尼可羅·馬基亞維利

馬基雅維利出生在佛羅倫薩一個沒落貴族家庭，父親曾是一名律師，愛好古典收藏書籍，因此馬基雅維利從七歲起便開始跟隨老師學習拉丁文。

1494年美第奇家族對佛羅倫薩的統治被推翻，成立了佛羅倫薩共和國。

1498年馬基雅維利出任佛羅倫薩共和國第二國務廳的長官，兼任共和國執政委員會秘書，負責外交和國防，經常出使各國，會見過許多執掌政權的人物，成為佛羅倫薩首席執政官的心腹，他看到佛羅倫薩的僱傭軍軍紀鬆弛，極力主張建立本國的國民軍。

1505年佛羅倫薩通過建立國民軍的立法，成立國民軍九人指揮委員會，馬基雅維利擔任委員會秘書，並在征服比薩的戰爭中，率領軍隊，親臨前線指揮作戰，1509年比薩投降佛羅倫薩。在神聖羅馬帝國皇帝和教皇的矛盾中，他到處出使遊説，力圖使其和解，避免將佛羅倫薩共和國拖入戰爭，並加強武裝以圖自衞。

但當他1511年前往比薩時，教皇的軍隊攻陷佛羅倫薩，廢黜執政官，美第奇家族重新控制佛羅倫薩，取消共和制。馬基雅維利喪失了一切職務。

洛倫佐·第·皮埃羅·德·美第奇成為佛羅倫薩大公，1513年馬基維亞利被投入監獄，受到嚴刑拷問，但最終被釋放，已經一貧如洗，隱居鄉間，開始進行寫作，據他給朋友的一封信中描述：

“傍晚時分，我回到家中的書桌旁，在門口我脱掉沾滿灰土的農民的衣服，換上我貴族的宮廷服，我又回到古老的宮廷，遇見過去見過的人們，他們熱情地歡迎我，為我提供單人的食物，我和他們交談，詢問他們每次行動的理由，他們寬厚地回答我。在這四個鐘頭內，我沒有感到疲倦，忘掉所有的煩惱，貧窮沒有使我沮喪，死亡也沒能使我恐懼，我和所有這些大人物在一起。因為但丁曾經説過：從學習產生的知識將永存，而其他的事不會有結果。

我記下與他們的談話，編寫一本關於君主的小冊子，我傾注了我的全部想法，同時也考慮到他們的臣民，討論君主究竟是什麼？都有什麼類型的君主？怎樣去理解？怎樣保持君主的位置？為什麼會丟掉王位？對於君主，尤其是新任的君主，如果我有任何新的思路能讓你永遠高興，肯定不會讓你不高興，一定會受到歡迎。”

馬基雅維利之墓（佛羅倫薩聖十字教堂）(4張)

在此期間，他完成了兩部名著《君主論》和《論李維羅馬史》。

之後，主教朱理·美第奇統治佛羅倫薩，立志改革政治，徵詢馬基雅維利意見。

1520年，他寫成《論戰爭藝術》（The Art of War）。

1523年朱理·美第奇當選教皇，為克雷芒七世，重新起用馬基雅維利，讓他編寫《佛羅倫薩史》，他將新書獻給克雷芒七世，被賞賜120金幣，他在《佛羅倫薩史》中描述當時的佛羅倫薩人：“他們在穿着和日常生活上，比他們的先輩更自由，在其他方面花費更多，花費在休閒、遊戲和女人上的時間和金錢更多，他們的主要目的是有更好的穿着，有更精明的談吐，誰能以最精明的方式傷害他人，誰就是最能幹的人。”

朱理·美第奇起用他為城防委員會秘書，參加教皇軍隊和神聖羅馬帝國皇帝作戰。

1527年，美第奇家族倒台，佛羅倫薩恢復共和制，馬基雅維利想為佛羅倫薩共和國效力，但因為他早先效力於美第奇家族編寫佛羅倫薩史，不被共和國起用，鬱悒成疾，這位近代政治思想主要奠基人不久後便去世了，享年58歲。

1469年5月3日生於佛羅倫薩一沒落貴族家庭，父親是執業律師。

1494年參加宗教改革家修道士薩沃納羅拉領導的反美第奇家族的起義。美第奇家族對佛羅倫薩的統治被推翻，成立了佛羅倫薩共和國。

1498年起任佛羅倫薩共和國掌管軍事外交的十人委員會秘書，負責起草政府文件和佛羅倫薩防務，並出使意大利各國和法、德等國。

1512年美第奇家族在西班牙支持下推翻佛羅倫薩共和國，重新執政。1513年美第奇家族復辟，馬基雅維利遭逮捕和監禁，被解除一切職務。不久被釋放。

恢復自由後，長期隱居莊園，著書立説。為了得到美第奇家族的賞識，他寫出對世界政治史影響至深的著作《君主論》，不過此書甚至沒有被呈交給美第奇家族。不久，他的兩部著作《君主論》和《論提圖斯·李維羅馬史前十卷》問世。此後開始創作喜劇《曼陀羅花》。

