。陳垣對各種宗教歷史的研究，代表着中國宗教研究的現代轉變之一，即在“方法”上，從論證性的“神學”式宗教研究轉向描述性的“史學”式宗教研究。 ^[6] 

首先，重視研究的客觀性。陳垣的宗教研究以基督教為開端，一生的基督教史文章和著作共有30多篇（部）。審視陳垣的基督教史著述可以發現：

第一，陳垣不諱言對以往教會和教會史書的批評，始終持客觀、存疑的態度去作實證研究。他指出中國的基督教史書多譯自西人著述，所以“於官名地名年月，尤易舛訛，史以傳信，不能不慎。”民國十六年（1927年），陳垣根據許的殿試策和許手定的《寶綸堂稿》原寫本，多方證明許纘曾並非如《江南傳教史》和《許太夫人傳》所言為“熱心奉教者”，他只是幼年受洗，晚年甚至信了佛教 ^[8]  。在撰寫《雍乾間奉天主教之宗室》一文時，又“據官書及檔案，於蘇努諸子傳後，附一教會載蘇努事勘誤表，凡二十餘事，亦為此也” ^[7]  。在他看來，“考證貴能疑，疑而後能致其思，思而後能得其理” ^[9]  。陳垣之所以對宗教研究持客觀考證的態度，原因有二：

一是陳垣繼承了中國學術的考據精神。中國學者一向尚考據，也有“不為親者避，不為尊者諱”的寫史傳統。清初諸儒通經致用的治學宗旨發展到乾嘉時代，則演變成為“為考據而考據，為學術而學術”的學風。 ^[10]  “陳垣曾購買乾嘉學者的書籍、著作手稿、讀書筆記和論學手扎，研究王念孫《廣雅疏證》、錢大昕《廿二史考異》的部分手稿”，“看他們是怎樣著書，怎樣修改，為什麼把所引的資料一換再換”，學到他們治學和著書的方法。 ^[11]  其晚年學術總結之作《通鑑胡注表微》專列“考證篇”，強調“欲實事求是，非考證不可” ^[9]  ，即指出了考證與客觀之間的關係。

二是在以自然科學知識為代表的西學浪潮中，他曾接受過西醫教育。陳垣在光緒三十三年（1907年）考入美國傳教士辦的博濟醫學院，光緒三十四年（1908年）轉入中國人自辦的光華醫學院，都是學習西醫。他説："餘今不業醫，然極得醫學之益……近二十年學問，皆用醫學方法也……其實我何嘗懂科學方法，不過用這些醫學方法參用乾嘉諸儒考證方法而已。" ^[12]  現代科學崇尚客觀、理性和實證，既培養了陳垣對待研究的科學客觀態度，也影響了他研究歷史的方法。

第二，陳垣既站在教內的角度思考，也能以教外的角度看教內事物。他曾作《從教外典籍見明末清初之天主教》，認為從教外典籍可以補充訂正教內歷史，可"補教史之不足"，"證教史之偶誤“並”與教史相參證“等；也可以從教外人或反對、或旁觀的言論中獲得較真實的歷史，即”反對中可得反證"，"旁觀議論可察人心"，包括"教士之品學"、"教徒之流品"、"教徒之安分"、"奉教之熱誠"、"教徒之教外著述"，以此獲得關於傳教的全面信息。 ^[13] 

其次，打破宗教“夷夏之辨”。陳垣對外來古教的研究包括民國十二年（1923年）寫成的《元西域人華化考》，民國八年（1919年）寫成的《開封一賜樂業教考》，民國十一年（1922年）的《火祆教入中國考》和《摩尼教入中國考》，後三本書與民國六年（1917年）的成名作《元也裏可温考》，被陳垣合稱為“古教四考”。從陳垣的外來古教研究分析可以注意到：陳垣反對“中國儒者”對宗教的蔑視、偏見。比如也裏可温即元代基督教被以“異説支離，不可究詰”論之 ^[14]  ；來自波斯的火祆教在《隋書》中有“淫祀”“淫僻”之稱謂 ^[15]  。

