孫敬文

孫敬文，又名孫國城，1916年4月25日出生於河北省鹽山縣韓村鎮(今黃驊市)的一個多子女家庭，兄弟姐妹8人，他排行第五。孫敬文的父親孫雲山，為了謀生，在舊社會從事過多種職業。孫雲山中學畢業後考入清末湖廣總督張之洞興辦的武昌警察學堂。辛亥革命後，曾在馮玉祥部隊做過事，當過河北省安懷安縣警務長(相當於縣公安局長)和山東陽信縣的承審(相當於縣法院院長)。孫雲山雖然在舊軍隊、舊政府裏幹過多種職業，但他能接受新思想，是個新派人物。在當地，他第一個帶頭剪辮子，第一個主張拆廟，第一個倡導辦新學。日寇佔領鹽山縣城後，想讓孫雲山主持“治安維持會”，孫雲山斷然拒絕，他對家人説:“實在過不下去的話，男可以為盜，女可以為娼，就是絕對不能當漢奸!"對孫敬文的一些革命活動，孫雲山採取默許態度。

孫敬文在他父親主持興辦的學校裏讀完了小學。小學四年級時，孫敬文因病在家，經常翻閲他父親訂購的《益世報》等報刊。當時他識字不多，就囫圇吞棗地閲讀，看不懂時，就問父親。從讀報中，孫敬文知道了中國有個孫中山、張作霖，也從報上知道了中國共產黨和紅軍，逐漸地培養了他對時事知識的愛好，養成了思考問題的習慣。他還從住在他家的一個老奶奶那裏聽到了許多關於太平天國、義和團的歷史故事。這些都是他進步思想的最早啓蒙。1931年8月，剛滿15歲的孫敬文考取了滄縣河北省立第二中學(現為滄州第一中學，以下簡稱二中)。這所中學當時在教學質量上聞名於河北全省，又具有光榮革命傳統。 ^[3] 

早在1926年9月，津南地區中國共產黨的創建人劉格平就在二中建立了津南地區的第一個黨支部（由二中學生郝樹模擔任黨支部書記）。 ^[2]  孫敬文進入二中不久，發生了九一八事變。剛讀初中一年級的孫敬文，積極參加了劉格平和二中中共黨員教師潘漠華（浙江人，左聯作家，後犧牲於天津國民黨獄中）、武月亭領導的聲勢浩大的反日鬥爭，第一次接受了抗日救國運動的洗禮。孫敬文關心時事，經常和同學們探討抗日救國的道理和辦法，在二中結交了一些進步同學，並參加了“反帝大同盟”。1931年二中發生瞭解聘潘漠華、武月亭兩名黨員教師，並開除7名思想進步、學習優秀的黨團員學生的事件，孫敬文對學校當局極度不滿，成了學運的積極分子。根據他的表現，1932年10月由同學張矩、閻寶鑫介紹參加了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並與張矩、閻寶鑫三人組成一個共青團小組。那時黨團組織經常一起活動，由當時的中共二中黨支部書記劉渤生(後改名劉傑)負責領導。1932年冬，日寇佔領山海關，熱河全省淪陷，二中學生對此義憤填膺，學校黨團組織發動學生罷考。在學校當局宣佈開除劉渤生和張矩等領導罷考的一批黨團員的學籍後，當時的中共滄縣縣委秘書沈士敏指定孫敬文擔任共青團二中支部書記，要他儘快把學校的團組織活動恢復起來。孫敬文和閻寶鑫密切合作，組織了籃球隊、文藝演出隊、文學研究會等，還轉發了當時黨刊上有關抗日和江西蘇區情況的文章。孫敬文還在學校組織了學生會，發展了共青團員，創辦了學生報刊，其中影響較大的有《心聲月刊》和《滄中雙週》。他曾在1934年《心聲月刊》第3期上發表過兩篇文章。一篇題為《文學略談》，文中説:“文學是時代的產物，它背後有時代的經濟的組織和社會背景”，“文學的任務應當以大多數民眾的利益為歸依……要寫人間的黑暗，社會的墮落……我們還要創造，創造新的人生，新的人生精神。”另一篇題為《一九三三年困難的清算及國際形勢》，文中指出：“中國依賴心的錯誤，無論是依賴國聯，是依賴美國，是依賴俄國，都是一時的、錯誤的。……今後的中國，只有在抗日運動中尋找出路，爭得中國的獨立和自由。”孫敬文已從直觀的、樸素的抗日愛國熱情，逐步轉入對於中國革命事業的理性思考。1933年，中共津南特委書記俞思榮來到滄縣，主持組建共青團津南特委，任命孫敬文為共青團特委委員兼共青團滄縣縣委書記。 ^[3]  1934年春天，津南地區發生了著名的馬頰河河工暴動事件。 ^[4]  暴動失敗後，孫敬文以共青團津南特委委員和共青團滄縣縣委書記的身份，帶領大家繼續鬥爭。最初，他領導二中的同學要求學校改善伙食，在羣眾的壓力下，校方答應了學生的要求。在學期期末考試中，為了幫助平時因參加革命活動而耽誤了功課的同學考試過關，孫敬文又領導了對抗學校當局的“會考雷同”活動。這件事在當時影響很大，天津《益世報》還專門作了報道。孫敬文的革命活動，早已引起學校當局的注意。不久，校方通知其家長，要求對孫敬文嚴加管教。他父親為此特地從濟南趕回滄州，並告訴他説:“校長説你領頭鬧學潮，怕鬧大了，要家長管教你們。”校長還對孫敬文説：“你是共產黨，我早就知道，念你寒窗三年，我與你又有師生之誼，讓你順利畢業，拿個文憑，要搞政治到別處去搞，別再考本校高中了。只要你不再鬧，我也不找軍警抓你。”與此同時，津南特委書記俞思榮也通知孫敬文，敵人正在進行大逮捕，許多縣的黨團組織已經遭到破壞，津南特委與河北省委也失去了聯繫。俞思榮本人準備離開津南，他把孫敬文的團組織關係交給了當時中共滄縣縣委書記高子英，並要孫敬文以後與高子英聯繫。孫敬文和高子英接了頭，把學校不准他升入本校高中、再鬧就要逮捕的情況，向高子英做了説明，表示在滄縣二中已經無法立足，他想去北平繼續讀書，家裏也贊成。高子英表示同意，並要孫敬文到北平後告知地址，以便把他的團組織關係轉過去。 ^[3] 

