谷羽

1988年，中國的第一台高能加速器——北京正負電子對撞機在北京建成。這一成果得到世界高能物理學界的高度評價，並被譽為是中國科學家繼原子彈、導彈、人造衞星之後的又一巨大成果。鄧小平在視察北京正負電子對撞機工程時指出：“過去也好，今天也好，將來也好，中國必須發展自己的高科技，在世界高科技領域佔有一席之地。如果六十年代以來中國沒有原子彈、氫彈，沒有發射衞星，中國就不能叫有重要影響的大國，就沒有現在這樣的國際地位。這些東西反映一個民族的能力，也是一個民族、一個國家興旺發達的標誌。”

谷羽，一位科技組織工作者，六十年代，她是中國科學院新技術局局長，曾為中國的“兩彈一星”付出過艱辛；八十年代，她是北京正負電子對撞機工程領導小組負責人，曾為這項具有世界先進水平的加速器操勞和奔波。在胡喬木贈谷羽的詩中，曾有兩句概括了這位科技組織工作者的主要建樹：

“兩彈一星心血瀝，正負對撞聲名著。”

谷羽，原名李桂英，曾用名周淑貞、黎明、王志遠。1918年12月生於安徽省天長縣（現改為天長市）城內。父親李興泰是個小商人，經營香燭和雜貨。母親周氏，希望把李桂英培養成有出息的人，教育她要自強自立，要有文化，不要像自己只能帶孩子做飯，因此對她特別嚴格。李桂英在天長讀完小學後，進入天長中學讀初中，後又到當時的省會安慶，進省立第一女子中學讀高中。把一個女孩送出去讀書，這在當時她的家鄉是不多見的。

天長中學教學質量較高。因為校長宣嘯秋是安徽省教育廳的科長，所以天長中學在安徽省的地位也較高。二十年代末，三十年代初，天長中學就有共產黨的地下組織，而宣嘯秋也同情革命，對各種思想都能包容。如學校的圖書館裏有不少進步書籍，督學來檢查圖書館時，宣嘯秋就設法掩蓋過去。學校有些進步教員和學生。李桂英當時受他們的思想影響，也看進步書籍，是學校三個進步女生之一。

1933年夏，李桂英進入安徽省立第一女子中學讀高中。時值日本帝國主義侵佔熱河省。1934年6月，天長縣共青團組織被國民黨特務機構破壞，李桂英的同學好友也被捕了，消息傳到安慶，她思潮澎湃。1934年暑假，未經家裏同意，李桂英即從安徽省立第一女子中學轉入北平安徽中學高二學習。半年後，安徽中學因經費困難停辦。據國文老師説：北平女一中有位孫蓀荃老師思想進步，於是1935年初她轉入北平女一中高二（第二學期）學習。

孫蓀荃，安徽桐城人。原是女一中校長，因在“九一八”事變中領導女一中學生抗日運動被捕，營救出來回校後，被撤掉校長職務，仍留校任語文教員。上課時孫常向學生宣傳進步思想，並經常講時事。李桂英因而主動與她接近，常得到孫的思想影響，偶爾也得到孫的經濟幫助。從孫老師處所受的思想影響主要是：“婦女要解放，民族要解放。”

高一學生郭桂英（現名郭明秋）是共青團員。李桂英與她同住一屋，接觸密切，1935年10月經郭介紹，李桂英加入共青團。此後，李桂英曾幫助郭編印《時代婦女》。郭寫稿，李校對。只出了幾期，後被認為該刊有“色彩”而停刊。郭桂英又介紹李桂英認識了師範大學的周懷球（後改名周小舟）。李桂英曾參加周負責的抗日武裝自衞會西城區工作，在女一中秘密宣傳抗日救國。“一二九”運動中，李桂英主要在校內活動，後也替郭做過學聯工作。

1936年1月，郭桂英去天津，到省委工作，將李的關係介紹給老夏（後改名王國華）。是年秋，通知取消共青團，團員均轉為黨員，黨齡從入團時計算。此時，由老夏將李的關係轉到“鐵委”的老孔（即吳德）處擔任聯絡。從此，她離開了學運工作。年底，因中共北方局要建北平分局，根據吳德指示，要李桂英與黃愛民假扮夫妻住機關，在北平分局擔任刻印蠟版和送文件工作。後來，這對假夫妻宣佈結婚，成了真夫妻。

蘆溝橋事變後，因形勢緊張，機關停止工作。李桂英和黃愛民搬進陝西會館，清理和變賣東西，焚燒和埋藏書籍，並等待組織決定他們的去向。7月底，吳德到陝西會館，通知黃愛民和李桂英去延安，並要他們先到西安八路軍辦事處找楊尚昆接關係。

1937年8月6日，平津通車，李桂英、黃愛民結伴王伯淵、汪家曾作為流亡學生，踏上了開往天津的火車。每輛車箱裏都有兩個手持刺刀的日本軍人。一路上看到永定河上漂着中國人的屍體，學生們強忍住心中的怒火。第二天進法租界，住在一所中學，受到北平同學會的接待。同學會又組織流亡學生搭乘英國太古公司一艘運煤的海輪，準備去上海。由於8月13日日軍大舉進攻上海，輪船隻好在煙台靠岸。但山東軍閥不讓學生上岸，學生們被迫在山東虎頭巖海灘住了一夜，然後又坐貨車到了濟南。在濟南聽説有兩路車，一路開往西安，一路開往南京。李桂英和王伯淵都想回家看看。所以他們就乘上了去南京的火車。李桂英與黃愛民從南京去天長老家住了三天，才再趕回南京，乘上去西安的火車。8月底到達西安，但楊尚昆已去前線，無法接上關係。幸而在八路軍辦事處遇見在北平認識的周小舟和孫敬文，經他們介紹，於9月中旬離開西安，10月初到達延安。

李桂英到延安後，經中組部分配入陝北公學學習。1938年1月畢業，由中組部分配到陝西安吳堡青訓班社會部工作。青訓班，即“戰時青年短期訓練班”，朱德為名譽主任，馮文彬兼主任，胡喬木任副主任。青訓班學員畢業後分送到抗大、陝北公學、中共中央黨校等，是中國共產黨培養幹部的初級班。這裏培訓了大量青年人才，許多都成為革命骨幹。李桂英在這裏重新入黨並調任女生連指導員。1938年7月，調至西北青年救國會，分配在一所中學任教，此期間與黃愛民離婚。1939年1月，又回安吳堡青訓班任藝術連協理員。

