無奴學派

“無奴學派”是指1978年十一屆三中全會以 ^[1]  來的改革開放新時期在中國 ^[2]  古代社會研究中共同主張中國歷史沒有經歷過奴隸社會的一個學者羣體，亦簡稱為“無奴派” （這裏所言的“有奴”或“無奴”中的“奴”，一律指“奴隸社會”，而非指“奴隸”或“奴隸制”，特此説明）。它是相對於“有奴派”而言的。當今學界人士一般將主張中國歷史“存在奴隸社會發展階段説”的學者歸為“有奴派”，將主張中國歷史“無奴隸社會説”的學者羣體歸為“無奴派”。普遍認為：當代“有奴派”領袖為郭沫若，代表學者為范文瀾、翦伯贊、呂振羽、侯外廬等人（即馬列主義新史學“五名家”），而“無奴派”領袖為黃現璠，代表學者有張廣志、胡鍾達、沈長雲、晁福林等人（即‘無奴派’五名家）中國學術界雖然沒有嚴格意義上的承上啓下學派，但在古史分期中論述中國古代社會有無奴隸社會的問題觀點相近、主張類同的學者一般被視為同一“派”。 ^[1] 

中國歷史學的無奴學派是一個以研究中國古代無奴隸社會問題為中心的問題性學派。它是在1978年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後改革開放新時期逐步形成的，同時在改革開放至今的30年中不斷壯大發展，學派成員幾乎遍及全國各地，研究成果層出不窮，取得的成就有目共睹，影響更是廣泛深遠。可以堅信，無奴學派將會成為影響和改變21世紀中國史學走向的一個重要學者羣體之一。 ^[3] 

“無奴學派”是相對於“有奴學派”而言的，主張“中國歷史沒有奴隸社會”和“中國古史應該重新分期”。而在具體的論述中，由於各人的視角和切入點不同，造成各自的主張有所差異。但是，回顧“無奴學派”的形成和發展過程，綜觀“無奴學派”各路精英的“無奴論”而言，我們仍然可以看到他們的主張和觀點具有的一些共識，由此形成了一些共性特點。這在“無奴學派”的開拓支派“黃派”和推進支派“張派”中表現尤為突出。 ^[2] 

中國學術界普遍認為，郭沫若先生於1928～1929年以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的研究方法為導向撰成的《中國古代社會研究》一書，首次主張“西周為奴隸社會”，肯定中國古代史存在“奴隸社會”。因此，也似乎異口同聲地將郭沫若先生視為“中國存在奴隸社會説”的首倡者，實則非也。事實上，中共創始人之一的李達先生，早在1926年出版的自著《現代社會學》中，即運用馬克思主義的唯物史觀考察了人類社會經過的原始社會、奴隸社會、封建社會、資本主義社會，並展望了共產主義的社會形態。他還於書中特別表述了殷商是奴隸社會的觀點。在20世紀三十年代的社會史大論戰中，李達於1935年出版的自著《經濟學大綱》中從經濟結構的特徵等方面，又論證了殷代為奴隸制社會。他認為：“奴隸制是社會發達過程中所必須經過的階段。世界任何民族的歷史，都曾通過各種各色的奴隸制的階段。” ^[1] 

最初運用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對“亞細亞生產方式”、“中國奴隸制度”以及“從奴隸社會向封建社會的歷史轉折”（即中國古史分期）等問題展開系統闡述的學者，當屬郭沫若，因而他被尊為馬克思主義史學和“有奴論”的導師。 ^[1] 

