鼓盆而歌

莊子妻死，惠子吊之，莊子則方箕踞鼓盆而歌。惠子曰：“與人居，長子，老，身死，不哭亦足矣，又鼓盆而歌，不亦甚乎！”

莊子曰：“不然。是其始死也，我獨何能無概然！察其始而本無生，非徒無生也而本無形，非徒無形也而本無氣。雜乎芒芴之間，變而有氣，氣變而有形，形變而有生，今又變而之死，是相與為春秋冬夏四時行也。人且偃然寢於巨室，而我噭噭然隨而哭之，自以為不通乎命，故止也。”（《莊子·至樂》）

莊子的妻子死了，惠子（惠施）前往莊子家弔唁 ，只見莊子岔開兩腿，像個簸箕似地坐在地上，一邊敲打着瓦缶一邊唱着歌。惠子説：“你的妻子和你一起生活，生兒育女直至衰老而死，身死你不哭泣也就算了，竟然敲着瓦缶唱歌，不覺得太過分了嗎！”

莊子説：“不對的，我妻子初死之時，我怎麼能不感慨傷心呢！然而考察她開始原本就不曾出生，不僅不曾出生而且本來就不曾具有形體，不僅不曾具有形體而且原本就不曾形成氣息。夾雜在恍恍惚惚的境域之中，變化而有了氣息，氣息變化而有了形體，形體變化而有了生命，如今變化又回到死亡，這就跟春夏秋冬四季運行一樣。死去的那個人將她靜靜地寢卧在天地之間，而我卻嗚嗚地隨之而啼哭，自認為這是不能通達天命，於是就停止了哭泣。”（《莊子·至樂》）

莊子認為人的生命是由於氣之聚；人的死亡是由於氣之散，他這番道理，姑且不論其真實程度。就以他對生死的態度來説，便遠在常人之上。他擺脱了鬼神對於人類生死命運的擺佈，只把生死視為一種自然的現象；認為生死的過程不過是像四時的運行一樣。

莊子“鼓盆而歌”是一則非常有名的典故，人們一直認為這表現了莊子曠達的人生境界，後人還將其改編為小説《莊子休鼓盆成大道》。其實，莊子這一典故所表達的情感意藴卻另有深意。

南北朝時期，梁元帝蕭繹在《金樓子·雜記》中，將莊子“鼓盆而歌”的這一行為明確定性為曠達之舉：“昔莊子妻死，惠子吊之，方箕踞鼓盆而歌，豈非達乎！”唐代莊學名家成玄英在《莊子疏》中也解釋説：“莊子知生死之不二，達哀樂之為一，是以妻亡不哭，鼓盆而歌，垂腳箕踞，敖然自樂。”此後千餘年，妻死而莊子“敖然自樂”這一解釋就成了學界定論。

王夫之《莊子解》雲：“此篇之説，以死為大樂……歷數諸不可樂者，而以寢於巨室為樂。”任繼愈《中國哲學發展史(先秦)》認為，“莊子站在道的立場上，以‘無情的徹底性’，推出生死一樣，死值得慶賀的結論……所以當他妻子死的時候，他竟‘鼓盆而歌’，認為妻子安然睡在天地這個大房子裏，得到了寧靜”。陳鼓應在《莊子今注今譯》中指出，“莊子妻死，鼓盆而歌，忘卻死亡之憂”。

多數學者與成玄英觀點相同，只關注莊子鼓盆而歌的情節，從而得出妻死之後莊子“敖然自樂”的結論，認為莊子面對妻子的去世，心情是輕鬆、愉悦的，因為莊子已經勘破了生死。

《莊子·至樂》説，莊子妻死，惠子前去弔唁，發現莊子正在那裏箕踞鼓盆而歌，於是責備莊子：“與人居，長子、老身，死不哭亦足矣，又鼓盆而歌，不亦甚乎！”對此莊子迴應説：

不然。是其始死也，我獨何能無慨然！察其始而本無生，非徒無生也，而本無形；非徒無形也，而本無氣。雜乎芒芴之間，變而有氣，氣變而有形，形變而有生，今又變而之死，是相與為春秋冬夏四時行也。人且偃然寢於巨室，而我噭噭然隨而哭之，自以為不通乎命，故止也。