1939年4月，李奉調回延安。一個月後與曾在安吳堡青訓班相識而此時在延安擔任中共中央青年工作委員會委員的胡喬木結婚。

胡喬木，原名胡鼎新，後改名胡喬木。“喬木”這個名字出自《詩經·小雅·伐木》中的一句詩：“出自幽谷，遷於喬木”，喬木取其高大、挺直之意。他們結婚時，胡喬木依同一詩句，把李桂英的名字改為谷羽。羽指鳥，“谷羽”寓意“出自幽谷，遷於喬木”的鳥。兩人的名字同出一典，表達了兩人永結同心的深情。從此，谷羽和喬木“五十餘年共風雨，唱隨偕老相扶護”（胡喬木贈谷羽詩）。

婚後不久，谷羽被分配到中組部黨員訓練班學習。此期間遇到來延安開會的吳德，經吳德向中組部證明，中組部幹部科宣佈恢復谷羽在北平期間的黨籍。6月，黨訓班畢業後谷羽又被分配到女子大學學習。1939年9月10日，日軍飛機轟炸延安，命中谷羽等住的窯洞。她當即不省人事，被抬進中央醫院。醒來後才知道左耳鼓膜被震破，左臂和頭部被炸傷。此次轟炸，炸死幾十個人，只有2人死裏逃生，谷羽是其中之一，但卻落得個頭痛病。在女大學習期間，她因頭疼病復發而退學休息。

1941年2月起，胡喬木任毛澤東的秘書，調至楊家嶺，谷羽隨遷。谷羽曾在中央圖書資料室工作。中央發動大生產運動後，楊家嶺成立了供給商店。谷羽擔任供給商店主任，經營食品和日用品。當時雖為供給制，但幹部們手中也有些許零用錢；又因為在大生產運動中，婦女們紡線、織布所得零錢，也歸己留用。這樣，供給商店，既方便幹部和羣眾，實際上也是一種以貿易促生產，達到活躍經濟的極初級形式。1944年4月至1946年5月，在棗園期間，谷羽沒正式工作，主要照顧喬木生活和兩個孩子。

1946年5月，由任弼時介紹和批准，谷羽乘飛機，經北平去蘇北參加土改。然而就在此時，國民黨蔣介石以6月26日大舉圍攻中原解放區為起點，發動了全面內戰。

谷羽乘在蘇北參加土改之便，於6月底回到天長老家。但她剛到家兩天，由於形勢緊張，延安即電告速歸。她當晚就冒雨離開天長。行至山東，山東解放區也正遭炮火，斷了交通，被困於臨沂縣。

敵人圍剿大別山時，新四軍五師突圍，並輾轉到達延安。留下團以上幹部的家屬40餘人。華東局組織部決定委託谷羽把這批家屬帶到延安，尋找親人。谷羽任這個家屬隊的黨支部書記。

1946年12月1日，家屬們化妝成老百姓，從臨沂出發，乘坐一輛由日軍俘虜開的卡車夜行，經沂蒙山到泰安。從泰安即徒步行軍，經邯鄲、涉縣，到山西的介休與平遙之間。此地要通過國民黨佔領區100多華里的封鎖線，在同蒲鐵路沿線，每2公里一個炮樓。家屬們得到送軍需的八路軍部隊護送，一邊打，一邊跑，在夜幕中跑步上山和過汾河，終於衝過封鎖線。整個行程中，谷羽要求自己嚴格，重活和打前站的工作就讓自己的侄兒去做。此次“行軍”有時一天要走100裏。全程途經四省22個縣，行程3000裏，走了三個月，直到1947年2月23日才到達延安。而谷羽所帶領的不是年輕力壯的士兵，不是有組織的部隊，而是老百姓，是軍人妻子，其旅途艱辛可以想見。

到達延安時，延安已在疏散。1947年3月13日，國民黨飛機五十架次，狂轟濫炸延安達八小時之久。毛澤東決定主動撤離延安。谷羽顧不得休息，把孩子安排到晉西北的中央後方機關，自己就去郝家坡土改工作團參加土改。而胡喬木早已奉命去隴東參加土改。直到是年冬天，土改結束後谷羽才與胡喬木見面。1948年4月，他們又隨中央機關遷到河北省平山縣西柏坡村。這時，胡喬木除任主席秘書外，已出任中共中央宣傳部副部長、新華社社長、總編輯。下半年起，谷羽任胡喬木的機要秘書。在這些時日裏，她要把毛澤東所寫或修改的新聞、評論、社論等及時送去油印發出。毛澤東喜歡用毛筆或鉛筆寫在宣紙上。谷羽捨不得把毛澤東的手稿交出去油印，總是抄寫後送出而把手稿留下來。谷羽保存了一大批毛澤東的手稿。解放以後，她把這些精心保存的手稿上交中央檔案館。

1949年7月，毛澤東遷入中南海，胡喬木一家亦隨遷。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胡喬木除前述的兼職外，又被任命為新聞總署署長、中央人民政府發言人，還擔任中共中央機關報《人民日報》社社長，肩負着全國新聞報導、政治宣傳和政府發言人的重任。谷羽則一直擔任胡喬木的機要秘書。1951年任中宣部辦公廳副主任，但主要還是管胡的工作。

谷羽長期在喬木身邊擔任秘書，這雖然也很重要，但以其性格，她還是非常希望能有機會獨立工作。

正當中國經濟建設的第一個五年計劃開始時，1952年末，經中宣部介紹，谷羽被分配到第一機械工業部汽車工業管理局，擔任北京汽車裝配廠（752廠）籌備處副主任，主任是譚立。後因國家決定在長春建第一汽車製造廠，752廠停建，譚立調往長春，谷羽仍留下負責籌備北京汽車附件廠。該廠的任務是為長春第一汽車製造廠和洛陽第一拖拉機制造廠提供配件。

谷羽白手起家，只從中宣部帶了一位助手。到任後迅即籌備班子、抽調技術骨幹。1953年第一季度，正式成立了北京汽車附件廠籌備小組，做了大量工作。1954年3月，該廠在北京市朝陽區破土動工。9月經一機部汽車局批准，北京汽車配件廠與北京汽車附件廠合併，定名為北京第一汽車附件廠。可惜，谷羽因病於同年10月回家休養，未能把建設工作進行到底。該廠於1956年4月建成投產。1958年7月更名為北京汽車製造廠，生產轎車和軍用輕型越野車。那些當年的創業者，如今已是北京汽車業的元老和知名專家。當他們回憶起谷羽當年與他們並肩戰鬥、平地起廠的情景時，仍記憶猶新。他們説谷羽給人留下的印象是：穿雙布鞋，有八路軍那種樸實，很親切，像大姐一樣平易近人；她是籌備組負責人，可人們都稱她為谷廠長，她工作負責、組織能力強、放手讓大家幹，又親自檢查；她和市裏、部里人熟，爭取支持，使籌備工作開展順利……。這就是她初次接觸工業的情景。

