犬儒

原指古希臘犬儒學派的哲學家。他們提出絕對的個人精神自由，輕視一切社會虛套、習俗和文化規範，過着禁慾的簡陋生活，被當時人譏為窮犬，故稱。後亦泛指具有這些特點的人。

章炳麟《序》：“若能循齊物之眇義，任夔蚿之各適，一人百族，勢不相侵，井上食李之夫，犬儒裸形之學，曠絕人間。” 魯迅《而已集·小雜感》：“蜜蜂的刺，一用即喪失了它自己的生命；犬儒的刺，一用則苟延了他自己的生命。” ^[1] 

古希臘犬儒學派的奠基人安提斯泰尼。生平不詳。年輕時曾參軍作戰，先是智者高爾吉亞的學生，後來一直跟隨蘇格拉底學習，曾親見蘇格拉底飲鴆而死。

據後人記載，他的著述很多，但流傳下來的只有兩篇關於阿雅克和吳呂瑟的殘篇。安提斯泰尼是蘇格拉底的弟子，約長於柏拉圖二十歲。安提斯泰尼是一個非常引人注意的人物，在某些方面其有似於托爾斯泰。直到蘇格拉底死後，他還生活在蘇格拉底貴族弟子們的圈子裏，並沒有表現出任何非正統的徵象來。

但是有某種東西——或者是雅典的失敗，也許是蘇格拉底之死，也許是他不喜歡哲學的詭辯——卻使得他在已經不再年青的時候，鄙棄了他從前所重視的東西。除了純樸的善良而外，他不願意要任何東西。

他結交工人並且穿得和工人一樣。他進行露天講演，他所用的方式是沒有受過教育的人也都能理解的。一切精緻的哲學，他都認為毫無價值；凡是一個人所能知道的，普通的人也都能知道。他信仰“返於自然”，並把這種信仰貫徹得非常徹底。他主張不要政府，不要私有財產，不要婚姻，不要確定的宗教。

他的弟子們（如果他本人不曾）譴責奴隸制。他並不是一個嚴格的苦行主義者，但是他鄙棄奢侈與一切人為的對感官快樂的追求。他説“我寧可瘋狂也不願意歡樂”。

犬儒主義（Cynicism）是個外來詞，中文裏本來沒有現成的對應詞彙，通常將它理解為譏誚嘲諷，憤世嫉俗，玩世不恭。這些理解大致不差，不過，我們若想對犬儒一詞有更完整的把握，有必要略略追溯一下它的起源和演變。

我們知道，犬儒主義是古希臘的一個哲學流派，其代表人物是西諾普的狄奧根尼。這派哲學主張清心寡慾，鄙棄俗世的榮華富貴，力倡迴歸自然（這使人想起老莊哲學，想起某些魏晉名士）。據説狄奧根尼本人住在一個桶裏（又有一説是住在甕裏），以討飯為生。有人譏笑他活得象條狗，他卻不惱。“犬儒”之稱由此得名。

關於狄奧根尼，有段故事很著名，一天，亞歷山大御駕親臨，前來探望正躺在地上曬太陽的狄奧根尼，問他想要什麼恩賜，狄奧根尼回答説：“我希望你閃到旁邊，讓我可以曬到太陽。”

把憤世嫉俗、行為乖張的人格行為稱作“犬儒”源於古希臘。

把“犬儒”奉為信仰並堅持一定的主張，持有一定的理想，實踐一種生活方式則成了一種“主義”。“犬儒主義”一般認為是蘇格拉底的弟子安提斯泰尼創立的，另一人物狄奧根尼則因為住在木桶裏的怪異行為而成為更有名的犬儒主義者。

“犬儒學派”這個名字的由來有兩種解釋，或説該學派創始人安提西尼曾經在一個稱為“快犬”(Cynosarges)的運動場演講，或説該學派的人生活簡樸，像狗一樣地存在，被當時其他學派的人稱為“犬”。“犬儒主義”則由這一學派的觀點理念和生活行為演化而來。

“犬儒主義”的稱呼無論是怎樣的由來，這一主義信奉者的行為用現在的話來説“反正是挺歪的”。這些人的行為無拘無束，我行我素，無所顧忌，不知羞恥，無動於衷，粗俗無禮，虛榮自負，傲視一切，自我欣賞。他們不要家庭，不要子女，即使結婚，則夫妻同為犬儒，而且竟然在大庭廣眾之下行交合之事。

