蒙古秘史

該書以口述實錄的方式，從蒙古民族的起源，以及成吉思汗的遠祖，一直寫到窩闊台汗在位時期。書中突出描述了成吉思汗早年的艱難經歷和他在戰亂中壯大自己勢力，建立蒙古汗國的過程。記載蒙古汗國南征並進兵中亞、遠征歐洲的情況。 ^{[2]  [4]} 

《蒙古秘史》共12卷（或15卷），282節，內容涉及蒙古民族古代遊牧社會生產、生活的各個方面；以時間上講，從蒙古民族圖騰、成吉思汗的遠祖，一直寫到成吉思汗的兒子——窩闊台汗在位時期；從地域角度，橫跨蒙古高原。全書大致從內容上分為三部分，一是成吉思汗先祖的譜系，兩位民族始祖的名字分別意為“白鹿”和“蒼狼”，這鹿與狼締婚，以奶汁哺育後代的故事，象徵着這個富有野性和強悍生命力的民族，是具有喝母鹿奶汁長大的蒼狼的高潔優美和堅強的品格。二是成吉思汗本人一生的活動歷史，以成吉思汗軍團艱難地崛起，並以秋風掃落葉之勢統一蒙古高原的驚心動魄的歷史故事為主幹，描繪了成吉思汗及其部將的意志、戰略和魄力；三是窩闊台罕的活動歷史。 ^[5] 

參考文獻 ^[6] 

13世紀，蒙古在漠北興起。蒙古大汗責令必闍赤（書記官）寫歷史。蒙古人原來沒有文字，這時已經借用畏兀兒字母寫蒙古語，形成了畏兀兒體蒙古文。用畏吾兒體蒙古文寫下的歷史，當時的蒙古人稱之為“脱卜赤顏”（又作“脱必赤顏”、“脱不赤顏”、“脱必禪”，都是同一個詞語的異譯）。在元代文獻中，又把脱卜赤顏一詞漢譯為“國史”。脱卜赤顏是必闍赤們斷斷續續地修撰的，經過不止一次的增補和修訂。 ^[7] 

13、14世紀，蒙古草原出現了不少圍繞着成吉思汗勳業的英雄敍事詩，如《征服三百泰亦赤兀惕人的傳説》《成吉思汗的兩匹駿馬》等，也就是説成吉思汗及其子孫的成功，使這個民族爆發出充分的自信，從而用秘史的形式追述自己的來源和紀錄自己的精神歷程。 ^[5] 

其實，元朝皇室撰寫《蒙古秘史》的初衷並不是要像《史記》那樣流傳千古，而是要將成吉思汗黃金家族的譜系史事如實記載下來，包括全部功過得失，以祖傳家訓的方式為蒙古族後世帝王訓諭勸諫。 ^{[2]  [4]}  此書出現的時代與漢族地區的《三國演義》《水滸傳》相前後。

《蒙古秘史》記載，13世紀前蒙古部落已經具備了國家的基本雛形，“約孫”制度則是古老的習慣法律制度。作為一種習慣行為規範，被蒙古部落全體成員認可與遵循，“約孫”在歷史典籍中並沒有被完整記錄，甚至可以説是凌亂分散的，但通過今天自各種載體中片段的記錄，可以很清晰地看到它的內容幾乎包容了政治、經濟、生產生活、軍事等諸多方面，有氏族首領忽裏勒台選舉制、汗位繼承世襲制、氏族血親復仇制、生產圍獵制度等等。蒙古族習慣法中還有賴以生存的自然環境的保護，如禁止在生長有草木的地方挖坑、倒開水、倒灰，嚴禁亂採濫伐，為保證草場及土壤肥沃，一年四季根據不同情況繁殖牲畜，分片放牧。蒙古民族的習慣法產生於遊牧生產活動中，水源、草場等自然資源對於蒙古民族的遊牧生產生活具有重要的意義，也由此充分體現出蒙古民族對自然的敬畏之情。正是基於蒙古民族習慣特性，“約孫”的內容中還帶有濃厚的宗教色彩，諸如對“長生天”的敬仰、祖先祭祀、生活禁忌等等，與此同時，對於部落成員的婚姻、繼承等事項，規定了氏族婚姻族外婚制、家庭主要財產幼子繼承製等內容都有明確的表達。 ^[8] 