1934年夏天，孫敬文離開滄縣，來到了故都北平，進入了私立鏡湖中學。生活和學習有了着落後，孫敬文開始考慮與組織的聯繫。那時對黨員被捕叛變、叛徒告密時有所聞，為防萬一，孫敬文用中國大學的假地址和孫少雲的假名給高子英寫了信。不久，孫敬文在《益世報》上看到高子英被捕叛變，並在獄中供出孫敬文等30多位共產黨人和革命積極分子的消息。高在變節書説:“孫少雲，即孫國城，共黨青年團特委書記現在北平中大” ^[5]  等等。在鏡湖中學，他結識了廖克，又聯繫了滄縣二中的同學劉渤生。通過劉渤生又認識了周子健和另外三個河南籍同學。他們一起參加學校的各種抗日進步活動，並相約尋找黨團組織。據孫敬文回憶，有一天，劉渤生説他已找到組織，但不能馬上接組織關係，他讓孫先參加“武裝自衞會”。沒過幾天，孫敬文就恢復了共青團組織關係，時間可能是9月或10月。廖克、周子健和三個河南籍同學也相繼恢復了黨團關係。為了加強黨和羣眾的聯繫，中共北平市臨時工作委員會決定進一步發展黨的外圍組織。當時北平地下黨的外圍組織有周小舟負責的“中華民族武裝自衞會北平分會”以及“左聯”、“社聯”、“語聯”等。經過一段工作，一些大中學校建立了“武裝自衞小組”，湧現了一批“武裝自衞會”骨幹分子，其中包括蔣南翔、牛蔭冠、姚依林、黃敬、劉導生、宋黎、關山復、郭明秋、劉渤生、孫敬文等。

