酈學

酈道元（466或472--527）北魏地理學家，散文家。字善長。范陽（今河北涿縣）人。 ^[1]  自幼好學，博覽羣書，並且愛好遊覽，足跡遍及河南、山東、山西、河北、安徽、江蘇、內蒙古等地，每到一地，都留心勘察水流地勢，探溯源頭，並且閲讀了大量地理著作，積累了豐富的地理知識。他參閲了437 種書籍，通過自己的實際考察，終於完成《水經注》這一地理鉅著。本書共四十卷，記述了1252條河流的發源地點、流經地區、支渠分佈、古河道變遷等情況，同時還記載了大量農田水利建設工程資料，以及城郭、風俗、土產、人物等。《水經》原來記載的大小河流有137 條，1 萬多字，經過酈道元註釋以後，大小河流增加到1252條，共30多萬字，比原著增加20倍。這部書文字優美生動，也可以説是一部文學著作。由於《水經注》在中國科學文化發展史上的巨大價值，歷代許多學者專門對它進行研究，形成一門“酈學”。

酈學是指針對酈道元的《水經注》的研究，一般可分三大學派：考據學派、詞章學派以及地理學派。

《水經注》是繼《山海經》、《尚書·禹貢》 、《史記·河渠書》、《漢書·地理志》之後的重要地理著作。張岱説：“古人記山水，太上有酈道元，其次柳子厚，近時則袁中郎。”南宋蔡圭撰《補正水經》三卷，已亡佚。明清學者十分重視《水經注》，世人稱酈學。《水經注》原書於宋代已佚五卷，今本仍作四十卷，是經過後人割裂改編而成。武英殿本《校上案語》説“《崇文總目》稱其中已佚五卷，故《元和郡縣誌》、《太平寰宇記》所引滹沱水、涇水、洛水，皆不見於今書。然今書仍作四十卷，疑後人分析以足數也。”

金代蔡作《補正水經》，明代竟陵（今湖北省鍾祥縣一帶）朱謀瑋與謝兆坤等人合著有《水經注箋》，並於萬曆四十三年（1615年）刊印，這是酈學的考據學派新時代。顧炎武稱為“三百年來一部書”。

明代楊慎撰《水經補註》，又整理《水經》，歸納河川“八澤”之説。柳僉於正德間用宋本校《水經注》。晚明鍾惺、譚元春評點《水經注》又發展出詞章學派，這是由於《水經注》文字生動優美，長期來為士人所喜愛。

清朝的酈學研究達到一個高峯，全祖望、趙一清、戴震等都是治酈學名家。王先謙將《水經注》研究成果寫成《合校水經注》。

乾隆十四年全祖望始七校《水經注》，乾隆十七年，七校畢，身後文稿散佚。經王梓材、董沛整理刊行問世。全祖望在五校本《題辭》説：“經文與注頗相似，故能相混。而不知熟玩之，則固判然不同也”。

乾隆三十年（1765年）起，戴震開始研究《水經注》，至乾隆四十年（1775年），三次校定《水經注》，補缺漏字2128字，刪妄增字1448字，正臆改字3715字.此書區分經注，校勘字句，成為北宋景祐缺佚以來最佳版本。余英時謂：“東原謂方誌當重地理沿革，這裏顯然表現出了一種狹義的考證觀點。蓋東原治《水經注》有年，即移《水經注》之法於方誌之纂修也。”

戴震的校訂《水經注》一事引發一起百年公案。當時趙一清與戴震都校訂過《水經注》，由於相似處極多，戴震被指控抄襲趙一清的成果，此案爭執了一百多年。段玉裁是戴震弟子，他在《與梁曜北書》、《論戴、趙二家〈水經注〉》諸篇中竭力為戴氏辨白。道光年間魏源力主戴襲趙説。張穆也論定戴襲趙書。譚獻亦頗疑戴襲趙書。王國維推定戴震在乾隆三十五年（1770年）負責編撰直隸《河渠書》時，確實看到趙校《水經注》，但他認為“似非全出因襲”。

日本酈學家森鹿三則否定“戴襲趙書”，1933年森鹿三發表《關於〈戴校水經注〉》，提出反證。胡適撰寫《趙一清與全祖望辨別經注的通則》、《水經注疑案（壹）戴震部分及全案綱領》等文，認為並無戴抄趙之事：“這十組證據都是趙氏書裏的特別優點，而都是戴氏書裏全沒有的……這十組都是偷書的人決不肯不偷的，都是抄襲的人決不肯放過的。若單舉一件兩件，也許還有偶然遺漏的可能。多到了幾十件，其中並且有幾百字或幾千字的校語，決不會被《水經注》專門學者忽略或遺漏的”。對此，吳天任表示胡適：“於趙戴公案，雖力為辯白，亦終難取信於人。徒增糾紛，而於酈書本身，究何補益？”楊家駱對《水經注》卷十八《渭水》進行抽樣調查，證明“戴之不忠於大典而複雜於趙，固至顯然也”。陳橋驛表示至今仍“未獲得開脱”。即使是極力為戴震辯“誣”的胡適本人亦承認，“他們的兩部校本有百分之九十八九的相同”。

清初學者汪士鐸等人曾繪製《水經注圖》。1877年楊守敬與熊會貞開始撰寫《水經注疏》，1904年，《水經注疏》稿成四十卷，是“酈學”集大成之作，“以《經》頂格，《注》水者低一格，其泛引故事者，再低一格，以清眉目。”這是酈學研究中最後形成的是地理學派。《水經注疏》中“凡酈氏所引之書，皆著出典。”如《水經注·江水二》:“自三峽七百里中，兩岸連山，略無闕處……猿鳴三聲淚沾裳”之句，傳誦千古。楊《疏》文指出:“自三峽七百里……淚沾裳”之句共一百八十多字實引自盛弘之的《荊州記》。又，楊守敬每每點出：“此戴襲趙之確證。”熊會貞稱：“戴多本《大典》本，不盡本《大典》，而戴之冤可大白於天下，戴之偽亦眾著於天下矣。”另有《水經注疏要刪》和《補遺及續補》兩部簡本。