繼李達、郭沫若之後，呂振羽在《史前期中國社會研究》一書中主張“殷代奴隸社會説”；受到呂振羽觀點的影響，翦伯贊在《殷代奴隸制度研究之批判》一文中同樣主張“殷代奴隸社會説”；鄧雲特（又稱鄧拓）在《論中國社會經濟史上的奴隸制度問題》一文中亦主張“殷代奴隸社會説”；何干之於《中國社會史問題論戰》一書中針對李季、呂振羽等人認定的日耳曼沒有經歷過奴隸制度的觀點進行了辯駁，最後得出“日耳曼人的公社也沒有變則，仍是朝着奴隸社會分解的”結論，由此表明了自己的“奴隸社會是人類社會發展必由之路”的主張。這些馬列主義學者共同主張中國古代史存在“奴隸社會發展階段説”（即有奴論）只不過各人在“古史分期問題”上所持觀點各有不同以及相繼有所調整而已，他們之間的分歧，主要在封建社會的起點上。中國的這些早期馬克思主義學者的共同主張，無疑受到當時肯定奴隸社會的普遍性以及認定中國經歷過奴隸社會的共產國際史學派的主張影響。 ^[1] 

在對中國古代社會的研究當中，他們共同主張“中國歷史”沒有經歷過“奴隸社會”，因此也簡稱為“無奴學派”。它是相對於“有奴派”而言的。當前學界人士一般將主張中國歷史“存在奴隸社會發展階段説”的學者歸為“有奴派”，將主張中國歷史“無奴隸社會説”的學者羣體歸為“無奴派”。普遍認為當代“有奴派”領袖人物為郭沫若，代表學者有范文瀾、翦伯贊、呂振羽、侯外廬等（即馬列主義新史學“五名家”）；而“無奴派”領袖為黃現璠。代表學者有張廣志、胡鍾達、沈長雲、晁福林等人（即“無奴學派五名家”）。 ^[1] 

由黃現璠所撰寫的長篇論文《我國民族歷史沒有奴隸社會的探討》發表於1979年，據他自言從構思到發表斷斷續續費時近40年。他最初與師友陶希聖教授觀點一致，主張“中國無奴隸社會説”，後來陶希聖教授改變了觀點，又主張中國“存在奴隸社會發展階段説”，他亦受影響。特別是他到日本留學後，常訪當時滯日學者郭沫若先生，受郭氏影響，長期持有中國“存在奴隸社會發展階段説”這一觀點，只是因為思考尚未成熟，研究尚未透徹，無意草率撰文公表，參與“社會史大論戰”。

1949年12月，他兼任廣西大學中文系主任，兼講《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史》一段時期，通過對歷史唯物主義的深入研究，始對當時的馬列史學派領袖郭沫若一貫主張的中國“存在奴隸社會發展階段説”產生了疑問，對自己原來的認識和觀點開始了動搖。基於治史“貴在求真”的原則。1954年9月他到北京出席全國人大一屆一次會議時，便帶着疑問拜訪了郭沫若先生，試圖進行探討，見面後郭氏對他説：“璠弟，我送您一本新版自著《奴隸制時代》（人民出版社，1954年4月第1版），回去仔細讀讀，我的主張過去無人駁倒，今後更無人能駁倒”。

黃現璠回國後不看則罷，仔細讀來更是疑問重重，閲後第一想法即是：重操舊業，精研馬列，進行挑戰。繼而託思於文，邊學邊寫，最終便有了《我國民族歷史沒有奴隸社會的探討》一文。

1978年夏，舊友費孝通教授和同鄉吳西將軍同時到桂專程至黃現璠自宅探望時，他將這篇學術論文交與他們，託他們回京後能推薦給京城的學術期刊發表。同時，他還寄給全國多家學術期刊，結果沒有一家學術雜誌敢於刊登，甚至連他所在學院的學術刊物主編讀後亦直言“寫得很好但不敢發表”。（翌年2月經本學院副院長覃宏裕力排眾議甘願承擔責任力薦給本院學術刊物方得以揭刊。）為此，他還引來一些教條主義“偽學者”的冷嘲熱諷和謾罵。黃現璠當時憤而説道：“當今之世，學術上的‘凡是派’尚受政治上的‘凡是派’影響，所謂‘雙百方針’，不過是一句口頭禪。發現問題不予指出，人云亦云，眾口一詞一調，以他人之見為己之見，什麼都‘自古以來’，張口‘五種生產方式論’，閉口‘五種社會形態説’；動筆‘馬列導師語’，落筆‘政治領袖説’，作為學者，那您還研究什麼？”可見學術自由與求真信念，始終是砥礪黃現璠近40年持續不斷深入思考、探索和研究“中國歷史沒有西方式奴隸社會”的動力所在。 ^[1] 