1520年完成《戰爭的藝術》 ^[2]  。

1525年，他把8卷《佛羅倫薩史》獻給教皇朱理·美第奇（即克雷芒七世），得到賞賜。他在這部著作中獨闢蹊徑，打破人文主義歷史編纂學的傳統。同年，創作出另一部喜劇《克麗齊婭》。

1526年4月，當選為城防委員會秘書。次年教皇組織科尼亞克同盟反對神聖羅馬帝國皇帝查理五世，馬基雅維利參加教皇的軍隊作戰。

1527年美第奇家族被逐出佛羅倫薩，希冀在共和國重新得到任用，但因其與美第奇家族有過交往，拒絕其要求，從此離開政治舞台，抑鬱而終。

1527年6月22日因腹腔疾病去世。（有學者認為馬基雅維利患有胃潰瘍或慢性闌尾炎，因1527年6月20日服藥過量，導致病情加重腹痛死亡）

馬基雅維利在1469年5月3日出生於佛羅倫薩，1527年6月22日去世，享年58歲。

他的故鄉佛羅倫薩以及意大利的其他一些城市在14、15世紀已早成為資本主義生產最初萌芽之地，在文藝復興時期，他的文化藝術的繁榮昌盛吸引了整個歐洲，但是意大利的政治體制仍然沒有脱離封建分裂狀態：米蘭公國、威尼斯共和國、佛羅倫薩共和國、拿波里王國和教皇轄地等五個主要國家，還有許多小的封建領地，為着疆土擴張問題利用僱傭軍長期互相征伐，直到1454年締結洛迪條約為止。

馬基雅維利就在意大利一個比較安寧時期出生、成長，直到他開始參加政治活動，他的前半生處在佛羅倫薩的黃金時代，文藝復興的全盛時期，後半生則處在法國和西班牙等國在意大利角逐的戰爭時期從科西莫·德·美第奇於1434年當權，到他的曾孫皮埃羅·德·美第奇於1494年逃亡，其間六十年是佛羅倫薩的黃金時代。（參閲：H.赫德和D.P.韋利編《意大利簡史》，第84-85頁，1963年，劍橋版）。

馬基雅維利的祖輩是佛羅倫薩貴族，曾經出過十三名政府首長——正義旗手（Gonfalonieri）和五十三名執政官（Priori）。他的父親貝爾納多是一名律師（法學博士），在桑·卡希阿諾村（San Casciano）附近薄有地產。母親能作詩。他有弟妹三人。一家六口，並非富有。

據貝爾納多的日記（1474-1487）記載，貝爾納多愛好研究古典著作，在馬基雅維利成長期間，曾借閲西塞羅的著作；在1476年曾設法購到李維著《羅馬史》——四十年後馬基雅維利的名著《論李維》就是以這部名著為其基礎的。馬基雅維利七歲入學，約在十二歲半時已能用拉丁文作文。據説曾在佛羅倫薩大學完成他的教育，在那裏受到人文主義語言學家馬爾切洛·阿德里亞尼（Marcello Adriani）的古典文學的訓練。

馬基雅維利熟習拉丁文和意大利的古典文學、史學，尤其是熟悉古羅馬——羅馬共和國政制以及西塞羅等人的論辯和社會哲學。這一切為其投身於政治外交活動準備了充足條件。日後他對羅馬共和政治的嚮往和支配他畢生的深厚的愛國思想，不能不與此有着密切關係。

馬基雅維利的政治生涯大體上可以説是從1494年至1512年，即與佛羅倫薩共和國重建和再度覆滅相始終；也就是説，從原來的統治集團美第奇家族被宗教改革家修道士薩沃納羅拉領導人民起義驅逐之後，直到美第奇家族捲土重來恢復其統治之日。而1494年正是法國查理八世入侵，從此使意大利進入內憂外患交併的困難時期。

約在1495年或1496年，他在佛羅倫薩共和國政府裏開始擔任助理員（Coadiutore）。1498年5月，薩沃納羅拉在反對派的策動和教皇亞力山大六世的迫害下，作為異端者被絞殺和焚屍。馬基雅維利對教皇干涉各國政治的悲劇不能不有所感受。 ^[1]  後來他在《君主論》中談到，統治者建立新的秩序而沒有自己的武裝作為後盾就不免於毀滅，還提出軍隊與法律作為立國的兩大支柱的國家學説，其思想淵源與此不是沒有關係的。