胡適晚年考證《水經注》，稱之“小玩意兒”，寫有二百萬字手稿，但許多人認為純粹是浪費精力，費海璣指出胡適在戴東原辯誣時所採用的是“羅素方法”，胡適本人還蒐集了四十一種《水經注》的版本。陳橋驛著有《水經注研究》、《水經注研究二集》、《酈學新論——〈水經注〉研究之三》、《酈道元與水經注》、《酈道元評傳》等五部專著。

自1984年以來，出版的《水經注》新版本及研究專著有15部，發表的相關論文近150 篇。研究涉及到《水經注》所包容的地理學、歷史學、金石學、方言學、軍事學、文學等眾多學科，還包括對酈道元生平、《水經注》價值、《水經注》版本、“趙戴相襲”公案、歷代酈學家治酈過程等問題的探討。

經今人整理出版的《水經注》新版本，首先是王國維的《水經注校》（袁英光、劉寅生整理標點，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此書是王國維先生將其經眼的宋刊殘本、明永樂大典本、明抄本及明清以來諸名家校本之異同，是自1957年北京科學出版社影印楊守敬、熊會貞合撰的《水經注疏》以來最重要的一部新版本，對於研究《水經注》版本的源流及變遷極具價值。

譚家健、李知文的《水經注選注》（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9年版），是一種從古典文學角度出發的選注本，入選文章以該書中文學價值較高的片斷為主。1929年，范文瀾先生曾出版了《水經注寫景文鈔》一書，雖屬文學選本，但幾乎未作註釋，所選篇幅亦較少。故譚、李的《選注》本，是目前從文學角度展示《水經注》價值的一部較好的本子。

楊世燦、熊茂洽合撰《水經注疏·三峽注補》（湖北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則主要結合解放後長江三峽段的重要變化及興建的水利工程，擇其要者予以補入和註釋。補註的重點集中在四個方面：1、 三峽範圍的劃分和三峽工程的壩址。2、清江源出考與全流域開發。3、以今天的科技地圖確定古代故城的地量位置。4、人文景觀的考證。另外，1985 年馬蜀書社影印出版王先謙的《合校水經注》（光緒二十三年新化三味書室刊本），雖不是新版本，但由於王氏此本亦屬通行之書，錢裝本借閲不易，故將其影印出版，為今人利用王本提供了方便。

港台地區的研究專著主要是吳天任編《水經注研究史料彙編》上、下冊（台北藝文印書館1984年版）及吳氏新著《酈學研究史》（同上1991年版）二種。《彙編》上下冊收錄歷代酈學研究史料共256 篇（部），1984年以前的酈學重要文獻可謂盡萃是書。《酈學研究史》則更是研究酈學發展史的第一部專著，全書以《水與人類生活》這一根本主題發其凡，繼之就《水經注》撰述背景與成書時代、包羅之恢弘內涵及歷代研究校本與學者等問題，分專題一一予以論述，書末以《今後水經注研究之新方向》為終篇，提出“重編《水經注》新版本”、“編纂《水經注》辭典”、“重製《水經注地圖》”、“利用《水經注》地理資料作實用研究”、“大專院校開設《水經注》研究專課”、“《水經注》索引之推廣”六項課題，確有指導酈學未來研究之功效。

當代酈學泰斗陳橋驛的5 部專集：《水經注研究》（天津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以下簡稱“一集”）、《水經注研究二集》（山西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以下簡稱“二集”）。《酈學新論——〈水經注〉研究之三》（山西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以下簡稱“三集”）、《酈道元與水經注》（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酈道元評傳》（南京大學出版社1993年版）。其中前三部是論文專集，彙編了作者幾十年研究酈學的相關文章共84篇。《酈道元與水經注》則是一部普及型的著作，作者用深入淺出的語言敍述了酈道元的生平、《水經注》的版本及價值，是一部很適合初學者閲讀的好書。《酈道元評傳》則從酈道元所處時代及《水經注》書中尋索酈氏業績，系統地考證了酈氏生平，闡發了《水經注》中所體現出的愛國主義精神。

段熙仲點校、陳橋驛覆校的《水經注疏》上中下（江蘇古籍出版社1989年版），是一部以北京科學出版社影印本為底本，同時參校1971年台北中華書局出版的《楊熊合撰〈水經注疏〉》影印本的最新點校本，全書210餘萬字。段熙仲先生點校該書費時數年， 寫下大量校記，於北京本之錯訛做了不少勘誤。後又經著名酈學家陳橋驛教授復以台灣本核校，並參以多年研究酈學之心得，對北京本原文及段注都做了訂正，從而進一步提高了點校本的學術價值。該書後附錄的段熙仲《水經注六論》、汪闢疆《明清兩代整理〈水經注〉之總成績》等文章，都是酈學研究史上的重要文獻。陳橋驛除覆校《水經注疏》外，還標點、校勘了武英殿聚珍版本《水經注》

作為一門學問，酈學需要研究的問題還很多，目前《水經注》諸版本的缺陷也很明顯，如何儘早編纂出一部科學性更強的《水經注》新版本，如何宏觀地研究《水經注》各學科體系及思想，都是需要今後解決的問題。 ^[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