1956年1月，中共中央召開了關於知識分子問題的會議。會後，全國出現了“向科學進軍”的新氣象。

谷羽就是在這樣的形勢下，於1956年9月調到中國科學院。起初，她擔任計劃局副局長。

那時，中國的“十二年科學技術發展遠景規劃”已經制訂。中國科學院正在落實規劃過程中提出的“四大緊急措施”的各項任務。在院內相繼成立了以數字電子計算機為研究方向的計算技術研究所，以高速飛行器的遠距離操縱為主攻方向的自動化研究所，以遠程雷達配套元部件為研究方向的電子學研究所，以及以鍺、硅材料和器件為研究方向的半導體研究組（以後發展為研究所）。在力學研究所開展了星際航行中有關力學問題的研究。

1957年10月4日，蘇聯人造地球衞星上天，根據中蘇兩國科技合作協定，中國科學院先後在廣州、南京、拉薩等地建立了26個人造衞星觀測站，其中22個站與蘇聯人造衞星觀測系統直接交換觀測數據資料。同時，為使各觀測站統一時間勤務，又在上海天文台建立了中國的世界時系統。

1958年2月1日，美國人造地球衞星發射入軌。5月17日，毛澤東在中共八大二次會議上，發出“我們也要搞人造衞星”的號召。中國科學院提出了衞星研製分三步走的計劃……。

與此同時，各軍兵種也向科學院提出了一些委託研製任務。如海浪研究，氣象預報等。

到1958年下半年，科學院尖端科學研究迅速發展。為了加強對國防尖端研究的組織與管理，9月13日，院黨組碰頭會決定成立中國科學院黨組新技術辦公室，做為抓國防尖端研究的辦事機構，並決定由計劃局副局長谷羽兼辦公室主任。規定其主要任務是：“幫助黨組梳辮子，與各方面掛鈎，掌握數字，具體工作仍由各職能局負責”。“梳辮子”是指把國防部門的任務分類管理；“掛鈎”是指代表黨組與中央和國家主管部門聯繫。

谷羽組織了一個精幹的小班子。她首先從加強國防科研項目的計劃管理着手，組織編制軍工科研項目計劃表，使黨組對軍工委託項目內容做到了心中有數；其次是教育和指導幹部深入研究所和科研骨幹交朋友，瞭解任務進展情況和存在問題，及時向黨組彙報。當時院裏有三項重點任務：即581（人造衞星）、109（高速電子數字計算機）和110（電子學有關任務），由黨組成員分工親自抓，稱為“三大抓”。新技術辦公室都配備了專人聯繫，深入到課題組瞭解情況，發現問題，抓住關鍵向黨組反映。屬於條件或支撐系統的問題，黨組領導就批示有關職能局指定專管“新技術”的同志解決；屬於研究所或所與所之間的問題，黨組領導就親自下所協調或做出必要的決定。

在對外“掛鈎”方面，谷羽在接到委託後，總是通過個人努力，積極打開局面，完成黨組交辦事項，推動工作開展。例如，1958年10月，科學院舉辦“自然科學躍進成果展覽會”，為使中央領導瞭解科學院情況，張勁夫委託谷羽去請中央領導。經過谷羽努力，在京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都參觀了展覽會，特別是很少出來參觀展覽會的毛澤東，也在郭沫若、張勁夫的陪同下，到場參觀並接見了科學家。

又如，為發射人造衞星，院決定在北京和上海建實驗基地。張勁夫、錢學森乘飛機圍繞北京轉了幾個圈考察地形，選中懷柔。谷羽就去找了北京市委書記，在市委支持下，將懷柔一大片地劃給了科學院。兩個基地開始建設後，遇到經費困難，張勁夫向中央書記處彙報，但不知書記處會議討論結果如何，張勁夫、錢學森都很着急。谷羽找了中辦主任楊尚昆，又找了財政部長李先念，使兩億專款得以很快核撥，保證了兩個基地的建設。北京懷柔基地，主要是力學所和化學所從事高能推進劑組合試驗和小型發動機試車；在上海基地，科學院與上海市合作成立了上海機電設計院，專門負責氣象火箭、探空火箭的設計、試製和試驗。除兩個基地外，用這筆經費還建設了模擬導彈飛行並進行飛行參數測量的風洞以及高能燃料實驗基地等。

谷羽熱心幫助研究所解決困難。如為開展國防水聲學的研究，電子學所需在海南島建水聲考察站。谷羽向當時的中南局書記陶鑄彙報，得到支持。陶鑄親自陪同谷羽帶隊到海南島選點，安排施工和特批緊缺鋼材，從而加快了建站的速度。

60年代，電子元器件緊張，電子部生產的產品不夠分配，首先保證國防部五院（導彈）、二機部（原子彈），而科學院分不到。科學院國防任務也急需電子元器件，谷羽就到部裏爭取，找領導，直至解決所裏急需。

在向科學進軍的大好形勢下，在黨組領導下，中國科學院尖端研究捷報頻傳：

1958年5月，金屬所研製出中國第一個自己設計的鐵基高温合金，可用於飛機發動機的渦輪盤；

1959年9月，計算所研製成中國第一台大型電子數學計算機（104機）。在西方對中國進行技術封鎖、設備禁運的情況下，它承擔了中國第一顆原子彈的大量科學計算，承擔了飛機和導彈的有關計算任務以及大地測繪計算等；

1960年2月，地球物理所和上海機電設計院合作自行設計製造的T—7M液體燃料探空火箭（試驗型），因陋就簡，在上海南匯簡易發射場試射成功，開始了中國的“空間時代”；

1960年9月，電子所水聲學研究室與蘇聯科學院聲學研究所水聲研究室，在中國南海海區完成了持續四個月的中蘇聯合水聲考察。中方並獨立整理出中國第一套內容豐富、水平較高的水聲資料。

中國科學院各所的新技術研究日益發展，對尖端研究計劃管理的要求也日益提高，谷羽領導的新技術辦公室也日益擴大。

1957年，中國科技代表團到蘇聯談判兩國科技合作項目時，對一些新型原材料，蘇方不肯提供技術資料。而當時，中國國防尖端技術的迅速發展，對材料、元件、器件提出了很高的要求，但卻有相當數量不能自給。為此，1959年12月，中共中央要求：中國的國防工業和尖端技術的發展一定要立足於本國材料的基礎之上。接着，經中央書記處同意，組成了中央新技術材料小組。其任務是組織全國力量，加速新型材料的研製、中試和生產。