1498年6月19日馬基雅維利被任命為佛羅倫薩共和國第二秘書廳秘書長（秘書廳是政府工作機構；秘書長是機關首長）；隨後於7月14日又被任命為“自由與和平十人委員會”（簡稱“十人委員會”）秘書，在最高行政機關——執政團（Signoria）領導下負責辦理外交與軍政事務。當時他才二十九歲。任職直到1512年佛羅倫薩覆滅，這樣就結束了他的十四年的政治生活。

十四年的政治工作，特別是外交實踐，為馬基雅維利的政治學説及其《君主論》的著作提供了豐富的歷史例證。馬基雅維利除了負責處理大量的外事文件的日常工作外，他的第一項工作是作為佛羅倫薩共和國的代表臨時特派出訪外國和意大利各城邦，隨時向“十人委員會”報告；在戰爭時期，負責軍事組織等工作。他是政府首腦索代里尼的得力助手和智囊人物。

從三十歲開始先後出訪近三十次，到過法國、瑞士、德意志各國和意大利各城邦。他所作的《法國情況報告》、《德意志情況報告》以及關於羅馬尼阿公爵愷撒·博爾吉亞（Ceasare Borgia）的報告和其他通訊等文件，現仍保存下來，它們表明馬基雅維利對歐洲各國和意大利各城邦社會政治現實具有敏鋭的洞察力，對於統治者的真正面目有了深入瞭解和縝密的分析，並且構成他所闡述的政治思想與軍事理論的根據。在這些出使訪問中使他深感弱國無外交。

在1500年秋，就比薩戰爭問題，他出使求助法王；在擁有強大武力的君主集權的大國面前，由於本國武力與財力俱弱，為外國國王蔑視，逗留數月，怏怏而歸，不能不加深馬基雅維利謀求富國強兵、民族獨立的渴望。1502年10月至1503年1月兩次出使，對馬基雅維利的政治思想產生重大影響。

由於教皇亞力山大六世的支持，愷撒·博爾吉亞於1499年開始征服艾米利亞-羅馬涅，繼而佔領伊莫拉、弗利、裏米尼、法恩扎、烏爾比諾等地，進而覬覦佛羅倫薩屬地阿雷佐。馬基雅維利出使，企圖與博爾吉亞修好，以求返還佔領地。他耳聞目睹愷撒施展陰謀詭計，唾手掠取領土，暗殺敵人，假手法庭斬殺權臣，以及建立國民軍取代僱傭軍，如此等等。不僅由於博爾吉亞的“能力”，主要的是由於他努力創建一個強大的統一的國家，使馬基雅維利驚歎，認為找到了可以作為拯救意大利的統治者（但其後不幸失敗），最後成為《君主論》中一再奉揚的新君主典範。

馬基雅維利在1514—1515年1月31日給友人韋托里（F.Vettori）的信中仍然説，“假如我是新君主，我將經常仿效瓦倫蒂諾公爵（即博爾吉亞）的行跡”。可見馬基雅維利自始至終把博爾吉亞奉為新君主典範。

父親：貝爾納多·迪尼可洛·迪博寧塞尼亞·馬基雅維利（Bernardo di Niccolò di Buoninsegna，？~1500.5.10）

母親：巴爾託洛彌婭·德·內利（Bartolomea de Nelli，1441~1496.10.11）

姐姐：瑪格麗塔·馬基雅維利（Margherita,1468~?）、普里馬韋拉·馬基雅維利[Primavera，1465~1500。配偶：弗朗切斯科·韋爾納奇，其子：喬瓦尼·韋爾納奇（1486~？）]

弟弟：託託·馬基雅維利（Totto,1475~1522）

配偶：瑪麗埃塔·科爾西尼（Marietta Corsini，?~1553。1501.8.結婚。其父：盧多維克·科爾西尼）

岳父：皮耶羅·德爾·內羅（1440~1512）

岳母：吉內芙拉·圭多蒂（Guidotti）

兒子：洛多維科·馬基雅維利（Lodovico，1504~？）、貝爾納多·馬基雅維利（1503~？）、圭多·馬基雅維利（Guido）、皮耶羅·馬基雅維利（Piero）

女兒：普里梅拉納·馬基雅維利（Primerana）、巴爾託洛彌婭·馬基雅維利（Bartolomea）

外孫：茱利亞諾·德·裏奇（巴爾託洛彌婭之子，馬基雅維利遺著保管者。他花費21年時間，眷錄外祖父書信的抄本，成為所謂的“裏奇抄本”。）

（*參見《尼科洛的微笑·馬基雅維裏傳》[意]毛裏齊奧·維羅利著和《馬基雅維利全集·書信集》段保良譯）

馬基雅維利一生完成多種理論與文學著作，並在戲劇領域取得突出的成績。

1504年，他寫出劇本《假面》，已失傳。《曼陀羅》是他最重要的劇作，也是第一部意大利語喜劇。劇本描寫迂腐的學者尼齊亞膝下無子，聽信青年卡利馬科的主意，要妻子盧克萊齊婭服用曼德拉草根，結果中了圈套，卡利馬科乘機和盧克萊齊婭相好，享受幸福。