儘管這些論著發表後黃現璠遭受了一些人“非公開化”的口頭冷嘲熱諷和惡毒謾罵，但卻得到了史學界眾多有識之士大義凜然的“公開化”支持和響應。正如中央民族學院莫金山教授所言：“1979年，黃現璠教授發表了《我國民族歷史沒有奴隸社會的探討》一文（《廣西師範學院學報》1979年第2、3期）。文中指出：‘我堅決主張我國曆史上沒有奴隸社會，漢族沒有，少數民族絕大多數也沒有。希臘羅馬奴隸制社會仍是人類歷史發展中的特例，不是通例。’文章發表後，得到張廣志、胡鍾達等人的支持。據筆者粗略統計，目前史學界發表此類文章已近百篇，各種跡象表明，‘中國未經歷奴隸社會’的擁護者日益增多。”西安理工大學人文學院王長坤、魯寬民、尹潔等教授於合撰的《中國古代社會性質問題研究綜述》一文中明確指出：“粉碎‘四人幫’後，特別是自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史學領域的研究氣氛非常活躍，中國古史分期的研究也出現了新的勢頭……‘中國未經奴隸社會論’又再度悄然興起。 ^[1] 

1979年，黃現璠教授發表了《我國民族歷史沒有奴隸社會的探討》一文。文中指出：“我堅決主張我國曆史上沒有奴隸社會，漢族沒有，少數民族絕大多數也沒有。”“歐洲的希臘、羅馬由氏族制社會變為奴隸制社會，就不是人類社會發展規律、世界通例，而是歷史特例。”文章發表後，得到張廣志、胡鍾達、沈長雲等人的支持。而且擁護者越來越多，近年來發表的此類文章已近百篇，目前這一派（即本文定義的無奴學派——筆者按 ）正像趙光賢教授在《文史知識》1986年第五期撰文指出的那樣：現在又重新被人們所重視，擁護者好像越來越多，有一種漫燃的現象。相反‘中國奴隸社會論’和者不多，缺乏新意，受到否定者的有力挑戰。”而青海師範大學原校長張廣志教授的話語最能説明他治學嚴謹的態度，他先後説“事實上，從時間先後講，帶頭第一個衝破這個禁區的是當時已年屆81歲高齡的黃現璠老先生，他的文章題為《我國民族歷史沒有奴隸社會的探討》，刊登在《廣西師範學院學報》1979年第2、3期上。隨後進入這個禁區的才是張廣志。”“新時期主張中國無奴隸社會發展階段説的學者有黃現璠、張廣志、胡鍾達、沈長雲、晁福林等。”復旦大學陳淳教授繼而指出：“1979年黃現璠首先發表了《我國民族歷史沒有奴隸社會的探討》論文，接着張廣志也於1980年發表了《略論奴隸制的歷史地位》一文。到了1982年，越來越多的人趨向於奴隸社會並非人類歷史發展必經階段的看法，殷商並非奴隸社會幾成歷史學界的共識。”廈門經濟管理學院高級講師曾飛亦説：（以往）“‘原始社會，奴隸制、封建主義，資本主義和共產主義等五種生產方式的循序更替，是人類社會發展的一般進程’的教條式社會發展階段論更是嚴重阻礙了學術研究，迫使中國的歷史學家們不敢或不能去具體分析中國歷史現實，實事求是地研究歷史。 ^[1] 

1979年，黃現璠教授不信邪，發表了《我國民族歷史沒有奴隸社會的探討》一文為此，他還引來一些教條主義‘偽學者’的冷嘲熱諷和謾罵。而大部分學者則誦經式地論述‘中國的奴隸制社會’，極大地破壞了中國的學術研究風氣。使學術變成所謂的‘恩格斯主義’：‘不要讀出馬克思和恩格斯原著中沒有的東西’。惡性張揚了中國書生的醜陋惡習：‘述而不作’，不敢超越聖人之作一步。從根本上壓制了理論發展對社會進步的積極推動作用。” ^[1] 