谷羽注意到，當時中央新技術材料小組的着眼點主要在工業部門。對材料研究任務和建設項目的安排，都沒有考慮中國科學院。然而，院有關各所根據十二年科學規劃的安排，以及當時已經掀起的向尖端技術靠攏的熱潮，早就對國際上競相發展的各門新型材料給予注意，並相應地組建了研究室、組。如：高温合金、難熔金屬、金屬陶瓷、高温防護塗層、有機氟化學、有機硼化學等。在金屬、非金屬、有機、無機材料方面，科學院有一批高水平的科學家和較好的研究、試驗條件。在國家需要的時候，應當讓中央新技術材料小組瞭解科學院，依靠科學院。於是她四處奔走，找國家科委主管新型材料的章敬三局長彙報。又從新技術辦公室抽調主管新型材料的處長，陪同中央新技術材料小組負責人，到科學院與材料研究有關的各所，深入調查、具體協商，使中央新技術材料小組領導全面瞭解了各所的情況，並向各所提出了具體任務，批准全院建設17個新型材料中試工廠。新技術辦公室抽出將近三分之一的力量，組織落實各所承擔“新型材料專案”有關任務。各研究所受到國家的重視和支持，幹勁更足，工作條件也得到迅速發展。以後數年，相繼為“兩彈一星”、核潛艇、常規武器提供了規格、品種數以百計的一系列原材料。

新型材料的發展，要求測試技術要跟上。既要測試材料在常温、靜態下的性能參數，還要測定材料在模擬使用條件下的綜合數據。1959年末，中國國防尖端產品提出要解決的新型材料品種、規格達7000種。其中一半已做出樣品，等待測試鑑定和模擬試驗。但是當時既缺測試儀器設備，又沒有統一的測試標準。特別是國防特殊應用、特殊性能的材料，測試方法本身就是保密的，國外不發表，文獻上查不到。新技術辦公室抽調幹部，協助黨組辦公室汪志華主任，對此做了不少調查，寫出報告，並通過黨組向上反映。

1959年11月26日，聶榮臻向中央報告提出：“測量和分析技術、高壓、低壓、高温、低温、輻射等測量技術和分析儀器、高純度分析技術對保證新材料的質量和進行精確的鑑定，極為重要。建議以中國科學院為主，會同有關部門，提出規劃，建立測試分析基地。”

隨後，院黨組書記張勁夫指定谷羽會同國家科委計量局，召集中科院化學、應化、金屬、冶金、貴金屬、石油化學、自動化等7個所的專家開會討論。會議提出了一份《新型材料測定計量基點安排方案（草案）》，並報國家科委和中央新技術材料小組。

1960年2月，中央新技術材料小組決定由中科院負責組建全國測試基地。於是在科委領導下，谷羽在新技術辦公室抽調專人，會同有關部門，對中科院、一機、二機、三機、冶金、化工、建工、國防部五院、總參通訊兵部等17個部門所屬100餘個研究單位，進行了將近半年的廣泛調查，摸清了需求和承擔任務的能力，聽取了如何組織的意見。最後提出在全國建26個測試基地和《1960—–1962年測試基地規劃（草案）》。建議和規劃草案得到國家科委批准。26個測試基地中，由科學院負責建14個。

經中央新材料小組決定，由科學院負責召開全國各測試基地專業小組會，制定各專業小組的規劃和逐年應達到的指標，提出各基地的投資及所需設備，並確定參加專業小組的單位和正副組長。這項不僅涉及院內，而且涉及院外許多單位的繁重組織工作，自然還是落在谷羽及其領導的新技術辦公室身上，他們出色地完成了任務。

全國測試基地建設三年，測試專業技術隊伍達1000餘人，共安排研究課題近600項，提交研究論文513篇，並向國家推薦了299項做為全國統一標準的測試方法（試行）和若干新的測試設備，為中國尖端技術研究做出了基礎技術方面的重要貢獻。

谷羽，在涉足新技術科研組織管理工作的最初幾年，就顯露出其對工作的高度責任感和較強的組織工作能力。她善於抓住關鍵問題和抓住時機，向上提出建議，並在黨組領導下，推動職責範圍內，甚至本職範圍以外的工作發展。

1960年，中國科學院承擔國防尖端科研任務的研究所已達24個，約17000人。為適應不斷髮展的國防尖端科研管理工作的需要，7月2日，經院第七次院務常務會議通過，並經國家科委批准，成立中國科學院新技術局（同時撤消黨組新技術辦公室），谷羽被任命為局長。成立局之後，除了主管國防尖端研究項目的計劃之外，科學研究、擴大中間試驗、小批量生產所需要的人員、經費、基建、器材等條件，也不再依靠院內其它職能局，而改為由新技術局提出計劃方案、報黨組決定後，直接報國家各有關主管部門，由新技術局自己組織供應。同時，新技術局還要負責組織院內外協作，並負責對院外有關單位，如國家計委、國家經委、國防科委、國家科委、二機部、五院等進行總的對口聯繫。

谷羽不負重託，很快就與國防科委秘書長安東、國家計委副主任範慕韓、國家科委一局局長章敬三建立了對口聯繫。向國防部門宣傳科學院，作了大量的溝通情況的工作，使新技術局作為中國科學院的代表，在國防科研和國防工業系統的有關活動、會議和計劃中獲得了相應的席位。

正在這時，國家計委決定改革物資分配體制。為支持和促進國防尖端研究工作的發展，併為了加強國防尖端部門的保密工作，決定給承擔國防科研的少數部門指定專門代號，在材料、設備供應以及非標準加工方面特殊開綠燈。谷羽代表科學院，經過不懈的努力和奔波、宣傳和爭取，終於得到上級領導部門的支持，同意將中國科學院新技術局列為“04單位”。當她將這一消息報告給張勁夫時，他們都異常高興，因為這是涉及科學院國防尖端研究的大事。7月15日，國家計委黨組正式通知，規定中國科學院新技術局對外業務聯繫使用“04單位”代號。新技術局歸口各所也都有了相應的代號。

1960年8月，由於中蘇關係日益緊張，在華的蘇聯專家全部撤走，使在建的國防工程受到影響。聶榮臻説：“‘逼上梁山’，自己幹吧，靠人家靠不住，黨中央寄希望於中國自己的專家。”10月31日，中國科學院召開了“04單位”所長會議。張勁夫根據形勢提出“五更、三性”：即要求大家決心更大、幹勁更足、重點更突出、工作更踏實、協作更緊密，並強調要有計劃性、戰鬥性、紀律性。會後又提出安排國防尖端研究任務要貫徹“一保、二補、三探”的原則。一保：即積極配合保證五院、二機部設計試製的需要；二補：即科學院自提研究試製項目，做為國家第一位任務的補充；三探：即為下一步工作探路。那時，科研人員獻身國防的積極性極高，他們艱苦拼搏，無私奉獻。

為了進一步發揮中國科學院的作用，經中國科學院和國防科委共同討論並經聶榮臻批准，“04單位”各研究所實行中國科學院與國防科委雙重領導，即“04單位”各研究所建制、編制、行政與政治領導仍屬中國科學院，有關國防科學研究任務和發展規劃，由雙方統一安排共同商定。