《曼陀羅》裏大約首先就就擺出了有關道德、忠貞與信仰的矛盾。體面的卡利馬科為了追求美女就不顧道德的約束濫用計謀，美麗的盧克蕾加可以在忠貞表層下面保留一個情人，而劇中的另外一個修道士則為了若干金幣的佈施參與到卡利馬科的陰謀當中。劇中各種各樣的信條都被打破，更多的是韋小寶式詼諧但又直接的行動。當然，《曼陀羅》並沒有反對這些有違道德、忠貞與信仰的事情，反而去詆譭那個僅有的合法的老爺尼洽，把他刻畫成那個“全佛羅倫薩最愚蠢的人”。或許這恰恰是馬基雅維利對於卡利馬科的陰謀的認同，舊的思想的束縛應該被打破，或者保留其不再有着強烈的影響力框架，讓人們這個框架中靈活的掌握的自己的行動。

《曼陀羅》中的佛羅倫薩，正處於一個正在進行着潛移默化的變革的時期，卡利馬科和他的同謀者構成了這個社會中正在逐漸的掌權的那個階層，他們所做的，正是在重新劃定道德、貞潔與追求的範疇。《曼陀羅》應是一種馬基雅維利對當時社會的寫照，人們逐漸從單一的道德、風俗和信仰的束縛中解放出來，由自己主動的去追求。而原有道德、風俗和信仰本身所構建的價值體系也在瓦解，違反它們，或許也不是什麼不好的事情。

作者歌頌人的智慧、愛情，提倡享樂主義，譴責私利毀滅人的活力，抨擊教會的虛偽、墮落。馬基雅維利繼承和發展了古羅馬的喜劇傳統，他的作品展示了意大利的現實生活，抨擊了社會惡習和封建道德觀念，是意大利文藝復興時期人文主義道德喜劇的傑出作家。他的劇作具有鮮明的特色，通過構思巧妙、曲折誇張的情節刻畫富於性格特徵的人物，台詞幽默、風趣。

馬基雅維利辦公廳（佛羅倫薩韋羅基奧宮）(11張)

馬基雅維利是中世紀晚期意大利新興資產階級的代表，主張結束意大利在政治上的分裂狀態，建立強大的中央集權國家。

他拋棄了中世紀經院哲學和教條式的推理方法，不再從《聖經》和上帝出發，而是從人性出發，以歷史事實和個人經驗為依據來研究社會政治問題。他把政治學當作一門實踐學科，將政治和倫理區分開，把國家看作純粹的權力組織。他的國家學説以性惡論為基礎，認為人是自私的，追求權力、名譽、財富是人的本性，因此人與人之間經常發生激烈鬥爭，為防止人類無休止的爭鬥，國家應運而生，頒佈刑律，約束邪惡，建立秩序。國家是人性邪惡的產物。他讚美共和政體，認為共和政體有助於促進社會福利，發展個人才能，培養公民美德。但他認為，當時處於人性墮落、國家分裂、社會動亂狀況的意大利，實現國家統一社會安寧的唯一出路只能是建立強有力的君主專制制度。

他向君主獻策，闡述了一套統治權術思想：

1、軍隊和法律是權力的基礎。在和平時期軍隊起到維護社會治安，象徵國家的軍事力量的作用；在戰爭時期，軍隊就成為了君主抵抗外來侵略，保護國家安全的重要力量。

2、君主應當大權獨攬，注重實力，精通軍事。

3、君主不應受任何道德準則的束縛，只需考慮效果是否有利，不必考慮手段是否有害，既可外示仁慈、內懷奸詐，亦可效法狐狸與獅子，詭詐殘忍均可兼施。

4、君主可以和貴族為敵，但不能與人民為敵。

5、君主應當不圖虛名，注重實際。殘酷與仁慈、吝嗇與慷慨，都要從實際出發。明智之君寧蒙吝嗇之譏而不求慷慨之譽。他所主張的政治權術思想被後人稱為馬基雅維利主義。

廣為人知名言“為達目的可以不擇手段”實系初版英譯者誤解，意大利語原意更為貼近“One must look to the end”。 ^[3] 

《君主論》（The Prince,1513），被施特勞斯稱作“邪惡的聖經”，乃一忠告君王的短書，焦點在討論如何從外國支配下解放意大利的問題。一些作家（最有名的是斯賓諾莎和盧梭）認為該書是諷刺君主政體之作。安頓了流亡生活之後，馬基雅維利一邊經營農場，一邊寫作《論李維著羅馬史前十書》，（Discourseson the First Ten Books of Titus Livius，[1532]，1950）。此書有一系列反省政治技巧，大量取例於羅馬共和國，雖然明顯流露其同情共和的觀點，但其中對於無情和不道德的政治手腕的坦率討論，卻不少於《君主論》，因此遂令其惡名昭著。

