蒙古文化

蒙古族文化的孕育雛型期是在成吉思汗統一蒙古各部以前就基本完成的。眾所周知，在蒙古民族形成以前，亞洲草原上的匈奴、突厥等民族已經完成了較高層次的文明實踐。也就是説，按照前蘇聯學者普列特涅娃的遊牧社會發展的三個階段論，已經完成了前兩個階段的發展。 ^[1] 

在第一階段中，遊牧民軍事行動的性質是以消滅定居民或其他遊牧居民、搶佔草場為目的的入侵，遊牧社會的社會制度是軍事民主制，其民族語言特徵是多民族語言的脆弱的共同體，宗教是薩滿教和祖先崇拜。處於這一階段的是匈奴人。 ^[1] 

在第二階段中，遊牧民軍事行動的性質是以搶奪戰俘、劫掠、索取贖金為目的的奔襲，社會制度是氏族和軍事民主制崩潰而建立的早期階級社會，其民族語言特徵是民族共同體和共同語言開始形成，文化特徵是民族文化的最初特點開始出現，宗教是與宇宙起源論聯繫在一起的領袖崇拜和騎士崇拜。處於這一階段的比較典型的例子是突厥汗國。而蒙古族傳統文化的孕育雛型期就是對以上民族傳統的繼承和初步確立民族文化框架的時期。這個時期，蒙古人自己的有文字記載的歷史及其事件較為少。 ^[1] 

事實上，蒙古人在繼承亞洲其他民族文化傳統的同時，幾乎直接進入了文化成熟和繁榮期，其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是遊牧生業方式的直接繼承和強有力的政權制度——帝國的建立使多元化的氏族文化在短期內磨合融合成功是關鍵因素。因此，蒙古人的文化是從普列特涅娃所説的遊牧社會的第三個階段開始的，即，隨着國家的建立和中央政權的鞏固，穩定的民族共同體和統一的民族語言已經形成，而且統一的意識形態——全體國民統一信仰的宗教觀念也已確立，在英雄崇拜的同時也出現了對“長生天”的代表——大汗的崇拜。這個時期的蒙古族傳統文化進入了創造與繁榮黃金時期，也伴隨着軍事征服產生了世界性的影響。從14世紀下半葉到20世紀初，蒙古族傳統進入了衰敗停滯期。蒙古族被逐出中原後的內訌、北元與明朝的長期對抗、接受喇嘛教文化和滿清政治統治等導致草原畜牧業經濟嚴重受挫，相應地蒙古族傳統文化也由繁榮昌盛逐漸變為衰敗停滯。 ^[1]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之後，草原各族人民政治上獲得解放的同時草原畜牧業經濟得到了長足的發展，但是傳統的遊牧業經濟得以快速復甦之後，逐漸向定居畜牧業過渡或向半農半牧業轉型的傾向。蒙古族文化的價值觀中增加了農業、工業和城市文化的價值取向，呈現出多元化的趨勢。 ^[1] 

作為文化羣體的蒙古人，長期以來基本保持着“逐水草而遊牧”的生存方式。這種生業方式，當它成為一種長久的歷史實踐時，必然地創造出了與之相應的物質財富和精神財富。它是以人家畜和環境三個要素構成的特殊的生業方式。在這個生業方式——由人、畜和自然構成的人工生態系統中，牧民通過家畜的中介反饋來適應環境，扮演着生態調節者的角色，與此同時牧民在薩滿教的氛圍中體驗着敬畏自然、注重和諧、崇尚自由的審美境界，這使得蒙古族遊牧文化具有了一種深刻的生態內涵和強烈的藝術氣質。 ^[1] 

古代蒙古社會，政治制度方面對個人的管束不大，遊牧民不僅有一定數量的個人財產，在一定的區域內還可以自由遷徙。普通領主也享有充分的生產經營自主權。蒙古古代法律制度較為寬鬆，很少傷及個人人身，而是以罰畜等手段為主。早期的宗教--薩滿教並不觸及或約束人的內心、靈魂。這些社會現實，為蒙古人的自由精神的滋生和成長提供了客觀基礎。草原傳統文化中的自由精神是從其社會、文化內部自發形成的。但是蒙古人的自由精神存在着本身的脆弱性，主要原因是缺乏強有力的理論信仰作為導向，仍處於自發形成的較低層次，往往表現為無目的性、無核心和無凝聚力，它與散漫、無政府狀態有一定的內在聯繫。 ^[1] 