在陳垣看來，“祀胡天神遊特別儀式，他國人祀者必從其俗，本無所謂淫祀者” ^[15]  。他們“未嘗深究火祆之源流，以其是胡神，遂讀如妖，實含有鄙夷之意”。 ^[16]  這些正統儒家知識分子對於外國事物的鄙屑稱呼，自古有之，即是認為國外來的都是“夷”或“蠻”，是對中國文化盲目自大的表現，對外來的宗教也是如此。陳垣對古教四考的研究，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了這種宗教上的“夷夏之辨”。

陳垣在元代領域和民族關係史領域均有重要開拓意義的《元西域人華化考》。該書著於民國十二年（1923年），民國十二年（1923年）至十六年（1927年）刊行。該書的中心觀點是，論證元建立了大一統帝國後，在新的局面下，大批過去居住在葱嶺以西的中亞以至西亞地區的居民、西北少數民族，來到中原，仰慕中華文化，因而被同化。該書的成功又在於，作者披沙瀝金，蒐集了豐富詳盡的史料。 ^[41] 

西域地域廣大，地理遠隔，民族、部族關係十分複雜，人物姓名易混、難記，蒐集材料難度極大。陳垣以蒐集墓誌、詩文集為主，又遍查正史、筆記、方誌、雜記，甚至連畫譜、書法、進士錄等史料也不遺漏。該書共約8萬字，而採書達220種，僅元人詩文集就有近百種之多。 ^[41] 

元代營建北京城是一個巨大工程，但《元史》對其營建過程並無明載。陳垣從歐陽玄《圭齋集》卷九《馬合馬沙碑》中發現了大食國人也裏迭兒對此做出貢獻的史料，稱其“領茶迭兒局諸色人匠總管府達魯花赤，兼領監宮殿”，“受任勞勩，夙夜不遑”。 ^[42]  元統治者以遊牧民族入主中原，為何舍廬帳而仿漢制大力營建華美之宮闕呢？陳垣議論雲：“元人自知廬帳之陋，不如漢家宮闕之美，故雖以武力征服其人，而既入主中原，則不能不改從中原制度，所謂馬上得之，不能以馬上治之也。此亦元人自審除武力外，文明程度不及漢人，故不惜舍廬帳而用宮闕。也裏迭兒深知其意，故採中國製度，而行以威加海內之規模，夫如是庶可懾服中國人，而不虞其竊笑矣。” ^[43] 

其中，陳垣非常重視對正史中所涉史料的使用。《元史》的纂修本來就不夠審慎，倉促成書，其中的錯亂訛誤自然不在少數，因而作為官方所纂修的勝朝的重要史籍，其史學價值雖大卻往往被輕視。陳垣則認為："《元史》二百一十卷，據十三朝實錄。兩次開局，各六個月，共一年。案牘之文，不加剪裁。又有《經世大典》可據。" ^[30]  因此，“《元史》雖然成書草率，失於剪裁，但正由於倉促成書，轉錄《十三朝實錄》等書時保存了大量未經筆削的原始材料，所以具有珍貴的史料價值”。 ^[29]  從《華化考》中可見，凡是提到的人物在《元史》中有記載的，都是先提及《元史》中的內容，然後再根據需要做進一步的考辨。因此，書中有多處稱引《元史》，而且還意識到《元史》列傳的編排特點，並據此展開考證。 ^[28] 

陳垣校長像(14張)

陳垣早年在北京購得《元典章》抄本，以後花了極大精力對它進行研究、校勘。他以之與沈家本刻本《元典章》對勘，再用故宮藏元刻本和其他幾種版本互校。他發現沈刻本諸多錯誤，包括訛、誤、衍、脱、顛倒、妄改等，共校出12000多條錯誤，寫成《沈刻元典章校補》10卷。他又從中選出有代表性的千餘條作為例子加以分析、歸納，指明錯誤的原因，寫成《元典章校補釋例》（此書又名《校勘學釋例》）。至民國二十年（1931年）著成，前後共歷10年。同時，他由概括大量校勘實例而上升到理論，總結出“校勘四法”：對校法，以祖本或別本相對校；本校法，以本書前後互證；他校法，以他書校本書；理校法，不憑版本而據邏輯道理定是非。陳垣還成功地運用了“類例法”，將選取的材料分類部居，加以疏解，為例五十。作者的“類例法”也有舉一端以例其餘的意思，可以舉一反三，將這些校勘學的原則運用到其他時代典籍的校勘工作之中 ^[22]  。陳垣的校勘與研究，不但為元史學界提供了比元刻本更佳的《元典章》，而且為校勘學提供了範例。陳垣在校勘過程中不是簡單羅列若干條，而是附有説明，最後總結出四種方法，加以綜合運用。