《君主論》被認為是一本向國家元首進諫的實用入門書。該書的基本觀點認為一個君王要官運亨通，就應該絲毫不考慮道德問題，而要依靠勢力和姦計。馬基雅維利十分強調國家完備武裝的重要性，認為這比什麼都重要。他強調一個國家的軍隊若是從自己的公民中招募的，這樣的軍隊才可靠；一個國家若靠僱傭軍隊或者靠外國軍隊，則必然會軟弱無能，危機四伏。《君主論》稱為“獨裁者手冊”。馬基雅維利的生涯和他的其他著作表明在一般情況下他喜歡共和而不喜歡獨裁。他為意大利在政治上和軍事上軟弱無能而大失所望。許多異族侵略者的軍隊在踐踏着祖國河山，他渴望有一個強大的君王來統一祖國，把侵略者趕出去。人們會有興趣地注意到，雖然馬基雅維利提倡君王採用切實可行的玩世不恭和殘酷無情的手段，但是他本人卻是個理想主義者和愛國主義者。並不很擅長玩弄他推薦的騙術。

馬基雅維利勸告君王要贏得民眾的支持，這樣就可以消除一些難以避免的禍根。馬基雅維利當然清楚一個新上任的統治者為了鞏固自己的政權，必須得做些失悦於被統治者的事。但是他指出：“征服者在奪取國家權力的過程必須得頃刻用盡所有殘暴的手段，以避免每日都使用這種手段……要逐漸提供福利待遇，這樣可以使福利得以更充分的利用”。一個君王要官運不衰，周圍必須得有才幹傑出的忠臣；馬基雅維利警告君王不要被阿諛奉承之徒所迷惑；並提出如何能夠做到這一點的建議。

世人對於馬基雅維利的關注卻往往只停留在《君主論》上。英王查爾斯五世對《君主論》“愛不釋手”。英國資產階級革命的領袖克倫威爾一直珍藏着一部《君主論》的手抄本。法國國王亨利三世和亨利四世在遭暗殺時，隨身都帶着一部《君主論》。普魯士國王弗里德里希一直把《君主論》作為自己每天睡前的必讀書。曾經在歐洲所向披靡的拿破崙最終在滑鐵盧折戟沉沙，而人們在打掃戰場時，在他的用車中發現了一部寫滿批註的法文本《君主論》。

《君主論》是馬基雅維利14年政治生涯，特別是外交經歷總結探索的結果。綜觀《君主論》，講的是君主的治國之道和興邦之術，主旨是君主或其他類型的專制統治，如何鞏固自己的權力、地位。中心問題不外政治手段和軍事措施這兩個方面。書裏推崇的是強力而獨裁的君王制度，深刻而鮮明地體現了作者“為達目的，不擇手段”的思想特點。在《君主論》問世的年代，幾乎一切引人注目的成功都是與各種卑鄙手段相聯繫的。那些建立豐功偉績的君王們大都施陰謀、用詭計，甚至無恥地戲耍那些恪守信義的人們。

西歐中世紀占主導地位的是神權國家觀念。奧古斯丁提出了影響極大的“上帝之國”和“人間之國”這種“雙國”理論。“上帝之國”即基督教所説的天堂或天國，是上帝建立的光明的神之都；“人間之國”是魔鬼建立的世俗國家，是黑暗的地之都。所以“上帝之國”高於“地上之國”，教權高於王權，世俗政權必須服從以教會為代表的神權。在奧古斯丁之後，托馬斯·阿奎那則從國家起源和國家目的這兩方面把國家“神話”。他認為人天然是社會的和政治的動物，社會和國家正是適應人的天性需要的產物。但上帝是人和人的天性的創造者，所以從根本上説只有上帝才是國家和政治權威的創造者和最高主宰。另一方面，他認為國家的目的是使人類過一種快樂而有德行的生活，通過有德行的生活達到升入天國、享受上帝的快樂，因此從最終目的來説世俗國家也應服從教權。

但從13世紀下半葉起，現代國家觀念開始出現，到16世紀末已基本完成。其主要觀點就表現在《君主論》中，現代國家觀念以理性和經驗論為基礎，其主要內容是使“國家”擺脱中世紀的神權，反對君權神授觀念，認為國家是人們根據自己的需要創立的，強力才是國家和法律的基礎。