犬儒主義詩人克拉底和女犬儒主義者喜帕契亞就是一對犬儒夫婦。他們藐視一切權威，誰都敢“損”誰都敢“諷”。照理講，古希臘的文明是產生理性智者的環境，怎麼會出現這麼一類人物呢？綜合來看，犬儒主義者或稱犬儒派是希臘城邦制度的現實產物，也是希臘城邦文化的叛逆。希臘的城邦制度的繁榮孕育了犬儒主義這個極端化的產兒，城邦制度的衰落催生了他。

和玩世不恭恰恰相反，早期的犬儒是極其嚴肅的，狄奧根尼是一個激烈的社會批評家。他立志要揭穿世間的一切偽善，熱烈地追求真正的德行，追求從物慾之下解放出來的心靈自由。狄奧根尼確實憤世嫉俗，他曾經提着一個燈籠在城裏遊走，説：“我在找一個真正誠實的人。”

隨着犬儒哲學的流行，其內涵開始發生了微妙的變化。後來的犬儒派們發表宏論，竭力鼓吹清貧生活的無比美好，甚至把人們正常的感情也譏為愚蠢。一位名叫德勒斯的犬儒派就説：“我的兒子或妻子死了，那難道就有任何理由應該不顧仍然還在活着的我自己，並且不再照顧我的財產了麼？”（這使人想起莊子老婆死了莊子鼓盆而歌的故事）超脱到了這一步，未免就有些矯情，就和冷酷分不清界限了。

還是這位德勒斯，某富翁送給他一筆錢，他收下了，對富翁説：“你慷慨大度地施捨給我，而我痛痛快快地取之於你，既不卑躬屈膝，也不嘮叨不滿。”這裏暗含的邏輯是，金錢本是無所謂的東西，我若拒絕你的饋贈，倒顯得我把金錢看得太重，太當回事了。我若收下金錢又表示感謝，那也是把金錢看重了，當回事了。因此，正確的做法就是，只要你肯給，我就若無其事地收下它。不要白不要，要了也白要。

這種態度看上去很灑脱，但好像又有些無恥。這到底是怎麼一回事呢？問題在於，金錢本來是重要的東西，不是不重要的東西。只不過在生活中還應該有別的東西比金錢更重要。所以，在堅持更高價值的前提下看輕金錢是高尚的；沒有更高的追求卻又擺出輕視金錢的姿態就不是高尚而只能是做作了，因此，倘若是無功受祿，正常人總會感覺不安。這就是為什麼德勒斯以不把金錢當回事為理由而若無其事地收下別人的饋贈，會給人以不知廉恥之感。

早期的犬儒派是依據一種道德原則去蔑視世俗的觀念，後期的犬儒派依然在蔑視世俗的觀念但卻失去了依據的道德原則。這就引出了一個始料不及的後果：既然無所謂高尚，也就無所謂下賤。既然沒有什麼東西是了不得的，因而也就沒有什麼東西是要不得的。不難想象，基於這種無可無不可的立場，一個人可以很方便地一方面對世俗觀念做出滿不在乎的姿態，另一方面又毫無顧忌地去獲取他想要獲取的任何世俗的東西。於是，對世俗的全盤否定就變成了對世俗的照單全收，而且還往往是對世俗中最壞的部分的不知羞恥的照單全收（別充假正經）。於是，憤世嫉俗就變成了玩世不恭。

狄奧根尼堅持真善，揭穿偽善，這種批評精神被後來者扭曲得面目全非。一位人稱嘲諷者呂西安的犬儒派以揭穿偽善的名義，壓根否認世間存在有真善。在呂西安筆下，那些天真地追求德性的人都不過是大傻瓜而已。按照這派人的看法，世間之人只有兩種，要麼偽君子，要麼真小人。犬儒一詞後來的含義就是把人們一切行為的動機都歸結為純粹的自私自利。不錯，犬儒派既嘲諷有權有勢者，也嘲諷無權無勢者，但前者並不在乎你的嘲諷，“笑罵由人笑罵，好官我自為之。”後者卻必須贏得人們的同情支持。所以，犬儒派客觀上是有利於強勢者不利於弱勢者。這樣，犬儒派就從現存秩序的激進批評家變成了既得利益者的某種共犯合謀。