第一種是對校法。陳垣説，對校法一即以同書之祖本或別本對讀，遇不同之處，則注於其旁。劉向《別錄》所謂“一人持本，一人讀書，若怨家相對者”，即此法也。此法最簡便，最穩當，純屬機械法。其主旨在校異同，不校是非。故其短處在不負責任，雖祖本或別本有訛，亦照式錄之；而其長處則在不參己見，得此校本，可知祖本或別本之本來面目。放凡校一書，必須先用對校祛，然後再用其他校法。 ^[2] 

第二種是本校法。“本校法者，以本書前後互證，而抉搞其異同，則知其中之謬誤，……此法於未得祖本或別本以前，最宜用之。”吳縝《新唐書糾謬》、清代梁玉繩《史記志疑》都是用這種方法。惟此法只能發現矛盾，提出問題，而不能解決問題。

第三種是他校法。“他校法者，以他書校本書。凡其書有采自前人者，可以前人之書校之；有為後人所引用者，可以後人之書校之；其史料有為同時之書所並載者，可以同時之書校之。此等校法，範圍較廣，用力較勞，而有時非此不能證明其訛誤。” ^[2] 

第四種是理校法。“段玉裁曰：‘校書之難，非照本改字不訛不漏之難，定其是非之難。’所謂理校法也。遇無古本可據，或數本互異，而無所適從之時，則須用此法。此祛須通識為之，否則鹵莽滅裂，以不誤為誤，而糾紛愈甚矣。故最高妙者此法，最危險者亦此法。”清代王念孫、段玉裁等人校勘水平較高，用理校得出的結論往往與後來發見的原本相同。 ^[2] 

陳垣總結前人與自己工作的經驗，提出這四種方祛，綜合運用，基本上解決了校勘學上的問題。在這方面，他還寫有《四庫提要中的周亮工》《舊五代史輯本發覆》等書。 ^[2] 

關於目錄學，陳垣認為，它是治史的門徑。他為了掌握中國歷史文獻的概貌，對《四庫全書總目提要》進行了詳細的研究，後又相繼撰寫了多部有關《四庫全書》的目錄學著作。所著《中國佛教史籍概論》和《敦煌劫餘錄》，都是目錄學方面的專書。 ^[20] 

陳垣的目錄學實踐是非常豐富的，他自言少年治學並未得到什麼大師指引，只是由《書目答問》入手，自《書目答問》而《四庫提要》，以此作為階梯去讀他所要讀的書，完成他所要研究的問題。從陳垣的目錄學實踐可以看出以下幾個特色。 ^[31] 

首先，治史與目錄學研究相結合。目錄學是治學的門徑，治學的過程又豐富了目錄學的實踐，也促進了目錄學的研究。陳垣研究任何題目，都要先列必須要讀的書目，對學生講課也是先從目錄學開始。在教學過程中他先後講述了《史學名著評論》《元史目錄》《中國基督教史資料目錄》《中國佛教史籍概論》等課。他希望每人都能通過目錄學的學習，而掌握治學的鑰匙。為了使研究工作的順利進行，每項研究工作的開始他都是先編別有關目錄、索引，用以指導研究工作。為了研究元史，他編出了元朝六十家文集目錄；為了點校新、舊五代史，他組織助手先後作了《新五代史不列傳人傳人名索引》，又作出了《冊府元龜五代部分人名索引》（只列每條的主要人物）《通鑑五代部分人名索引》（唐朝末年的未包括在其內）《有關五代史論著目錄》《五代十國年表》等大量的目錄索引等工具書。如果説《中國佛教史籍概論》是陳垣從目錄學入手治史的結晶，那麼《元典章校補釋例》即《校勘學釋例》則是陳垣治史與目錄學研究相結合的豐碩成果。 ^[31] 