《君主論》是一本名副其實的驚世駭俗之書，對整個世界的政治思想和學術領域都產生了極為重要的影響。它作為第一部政治禁書而為世人矚目。在人類思想史上，還從來沒有哪部著作像《君主論》這樣，一面受着無情的詆譭和禁忌，另一面卻獲得了空前的聲譽。有人説它像一本“惡棍手冊”，因為它觸及了道德信念在政治思考中的位置，在很長時期內受到了猛烈的攻擊。馬基雅維利大膽地點出人類許多劣根性，正好作為統治者利用之處。他對人性的假設無法容於基督教文化下的社會。然而無論我們喜歡或不喜歡，他所提到的內容都是切實存在的。直到20世紀後期，人們才開始以科學態度對待它。在西方，《君主論》被列為最有影響和最暢銷的世界十大名著之一，是人類有史以來對政治鬥爭技巧的最獨到、最精闢、最誠實的剖析。作者本人也被稱為第一位將政治和倫理學分家的政治思想家。

馬基雅維利的《君主論》在打破了舊的、自欺式的政治家觀點的同時，創立了新的政治學觀點，為後人留下了極為寶貴的精神財富。

馬基雅維利主義（machiavellianism）也因之成為權術和謀略的代名詞。它通常分為高馬基雅維利主義和低馬基雅維利主義。高馬基雅維利主義的個體重視實效，保持着情感的距離，相信結果能替手段辯護。大量的研究探討了有關馬基雅維利主義與行為結果的關係。高馬基雅維利主義者比低馬基雅維利主義者更願意操縱別人，贏得利益更多，更難被別人説服，他們更多的是説服別人。但這些結果也受到情境因素的調節。馬基雅維利認為，人類愚不可及，總有填不滿的慾望、膨脹的野心；總是受利害關係的左右，趨利避害，自私自利。因此，利他主義和公道都是不存在的，人們偶爾行善只是一種偽裝，是為了贏得名聲和利益。人都是“忘恩負義、心懷二志、弄虛作假、偽裝好人、見死不救和利慾薰心的”；即使最優秀的人也容易腐化墮落，因為作惡事更有利於自己，講假話更能取悦於別人。人民有屈從權力的天性，君主需要的是殘酷，而不是愛。人應當在野獸中選擇獅子和狐狸，像獅子那樣殘忍，像狐狸那樣狡詐。

馬基雅維利還指出：受人敬愛不如被人懼怕，“一個君主被人懼怕比起被人愛，更為安全些”。但有時又有必要讓人民相信君主是“集美德於一身的人”，也就是説，統治者在公開場合應表現出愛民如子和仁慈寬厚的樣子。懲罰人的事應讓其他人去幹，最後還可嫁禍於人，找替罪羊，以避免自己受到國民的譴責。獎賞別人的事應當親自出面，以免讓下屬行私惠。給人恩惠要一點點地來，讓他有盼望；給人打擊要一下致其於死地，不讓他有報復的可能。君主平常應當不露聲色，對凡事裝作懵懂無知，避免讓下屬瞭解自己，但對下屬自己心中要了如指掌，隨時操縱他，並且動用殺伐大權。馬基雅維利認為，君主應當絕對地控制武器精良和素質優秀的軍隊，“任何人只要有他自己的裝備精良的軍隊，就會發現無論時勢如何驟轉，他自己總是處於有利的地位”。還有，君主為了保持權力的自主性，絕不可相信任何人；不可對別人吐露真心，不可指望別人對你誠實，更不可把命運繫於別人身上。君主要經得起孤獨的煎熬，“最危險莫過於意氣相投的人”。所以，應當懷疑一切人，組織耳目對之暗中監視，網羅黨羽排除異己，設置職權相互牽制。總之，為保住君主的地位，採取一切手段都是允許的。

馬基雅維利主義在西方是貶義詞，是旁門左道的文化支流；一旦誰被冠以“馬基雅維利主義者”，誰就名譽掃地。尼克松因“水門事件”之類的陰謀詭計而被稱作“馬基雅維裏主義者”，其政治地位一落千丈，成為美國曆史上“最富爭議”的總統之一。

高馬基雅維裏主義者在以下幾個方面工作成效顯著：

A、當他們與別人面對面直接交往，而不是間接地相互作用；

B、當情境中要求的規則與限制最少，並有即興發揮時；

C、情緒捲入與獲得成功無關時。

高馬基雅維裏主義者會是好員工嗎？這取決於工作的類型及你是否在評估績效時考慮其道德內涵。對於需要談判技能的工作和成功能帶來實質效益的工作（如代理銷售商），高馬基雅維裏主義者會十分出色；而對於以下這些情況，如結果不能為手段辯護的工作，行為有絕對的規範標準以及上一段中所列出的三個條件不存在時，很難預期高馬基雅維裏主義者會取得良好績效。