犬儒一詞的演變證明，從憤世嫉俗到玩世不恭，其間只有一步之差。一般來説，憤世嫉俗總是理想主義的，而且是十分激烈的理想主義。玩世不恭則是徹底的非理想主義，徹底的無理想主義。偏偏是那些看上去最激烈的理想主義反倒很容易轉變為徹底的無理想主義，其間原因何在？因為，許多憤世嫉俗的理想主義者在看待世界時缺少程度意識或曰分寸感，對他人缺少設身處地的同情的理解，不承認各種價值之間的緊張與衝突，這樣，他們很容易把世界看成一片漆黑，由此便使自己陷入悲觀失望，再進而懷疑和否認美好價值的存在，最終則是放棄理想放棄追求。“世界既是一場大荒謬、大玩笑，我亦唯有以荒謬和玩笑對待之。”一個理想主義者總是在現實中屢屢碰壁之後才變成犬儒的，但正如哈里斯所言：“犬儒不只是在過去飽嘗辛酸，犬儒是對未來過早地失去希望。”

説來頗具諷刺意味，早期的犬儒是堅持內在的美德和價值，鄙視外在的世俗的功利。可是到後來，犬儒一詞正好變成了它的反面：只認外在的世俗的功利，否認內在的德性與價值。王爾德説：“犬儒主義者對各種事物的價錢一清二楚，但是對它們的價值一無所知。”

密爾早就指出，專制使人變成犬儒（這使人聯想起王夫之的話：“其上申韓者，其下必佛老”）。在前蘇聯斯大林中後期所奉行的高壓政策是一種極端的專制，因此它更會使人變成犬儒。在專制下，統治者與被統治者都容易變成犬儒。統治者變成犬儒，因為他們早就不相信他們口頭上宣講的那套理論和原則，他們只把那些理論和原則當做維護權力的手段以及鎮壓反抗的藉口。在被統治者方面，當他們一旦意識到自己在冠冕堂皇的旗幟下實際上處於被愚弄被壓迫的境地，很容易轉而對一切美好的價值失去信心。尤其是在試圖反抗又遭到嚴重的挫折之後。這樣，他們就可能放棄理想，放棄追求，甚至反過來嘲笑理想，嘲笑追求——吃不着葡萄就説葡萄酸。這樣，他們就變成了犬儒。當然，統治者的犬儒主義和被統治者的犬儒主義是有所不同的，但是廣義地講，它們都可以歸入犬儒主義。

按照歐文·豪的分析：極權主義有三個階段，（一）、烏托邦，令人心醉神迷的天堂理想，它誘發了狂熱，而狂熱則導致了（二）大規模的恐怖和人間地獄，然後，狂熱與恐怖被耗盡，於是，（三）、人們變得玩世不恭，“看透一切”，政治冷感，即犬儒主義。

美國記者赫德里克·史密斯在他那本寫於一九七六年的《俄國人》一書中，向讀者講述了在勃烈日涅夫時代瀰漫於蘇聯社會的犬儒主義。我們知道，自蘇共二十大赫魯曉夫批判斯大林後，蘇聯社會出現了所謂“解凍”即有限的自由化時期。隨着自由化運動的深入推進，蘇共當局重新加強控制。其後，赫魯曉夫被黜，勃烈日涅夫上台，進一步壓制自由化運動，致使該運動漸趨沉寂。正是在這種情勢下，犬儒主義蔓延，構成當時社會的一個顯著特徵。

許多俄國人既然抱着看破紅塵的態度，因此，當他們發現這個世界上竟然還有人真的堅持某種理念，某種理想主義，簡直覺得驚奇。在一次國際和平大會上，一位蘇聯代表團的成員就對美國代表的較真深感意外。他私下問史密斯：難道這些美國人真的認為他們能夠發揮作用，能夠影響現實政治嗎？