在古代蒙古人的倫理道德生活中，務實的態度同樣是其所固有的。在阿闌豁阿“五箭訓子”的傳説中，我們看到這位母親用生動形象的比喻教育兒子們，一定要精誠團結、互相信任，只有這樣，才能在亂世中站穩腳跟，發展壯大起來，否則就會被擊垮、消滅。這種教誨在當時那種部落紛爭、動盪不安的社會中是十分實用而有益的。從文獻資料的內容來看，如《成吉思汗箴言》或《智慧的鑰匙》等反映出來的都是一種切合實際的道德原則和處事法則，並沒有空洞的説教和虛無飄渺的想法。 ^[1] 

蒙古族傳統哲學是蒙古民族智慧的集中體現，代表了蒙古民族理論思維的最高水平。蒙古族傳統哲學從歷史的縱向上可分為三個階段，即以“長生天”為代表的天命論佔主要影響階段，漢族儒家思想影響階段和喇嘛教哲學影響階段。“長生天”觀念是成吉思汗哲學思想的核心，也是他所建立的蒙古帝國的思想基礎。天命論最早產生於原始社會遊牧民對自然神“天”的信仰。隨着階級的分化，人們又賦予了這個天神以新的職責，從過去的只管人們的生、老、病、死，牲畜財產的免遭損害，發展到可以掌管人的命運、國家的興衰。從一個普通的自然神上升為無所不能、無處不在的概念神，而此時人們對它已從過去那種以實用為目的的信奉轉變而為精神上的依賴、價值觀上的認同。以成吉思汗為代表的那顏階級充分利用了這一思想，如成吉思汗直系祖先的降生也是由於神人每晚用光透入母腹的結果；由於天的佑護，鐵木真幾次逃脱了敵人的追捕等等。北方遊牧社會的天命論意識到了成吉思汗時代發展成為“長生天”觀念。由“長生天”觀念而引出的“天無二日，地無二主”思想是蒙古族古代封建哲學觀念的重要組成部分。為了實現這個“地無二主”的理想，成吉思汗傾全力進行了一次又一次的征伐，而百姓則相信這是順從天意的行為。 ^[1] 

從元朝開始，蒙古族傳統哲學受到了漢族儒家思想的影響。例如，忽必烈提出了“應天者惟以至誠，拯民者莫如實惠”的理論，這一理論是蒙漢哲學思想互相影響的最好例證。“應天者惟以至誠”是對蒙古族傳統的“長生天”觀念的一種繼承；“拯民者莫如實惠”，既是他的哲學思想，又是他的施政方針。從中可以看出儒家提倡的“仁政”思想痕跡，也體現了蒙古族傳統的務實精神，這樣“實惠”的“仁政”確實能起到“拯民”的作用。 ^[1] 

喇嘛教哲學對蒙古族傳統哲學的影響是多方面的。它最終導致了蒙古族傳統哲學體系的形成，雖然這一體系還沒有完全掙脱宗教神學的外殼，但佛教化的哲學思想的確立卻是蒙古族傳統思想史乃至整個傳統文化發展史上的一個重要里程碑。 ^[1] 

首先，喇嘛教哲學中的王權學説被揉進了“長生天”觀念中。當時蒙古人最熟悉、較全面地闡述這種王權理論的經典是《阿勒坦·格日樂圖》經，書中對王權的神聖和義務從理論上作了論證，並指出瞭如何管理國家的具體措施。如果説過去蒙古人只是需要“天”的佑護，那麼則不僅需要“天”的佑護，更需要“天”的指點了。於是古老的“長生天”觀念中又被增加進了新的內容，神聖的“天”又有了新的“責任”。過去的“汗權天授”的思想更加繁瑣化和精緻化，即汗權之所以得由天授，是因為汗的根基是印度的汗，而印度的汗則是佛的化身。這種思想在當時面臨分裂的蒙古社會起到過一定的向心力作用。其次，形成了自己的有關宇宙問題的哲學觀念。如固什·卻爾濟在《本義必用經》中認為物質世界是由肉眼看不見的微粒——原子組成的，宇宙的最初元素為土、水、火、氣等等。再如，薩囊徹辰在其《蒙古源流》中，從物質世界和生靈世界是有機統一的這一點出發，對宇宙的形成做了概括描述，他認為，宇宙形成的基礎是三種主要物質——氣、水、土。而虛空則是世界形成的場所。由於十方之氣劇烈運動，虛空中形成堅不可摧的氣壇。而後由於氣動發熱，生成大方，大方生大雨，形成大海，謂之水壇。最後水面生灰塵，如奶上油脂，灰塵微粒集聚，形成土壇，是為“金宇”。在喇嘛教思想啓迪下，蒙古人已開始思考了哲學的一些基本問題，雖然用當今的科學哲學來衡量，有它不完全正確的一面，但它畢竟標誌着蒙古民族哲學理論體系的初步形成，同時也賦予草原文化也深邃的哲學內涵。 ^[1] 