1961年5月，聶榮臻提出“五院、二機部、中國科學院，三家要擰成一股繩，共同完成國防尖端任務。”根據聶榮臻的指示精神，成立了中國科學院與二機部、中國科學院與五院兩個協作小組，以加強對協作的領導，充分發揮中國科學院有關研究所的作用，更密切地為“兩彈”服務。協作小組由部、院和國防科委領導組成。

中國科學院與二機部聯合成立五人協作小組之後，新技術局局長谷羽與二機部五局局長鄧照明也增加了對口聯繫，以協助五人小組多做工作。他們協調計劃和任務，解決條件保障中的特殊困難，商定成果驗收和登記的有關規定，保證任務的順利進行。對於重點任務，雙方又都指定專人對口聯繫。

蘇聯專家撤走後，中國科學院將大約1000名科技人員送到二機部，僅金屬所就調去副所長張沛霖等近百名核燃料科技人員。在配合二機部的科研任務方面，從鈾礦的評價、勘探，到核燃料的冶煉加工、原子彈設計中的理論研究、原子彈爆炸的模擬計算、引爆炸藥、核防護、核爆炸的診斷技術等，科學院都做出過重要貢獻。如：從鈾礦漿直接吸附分離鈾的特種樹脂，氣體擴散法分離鈾同位素的分離膜、擴散分離器中被稱為“塑料王”的各種墊圈、墊片、閥門填充料，擴散分離設備中耐輻射、耐強腐蝕的潤滑油都是被封鎖禁運的，科學院不僅開創性地研製出樣品，還建立了車間，提供產品，解決了二機部的急需；科學院研製的高速攝影機，在中國第一顆原子彈爆炸時，用於火球攝影與測定，取得圓滿成功；此外，核試驗爆炸場區的方案選定、試驗中的氣象保障、爆炸後的地質效應研究、放射性污染分析等，都凝聚着兩家科技人員協同作戰的心血。而在此“大力協同”中，谷羽與鄧照明以及由他們分別領導的科學院新技術局和二機部五局，穿梭往來，為構築這個協作網做了大量細緻的組織和協調工作，功不可沒。

在中國科學院與五院協作小組的領導下，谷羽與五院科技部部長耿青協作往來日益頻繁。雙方共同制定了《國防部第五研究院和中國科學院新技術局關於科學研究協作的幾項規定》：雙方舉辦學術活動，相互邀請參加；項目所需實驗設備互通有無、相互支援；並建立了雙方各級器材部門的業務聯繫。

科學院第一枚實驗型探空火箭（T－7M）試射成功之後，毛澤東、劉少奇、鄧小平、陳毅都曾到上海視察過火箭研製情況。毛澤東曾問：“火箭能飛多高？”回答：“8公里。”毛澤東説：“8公里也了不起！”並鼓勵大家要8公里、20公里、200公里地搞上去。科研人員未辜負中央領導的期望，1963年發射成功一枚氣象火箭，飛行高度115公里。1964年又發射成功一枚生物試驗火箭，把大白鼠和小白鼠送上天，並全部生還。當五院需要時，科學院就把這支訓練有素的火箭研製隊伍支援給了五院。

在五人協作小組領導下，中國科學院為中國的火箭與導彈發展做了許多配合工作。在氣動力學、燒蝕理論及實驗方面做了大量基礎性工作；配合型號研製，做了微晶玻璃天線罩、火箭推進劑的各種添加劑、粘合劑、液氫液氧發動機、燃料電池、大型環境模擬設備、靶場光學觀測設備，以及火箭研製和發射的一些重要理論分析、基礎資料和條件保障工作，如地球重力場、氣象預報、軌道計算、時間標準等方面都作了重要貢獻。

谷羽除了聯繫二機部、五院，組織配合“一尖一圓”（人們有時這樣稱呼導彈和原子彈）科研任務外，各軍兵種聯繫協作任務的同志也是她的座上客。

大型數字電子計算機研製出來以後，除配合兩彈計算任務外，空軍也要求使用，總參測繪局也要使用，還有其它部門也要使用。計算所無法協調各單位上機時間。那時因為西方對中國實行設備禁運，中國無法從國外購買計算機，只有這一台寶貝。怎樣又保證“兩彈”又照顧“常規”，只好由各單位提出申請，由谷羽每月根據任務輕重緩急親自分配機時（因為任務輕重緩急的排隊涉及軍事機密，所以只能她親自處理）。

六十年代初，蘇聯停止向中國供應飛機部件和製造部件的高温合金。空軍找到新技術局。中科院向空軍提供了鐵基高温合金，應用於飛機發動機的渦輪盤，使用中從未出現嚴重事故。還向空軍提供了精密鑄造渦輪葉片、航空工業用膠粘劑、貴金屬合金、高温氧化塗層、低冰點航空煤油和低凝固點柴油，以及飛機上用的夜視儀器、紅外航空攝影設備等。在谷羽去南京考察這些航空儀器使用效果時，受益的官兵，整裝列隊向她敬禮、迎接，以表達對中國科學院技術支援的感謝。

由於中國科學院為五院、二機部、各軍兵種提供服務日益增多，中國科學院與國防軍工的關係日益密切，繼中國科學院新技術局進入“0”字口和“04單位”各研究所實行中國科學院與國防科委共同領導，中國科學院新技術局國防科研計劃實行由國防科委統一審查之後，於1964年12月24日，國家計委、國防科委、國防工辦、財政部聯合發出通知：同意從1965年1月起將中國科學院新技術局的全部科學事業費，由財政部直接撥給國防工業口統一安排管理。至此，中國科學院新技術局，從計劃體制上、經費上、器材供應關係上，完全進入了國防工業序列。

這件事可是了不起的，以前新技術局口各所所需經費，由新技術局彙總後報給院計劃局，由計劃局歸口上報國家計委。由於科學院屬文教口，計委文教司經費少，要充分支持科學院國防科研的需要有很大難處。新技術局列入國防工業口之後，為有關研究所完成所承擔的任務創造了更優異的條件。

在新技術局內，谷羽逐步組建了研究計劃處、工廠處、成果處、材料處、設備處、財務處、基建處、設計室、器材供應站、情報室、辦公室、綜合處，還在各大區設立了“04單位”辦事處，逐漸形成了一個比較完整的體系，與當時中國科學院主管非國防的計劃局系統，形成了“兩條龍”的局面。