莊子聽到惠子責備後馬上反駁：“不然。是其始死也，我獨何能無慨然！”所謂“不然”，就是“不是你説的那樣”；而這個“慨”字，《經典釋文》解釋：“司馬雲：感也。又音骨，哀亂貌。”當惠子責備莊子無情時，莊子堅決予以否認，而且還着重強調自己怎會不感慨、悲痛萬分呢！可見，妻子去世對莊子的打擊是非常大的。然而親人去世，無論生者如何悲傷，親人都無法復生，明智做法就是安慰生者，讓生者少一點徒勞的悲傷，即今人常説的“節哀順變”。莊子用“其始而本無生……今又變而之死，是相與為春秋冬夏四時行也”這一生死循環的哲學理論，來減輕妻死給自己帶來的悲哀。

古人高興時固然會引吭高歌，但悲傷時同樣會以歌當哭。《周禮·春官宗伯》記載周代設有女巫，其任務是在國家遇到大災大難時“歌哭”。《周禮註疏》解釋：“此雲歌者，憂愁之歌，若《雲漢》之詩是也。”先秦還有《虞殯》《薤露》等輓歌，《史記·孔子世家》記載孔子臨死前流着淚為自己唱了一首“太山壞乎！樑柱摧乎！哲人萎乎”的輓歌，而西漢開國功臣周勃早年就是以演奏輓歌為職業。莊子也談過輓歌之事，《世説新語·任誕》注引《莊子》佚文：“《莊子》曰：‘紼謳所生，必於斥苦。’司馬彪注曰：‘紼，引柩索也。斥，疏緩也。’”所謂“紼謳”，就是輓歌；而唱“紼謳”的目的，則是為了舒緩心中的痛苦。莊子鼓盆而歌，不過是悲歌當哭而已。

由此不難看出，面對妻子的去世，莊子是假曠達、真悲哀。

從莊子的整體生死觀去把握“鼓盆而歌”所藴含的真實情感，可能更為準確。莊子在“物化”理論的基礎上，得出“方生方死，方死方生”的結論，從而論證了生死一齊的思想。至此，莊子仍意猶未盡，他通過推理進一步得出死比生好的結論：“予惡乎知説生之非惑邪！予惡乎知惡死之非弱喪而不知歸邪！……予惡乎知夫死者不悔其始之蘄生乎！”《莊子·至樂》還假借髑髏之口，大談死後的幸福：上無君主，下無臣民，也沒有四季忙不完的事情，並且能夠自由自在地與天地同壽，即使南面稱王的快樂也比不上死後的快樂。我們不妨把這些言論稱之為“樂死”。

然而在現實生活中，莊子卻非常愛惜生命。為了保命，他拒絕出任楚相，擔心自己會像犧牛一樣被人宰殺了；為了保命，他在雕陵落荒而逃以躲避虞人的懲罰，還責備自己“守形而忘身”；為了保命，他提出了形神兼養、以神為主的養生原則，並著有《莊子·養生主》一文；為了保命，他還提出“無用之用”、“處乎材與不材之間”、“一龍一蛇，與時俱化”等處世原則。這是莊子“重生”思想的表現。

一邊鼓吹生死一齊，甚至死比生好，一邊又竭力養生保命，對於這一看似尖鋭的矛盾，如何理解?我們不否認莊子在某些時候有“千歲厭世”的念頭，但從本質上看，他是珍惜生命的。他不僅在現實生活中愛護個人生命，而且在理論上也明確指出生命的寶貴。《莊子·讓王》説：“能尊生者，雖富貴不以養傷身，雖貧賤不以利累形。”他甚至認為“兩臂重於天下也，身亦重於兩臂”，提出“道之真以治身，其緒餘以為國家，其土苴以治天下”的主張，要用“道”的最精華部分修身養生，用糟粕部分去治國理政。通過這一養生為本、治國為末的思想，不難看出莊子對生命重視的程度。

莊子面對死亡時的曠達言辭，正像趙翼《偶書》所説：“語語不畏死，正是畏死語。”莊子對待死亡的態度就是“知其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既然死亡不可避免，是人所無可奈何之事，那就只能調整心態，心平氣和地接受它，以免給自己造成更大的傷害。