其次，運用目錄學指導史料整理與工具書編纂相結合。陳垣在治學過程中善於運用目錄學進行史料的整理並與工具書的編纂結合起來。在整理編纂的過程中他充分利用目錄學、校勘學、歷史文獻學、年代學、避諱學等歷史學的輔助科學。 ^[31] 

再次，專家編目錄與體例一致相結。陳垣特別主張以專家來編目錄，這樣既可以減少謬誤，又可以休例一致。陳垣在《概論》中寫到：“《四庫提要》成書倉卒，謬誤本多，惟釋家類著錄十三部，存目十二部，謬誤尚少”，因為它一定是稍通佛學者所為。經他考證，四庫館員中沒有幾個是以佛學出名的。陳垣認為，一書應為一體。“所謂一體者，即熔眾説以成文，此文家之法也，所謂聚眾礙之文為傳者，此史家之法也”（《概論》卷六）。即使是考證、校勘，陳垣也不主張發表孤立瑣碎的考證筆記，認為必須將他們結合在一起，歸納出條例，找出系統，取得一致的體例才堪稱著作。他的《史諱舉例》，校勘學專著《元典章校補釋例》《五代史輯本發覆》，目錄學專著《中國佛教籍概論》都是這一主張的體現，也是專家編寫目錄與體例一致相結合的典範。 ^[31] 

其他還有《史諱舉例》和多部目錄學著作（僅有關《四庫全書》目錄學著作即有五種之多），也都體現出這一系統、科學的特色。陳垣對於撰寫系統化的著作是具有充分自覺的。《史諱舉例》序中，他既肯定清代著名考證家著作中，“對於避諱，亦皆有特別著錄之條”，而且又明確指出其並未達到系統化的缺憾，説：“錢氏《廿二史考異》中，以避諱解釋疑難者尤多，徒因散在諸書，未能為有系統之董理。”“今肆上通行專言避諱者，謬誤頗多，不足為典要，未能應用之於校勘學及考古學上發人深思，所以有改作之必要” ^[21]  。故此書用意在繼承錢大昕等學者考證成果的基礎上，將之發展成為具有近代學術系統化特點的學問，而“欲為避諱史作一總結束” ^[21]  。

全書8卷，歸納了82個例子。前42例，講避諱所用的方法，避諱的種類，避諱改的史實，因避諱而生之訛異；後40例，談避諱學應注意事項，不講避諱學之貽誤及避諱學之利用。引書達百種以上，故此書也為研究者提供了極為有用的工具。

陳垣的客廳、書房以及住室內，總掛些名人字畫，最多的是清代學者的字，有時也掛些古代學者字跡的拓片。客廳案頭或沙發前的小桌上，也總有些字畫卷冊或書籍。這些都是賓主談話的資料，也是陳垣對後學的教材。他用30元買了一開章學誠的手札。在20世紀30年代，清代學者手札墨跡，這是很高的價錢了。陳垣將它掛在那裏，備一家學者的手跡。而有心的後學如啓功，就知道老師又在辦“劣書”展了。陳垣收藏書畫及清代學人手稿甚富，在輔仁大學公開展覽，並印有目錄一冊。書畫中遠如明人陳白沙（獻章），近如清末陳蘭甫（澧），皆嶺南名家。抗戰勝利後，陳垣已10餘年未購入書畫，年底忽有人攜來全祖望字條，愛不忍釋，以廿萬元購之。抗戰8年，陳垣堅持不與敵偽合作，潛心著述，以全祖望等明末遺民愛國情操相砥礪，並箋註《鮚埼亭集》。所以陳垣致友人信中説：“亦所謂還心願也。” ^[4] 