《蒙古秘史》的道德規範論，可以説是此書的核心內容之一。其中敍述的道德規範類型，從圖騰、禁忌、禮儀到箴言、規則、義務，極具民族特色，尤其是對蒙古語概念、範疇的闡釋，詳細到位；《蒙古秘史》的人生價值觀論，《蒙古秘史》的道德教育思想論，資料運用嫺熟，論説形式精當，考據、論證均很嚴謹，毫無把己見強加於古人之嫌。其中，人生價值論部分的思想觀念之理論分析和生活場景之應用語言分析，均體現了與以往思想史研究不同的新的方法論，即它以獨特的視角表現了當時蒙古上層貴族的人生價值觀，闡釋了其不懼艱難險阻、勇往直前、力爭戰勝一切的英雄主義倫理特徵。尤其對幸福、名譽、訓諭等概念的蒙古語語境分析，彰顯了鮮明的民族特色。 ^[9] 

藉助於抒情，既體現了《秘史》作者對歷史事件、人物的是非好惡，同時也起到了生動敍事、塑造人物形象的作用。事實上，栩栩如生的歷史人物形象、逼真地再現歷史事件，也是歷史真實的一部分。《秘史》作者在人物矛盾衝突的某些關鍵時刻、事件進展的某些重要場面，作者或歷史人物即打開情感的閘門，或熱情讚頌，或憤怒譴責，或辛辣諷刺，或坦誠明誓，將鮮明而奔放的感情盡情宣泄，使作品的節奏起伏跌宕，事件生動逼真，人物形象鮮明活潑。 ^[22] 

《蒙古秘史》所用語言簡潔明快，音韻節奏感強，散發着濃烈的草原生活氣息。 ^[4]  據統計，全書韻文部分佔到三分之一以上，它們包容了大量的民間歌謠、祝詞讚詞、諺語、格言等民間口頭文學，具有鮮明的草原生活特色。“影子以外沒有朋友，尾巴以外沒有鞭子”是流行於草原地區的蒙古族諺語，《蒙古秘史》中多次運用它來刻畫人物思想性格，含蓄深刻而耐人尋味。不僅韻文如此，而且散文也多有這樣的精彩語言。如當成吉思汗派人去勸説王罕時，書中這樣説：“一側車轅如果斷了，黃牛怎能將其拉着前行？我不正是那輛牛車的一轅嗎？一側車輪如果壞了，那輛車又怎能獨輪前行？我不正是這輛車的一個輪子嗎？”這種來自草原生活中的貼切比喻，在書中俯拾皆是。而語言的反覆詠歎，節奏鮮明，自然也是富於草原韻味的蒙古族文學語言的重要特色。 ^[10] 

《蒙古秘史》還具有一定的軍事學價值。《蒙古秘史》具體記載了12、13世紀的多次戰爭，為研究者提供了研究以成吉思汗為主要研究對象的遊牧狩獵人作戰的戰略、戰術合戰斗方式的豐富資料，也提供了研究當時的軍事組織、軍事制度、軍令軍法、武器裝備、軍事後勤供應等豐富資料。 ^[11] 

《蒙古秘史》記敍了12、13世紀蒙古地區遊牧狩獵人的生產生活方式、風俗習慣，保存了當時蒙古地區的許多口頭傳説、故事、韻文、諺語，因此《蒙古秘史》也具有民俗學價值。 ^[11] 

《蒙古秘史》因記載蒙古族勃興初期史料和洋溢着浩瀚博大的狩獵遊牧文化精神而馳名。它吸收遠古以來蒙古民族民間文化精粹，開蒙古書面文化先河，乃是研究蒙古史、元史、世界中世紀史的經典文獻，充滿大氣磅礴的史詩氣息。 ^[5] 

它以人物傳奇和民族崛起為敍事主線，包容着大量社會變遷史、文化風俗史、宗教信仰史和審美精神史的資料，保存了蒙古族及中亞諸民族神話、傳説、宗教信念和儀式、故事、寓言、詩歌、格言、諺語的資料。從而以幾乎是百科全書的方式，成為非常值得重視的世界人類狩獵遊牧文化的一座高峯。 ^[5] 