馬基雅維利主義在的人們眼裏已成為不擇手段，無視道德而側重權術與謀略的現實政治代名詞。並與傳統的理想道德政治相對應，因此馬基雅維利主義往往成為專制獨裁者們的最愛，併成為他們肆意奴役民眾的理論基礎。然而有趣的是因馬基雅維利主義而譭譽參半的馬基雅維利先生卻是一位道德高尚的老牌共和主義者，如果對於馬基雅維利先生全部政治信念和其人生軌跡進行深入的瞭解的話，我們完全可以得出一些不同的東西，我們可以進一步的認識到馬基雅維利主義是先生留給世人特別是人民大眾最寶貴的思想寶藏。

馬克思曾經肯定馬基雅維利及其後的近代思想家在國家觀上擺脱神學的束縛説，他們“已經用人的眼光來觀察國家了，他們都是從理性和經驗中而不是從神學中引出國家的自然規律；”並且又一次指出馬基雅維利及其後的一些近代思想家使政治研究獨立於道德，他説：“從近代馬基雅維利……以及近代的其他許多思想家談起，權力都是作為法的基礎的，由此，政治的理論觀念擺脱了道德，所剩下的是獨立地研究政治的主張，其他沒有別的了。” ^[4]  《君主論》（商務印書館2010年版）的譯者潘漢典先生總結到，馬基雅維裏是第一個使政治學獨立，同倫理學徹底分家的人，有“資產階級政治學奠基人”之稱，並且是歷史學家、軍事著作者、詩人和劇作家。評價馬基雅維利，要對馬基雅維利所處的國家環境、時代背景、馬基雅維利思想在近代政治思想史發展中的地位等關鍵視角出發。

馬基雅維利批評以往的作家談論政治時只涉及理想的與想象的國家，他宣稱自己所處理的政治問題是具實效的真理。處於深思市民人文精神傳統的馬基雅維利，極度關切城市的憲政體制以及英雄人物的光榮事蹟。他對這個時期之苛酷現實作風的貢獻，是他認識到具有政治家情操的英雄不必千篇一律遵循基督教的道德蒙誡，而實際上某些老套的道德格言壓抑君王的結果卻極可能直接導致其毀滅。他辯稱，一個君王因此必須明瞭如何不為善，並且順勢運用這種體認。此外，他也認為正在鞏固其權力的君王必須知道怎樣支配人們的想象力。愷撒·博爾吉亞（Cesare Borgia）即能達到此境界；馬基雅維利服職於佛羅倫薩共和國時曾與他交涉過。博爾吉亞曾派遣手下將領歐柯（Ramirrodaorca）以必要的殘酷手段，鎮撫新近征服的羅曼迦那（Romagna）；然後他差人殺了歐柯，使之屍體身首異處，棄置於席塞那（Cesena）的廣場。此舉是為了安撫當地的怨尤之聲，而且無疑也想操縱人們的想象力。馬基雅維利在《君王論》的第七章寫道，這個殘暴的景象“同時帶給人們滿意和驚訝”。有人常説，馬基雅維利相信私人的道德生活和政治家的道德是兩回事。然而，儘管他有犬儒的風格，但他對善惡率直認定的斷然態度卻絕不搖擺不定。統治者並未被賦與一種不同的道德原則；只是統治者被解釋為道德本身的守護者，而於必要時得以侵犯道德規範。將其勸諫君王的語言換成對於正在出現的現代國家（他對此有敏鋭的觀察）特徵的描繪，這點便成了國家理由的觀念。

寫作《論李維著羅馬史前十書》這一面的馬基雅維利鮮為人知，卻更歷久彌新。在此書中我們發現一種社會衝突理論：人們相互鬥爭竟使國家保持統一，而免崩潰的趨勢。他留傳給後代思想家一個古典的理念，即任何持久的政體必須在君主、貴族、民主三種要素之間維持平衡。創造以及維繫一個在市民公共領域中超越私人與家族偏執的國家，雖是人類的最高成就，但卻有其終局的惡運。因為國家創造和平，和平帶來繁華，當人們逐漸習慣繁華與和平的日子，他們便喪失公德，放縱私人的情慾；用馬基雅維利的話説：自由屈服於腐化。這個強調公民參與的傳統，甚至在近代早期歐洲的絕對君主政體中亦未曾斷絕，而從法國大革命的時代開始即成為主流。它構成現代所謂“民主政體”的許多內容。

然而，在通俗的想象中，馬基雅維利總成為以操縱取樂的代言人，及最善於描繪權謀的作家。許多革命冒險家從他那裏找到遁詞以掩飾他們本能的行為傾向。當社會心理學家在製作問卷測量人格的操縱傾向時，也記取了馬基雅維利的這個角色。測驗得高分的叫“highmach”，而比較不具操縱傾向的人則叫“lowmach”。