陳垣善行書，如啓功先生所言：“一筆似米芾又似董其昌的小行書，永遠那麼勻稱，絕不潦草。”每下筆時，都提防着別人收藏裝裱似的。在名人字畫上題跋，看上去行雲流水，瀟灑自然。其實都是精打細算過的，行款位置，都安排恰當合適才肯下筆。陳垣寫信，喜用花箋，給人寫扇面，好寫自己作的小條筆記、小考證。先數好扇骨行格，再算好文詞字數，哪行長，哪行短，寫到最後，不多不少，加上年月款識、印章，天衣無縫。1972年他的老友汪宗衍將所藏陳垣手書，自民國二十二年（1933年）始，歷時40餘年，精選出30餘通論學函札，影印成冊，名《陳援庵先生論學手簡》，香港於今書屋刊行。這是刊印的惟一一部陳垣的手跡集。字體飄逸瀟灑，俊秀精美，一氣呵成，疏朗有致，實為書法珍品。 ^[4] 

陳垣讀書，有個“三分類”的方法。少年時的陳垣，有次偶然得到了清代學者張之洞寫的《書目答問》一書。打開一看，發現這本書開列了歷史上許多著名的典籍，並作了鑑別，為讀者介紹了學習的門徑。陳垣十分高興，連忙按照書目購買了大量書籍。有人問他：“你買了這麼多書能念得完嗎？”陳垣回答道：“書並不都是要仔細唸的。有的是供瀏覽翻閲的，有的是供參考備查的，有的是需要熟讀記誦的。有的書要必求甚解，有的則可以不求甚解嘛！”原來，陳垣根據書的內容和用途，把要讀的書分成了三類：即一般瀏覽、仔細瀏覽和熟讀記誦。有的一兩天就翻過去了，有的要讀上個把星期，有的則需翻來覆去地背誦。

這種“三分類”法，使陳垣讀書避免了“一刀切”、平均投入精力的毛病。他讀的書比一般人多，精讀的書比一般人深。直到老年，一些歷代的名篇他仍然能夠背誦出來，90歲時，還能把駱賓王的《討武后檄》從頭到尾背得一字不差。許多基本史料，他不用翻檢原文即能引用，給治學和研究工作帶來了很大的方便。 ^[4] 

陳垣不僅在課堂上認真施教，課後對學生熱心指導：“一般大學老師講課，多屬講完就（完）了。先生則鼓勵同學們作練習、寫札記，他熱情指點、幫助，着重培養學生們讀史的識力。凡到勵耘書屋請教的，一般是個別指點，即使二三人同去在共同談論片刻後，隨即個別垂問或解答。不憤不啓，不悱不發。” ^[24]  對於學生的課外作業和試卷，陳垣“一本一本仔細地批閲。特別是批分數，他從來很慎重。他的辦法，總是每本先看一遍，大致按程度分為四五個類型，然後每一類中加以審核，或提升，或抽降，這樣反覆比較，優劣自見。他批的卷子總是以五分十分為差別，得九十分固然不易，得五十分也不冤枉”。 ^[25] 

祖父：陳學海。 ^[32] 

父親：陳維啓，宣統元年（1909年）卒。 ^[19] 

鄧照圓，吳淑媛，徐蕙齡 ^[19] 

長女：陳桂辛，1899年生。

長子：陳樂素，1902年生。

次子：陳仲益，1904年生。

次女：陳利貞，1908年生。

三子：陳約，1909年生。

四子：陳讓，1910年生。

三女：陳友潛，1912年生。

四女：陳善，1914年生。

五子：陳容，1916年生。 ^[19] 

陳垣故居位於蓬江區棠下鎮石頭村坑塘裏，是廣東省文物保護單位，晚清建築，為單層平房，陳垣在此誕生和成長。 ^[47]  清末，陳垣祖父始建陳寧遠堂，多次擴建，有12間民居（12宅）、書館、太和堂、游泳池、自來水塔、花園、涼亭等建築。寧遠堂為廣東江門清代私家莊園，具有較高歷史價值。2002年，陳垣故居被廣東省人民政府核定公佈為第四批廣東省文物保護單位之一。 ^[48] 

陳垣誕辰140週年紀念暨學術研討會2020年在北京召開。 ^[23]  活動由北京師範大學、中國國家圖書館、中國社會科學院古代史研究所主辦，北京師範大學歷史學院承辦，在北京師範大學隆重舉行。來自中國社會科學院、中國國家圖書館、故宮博物院、中共江門市蓬江區委、全國高等院校古籍整理研究工作委員會、中國人民大學、北京師範大學等單位的70餘位專家學者共同紀念陳垣。 ^[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