由此可見，所謂“鼓盆而歌”的莊子已經勘破生死、對妻死抱着欣然態度的説法，只是學界的誤讀。在莊子看似曠達的言行背後，看到的則是無限的悲哀與無奈。 ^[1] 

在思想史上，孔子與莊子提出了兩個不同的生死觀，一個代表儒家，一個代表道家。“死”如果有什麼意義，完全靠生的意義來解決。孔子的思想重點是教人如何實踐仁，要仁“無求生以害仁”，為此人活着而沒有仁和沒有愛，生命還什麼意義呢？所以在必不得已的時候，寧願殺生成仁.。

《至樂篇》：“莊子妻死，惠子吊之。莊子則方箕踞盆而歌，惠子曰：與人居長子，老身死，不哭亦族矣；又鼓盆而歌，不亦甚乎？莊子曰：不然。是其始死也，我獨何能無概然？察其始而本無生；非徒無生也，而本無形；非徒無形也，而本無氣；雜乎芒芴之間，變而有氣，氣變而有形，形變而有生；今又變而之死，是相與為春秋冬夏四行也。人且偃然寢於巨室，而我嗷嗷然隨而哭之，自以為不通乎命，故止也。”

在莊子的哲理中，生與死同為自然現象，就好像春夏秋冬四時運行一般；人“生”的從無到有，人“死”的從有到無，也都是自然的變化。就此而言，站在宏觀的宇宙變化理路看來，生不足以喜，死不足以悲。否則就是不知命。

《大宗師篇》：“顏回問仲尼曰：孟孫才其母死，哭泣無涕，中心不戚，居喪不哀；無是三者，以善處喪蓋魯國，固有無其實而得其名者乎？回壹怪之。仲尼曰：夫孟孫氏盡之矣！進而知矣！唯簡之而不得，夫已有所簡矣。孟孫氏不知所以生，不知所以死；不知就先，不知就後；若化為物，以待其所不知之化已乎？且方將化，惡知不化哉？方將不化，惡知已化哉？吾特與汝其夢未始覺者耶！且彼有駭形而無損心，有旦宅而無惰死。孟孫氏特覺，人哭亦哭，是自其所以乃；且也相與吾之耳矣。”

莊子的理解是：只要人有“物化”的境界，就足以瞭解和認同孟孫的作法。“有旦宅而無情死”以及“有駭形而無損心”二項，正可以與《齊物論篇》的“以道觀之”以及“用則因是”的原則，用以指導並實踐人生“與道合一”的理想

莊子對生和死有很深透的見解，他説：“生也死之徒，死也生之始，孰知其紀？人之生，氣之聚也；聚則為生，散則為死。若死生為徒，吾又何患！故萬物一也，是其所美者為神奇，其所餓者為臭腐，臭腐復化為神奇，神奇復化為臭腐。故曰：‘通天下一氣耳。’聖人故貴一。人之生，也就伴隨着死，一個生命的消失，就是另一個生命的開始。宇宙間只不過是一口氣，氣聚則生，氣散則死，但聚與散，只是現象，氣的本體則沒有所謂的聚散，無聚散之氣，是生命的本原，從現象看來，有生滅之相，但滅而不滅，所以説“死也生之始”。

再者，可以從《齊物論》説明莊子對死生如一的看法。莊子認為人生在世上只不過是一場夢而已。

《齊物論》：“方其夢也，不知其夢也，夢之中又佔其夢焉，覺而後知其夢也。且有大覺，而後知此其大夢也。”人本生就如做一場夢一樣，不過當我們在做夢的時候卻又不知到我們是正在做夢，夢中又佔其夢，唯有在大覺後才知是大夢。然，人生如夢，那麼死後便是覺，到底我們是夢呢？還是覺呢？是生呢？抑是死？因此《齊物論》又説道：“昔者莊周夢為蝴蝶，祤祤然蝴蝶也，自喻適志與！不知周也。俄然覺，蘧蘧然周也。不知周之夢為其夢與，蝴蝶之夢為周與？周與蝴蝶，則必有分矣。此之謂物化。”莊子夢蝶以寄託有分和無分，所謂的有分就是個體互異，無分就是萬物齊一，其實質是説：“萬象不齊，有分是現象，是夢幻；而本真則為絕對、無分、齊一、不變。”這可以説是生死如一的基本觀念“古之真人，不知説生，不知惡死。”（《大宗師》）“以生為脊，以死為尻；孰知生死存亡之一體者，吾與之友矣。”（同上）。“萬物一府，死生同狀。”（《天地》）“生也死之徒，死也生之始。”（《知北遊》）