為了提高新技術局的組織管理水平，谷羽狠抓了組織管理制度的建設。1963年，谷羽主持制定了《中國科學院關於國防科研成果管理暫行辦法（草案）》，加強成果管理。對學術性成果和技術性成果給出了嚴格的定義，規定學術性成果採取學術評議的方式進行鑑定；技術性成果採取技術鑑定的方式。成果鑑定的審批採取分級負責的辦法，分為研究室鑑定、所級鑑定、新技術局組織的院級鑑定、國家科委或國防科委組織的國家級鑑定。此外還規定了成果密級的劃分，以及建立成果卡片、查閲制度等。形成了一套比較完善的成果管理辦法。

谷羽帶領的新技術局不斷壯大。她要求幹部要深入調查研究，不要不懂裝懂，要老老實實向科研人員學習，做科研人員的朋友，尊重基層領導，樹立為基層、為科研人員服務的作風，多為基層、為科研人員辦實事；她還要求幹部要嚴格執行保密守則，工作要雷厲風行，要認真負責。再加上逐漸形成的一套計劃管理、財務管理、器材供應管理、基建設計管理、工廠管理和科研成果管理辦法等，使新技術局做為院在國防科研方面的職能局，不斷成熟和有影響力，在促進國防科研發展方面，協助院黨組做了不少具體工作。

1966年全院106個科研單位，新技術局歸口47個，全院22310名科研人員，新技術局口占11328人，全院職工總數61681人，新技術局口30540人，科學事業費和基建投資，新技術局口占比例更高。

在院外，谷羽是一位受人尊重的管理專家。她是一位局長，但她到各部委聯繫工作，出來接待的，往往不僅是對口的局長，而常常是副部長、副主任、秘書長；她能直接找聶榮臻、找工辦主任、找財政部長……；她和她帶的幹部可以直接在各路將軍（原子彈、導彈、海、陸、空、特種兵等）的會議上彙報科學院的情況，研討國防科研規劃和戰略；她甚至可以直接找主席、總理。這雖然有她住在中南海，有聯繫工作方便的一面，但更重要的是她對事業的執著、責任心、魄力，以及特殊的活動能力，使她在中國科學院尖端科研方面所起的作用，遠遠超出了一位局長所能起的作用。

在院內，她除了關心科研項目的進展，關心科研過程中各種器材、基建等條件外，尤其關心人。她從不談個人的家庭瑣事，但卻關懷下屬的生活；她隨工人下鈾礦，發現工人不帶防護口罩（嫌悶氣），她建議所領導一定要向工人講清道理，嚴格執行防護規程，保證工人身體健康。

谷羽自己則並不因為她比別人“神通”而使自己稍微特殊。對上她尊重領導，大事注意請示彙報；對所裏，“04”各所領導是她的朋友，是共同商討促進和保證完成任務的戰友；對科學家非常尊重，總是以請教的態度和他們商量問題，又幫他們解決科研條件等方面的困難。

谷羽以她所處的地位為科技事業的發展發揮了特殊的作用，而她自己卻並未因此而獲得更高的待遇。她始終保持延安老革命的好作風：生活簡樸，平易近人，坦率直爽，贏得了人們的尊敬和支持。

1964年6月29日，中國研製的中程火箭再次發射成功，標誌着中國運載火箭和發射場已具備相當基礎。10月，中國科學院的專家應邀到靶場參觀火箭的發射，並座談運載工具發展前景及探討衞星發射工具的可能性。12月，科學院專家趙九章致信周恩來，認為中國已具備研製人造衞星的條件，建議中央採取措施，抓緊開展工作。周恩來指示提出具體方案。科學院遂提出建議報告，經有關部門討論後，國防科委於1965年4月提出在1970—–1971年發射中國第一顆人造衞星的報告。報告建議：中國科學院負責人造衞星的總體設計和技術抓總，衞星本體由科學院負責，運載火箭由七機部負責，地面觀測系統由科學院和四機部負責，並將此工作列入各部門長遠及年度計劃。報告於5月6日，經中央專委第十二次會議批准。

根據中央專委精神，中國科學院正式成立了衞星本體組、地面設備組、生物組、軌道組，積極開展工作，並於7月1日向中央呈報了《關於發展我國人造衞星工作的規劃方案建議》。8月2日經中央專委第十三次會議原則批准。8月中旬，科學院召集院內有關單位負責人會議，傳達中央專委決定，討論衞星工程任務落實和組織落實。會議決定成立領導小組，總體設計組和辦公室。谷羽被任命為領導小組組長，新技術局計劃處處長任辦公室主任，辦理日常工作。

新技術局在協助黨組組織“兩彈”配套科研任務的同時，衞星研製做為中央交辦以科學院為主的重要任務上馬，又給谷羽及其領導的新技術局的工作增加了分量。她要以同樣的執著和努力，協助黨組完成這一重要使命。她把新技術局的骨幹力量，分別派往衞星本體組、地面觀測組，參加專題調研、規劃和方案討論；協助解決651設計院（衞星本體設計院）、701工程處（衞星地面觀測系統）、衞星總裝廠籌建過程中的困難和問題。谷羽常親自到研究所和工廠等一線，協調任務進展中的問題。例如，在擴建衞星總裝廠時，技術人員對廠房高度的要求，產生不同意見，爭執不下。谷羽到現場，聽取意見後，當場拍板，使工作得以順利進行。

在651設計院建立之後，院又對衞星研製任務的管理體制規定了一些具體措施：要求各大區分院指定專人分管651任務，名單報新技術局備案；各單位的研究計劃上報新技術局，抄送651設計院，由新技術局統一平衡後，經院黨組批准下達；實行技術責任制，各單位承擔的任務，按規定的數量、質量一包到底，產品必須過硬、頂用。設備條件必須由院解決的也報新技術局安排。經新技術局下達任務的卡片就有數百張。

1970年，衞星按預定時間一次發射成功。中國成為世界上第五個獨立研製發射衞星成功的國家！

雖然由於國防科研體制調整，“東方紅一號”衞星發射上天不在科學院，但其絕大部分研製和組織工作都在科學院。科學院先後組織了70多個所、廠，全院三分之二的科技力量，在美蘇兩霸對中國全面封鎖的國際形勢下，獨立自主、自力更生，從元件、材料、工藝到星體的設計研製、裝配；從測軌、定軌的原理、方法到地面站系統的佈局、軌道傾角的選擇；發射衞星的各種條件保障工作，如時頻發播、發射場與跟蹤站地心座標的測定、太陽活動預報和氣象預報；以及衞星系列規劃的制定和返回式衞星的預研，包括回收方案、姿控方案、照相機、膠片等的研製，為中國衞星事業的開創及其後的發展起了重要作用。

由於首顆衞星所達到的水平及其歷史意義，“東方紅一號衞星及衞星事業的開創奠基工作”，1985年獲國家科技進步特等獎。谷羽以“當時為中國科學院新技術局局長，全面組織和領導了東方紅一號衞星的研製工作”而被評為對本項目做出重大貢獻的七位受獎人之一。