蒙古族古典文學植根於草原傳統文化的豐沃土壤中，有着悠久的歷史，豐富的內容，獨特的風格和鮮明的個性。蒙古文學是草原傳統文化的形象而具體的表現。在早期，由於文人文化的不發達，蒙古族古典文學的主要領域是在民間，亦即表現為民間文學。浪漫主義手法一直是民間文學的主要創作手法，無論是神話傳説、民間故事，還是英雄史詩等，處處體現了一種激盪浪漫的風格，這正是草原傳統文化的基本性格。在蒙古族民間文學中一般看不到人與自然的對立情緒，而是能體會到人對自然的祈盼和敬畏之意。毫無疑問，這種文化心態是蒙古族古代自然生態觀賴以產生的基礎。16世紀以後隨着文人階層的逐步形成，文人文學這個領域也被開拓出來，與民間文學並列，成為蒙古族古典文學的另一大組成部分。文人文學往往採用將文學與歷史融為一體的創作形式，其中現實主義法則是主要的創作手法，而且從歷史事件中選擇題材成為了一種傳統。因此無論是從作品的內容，還是從作品的價值來看，對歷史的“真實”記錄都大於文學的自由發揮。 ^[1] 

從成吉思汗統一蒙古各部落到元朝建立前後，蒙古族的政治經濟得以空前發展，同中原的漢族、國內各少數民族以至歐亞各國加強了經濟文化聯繫，因此，具有民族特色的文化傳統大大發揚，形成了民族文藝史上的一個鼎盛時期。史傳文學名著《蒙古秘史》（舊譯《元朝秘史》），優秀民間敍事詩《成吉思汗的兩匹駿馬》、《孤兒傳》，抒情歌謠《母子歌》、《阿萊欽柏之歌》等的出現，標誌着作家文學的興起和各類民間文學的持續繁榮。 ^[2] 

從元末以至整個明代，蒙古封建主從歐亞和中原廣大地區相繼退回大漠南北。各民族間的經濟文化聯繫大為削弱，從此蒙古族文學進入了一個所謂"風雪期"。雖然整個文學的發展過程並未因此而中斷，但在蒙古各部和各個聚居區，文學的發展是不平衡的，曠日持久的封建割據激起了社會各方面的普遍不滿和反抗。傳記式長篇英雄史詩《格斯爾傳》是經過長期口頭流傳而形成書面作品，這部優秀作品脱胎於藏族史詩《格薩爾王傳》，但在蒙古地區世代流傳，已充分地蒙古化了，成為一部富有蒙古民族特色的獨立之作。清朝統一中國，蒙古族的混戰割據局面逐步結束，社會趨於穩定。隨着各民族經濟文化聯繫的恢復，漢族古典文學（主要是詩詞和明清小説）和藏族民間文學（如民間故事、格言諺語）對蒙古族文學影響日深。許多漢藏文學作品如《水滸傳》、《三國志演義》、《説唐》和《格薩爾王傳》等被改編或再創作，以蒙古説書和故事的形式廣為傳播，幾乎達到了家喻户曉的程度。 ^[2] 

祝詞、讚詞

在蒙古族民間文學中，祝詞、讚詞是一類主要的內容，從某種角度來説，祝詞、讚詞是在一部分薩滿教祭禮民俗化的過程中，由民俗化的薩滿祭詞演化而來的民間文學形式。它滿足了人們在生產生活、宗教信仰、倫理道德方面的需求和願望，如狩獵前的祝禱是希望多捕野獸等。幾乎所有的祝讚詞表現出的只有一點，即感謝這些使自己獲得幸福的獵物、牲畜，希望自己的生活更加幸福。無論從表現出的感情還是從表現出的目的來講，都是直接而務實的。除此之外，我們説過蒙古族文人文學有着歷史化的傾向，從它反映的內容和創作的目的來看，也具有藉助歷史故事為社會現實服務的實用化動機。 ^[1] 