生和死在莊子看來，只是生命中的個別現象。人之所以會注意這現象，那是因為人固執着用“差別相”以審斷所謂的生和死；這樣的態度致使人“悦生惡死”，或是“貪生怕死”。莊子以整體宇宙的流行來宏觀生死的現象，以“萬物畢同畢異”的知性以統合整體關的慧心。人與宇宙是為“一”，不可分；因而，人生的諸般現象，放在宇宙的大化流行中，也都是和諧的，在現象與現象之間沒有差別。這也是“以道觀之”的立場。莊子認為在“道”的運作下，一切都能“道通為一”。所以，所提及的“生”和“死”之現象，在“道”的形而上觀點下，是沒有任何區分的。同時，“死生同狀”“以死生為一”的思想基礎也在“以道觀之”的原則下形成。

其實，道內存於萬物，也正是道本體的外現。因此，道本體的超越性，落入形象之中，也就是“道生萬物”時，同時道又內存於萬物當中。藉此而知，萬物的存在由道的創生而開始、由道的內存延續，由道的內存而運作；簡言之，萬物由道而來，終需迴歸到道；但萬物的運作亦是道在引導。

鄔昆如在《哲學與文化》第七期，第586頁説道：

“道的運作，原是萬物之有的變化，而且趨向着‘道’變化的緣由。“道通為一”原就是道運作的成果。”

接着他説道：

“真人、至人、神人由於瞭解到‘道’的這種特性，應而亦領悟出‘天地與我並生，萬物與我為一’（《齊物論》）的‘道論’之境界。”

莊子認為一個人能順着自然的本性生活，視死生為如夜旦之常，自然就不會悦生惡死，活着不必感到欣喜，死也不必以為是末日臨頭。如果真懂得生死只不過是自然現象，人是可以無拘無束的來，又無拘無束地去。

莊子認為，既然生死是人生中不可避免的事，既然生必然要轉化為死，死也要轉化為生，既然生有生的意義，死也有死得價值，那麼人們對生死的態度就應該是坦然地面對它，安然地順從它。在莊子看來，生是時機，死是順化，人只有能夠坦然地隨順生死之化，才算是真正領悟了生命的真諦。在《養生主》中，莊子又講了一個寓言故事：“老聃死，秦失吊之，三號而出。弟子曰：‘非夫子之友邪？’曰：‘然’。‘然則吊焉若此，可乎？’曰：‘然。始也吾以為其人也，而今非也。向吾入而吊焉，有老者哭之，如哭其子；少者哭之，如哭其母。彼其所以會之，必有不蘄言而言，不蘄哭而哭者。是遁天倍情，忘其所受，古者謂之遁天之刑。適來，夫子時也；適去，夫子順也。安時而處順，哀樂不能入也，古者謂是帝之懸解。”正該來時，老聃順時而來；正當去時，夫子順理赴死，安適而處順，不論悲哀或歡樂都不能經心，對人世滄桑持一種自然的態度。郭象注云：“得者，時也；當所謂之時，世所謂得。失者，順也；時暫不停，隨順而往，世謂之失。”哀樂不能入，即以理化情也。得是時機，失是順應；安於時機而順應變化，哀樂就不能入到心中來了：這就是古時候所説的“懸解”。那些不能自解的人，是被外物束縛住了。