《蒙古秘史》是13世紀蒙古語的典範文獻，保存了大量古蒙古語語詞，以及古蒙古語特有的語法。儘管畏兀兒體古蒙古語的《蒙古秘史》原本早已散失，但有明初漢字音寫蒙語、旁譯、總譯的《元朝秘史》留存至今。明初的翰林譯員們是高水平的語言學家，他們譯註、音寫的科學水平很高。他們創制了一套嚴整的漢字音寫體系，準確地音寫了《蒙古秘史》的古蒙語。旁譯也有很高科學價值，旁譯不只解釋詞義，還標出語法形態，標示出數、格、人稱、時制、語態等語法形態。因此，留存至今的漢字音寫、旁譯、總譯本《蒙古秘史》，即《元朝秘史》，具有很高的歷史語文學價值。 ^[11] 

1989年6月，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在巴黎召開的執委會第131次會議上，就紀念《蒙古秘史》成書750週年通過決議，號召會員國對該書舉行廣泛的紀念活動。聯合國教科文組織認為，該書在人類文化發展史中留下了印跡，並且在世界文化史中享有崇高的地位。 ^[2]  這部“天書”再經幾百年的沉寂，終於在19世紀開始浮出水面，並引發了持續至今的研究熱潮。之後，再經過中外專家百餘年的研究，這部“天書”得到了成功的復原，並於1989年被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列入了世界經典名著。 ^[12] 

多世紀來，中國學者不斷從事《蒙古秘史》的研究，14世紀末、明洪武年間就完成了《蒙古秘史》的漢字音寫、旁譯、總譯本，即《元朝秘史》，並刻印問世。清、近代以來，中國學者的《蒙古秘史》研究頗為興盛，對《蒙古秘史》的註釋箋證、史地考證、版本源流研究、成書年代研究等方面研究著作不斷問世，還出版過多種現代漢語譯本及文言文譯本。 ^[11]  《蒙古秘史》從19世紀起就已流傳到國外。20世紀時，蒙古、日本、法國、德國、蘇聯、英國、美國、匈牙利、波蘭、捷克、芬蘭、土耳其、澳大利亞等許多國家都有研究《蒙古秘史》的學者，《蒙古秘史》已有日文、俄文、德文、匈牙利文、英文、法文、斯拉夫體新蒙古文、土耳其文、捷克文等多種文字的譯本，日本、法國、德國、蘇聯、匈牙利等國還出版過拉丁字母音寫復原本。各國學者從史學、語文學、文學、軍事學、民俗學等方面研究《蒙古秘史》，發表過許多論著。 ^[11]  到1978年時，日本學者原山煌在其所編的《〈元朝秘史〉有關文獻目錄》中所收錄的中國及世界各國研究《蒙古秘史》的各方面論著（包括譯本、音寫復原本、書評）已達360餘種。《蒙古秘史》的研究，已發展為一門國際性的學問，即發展為一門單獨的國際性學術領域—“蒙古秘史學”。 ^[11]  《蒙古秘史》漢文音譯本從十九世紀中葉起，就相繼引起了世界各國譯者們的注意，先後被譯為俄、德、日、法、土耳其和捷克等多種文字出版。在世界各國，有許多人對此進行精心的研究，並且寫出了一批專著和論文，百餘年來逐漸形成了一門國際性的學科——“蒙古秘史學”。 ^[5] 

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獨特的藝術、美學和文學傳統及天才的語言使它不僅成為蒙古文學中獨一無二的著作，而且也使它理所當然地進入世界經典文學的寶庫。 ^[2] 

前蘇聯科學院院士、東方學家、蒙古學專家符拉基米爾佐夫：如果可以説在中世紀沒有一個民族像蒙古人那樣吸引歷史學家們的注意，那麼也就應該指出，沒有一個遊牧民族保留像《蒙古秘史》那樣形象地、詳盡地刻畫出現實生活地紀念作品。 ^[13] 

文史學者鄭振鐸：天真自然的敍述，不知要高出懨懨無生氣的古文多少倍！我們如果拿《元史太祖本紀》等敍同一的事蹟的幾段來對讀，便立刻可以看出這渾樸天真的白話文是如何地漂亮而且能夠真實地傳達出這遊牧的蒙古人的本色來了。 ^[14] 

元史研究學者亦鄰真：《蒙古秘史》首先是一部史書，寫了成吉思汗的先祖譜系和成吉思汗一生的事蹟，還寫了窩闊台汗統治時期的歷史。對研究古代蒙古社會結構和政治、軍事機構的人來説，《蒙古秘史》是第一流的珍貴資料。在《蒙古秘史》中反映出的古代蒙古的社會心理和倫理道德觀念，與藏傳佛教傳入之後的情形完全不同。《蒙古秘史》是古蒙古語獨一無二的典範文獻，現存的蒙元時代唯一的長篇蒙古語作品。《蒙古秘史》是公認的蒙古文學經典作品。書中有大量的韻文，詩文並茂，語言和形象具有草原民族特有的韻味。 ^[13] 