這些有識之士的主張充分反映出黃現璠先生是改革開放新時期主張中國無奴隸社會發展階段説的第一人，這不僅表現在時間上，還反映在思維觀念的大膽突破以及學術觀點的推陳出新和影響廣泛等空間上。 ^[1] 

繼1979年發表《我國民族歷史沒有奴隸社會的探討》一文後，他再接再厲，緊接着於同年11月14日又公表了《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與侯紹莊等同志商討中國奴隸社會問題》（廣西師範學院油印，1979年11月14日）一文，進一步闡明瞭自己的“無奴論”主張。兩文發表後，立即得到了史學界有識之士的積極迴應。最早響應者當屬青海師範大學張廣志教授，他於1980年發表了《略論奴隸制的歷史地位》一文（《青海師範學院學報》，1980年第1、2期） 論文發表後張廣志立即將文章寄給了黃現璠，表明了自己堅定支持黃現璠“振聾發聵”的“無奴主張”。黃現璠於回信中鼓勵後學張廣志大膽研究、勇於創新，在這一領域打出自己的一片新天地。（2008年6月17日下午筆者通過電話採訪張廣志教授時他所言）張廣志果然不負前輩厚望，在這一研究課題研究中連連推出佳作，成為“無奴學派”的開派元老之一。繼張廣志之後，黃現璠的學生、廣西民族學院（現廣西民族大學）資深教授黃偉城不甘落後，連續推出《試論奴隸社會並非階級社會首先必經的歷史階段兼論商朝不是奴隸社會》（上、下）長篇論文(廣西民族學院學報，1980年第2、3期)。這些文章皆共同主張中國歷史“無奴隸社會論”，“無論學派”三先驅黃現璠、張廣志、黃偉城應時而生，由此亦標誌着“無論學派”的形成，從此之後這一學派開始在學術界逐步嶄露頭角。中國現代民族學奠基人之一。 ^[1] 

1979年，黃現璠教授曾經發表了《我國民族歷史沒有奴隸社會的探討》一文。文中指出：“我堅決主張我國曆史上沒有奴隸社會，漢族沒有，少數民族也沒有。然而歐洲的希臘，羅馬由氏族制社會變為奴隸制社會，就不是人類社會發展的規律，世界通例，而是歷史的特例。”文章發表後，得到張廣志，胡鍾達，沈長雲等人的支持。而且擁護者越來越多，近年來發表的此類文章已近百篇。20世紀90年代後，隨着改革開放的深化從而帶來的學術界百家爭鳴、百花齊放的多元化格局，進一步促進了“無奴學派”的穩步向前發展，腳踏實地地進入了第二階段的壯大期。 ^[1] 

目前這一派（即本文定義的無奴學派——筆者按 ）正像趙光賢教授在《文史知識》1986年第五期撰文指出的那樣：“現在又重新被人們所重視，擁護者好像越來越多，有一種漫燃的現象。相反‘中國奴隸社會論’和者不多，缺乏新意，受到否定者的有力挑戰。”而青海師範大學原校長張廣志教授的話語最能説明他治學嚴謹的態度，他先後説“事實上，從時間先後講，帶頭第一個衝破這個禁區的是當時已年屆81歲高齡的黃現璠老先生，他的文章題為《我國民族歷史沒有奴隸社會的探討》，刊登在《廣西師範學院學報》1979年第2、3期上。”隨後進入這個禁區的才是張廣志。

“新時期主張中國無奴隸社會發展階段説的學者有林等”復旦大學陳淳教授繼而指出：“1979年黃現璠首先發表了《我國民族歷史沒有奴隸社會的探討》論文，接着張廣志也於1980年發表了《略論奴隸制的歷史地位》一文。到了1982年，越來越多的人趨向於奴隸社會並非人類歷史發展必經階段的看法，殷、商代並非奴隸社會幾成歷史學界的共識。” ^[1] 