如果我們對於馬基雅維利先生的生平和其的整個政治理念有一個全面的瞭解，那麼我們必然會認識到那些對於馬基雅維利先生的指責完全是片面。在瞭解學習之前我們首先必須清楚馬基雅維利先生追求的是什麼，他的思想理念是什麼。在下讀過深知馬基雅維利先生是處於怎樣一個時代，在那個時代強者為尊，實力就説明一切，各個封建諸侯和國君們使用權謀和詐術來拼命擴展自己的利益，而另一方面大眾卻如羣氓一樣為人輕易操控反覆無常。而共和派人士一次又一次的建立共和政體的努力卻一次又一次的在強權的打壓之下失敗。在這種背景下，馬基雅維利先生怎麼可能指望那些人民大眾創造歷史的鬼話？他又如何把希望放在一次又一次背棄他們那些共和主義者的人民身上？在那種情況依賴強有力的君主利用強有力的權利和權謀來統一他心愛的祖國，是他唯一現實的選擇。在那種情況下作為達成目的的手段孕育而生。他聲稱這是一本獻給君主的寶書，他也因此背上了馬基雅維利主義的惡名。

但是我們必須注意一點，那就是馬基雅維利先生到底在追求什麼？他所追求的東西從來就沒有變過，一個共和制的統一的祖國。無疑要達到這個目的則必須使用現實的政治權術，而不是那些理想的政治道德。實際上我們必須清楚，雖然馬基雅維利主義是現實政治權謀的代名詞，但是並不意味在之前這些東西就不存在。實際上這些東西一開始就與人類的政治生活密不可分，只是沒有人願意也沒有人有勇氣把這些東西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因此與其説是馬基雅維利先生髮明瞭馬基雅維利主義，不如説其只是將統治者的所作所為在理論化之後展示在陽光下。

馬基雅維利絕非鼓勵任何犯罪行為。政治家是文明的創造者，除非為了公益，他們的野心並無榮耀可言。他以稍帶保留的態度，談論政治活動裏適當使用殘暴手段的問題。必要使用殘暴手段的判斷標準是：它不能流於濫用。而且，這種效性與榮耀倫理的結合，是他極為獨特的態度。馬基雅維利在一段通常誤譯為“目的合理化手段”的文字中寫道：“當行為指控他時，行為的結果卻應寬恕之”。但他所關心的不是道德的合理化，而是由臣民和史學家所做的適當判斷。從這個技術的觀點而言，宗教是重要的，因為它可使人勇於獻身、強化其德行。馬基雅維利以拉丁式風格，強烈反對教士干政，而且時常率直地反對基督教，因它的謙卑論削弱了政府，並阻止嚴肅的軍事狂暴行為。他只讚美現世的英雄而非來生的虔誠奉獻者。

沒有幾個政治思想家受到像馬基雅維利這樣強烈的譴責。多年來，人們罵他是地地道道的魔鬼的化身，並把他的名字當作欺騙和狡猾的同義詞來使用。其中最強烈的譴責常常出自於把他所倡導的學説付諸於實踐的人們之口，馬基雅維利可以在理論上證實這種虛偽的行徑。

當然人們根據道德規範批判馬基雅維利並不表明他沒有影響。更為確切地説，人們對他的影響提出異議是因為他的思想並非格外新穎獨特，這種説法有一定的道理。馬基雅維利反覆重申他並不是提出一種新政策，而是指出自從遠古以來許多傑出君王的成功之路。馬基雅維利總是引用古代歷史或意大利事件中生動的例子來説明他的建議。凱撒·波吉亞（馬基雅維利《君主論》中稱讚的人物）沒有從馬基雅維利那裏學到什麼策略，反而是馬基雅維利從他那裏學到了實惠。

本尼託·墨索里尼是曾經公開稱讚馬基雅維利的少數幾個政治領袖之一。毫無疑問許多傑出的政治人物都認真地讀過《君王論》這本書。據説拿破崙睡覺時把一本《君王論》放在枕頭下面，人們對希特勒和斯大林也有類似的傳説。但是看來還沒有明確的跡象表明馬基雅維利策略在現代政治中比在《君王論》發表之前更加盛行，這是馬基雅維利在本冊中名次不高的主要原因。

馬基雅維利對政治實踐影響的程度還沒有確定的話，那麼他對政治理論的影響是不容置辨的。早期作家如柏拉圖和聖·奧古斯丁把政治學和道德學或神學密切結合起來。而馬基雅維利則從純人性的角度來論述歷史和政治。他暗示重要的問題不在於人們應該怎樣表現，而在於實際上他們怎樣表現；不在於誰應該掌握政權，而在於實際上人們怎樣取得政權。討論政治學説的方式比從前現實得多，這在某種程度上都是由於馬基雅維利的影響。他是名符其實的現代政治思想的主要奠基人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