美籍華裔學者洪業（洪煨蓮）：儘管這部書寫作費時不久……其背景則為古代遊牧民無數世代的生涯。 ^[15] 

日本學者村上正二：《蒙古秘史》具有作為歷史文學先驅的第一流作品的地位。 ^[15] 

《蒙古秘史》成書後，其作者不知出於何種原因，沒有署名。蒙、元時期的歷史文獻，也沒有留下任何有關這方面的信息資料，這就給國內外學者專家的考證工作造成了相當大的困難。大家只能根據一些史料，作出種種推測。已故的著名蒙古學專家巴雅爾經過多年研究後認為，《蒙古秘史》的作者是成吉思汗和窩闊台的史官鎮海、怯烈哥、薛徹兀兒等人。 ^[2] 

一些外國研究者認為，《蒙古秘史》是成吉思汗黃金家族的機密史事，必然為蒙古人自己所寫，因此極有可能是元朝時期受過良好教育的人。 ^[2] 

一些學者，如策·達木丁蘇隆，在其編譯的《蒙古秘史·導言》中説：《蒙古秘史》無作者人名。其實，除從《永樂大典》中輯錄出來的錢氏本外，無論是顧氏本，還是葉氏本，都在標題《蒙古秘史》卷一的下面，分兩行列有：（左）忙豁侖紐察；（右）塔察安，他們一定是《蒙古秘史》的編寫者。第一人出身於忙豁倫部，“忙豁侖”是“蒙古”的另一譯名，可見這名作者出身於純粹的蒙古部。另一作者脱察安，則不知其出身如何。此後的蒙古史籍中再不見有二人的記載，所以他們的生平不詳。但有一點是可以肯定的，他們和成吉思汗必定為同時代人。 ^[16] 

最早提出《蒙古秘史》成書於公元1240年的，是蒙古史學家帕拉基·卡法羅夫，依據《蒙古秘史》第282節將“寫畢”的時間記錄在《窩闊台合汗事蹟》之後，而窩闊台執政期間，只有一個“鼠兒年”，相當於中國傳統干支紀年法中的“庚子年”，相當於公元1240年，因此都認為《蒙古秘史》成書於此年。帕拉基·卡法羅夫的説法，得到許多西方蒙古 史學家的贊同。中國近代的蒙古史學家，清代末年的屠寄，在其所著的《蒙兀兒史記》中，也主張這一觀點。但現代蒙古史專家韓儒林先生用詳實的資料成書不可能是1240年。 ^[16] 

也有少數人主張成書於公元1228年的“鼠兒年”、公元1252年的“鼠兒年”、公元1264年的“鼠兒年”。 ^[16] 

《蒙古秘史》，原名《忙豁倫·紐察·脱卜察安》（Mongγol-un niγuča tobčiyan），作者不詳，成書於13世紀。《蒙古秘史》原文早已失傳。學術界一致認為，《蒙古秘史》原文是用畏吾體蒙古文書寫。 ^[21] 

元朝皇室明確規定：《蒙古秘史》“法不傳於外，則事蹟亦不當示人”。於是，《蒙古秘史》在成書後長達一個半世紀的時間裏，始終藏於元朝的宮廷密室，外界無人知曉。 ^[2] 

現今保存下的《蒙古秘史》，既不是畏兀兒體蒙古文體原書，也不是古代文言文的史書，而是用漢文音譯版本。其來源是明朝洪武年間，朱元璋命令翰林侍講火原潔、編修馬懿赤黑二人根據當時保存在元朝宮廷中的《蒙古秘史》原本，用漢字拼寫成蒙古語（即所謂“紐切其字，諧其聲音”），並且在每個蒙文單詞右旁附加了漢譯文，又在每節之後附以漢文總譯的方式進行了改造。後來，畏兀兒體蒙古文版的《蒙古秘史》神秘失蹤，漢文音譯的明朝版本卻得以流傳了下來。 ^[5]  經過明朝文人對它畏兀兒體蒙古文的音寫、旁譯及向漢字的轉化，不僅導致了蒙古文原本的消失，也因音寫、旁譯等轉化形式的複雜，使該書變成了一部難以解讀的“天書”。 ^[12] 