1935年夏秋，黃河發生了水災，北平街頭出現了眾多難民。中共河北省委要求北平市黨的組織利用這個機會，領導羣眾開展救災活動，擴大黨的影響。北平市臨委決定由“武衞會北平分會”出面組織“北平大中學校學生黃河水災賑濟聯合會”。孫敬文積極投入到賑災救濟活動中去，他們組織義演，開展募捐等活動。通過這一系列工作，加強了黨與羣眾的聯繫，許多被國民黨搞垮的學生組織先後恢復起來，一些沒有學生組織的大中學校，也建立起了學生組織。在此期間，孫敬文認識了彭濤。由於工作關係，那時孫敬文和彭濤、姚依林、郭明秋的接觸十分頻繁。不久，組織上決定孫敬文參與組織北平學聯的工作。11月，市臨委決定把各校的“黃河水災賑濟會”轉成學生會，組成了半公開的“北平大中學生聯合會”，11月18日在女一中召開正式成立大會，選舉產生了學聯的領導機構：主席是女一中的郭明秋，秘書是清華大學的姚依林，總交通是鏡湖中學的孫敬文，總糾察是東北大學的鄒魯風，總交際是燕京大學的黃華，由市臨委彭濤直接領導學聯的工作。一二·九運動的各項準備工作，就是由這個指揮機構共同商量、共同討論決定和具體部署的。1935年12月的一天，劉渤生告訴孫敬文，説他的組織關係轉出去了，要孫到一個地方找一個姓褚的同志聯繫。褚通知孫敬文已轉為正式黨員。後來，又把孫敬文的組織關係轉到周小舟那裏。孫敬文記得，周小舟對他開玩笑地説：“老孫啊，接你這樣的關係真危險，聽説你認識人太多了。”孫敬文轉為黨員之後，全力投入了偉大的一二·九愛國學生運動的組織工作。在一二·九運動的領導核心中，還有黃敬和董毓華(董系1926年由董必武介紹入黨的老黨員)，雖然那時他們還沒有恢復組織關係，但仍然受到人們的尊敬和擁護，並在領導核心中發揮了重要作用。總交通是一項最忙碌、最辛苦也是最危險的工作。因當時學聯成立不久，聯繫的大中學校不夠廣泛，有許多學校因沒有學生組織無法產生學生代表參加學聯活動。孫敬文跑遍全城，把請願遊行的決定通知那些沒有參加學聯代表會議的學校。為了壯大遊行隊伍，孫敬文還主動到有個同鄉上學的精業中學。他以學聯代表名議召集學生講話，得到師生的熱烈響應。第二天，精業中學的學生也高舉校旗，列隊參加了遊行。

一二·九前夕，彭濤、黃敬、姚依林、郭明秋、孫敬文，還有當時任交通員的高惠如等又碰頭，檢查遊行準備情況，確定姚依林、郭明秋在遊行隊伍外面負責總的指揮，黃敬在隊伍內指揮，孫敬文繼續擔任總交通。事先準備好的傳單，都由孫敬文送到女一中，各校派人來取走。會議還決定 11點在新華門請願後，到天安門匯合。1935年12月9日，約有1000多愛國青年學生懷着滿腔熱血，衝破軍警的阻攔，湧向新華門，向國民黨軍事委員會北平分會代委員長何應欽請願。學生們提出了6項要求：“一，反對所謂防共自治運動；二，公開宣佈中日交涉經過;三，不得任意捕人;四，保障地方領土安全;五，停止一切內戰;六，要求言論、集會、結社、出版自由。”何應欽避而不見，激怒了請願的學生。根據事先的佈置，請願即轉為示威遊行。隨着事態的發展，遊行的人愈來愈多，許多學校聞訊前來支援，到王府井時，已超過3000人。反動當局調來大批軍警，對手無寸鐵的學生進行殘酷的鎮壓。一場震驚中外、名垂青史的一二·九愛國學生運動爆發了。12月9日示威遊行之後，為了加強北平市黨的領導，中共北方局派林楓任中共北平市委書記。林楓到來後，首先明確肯定彭濤堅持開展一二·九運動的做法是正確的，並決定在北平市學聯內建立黨團，由姚依林任書記，孫敬文、郭明秋和王其梅為黨團成員。根據羣眾要求和中共北平市委決定，北平市學聯研究制定舉行更大規模示威遊行的計劃，時間在12月16日。因為根據報載，偽冀察政務委員會將在12月16日成立。“一二·一六”前夕，彭濤、黃敬、董毓華、姚依林、郭明秋、孫敬文等連續開會，討論和決定這次示威遊行的口號、路線，研究了鬥爭策略。他們決定劃分區域，將隊伍分成若干路進行遊行，會議還決定成立示威遊行指揮部，由宋黎和鄒魯風公開負責指揮，同時派出代表分赴上海、南京、武漢等地，爭取各方面的同情和支持。12月15日晚，姚依林和郭明秋來到西單的長安飯店，租了一個房間，彭濤、黃敬、孫敬文等也陸續來到。他們以打撲克為掩護，開會檢查準備工作，根據實際情況，確定按原計劃分區域行動，遊行隊伍最後在天橋開大會。12月16日，一萬多名學生，以比一二·九更大的規模的聲勢，舉行遊行示威。這次鬥爭，團結了廣大愛國青年，連那些平時只讀書、不問政治的學生也參加到運動中來，取得了比預想更好的效果。在運動中，孫敬文承擔了市學聯總交通的重任，工作不辭辛勞、機警靈活。他對當時北平大中學校的分佈、學生情況、街道、軍警崗哨及有關印刷廠、車站、旅店等都瞭如指掌。對此，姚依林有着深刻的印象，事隔50年，姚依林在回憶一二·九運動歷史時，還深情地説：“那時，孫敬文騎車東奔西跑，非常忙碌。”