顛倒黑白的“文革”開始不久，胡喬木被“逐出”中南海，大字報中指責他是“閻王殿的閻王”（因為毛澤東斥中宣部為“閻王殿”，胡喬木時任中宣部副部長）。在谷羽工作的科學院，院黨組成了“張勁夫反黨集團”，而谷羽也自然就成為“張勁夫反黨集團”的“黑干將”，不斷遭到批鬥。她過去請毛澤東到科學院參觀，被説成是“幫張勁夫反黨集團欺騙毛主席，撈取政治資本”；把請劉少奇、鄧小平到科學院參觀，説成是“幫張勁夫與‘劉鄧黑司令部’掛鈎”；把為科學院爭取器材、基建，説成是“為張勁夫反黨集團撈取經濟實惠”；把她尊重科學家説成是“對專家的迷信”等等。因而，她成了“反黨分子”、“頑固不化的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在1967年的“一月風暴”中被奪權、批鬥、隔離審查。

大約在1968年2月，由於胡喬木的問題，郵電學院的造反派勒令谷羽在郵電學院學習的兒子退學，逼谷羽簽字。谷羽又氣又恨，不幸中風，左腿偏癱。當時，她是“走資派”，醫療問題沒人管，家裏人就找一塊木板，裝上輪子，上面放一把椅子，做成簡易輪椅，推她去醫院打針、針灸。中風還沒有治好，雙腿還不能走路，科學院的造反派就把她從家帶走，像拉口袋一樣把她拉到台上批鬥。她被隔離，不準回家，只允許她的小兒子給送點吃的，還不讓見面。她的小兒子見不得父母如此被摧殘而自縊身亡，谷羽痛失一個愛子。

1967年10月25日，毛澤東批准聶榮臻《關於國防科研體制調整、改組方案的報告》，決定成立若干研究院，並決定新技術局及其歸口所也分別納入各研究院。當時，新技術局歸口的46個所、廠分別調整到對口的8個研究院（另有10個所當時未分配，以後留在科學院）。新技術局機關478人，分別被分配到13個單位。未分配11人，谷羽尚在被審查中，自然是未被分配者中的一人。谷羽無緣與她親手營造的新技術局共同走完它的歷程。

1969年10月，谷羽恢復了組織生活，但由於胡喬木尚在被審查，而仍不能安排工作。直至1972年11月，才被分配到中國科學技術情報研究所擔任副所長。她珍惜這個工作機會，並不因為被降低了職務而沮喪。她分工抓業務，主要是抓“國外信息部”。這個部當時有五個組。她一個組一個組地深入瞭解情況，請各組按語種、按國家給她做介紹。她説，“這等於我看了各國的雜誌，是很好的學習。”而大家對她的印象是，“和別的所長不一樣，她懂業務，可以和大家討論科學技術發展趨勢。”其實，谷羽並未學過專業，這是她深入調查，向羣眾學習的結果。下屬説她作風平易近人，沒有架子，有一種自強不息的精神，靠自己的本事奮鬥，什麼事都特別認真。

1976年10月，在中國政治舞台上瘋狂了十年之久的“四人幫”終於被粉碎了。隨着“文化大革命”的結束，中國又進入了一個新的歷史發展時期。11月，谷羽也很快被調回了院機關，任計劃局的負責人。她到任後，首先調幹部，重組計劃局。

十年來，被顛倒和混淆的各項政策需要再顛倒過來，機構要調整，作風要整頓，科技隊伍“青黃不接”，科研裝備已經落後，科研水平與世界先進水平的差距也拉大了。中國科學院召開院工作會議。提出了恢復正常秩序的一系列具體措施；制定了《中國科學院1978—–1985年長遠規劃》，討論了中國科學院的業務方向、任務、遠期和近期的奮鬥目標，以及如何縮短各學科同世界先進水平的差距等問題。谷羽所領導的計劃局，為這次會議的準備工作及時做出了貢獻。她深知情報信息對規劃和戰略討論的意義，從她熟悉的情報所國外信息部抽調了人員與科學院圖書館合作，建立了一個科技信息服務系統，在副局長鄧裕民領導下，提供和分析國外的規劃樣本及制定規劃的方法，做為會議討論規劃的借鑑。同時，根據對國內、國外資料的分析，及時向院領導提供數據和資料。

1978年3月18日，迎來了全國科學大會的召開。鄧小平重申“四個現代化”的關鍵是科學技術現代化，重申中國的科技隊伍是工人階級的一部分。使與會者受到極大鼓舞，充滿了對未來的希望和信心。會後，中國科學院的工作得到了較快的恢復和發展，從國家得到的基建投資與科學事業費也有了較大幅度的提高，計劃局的任務加重了。

谷羽於1979年8月晉升為中國科學院副秘書長，1982年7月任中國科學院顧問。

丈夫：胡喬木

女兒：胡木英 ^[2] 

早在1977年，“四人幫”垮台不久，為加快中國科學技術的發展，國家科委、國家計委就提出了關於加快建設高能物理實驗中心的問題，並得到中央批准。當時制定的計劃（稱八七工程）是在中國建造與當時世界上最大加速器規模相當的40吉電子伏特質子同步加速器。

1979年初，在鄧小平訪美期間，由中國國務院副總理兼國家科委主任方毅和美國能源部長詹姆斯·施萊辛格，在華盛頓白宮簽訂了中美兩國高能物理領域的合作協議。

為安排年度的合作項目，並研究合作中的問題，協議規定每年要進行一次雙邊會議。1979年6月，中美高能物理聯合委員會第一次會議在北京召開。鄧小平會見了與會代表。1980年6月，中美高能物理聯合委員會第二次會議在美國召開。然而會後不久，由於中國國民經濟計劃的調整，八七工程下馬了。致使1981年的中美高能物理聯合會議未能如期召開，在國外影響很不好。一直十分關心和促進中國高能物理發展和中美高能物理合作的美籍華人、物理學家李政道教授對此提出了意見。1982年初，中國科學院開始組織專家討論：八七工程下馬後，高能物理怎麼辦？此時，谷羽開始接觸這件事。1982年3月出現了轉機，李政道建議搞規模小一些的電子對撞機。在廣泛聽取國內外科學家意見的基礎上，並考慮了中國的財力及科技和工業力量的可能，中國科學院提出，在北京建造2×22億電子伏特正負電子對撞機的建議。鄧小平明確表示：“我贊成加以批准，不再猶豫。”並親自向李政道教授説明了中國領導人對此事的決心。1983年4月，國務院批准了這個計劃並決定由谷羽來主持領導此事，這時她已65歲了。