史密斯認識一個蘇共少壯派官員。看上去此人是充滿矛盾的複合體。他一方面在和朋友談話中批評時政，攻擊腐敗，儼然是個改革家；另一方面，他又對該國的政治感到自豪，為自己能身處權勢集團而躊躇滿志。他清楚地知道斯大林時代的恐怖，也不願意再回到那個時代，但與此同時，他又對斯大林靠強權建立起一個龐大的紅色帝國而十分驕傲。一方面，他很樂意向別人顯示他的思想解放，根本不相信官方的教條。另一方面，他又對他人善於掩蓋個人觀點，對自己在黨內會議上以善於發言著稱而得意。其實，這正是蘇共新一代官員的一種典型——無信仰的、犬儒式的機會主義者。“可見，”史密斯總結道，“個人只要服從聽話，不公開向意識形態挑戰，不管信也好不信也好，都不是關鍵問題。”

伴隨着看穿一切的思潮的流行，物質主義也開始氾濫。這後一點倒也情有可原。經過了半個多世紀的折騰，俄國人已經付出了太大的代價，**黨許下的諾言又在哪裏？無怪乎人們會這樣想：“人只活一世，而這一世是短促的。所以，請給我一點東西吧。別老是許給未來呀！”物質主義的泛濫進一步沖掉了殘存的理想主義。許多人為了一點點物質利益——為了一次出國機會，為了分得一套房子或搞到一部新汽車——甘願放棄自己的獨立政見。這樣，當局無須乎再採取大規模的恐怖措施，就足以控制住它統治下的廣土眾民。

少數勇敢的持不同政見者依然在發出他們的聲音。在起初一段時期，他們贏得了廣泛的尊敬，雖然敢於公開表示這種尊敬的人不多。然而令人驚異的是，到後來，當局對異議人士潑污水，在一部分人中間竟然也得到某種響應。史密斯對此大惑不解。一位名叫瓦連京·圖爾欽的異議人士對他解釋説：“人羣中有一種難以相信的犬儒主義。誠實的人使得那些沉默的人由於沒有大膽説話而有負罪感。他們無法瞭解別人怎麼會有勇氣去幹他們本人所不能幹的事。因而他們感到不得不攻擊別人以安慰自己的良心。第二，根據他們自己的經驗，他們覺得每一個地方的每一個人，都在欺騙自身之外的每一個人。蘇聯人好像妓女一樣，因為自己是妓女，便認為所有的女人都是妓女。蘇聯人認為整個世界是分為黨派的，每一個人都是這個黨或那個黨的成員，根本沒有真正的誠實，根本沒有人支持真理。如果有人説他是公正的，是隻講真理的，那麼，他就是在説謊騙人。這種犬儒主義給當局幫了大忙：使知識分子就範，把不聽話的異議人士排斥於社會之外。雖然人們可以到西方去旅行和收聽西方的電台。但只要普遍存在着這種犬儒主義，他們就會認為那不過是另一派在説話，所以也就值不得當真了。這種犬儒主義提供了極權國家今天的穩定，以代替斯大林時期的大規模恐怖。”

在新形勢下，正象一位數學家講的那樣：“提倡玩世不恭是控制的基本方法。”

所謂“犬儒主義”，指的是個體與社會之間的一種畸形關係。犬儒主義誕生於公元5世紀的希臘，它指一種對文化價值的對抗精神，一種深刻的懷疑，它認為世界是不值得嚴肅對待的，不妨遊戲之。到了現代，犬儒主義的含義發生了一定的變化，但是其對於世界的不信任和拒絕的態度沒有變，犬儒主義雖然對現實不滿，但是又拒絕參與社會世界，犬儒主義者由於政治的黑暗而遠離政治、放棄政治，拒絕參與政治，或遁入孤獨和內閉，或轉向任誕的審美主義，而其骨子裏則是虛無主義。他們對於世界保持了清醒的距離意識，但是卻不敢或不願與之正面對抗，而以一種嬉笑怒罵、冷嘲熱諷的處理態度來曲折地表達自己的不滿和妥協混合的矛盾立場。