《蒙古秘史》有着諸多難解的謎團，只有極少數專家能夠讀懂，普通讀者則根本無法閲讀，於是，便有人稱其為千年天書。 ^[2]  目前以畏兀兒體蒙古文寫成的《蒙古秘史》原始文本還未被發現。如今流傳下來的明朝版本《蒙古秘史》是用漢字音譯蒙古語原文，逐詞旁註漢譯，並加分段節譯出的。 ^[1] 

十五卷本：保存在《永樂大典》中，清朝乾隆年間，由鮑廷博從《永樂大典》中摘抄出來，後歸韓泰華所收藏。該版本有清朝著名文士錢大聽的 簡短跋語，説“《秘史》中的不少史實，在《元史》中皆未詳也。” ^[16] 

十二卷本：錢大昕在研究的撰寫《補元史·藝文志》時，則主要採用十二卷本的另外兩種版本，他説：“元秘史十卷，續秘史二卷，不著撰人，記太祖初起， 及太宗滅金事，疑即脱必赤顏也。”史學界一般稱此一版本為“錢氏本”。 十二卷本的《蒙古秘史》有兩種，一種是清朝文人顧廣圻在嘉慶年間發現的，它以張祥雲所收藏的舊 抄本為底本，參照當時保存在民間的其他手抄本而進行十分細緻的校勘。此顧氏的校勘本，後歸清末名 士盛昱所收藏，民國初年，又轉藏於上海涵芬樓，後由商務印書館編入《四部叢刊》，影印出版，史學界一 般稱此版本為“顧氏本”。顧廣圻在這一版本的《蒙古秘史》中寫有《跋語》，他説：”去年（指公元1805年）授徒廬江府，晉江張太守許見所收影元槧舊抄本，通體完善。今年（指1806年）至揚州，遂慫恿古餘先 生，借來覆影此部，仍見命校刊，乃知異於錢少詹（大聽）本者，不特《元朝秘史》十卷，續集二卷一事也。 即如卷首標題下分注二行，左忙豁侖紐察五字，右脱察安三字，必是署撰書人名銜，而少詹書無之，當以 此補正。其餘字句行段，亦往往較勝，可稱佳本矣。“ 十二卷本《蒙古秘史》的第二種版本，原為清朝宮廷文臣文廷式在光緒年間，從盛昱所藏顧廣圻的校 勘本中抄得，後歸葉德輝所有，並刻印發行，史學界一般稱之為“葉氏本”。葉德輝在所刻印的《元朝秘 史》序言中説：“《元朝秘史》舊有靈石楊氏連筠叢書刻本，系以《永樂大典》十二先元字韻中錄出，分十五 卷，蓋從意為分，並不知原本為正集十卷，續集二卷，合之只得十二卷也。此本乃從元人舊抄本影寫，故 與楊刻遇然不同。卷首標題下，分注二行，左為忙豁倉紐察五字，右為脱察安三字。” ^[4] 

洪武年間，始有宮廷刻本，稱《元秘史》，為十二卷，用於教習蒙古語。明永樂初，又被當作史籍，抄入《永樂大典》卷5179-5193中，由十二卷改為十五卷，題名遂改為《元朝秘史》。隨着《永樂大典》的散失，此幾卷至今尚未發現。明時期《秘史》是以563個漢字拼寫蒙古語，附漢語旁譯和總譯的“漢字音寫本”。

流傳至今的《秘史》版本眾多，明洪武年間刻本為《秘史》漢文系統祖本，彌足珍貴，現寄藏於台北故宮博物院。 ^[17] 

清顧廣圻校本（簡稱顧校本），為現存《秘史》佳本，收入《四部叢刊》三編中，深受學界青睞。現藏於藏國家圖書館 ^[17] 

在過去的很長一段時間裏，國內外眾多專家、學者在研究《蒙古秘史》方面作出巨大貢獻，他們按各自的方式研究和介紹《蒙古秘史》，出版了許多漢文版的《蒙古秘史》。蒙漢文版的《蒙古秘史》在國內多次出版發行，專門機構一直在進行着校注合勘、還原蒙文、漢譯和研究工作。本世紀以來，一些蒙古族知識分子對《蒙古秘史》進行深入研究後，又根據漢文音譯本還原成蒙文。

2019年7月19日，《蒙古秘史》全文檢索系統開發成功，並於近日上線測試。今後，讀者可以在電腦和手機上檢索查詢這部蒙古族現存最早歷史文獻。 ^[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