一二·九運動之後，國民黨從1936年初開始，首先宣佈北平學聯為非法組織，並大肆搜捕一二·九運動中的骨幹分子。姚依林在清華大學險遭逮捕，由於躲在馮友蘭教授家中，才倖免於難。3月5日，孫敬文和姚依林一起去王其梅那裏，準備開學聯黨團會。當他們到達王的寓所門口時，發現有便衣特務在門口守候，孫敬文感到情況有變，王其梅可能出了問題，立即沉着機智地以找姓劉的朋友為藉口，騙過特務，和姚依林一起脱離了險境。當天姚依林向市委書記林楓彙報了他們脱險的情況。幾天以後，黃敬告訴孫敬文不要再去學聯工作了，決定他到省委重新分配工作。不久，孫敬文就被調回滄縣，任共青團津南特委書記。孫敬文一到滄縣就同中共津南特委書記和省委代表張國泰、組織部長邸玉棟接上了頭，立即着手進行黨、團組織的恢復和重建工作。首先，他從母校二中抓起，找到了比他低兩級的同學、共青團員何啓君。何一見孫敬文，欣喜萬分。孫敬文為何啓君接上了組織關係，並將其由共青團員轉為共產黨員，還向他講了《八一宣言》、抗日聯合戰線等中共中央的有關新政策，講了紅軍北上的政治形勢和黨的任務，要求在津南也搞聯合戰線。孫敬文還通過何啓君建立了黨的外圍組織“津南民族武裝自衞會”，發展了十幾名會員，有的會員很快入了黨，如女會員朱玉筠(即許明)。在何啓君、朱玉筠等人帶動下，二中黨團組織很快得到了恢復和發展。在泊鎮，孫敬文找到了張矩，通過張矩聯繫了七八個黨員，使這裏的黨、團組織和上級恢復了聯繫。在景縣，孫敬文找到了黨的負責人劉建章，使這裏的黨組織與津南特委也恢復了組織聯繫。孫敬文這次返滄工作時間雖然不長，但很有成效，使津南各縣一批失去組織聯繫的共產黨員先後恢復了組織關係。由於孫敬文沒有職業作掩護，又不能借口上學向家裏要錢，這段時間生活和活動都有困難，經津南特委和省委巡視員同意，把他的黨組織關係又介紹給中共北平市委。1936年9月，孫敬文又回到了北平，進入私立東方中學繼續讀書，並擔任了該校中共黨支部書記，後又被任命為北平市委學委委員，主管中學部的工作。“七七”事變前夕，孫敬文被分配到西區(當時黨組織的工作區域，不是行政區劃)，按市委的部署，組織、幫助黨團員和進步人士撤退到濟南、保定和太原。9月，孫敬文從濟南赴太原轉道去延安，大約10月到達延安，開始了新的戰鬥生活。 ^[3] 