吉登斯在《現代性的後果》中這樣分析犬儒主義：“犬儒主義是一種通過幽默或厭倦塵世的方式來抑制焦慮在情緒上影響的模式。它導致了滑稽作品的出現，就像電影《博士可愛稀奇先生》和許多‘黑色幽默’所表現的那樣，它也導致了逆流而行的瘋狂慶典時的短暫歡樂。”犬儒主義者即使在心理上也不再堅持起碼的是非美醜觀念，不但對現實不抱希望，而且對未來也不抱希望。犬儒主義的核心是懷疑一切，不但懷疑現實，而且也懷疑改變現實的可能性。也就是説犬儒主義是一種完全的虛無主義。這種虛無主義有可能表現為死氣沉沉、一潭死水，也可能表現為裝瘋賣傻、裝神弄鬼。裝神弄鬼是以犬儒主義和虛無主義為內核的一種想象力的畸形發揮，是人類的創造能量在現實中不可能得到實現、同時也沒有正確的價值觀引導的情況下的一種忽而心灰意冷、忽而瘋瘋癲癲的狀態。這種狀態的最大特點就是非道德化，無價值性，不問是非，不管善惡。在一個現實潰爛，未來渺茫的時代，在人們因為長期失望而乾脆不抱希望的時代，在一個因為價值世界長期顛倒以至於人們乾脆不知道什麼是正確的價值，徹底喪失了價值缺失的痛苦的時代，犬儒主義就會表現出來。犬儒主義常常出現在社會黑暗、絕望感瀰漫的歷史時期。這個時候的突出特點是現實世界的無奈和想象世界的高蹈，兩者相互強化。在這個意義上，大概莊子算得上是中國犬儒主義的創始人。

犬儒學派的奠基人叫安提斯泰尼，他是蘇格拉底的學生，這個人在跟着蘇格拉底學習的時候並沒有表現出犬儒的特徵，即使在蘇格拉底死後，他也還是和蘇格拉底的那些貴族子弟在一起生活。但是後來他放棄了這種生活。他開始和工人生活在一起，進行露天講演，他所用的方式是沒有受過教育的人也都能理解的。一切精緻的哲學，他都認為毫無價值；凡是一個人所能知道的，普通的人也都能知道。他信仰“返於自然”，並把這種信仰貫徹得非常徹底。他主張不要政府，不要私有財產，不要婚姻，不要確定的宗教。

説安提斯泰尼是犬儒學派的奠基人而不是創始人，是因為他的弟子的名氣遠遠超過了他。他最著名的學生錫諾普的第歐根尼Diogenes，？- 約公元前320年）將犬儒學派發揚光大。而他個人的出名主要是因為他生活在一個桶裏，並且在亞歷山大（Alexander III， the Great，公元前356 - 前323年）去看他的時候，讓亞歷山大讓開，不要擋住他的陽光。第歐根尼決心像狗一樣生活下去，這就是犬儒的由來。他拒絕接受一切的習俗——無論是宗教的、風尚的、服裝的、居室的、飲食的、或者禮貌的。他對“德行”具有一種熱烈的感情，他認為和德行比較起來，俗世的財富是無足計較的。他追求德行，並追求從慾望之下解放出來的道德自由：只要你對於幸運所賜的財貨無動於衷，便可以從恐懼之下解放出來。

現代犬儒主義是一種“以不相信來獲得合理性”的社會文化形態。現代犬儒主義的徹底不相信表現在它甚至不相信還能有什麼辦法改變它所不相信的那個世界。犬儒主義把對現有秩序的不滿轉化為一種不拒絕的理解，一種不反抗的清醒和一種不認同的接受。

“説一套做一套”形成了當今犬儒文化的基本特點。“世界既是一場大荒謬，大玩笑，我亦惟有以荒謬和玩笑對待之。”犬儒思想並不帶有自我罪孽感。在它那裏，懷疑正統成為一種常態思想。無論從認知還是從道義來説，不相信都是常態，相信才是病態；相信是因為頭腦簡單，特容易上當。犬儒思想者也不再受恐懼感的折磨，因為他知道人人都和他一樣不相信，只是大家在公開場合不表明自己的不相信罷了。

它是一種對現實的不反抗的理解和不認同的接受，也就是人們平時常説的“難得糊塗”。犬儒主義者意指並不真傻的情況下，深思熟慮地裝傻。既然我沒法説真話，那麼你要我怎麼説，我就怎麼説，我不這麼説也得這麼説，由不得我心裏想説什麼。我照你的説，不見得有好處，但不照你的説，説不定就有麻煩。我知道我照你的説，你未必就相信我，未必就拿我當回事；但我不照你的説，你肯定會説我不拿你當回事。既然你要的不過是我擺出相信的樣子，我又何必在説真話上面空費心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