1983年11月，谷羽赴美考察並參加了中美高能物理雙邊會議。美方在這次會議上表現出了極高的熱情，使谷羽體察到，此事再搞不成，以後就很難合作了。回國第二天，谷羽向中央書記處彙報了情況，並提出組建領導小組的建議和經費要求。1983年12月15日，中共中央書記處會議確定北京正負電子對撞機工程列為國家重點建設項目，批准成立北京正負電子對撞機工程領導小組，負責組織領導工程實施。工程領導小組由中國科學院顧問谷羽、國家計委副主任張壽、國家經委副主任林宗棠和北京市副市長張百發組成，由谷羽負責。

小組一成立，就立即按黨中央、國務院的要求，全面組織進行設計、預研和徵地等工程前期工作。在最初的時日，谷羽不顧年邁體弱，每週要用4～5天的時間與科技人員、工人、幹部個別談話和組織座談，充分聽取各種意見，相當充分地發動了羣眾和了解了情況。她還經常到集中設計的現場，瞭解和解決設計中的問題，同時還關心設計人員的伙食情況、住的情況、晚上工作條件等等。

北京正負電子對撞機工程是由上萬台集中了當代各種高技術的設備組成的複雜而巨大的系統。中國當時雖已具備了相當的工業和科技實力，但像對撞機這些技術複雜、精度要求極高的專用設備，還從未做過。因此工程一開始遇到的問題就是全面引進，還是主要依靠中國自己的力量進行研製？以谷羽為首的工程領導小組，充分發動羣眾，認真分析了中國的科技和工業狀況，認為雖然研製對撞機設備存在着很大困難，但充分發揮社會主義優越性，集中統一領導，調動全國各方面的力量，大力協同，逐項組織攻關，隨着各個局部的突破，形成優勢，再彙集局部優勢形成總體優勢，這樣應是可以依靠自己力量完成工程建設的。

黨中央、國務院批准了工程領導小組提出的“北京正負電子對撞機的建設，應在充分吸收、消化外國先進技術的基礎上，主要依靠中國自己的力量進行建設”的決策。因此，工程領導小組決定：除計算機和少數目前中國無力研製的設備和用量很少、不值得花人力、物力去研製的設備、元件、材料外，都主要依靠自己的力量來設計和研製。實踐證明：這樣做，不僅節約了大量外匯，而且也在吸取國外先進經驗的基礎上，促進了中國科技和工業水平的提高。

工程領導小組還根據中國國情，提出了在北京正負電子對撞機上既要進行物理研究，又要進行同步輻射光的應用研究的“一機兩用”的建設方針，也得到了中央和國務院的批准。

1984年10月7日，正負電子對撞機的建設正式破土動工。鄧小平、楊尚昆、萬里、方毅、餘秋裏、胡喬木、胡啓立等黨和國家領導人與科學家們一起為它奠基。美國一些科學家也趕來參加。

谷羽和工程領導小組的同志常和工程技術人員一起研究工程方案，一起審查工藝設計，並協調各部門的協作關係，召開本工程專用設備研製協調小組會、土建協調小組會，解決工程進展中的各種問題。

谷羽尊重知識，尊重人才，不但在設計和設備研製技術上充分聽取專家的意見，而且在組織上排除各種阻力，把專家放在工程建設的各級領導崗位上，還聘請了美國科學家作工程領導小組的科學顧問，這在當時都是十分難得的。

谷羽領導的工程領導小組成員十分團結，分工明確，互相配合，互相支持，雷厲風行，工作效率高。美國科學家也評價説：“這是中國效率最高的領導集體之一。”至今，人們仍在懷念她。

1986年下半年，由中國科學院院長周光召接替谷羽的工程領導小組組長職務，她離開了自己晚年全身心投入的工作。使她感到欣慰的是，在她和工程領導小組領導下，當時工程已完成了預製研究及樣機研製，非標準設備和大部分部件已批量生產，開始進入主設備安裝和分系統調試，工程建設已大體就緒。

工程終於在1988年10月16日，實現了正負電子對撞，谷羽和所有為北京正負電子對撞機日夜拼搏的人一樣無比喜悦。10月24日，鄧小平在親手為這一工程奠基四年後又來到了這裏，在周光召、谷羽和工程領導小組其他同志陪同下，十分高興地視察了整個工程建設，和建設者一起歡慶勝利，並發表了十分重要的講話。這篇講話後來以《中國必須在世界高科技領域佔有一席之地》為題收入《鄧小平文選》。

1989年10月6日，江澤民總書記來到北京正負電子對撞機國家實驗室視察，谷羽參加了接待活動。

1990年7月，國家計委對該項工程組織了國家驗收。同年北京正負電子對撞機獲國家科技進步獎特等獎。1991年5月24日，在中南海懷仁堂隆重舉行了北京正負電子對撞機工程表彰大會。

與對撞機工程有關，有一個小金馬的故事。小金馬，是谷羽因對中國國防科學技術有重大貢獻而獲得的崇高獎賞。1985年穀羽把它送給了為北京正負電子對撞機建設付出大量心血的李政道教授，作為紀念。李政道教授接受這件珍貴的禮物時説：在北京正負電子對撞機建成之時，他將把小金馬獻給北京正負電子對撞機。1988年10月，北京正負電子對撞機提前建成後，李政道教授將小金馬獻給了北京正負電子對撞機，祝願北京正負電子對撞機永遠向前奔騰！

1988年，當國防科工委決定由中國科學院編寫《中國軍事工業歷史資料叢書·中國科學院國防科學技術卷》時，中國科學院黨組又把谷羽請出來，先是做中國科學院軍事工業史資料徵集和整理工作領導小組的顧問，後又直接抓該書的編輯，做了大量艱苦細緻的工作，為該書做出了貢獻。

晚年她打算先整理胡喬木遺作，再總結自己工作，也熱心於“延安古堡文化娛樂社”的工作。這個文化娛樂社是由上百名住在北京而當年曾在安吳堡青訓班學習過的老朋友們，一起集會學習、娛樂的聯誼組織。谷羽曾為之提供活動地點，並參加活動。

她偶然也傾吐一點心中的遺憾。她和喬木同志十分鐘愛她們的小孫子方方。方方長的漂亮，活潑可愛，每天從幼兒園回來，谷羽都要看看孫子。在她全神貫注地投入北京正負電子對撞機工程時，她無暇顧及孫子而家裏又沒人照管。方方患腮腺炎，高燒昏迷時間過長，送醫院時已不及搶救而致殘。她説過，如果不去抓高能，或不那麼投入，方方也許不會有此結果。

她要做的事尚未做完，想説的話尚未説完，卻在1994年12月10日離開了人間。

李政道先生和秦惠莙女士給她的輓聯，恰是她一生的寫照，就讓我們用做此文的結束語吧。

投身抗日學運，方顯少年巾幗英豪，

痴心祖國科技，雖耋猶攀世界高峯。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