最早的古代蒙古繪畫藝術，是遊牧人的巖畫，大多是民間畫家所為。反映了當時人們的生產、勞動的形象。 ^[3] 

元代蒙古族出現了一批知名畫家。如，宮廷畫家禮霍孫，曾畫過成吉思汗和窩闊台等祖宗的肖像。玉出汗擅長墨竹畫，《風煙翠圖》是畫中佳作。泰定皇帝之三子小恭太子善書畫，曾創作《畫鹿圖》、《蛺蝶圖》等作品。也先帖木兒有《山水壁畫》；元惠宗時進士伯顏守仁，能詩善畫，繪有《竹石圖》等。郝忠怒有《無逸圖》等。元代後期的蒙古族畫家張彥輔，有《江南秋思圖》、《雲林圖》、《雲山圖》、《疏竹幽禽圖》等。 ^[3] 

明代時畫家有陳喜。清代畫家旺欽巴勒，名畫有《青山》、《白雲》等。著名的山水畫家布顏圖，畫有《瀟湘圖》，所撰《畫學心法回答》，對有關繪畫的一些重要問題均作精闢論述。 ^[3] 

蒙古族的繪畫藝術還表現在壁畫上。元代墓中，佈滿彩繪壁畫。壁繪有男女主人對坐圖，其身後有一男一女侍童，人物形體和裝束明顯有蒙古族特點；墓壁兩側繪有墓主人的生活圖，背景中表現的是塞北自然風光。在蒙古的佛教寺廟中，也有很多壁畫。如美岱召、大召、五當召、烏素圖召等處，都有大型的壁畫。 ^[3] 

中國內蒙古自治區以及吉林、黑龍江等省蒙古族聚居地區的民間舞蹈。蒙古民族的舞蹈文化與他們的狩獵、遊牧生活有密切聯繫。蒙古民族祖先的原始舞蹈形態，在新石器時代、青銅時代鑿刻的陰山崖畫、烏蘭察布崖畫中，有着生動真實的表現。在古代，蒙古族還有很多模仿兇猛動物的舞蹈，如“白海青”（白鷹）舞、熊舞、獅子舞、鹿舞等。這些舞蹈作為獨立的形式，大都失傳，但在薩滿舞中仍有反映。

蒙古族是中國北方的遊牧民族，從事畜牧狩獵生產。由於長期生活在草原的地理環境和氣候條件下，自古以來崇拜天地山川和雄鷹圖騰，牧民們在生活中創造了大量的音樂舞蹈，比如“擠奶舞”、“筷子舞”、“盅碗舞”，其中最著名的是“安代舞”。

亞洲草原的古代民族大部分都信奉薩滿教。蒙古人繼承和發揚了這種宗教傳統。據考證，成吉思汗統一蒙古各部落之前，薩滿教已經成為一種成熟宗教，處於發展的中、高級階段，產生了諸如“天父地母”觀之類的哲學思想。這些宗教化的世界觀對蒙古時期的草原文化特徵的形成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促進作用。草原傳統文化的生態特徵和藝術特徵，正是在這些觀念和實踐的結合點上產生和日趨完善的。 ^[1] 

北方草原傳統文化的宗教要素包括薩滿教和喇嘛教兩部分內容。薩滿教是一種原始自然宗教，相信萬物有靈，主要崇拜自然、天神和祖先。薩滿教是蒙古族古代思想的寶庫，中世紀的草原文明成就與薩滿教意識息息相關。薩滿教不但為草原傳統文化的形成起到過促進作用，迄今為止，在民間仍然存在着有關的習俗文化。薩滿教在進入其晚期階段之後，曾出現過向人文宗教過渡的傾向，例如，出現了較為完整的天神崇拜體系等。但是由於社會和政治原因，從阿勒坦汗時期開始，薩滿教受到排擠和清理，失去了正統宗教地位，下降為一種民間的習俗文化。 ^[1] 

佛教是較典型的人文宗教。由於統治階級的積極提倡，藏傳佛教的各個流派曾先後傳入蒙古地區。16世紀之後，黃教流派（俗稱喇嘛教）在蒙古地區逐漸取得意識形態領域的主導地位，長達300多年。值得一提的是蒙古地區的佛教有意保持了極大的包容性，吸收了包括薩滿教在內的很多習俗文化，並且主動配合政治統治，繼續保持了汗權高於教權的蒙古社會傳統。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