繼笛卡爾於十七世紀初期開啓唯理論的先河之後，斯賓諾莎使近代唯理論哲學得以發展、成熟。他運用普遍的自然規律和法則去理解人的本性和情感，他把人的情感看做出於自然的同一的必然性和力量。莊子借秦失之口，將人的出生看做是應時而來，將人的死亡看做是順物之化，認為能安於時運，隨順物化，順應生死之變，哀樂就不能進入心中，這是解除倒懸之苦的途徑。《大宗師》提出了“安排而去化，乃入於廖天一”的觀點，也是主張安於造化的安排，隨順生死之化，與廖廓無涯的大道相同一，與自然造化相一致。[4]

先秦之道家認為生死好比事物的兩個面，“生者，時也；死者，順也。”生是自然的自然，做人是偶然的，死是必然的。“生非汝有，是天地之委和也；性命非汝有，是天地之委順也；子孫非汝有，是天地之委蜕也。”人來自於自然之中，與物具化，死後復歸於自然。是以古人稱死又叫“物化”，古詩云：“奄忽隨物化，榮名以為寶”。至於死了之後是什麼境界，莊子似乎並不認為人死之後還有知覺，所以他對待自己遺體的處理很坦然。道家認為人死之後，塵歸塵、土歸土，屍體被微生物分解，在大自然中，得到永生，並沒有輪迴投胎的説法。這種永生，也不是靈魂的永生。

相對於儒家的理性平實，道家及道教則將死死生生推衍得有聲有色。死亡不再是一場令人震驚、無法理喻的惡夢。莊子妻死，鼓盆而歌，一個新的、樂觀的死亡哲學就以這樣驚世駭俗的方式登場。不以生為喜，不以死為悲，人生不過是從無氣到有氣，從無形之氣到有形之氣，從無生之形到有生之形這樣一個生命的有序過程，而死亡則是這種演化的迴歸。這比儒家的魂魄説更遼遠，更空靈，生死齊一，方生方死，方死方生，生命的辯證就在其中，自然之"道"超越一切，人永遠無法與造化之功抗衡，"生之來不能止，其去不能止"，生死皆為人生問題的極限。

在當今社會，每一個人都存在着巨大的壓力。生存壓力，就學壓力，就業壓力。大家的心情都很沉重。越來越多的人們在這個時代裏選擇輕生。其實，這個社會就像一個金字塔，每一個人踏入社會，就意味着要做塔的基座。當不願意做基座時，他面對的不是簡單心理失衡，走到極致就是對於生死輕易的選擇。其實，我們最不希望看到的，就是在今這種壓力下，人由於這種失衡而採取的對生命最草率的一種處理。

《莊子》看似都是一些荒唐之言，無稽之談。但如果將他的思想與我們生活聯繫起來，就會發現莊子的悲天憫人在於它的每個故事都貼近人心。看見自己內心生與死的較量，看見我們可以活下去的那個希望，其實我們是可以在有生之年真正做到樂生，做到保身，全生，養親，盡年，堅持恬淡，寂寞，虛靜，無為，嚮往齊同，物化，坐忘，全真的境界，做到讓親人幸福快樂，活好每分每秒。真正到生死大限來臨的時候，有一份微笑的坦然，可以面對死亡説：“我此生無憾。”

總而言之，生死都是天命，問題在於我們對生死的態度如何。一般人都認為“人之生也，與憂俱生，久憂不死，何苦也！”⑨為免除人生憂患，莊子主張“安時而處順，哀樂不能入也。”⑩能夠順天安命，自無憂患之足慮。然後肯定生之價值，過着健全的一生，乃能享受圓滿的死亡，由此而肯定死的價值。

莊子主張修養的最高目標為遠到至人、神人的胸襟，乃天地與我並生，萬物與我為一，獨與天地精神相往來。因而能夠泯合天人，冥絕生死，而至於“心齋”、“坐忘”的勝境，此時一切外在生死成毀的變化，都不能擾亂他內心的寧靜。故能齊萬物、外生死。此為內聖之道修養的極致，雖非常人所能，但宜心嚮往之。

莊子的人生是平淡的、寂寞的、理智的、安詳的，他一再提及“形如枯槁，心如死灰”視生若死，視死如生。變化是必然的，死亡只是人生戲劇中的最後一幕。那是從某一種存在轉化為另一種存在，來自無，復歸於無，這就是他的生死觀。 ^[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