廈門經濟管理學院高級講師曾飛亦説：“（以往）原始社會，奴隸制、封建主義，資本主義和共產主義等五種生產方式的循序更替，是人類社會發展的一般進程’的教條式社會發展階段論更是嚴重阻礙了學術研究，迫使中國的歷史學家們不敢或不能去具體分析中國歷史現實，實事求是地研究歷史。” ^[1] 

1979年，黃現璠教授不信邪。發表了《我國民族歷史沒有奴隸社會的探討》一文，引來學者的冷嘲熱諷和謾罵。而大部分學者則説:“中國的奴隸制社會，極大地破壞了中國的學術研究風氣。使學術變成所謂的‘恩格斯主義’。惡性張揚了中國書生的醜陋惡習，述而不作，不敢超越聖人之作一步。從根本上壓制了理論發展對社會進步的積極推動作用。” ^[1] 

這些有識之士的主張充分反映出黃現璠先生是改革開放新時期主張中國無奴隸社會發展階段説的第一人。這不僅表現在時間上，而且還反映在思維觀念的大膽突破以及學術觀點的推陳出新和影響廣泛等空間上。 ^[1] 

繼1979年黃現璠發表《我國民族歷史沒有奴隸社會的探討》一文後，他再接再厲，緊接着於同年11月14日又公表了《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與侯紹莊等同志商討中國奴隸社會問題》（廣西師範學院油印，1979年11月14日）一文，進一步闡明瞭自己的“無奴論”主張。 ^[1] 

兩文發表後，立即得到了史學界有識之士的積極迴應。最早響應者當屬青海師範大學張廣志教授，他於1980年發表了《略論奴隸制的歷史地位》一文（《青海師範學院學報》，1980年第1、2期） 論文發表後張廣志立即將文章寄給了黃現璠，表明了自己堅定支持黃現璠“振聾發聵”的“無奴主張”。黃現璠於回信中鼓勵後學張廣志大膽研究、勇於創新，在這一領域打出自己的一片新天地。（2008年6月17日下午筆者通過電話採訪張廣志教授時他所言）張廣志果然不負前輩厚望，在這一研究課題研究中連連推出佳作，成為“無奴學派”的開派元老之一。繼張廣志之後，黃現璠的學生、廣西民族學院（現廣西民族大學）資深教授黃偉城不甘落後，連續推出《試論奴隸社會並非階級社會首先必經的歷史階段兼論商朝不是奴隸社會》（上、下）長篇論（廣西民族學院學報，1980年第2、3期）。這些文章皆共同主張中國歷史“無奴隸社會論”，“無奴學派”三先驅黃現璠、張廣志、黃偉城應時而生，由此亦標誌着“無奴學派”的形成，從此以後這一學派開始在學術界逐步展露頭角。 ^[1] 

正如廣西民族大學莫金山教授所言：“1979年，黃現璠教授發表了《我國民族歷史沒有奴隸社會的探討》一文（《廣西師範學院學報》1979年第2、3期）。文中指出：‘我堅決主張我國曆史上沒有過奴隸社會，漢族沒有，少數民族絕大多數也沒有。希臘羅馬奴隸制社會仍是人類歷史發展中的特例，不是通例。’文章發表後，得到張廣志、胡鍾達等人的支持。據粗略統計，目前史學界發表此類文章已近百篇，各種跡象表明，‘中國未經歷奴隸社會’的擁護者日益增多。”西安理工大學人文學院王長坤、魯寬民、尹潔等教授於合撰的《中國古代社會性質問題研究綜述》一文中明確指出：“粉碎‘四人幫’後，特別是自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史學領域的研究氣氛非常活躍，中國古史分期的研究也出現了新的勢頭‘中國未經奴隸社會論’又再度悄然興起。”

儘管這些論著發表後黃現璠遭受了一些人“非公開化”的口頭冷嘲熱諷和惡毒謾罵，但卻得到了史學界眾多有識之士大義凜然的“公開化”的支持和響應。 ^[1] 