1937年10月，孫敬文同志奉命奔赴延安，到中央黨校學習。1938年2月，調入中共中央青委舉辦的安吳堡青訓班工作，先後擔任連指導員、組織科科長和黨總支副書記。後來，他作為西北青年戰地工作團區團長，率領三個分團奔赴晉東南根據地，協助地方開展羣眾運動，宣傳抗日統一戰線，發展抗日武裝力量，建立和鞏固抗日民主政權，經受了根據地反掃蕩鬥爭的嚴峻考驗，勝利完成了任務。

1940年12月，在國民黨發動的第一次反共高潮中，四川省委遭到嚴重破壞，孫敬文同志臨危受命，赴四川擔任川康特委委員兼青委書記和上川東特委書記。他以中學教員的身份為掩護，積極重建黨的組織，恢復黨的活動。1942年6月，孫敬文同志調入重慶新華日報社，先後擔任報社黨總支書記、營業部主任。針對國民黨軍警憲特的嚴密封鎖，他努力組建報童報丁隊伍，領導營業部全體同志採取多種形式擴大報刊發行。

抗戰勝利後的1946年1月，孫敬文同志調到北平軍事調處執行部工作。1946年6月，張家口第一次解放，孫敬文同志調任張家口市委民運部長和企業黨委書記。不久，內戰全面爆發，孫敬文同志隨軍撤出張家口，轉戰於冀熱察邊區，任區黨委委員、宣傳部部長。他與區黨委一起發動羣眾，實行土地改革，支援解放戰爭。1948年12月張家口第二次解放，孫敬文同志再度進入張家口，先後擔任中共察哈爾省委宣傳部部長，張家口市委書記、市長，察哈爾省委副書記、省政府副主席，參與領導了接管城市、支援平津戰役以及恢復生產等大量工作。

1953年2月察哈爾省撤消，孫敬文同志調京工作，先後擔任建築工程部城市建設局局長、國家城市建設總局副局長、城市建設部副部長和建築工程部副部長，是新中國城市規劃和建設事業的開拓者和領導者之一。1958年10月，他調任石油工業部副部長，參與組織和領導了大慶石油會戰和原油加工會戰，為實現我國石油自給做出了重要貢獻。1965年2月，孫敬文同志調任建築工程部代理部長和黨組書記，隨後又調任國家基本建設委員會第一副主任、黨組副書記，協助谷牧同志組織三線建設。

“文化大革命”開始後，孫敬文同志在受到衝擊、身處逆境的情況下，堅持原則，明辨是非，仗義執言，盡力保護同志，堅持指揮生產。1969年10月，他被下放到“五七幹校”勞動，繼續接受審查。1971年8月恢復工作後，他先後擔任天津市生產指揮部副主任、天津市革委會副主任、石油化學工業部副部長和黨的核心小組副組長。

在工作中，孫敬文同志無所畏懼地與“四人幫”的倒行逆施進行了堅決的鬥爭。在天津，他不顧江青及其爪牙的干擾和破壞，大膽起用老幹部和技術專家，加強石油化工基地建設和港口、電站、水源和天然氣工程建設，竭盡全力地為天津的發展做了大量基礎工作。1975年10月重返石油戰線後，他協助康世恩同志，團結廣大職工，一方面同“四人幫”展開堅決的鬥爭，保護革命同志，一方面衝破“四人幫”破壞國民經濟的重重壓力，積極組織開展遼河及冀中石油會戰，建成了大慶30萬噸合成氨裝置，為我國石油化學工業的發展和原油產量突破一億噸做出了突出的貢獻。

粉碎“四人幫”以後，孫敬文同志堅決貫徹執行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的路線、方針和政策，擁護中央確定的引進國外先進技術的決策。1978年1月，孫敬文同志與李人俊同志一起率中華人民共和國石油代表團訪問美國，回國後向黨中央、國務院提出了對外開放合作勘探開發海上石油的建議，得到了中央領導同志的充分肯定，從此揭開了中外合作開發我國海上石油資源的序幕，開創了我國石油和石化工業對外開放的新局面。1978年4月，孫敬文同志就任化學工業部部長、黨組書記，他團結和帶領廣大職工，整頓企業，深化改革，組織引進了一批國外先進技術和裝置，為發展我國現代化的化學工業和石化工業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6] 

位尊而不自矜，功著而不自恃，處變不驚，多謀善斷，為開創新中國的城市建設工作，實現石油產品自給，發展石油化學工業，做出了重大貢獻。 ^[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