“無奴學派”形成後，繼而陣營開始逐步發展壯大，伴隨而來的便是“無奴學派”研究成果的層出疊見。張廣志的《論奴隸制的歷史地位》（《四川大學學報》，1980年第2～3期）；祝中熹的《對中國古代社會性質的一點淺見》（《青海師範大學學報》1980年 第3期）；韋文宣的《泗城府屬地區封建農奴制度的幾個問題》（《中央民族大學學報》1980年第4期）；曹成章的《“滾很召”的來源及其性質》（《民族研究》1980年第五期）；徐溥的《原始社會解體後必然是奴隸社會嗎》（《社會科學研究》1980年第6期）；縱瑞華的《試論歷史上最初的國家都不是奴隸制國家》（《青海師範學院學報》1981年2-3期）等論文陸續“破土而出”。 ^[1] 

特別是歷史學者田居儉於1981年將黃現璠、黃偉城、徐溥等人先後發表的“無奴論”論文在《中國社會科學》雜誌上予以了整理介紹（《中國社會科學》1981年第3期）以及黃現璠接二連三地推出《我國有否奴隸社會之商榷》（廣西師範學院油印，1980年3月8日），《同我國曆史學者商榷一個問題——我國有沒有奴隸社會》（廣西師範學院油印，1980年8月10日），《中國歷史沒有奴隸社會》（廣西師範學院油印，1981年10-12月）等論著後，相繼在學術界引起了反響，影響波及效果可謂“立竿見影”。再加上1981年在天津召開的“亞細亞生產方式學術討論會”的推波助瀾，持有和贊同“無奴論”的一些學者相繼“登台亮相”，計有郭聖銘，耿夫孟，高仲君，龐卓恆，胡鍾達等人。 ^[1] 

接踵而來的便是胡鍾達的《試論亞細亞生產方式兼評五種生產方式説》（《中國史研究》1981年第3期）；曹成章的《關於傣族奴隸制問題的質疑》（《民族研究》1982年第1期）；李汝能的《茂汶羌族地區沒有歷過奴經隸制社會階段》（《西南民族大學學報》1982年第2期）等等文章或論文相繼面世。 ^[1] 

在“無奴學派”茁壯成長的最初十年形成發展期中，還有兩部著作值得重墨一筆，一是“無奴學派”領袖黃現璠與學生黃增慶研究員和張一民教授合著的中華民族史上第一部《壯族通史》。作者於書中專列“秦漢時代壯族社會性質”一節，着重以考古學的成果論述了壯族歷史未經過奴隸社會問題。正如美國當代著名歷史學家傑弗理·巴洛教授明確指出：“由於對馬恩著作的理解混亂和解釋不清，對這個地區（指中國壯族聚居地——筆者按）的傳統的中國解釋仍使人表示懷疑。傳統看法認為：壯族在宋以前屬奴隸社會，因而不可能建立國家，只是後來由於與大漢族的關係即被拖進封建社會。 ^[1] 

黃現璠，這位公認的壯族歷史學家、歷史系教授雄辯地論證了一個曾多次遭到詰責的觀點：傳統解釋不符合壯族社會。黃認為公元前221年秦國與東甌、西甌、閩越和南越的戰爭，表明壯族已經有了一個國家——西甌。黃現璠的觀點引出了許多難題……黃關於壯族祖先在秦入侵時已建成西甌國的觀點有潛在的價值。二是“無奴學派”主將張廣志教授將此前發表的有關“無奴論”的論文結集為《奴隸社會並非人類歷史發展必經階段研究》一書於1988年出版。作者於書中從理論和民族史兩個角度論證了在中國商周時代和一些少數民族的初始階段社會中雖然皆存在奴隸制，但不是奴隸社會，而是封建社會。尤以莫金山教授撰述的一系列“無奴論”論文和晁福林教授在自著《夏商西周的社會變遷》（北師大出版社1996版）一書對於夏商周三代社會性質和古史分期問題的新探討引人注目。 ^[4] 

20世紀90年代後，隨着改革開放的深化從而帶來的學術界百家爭鳴、百花齊放的多元化格局，進一步促進了“無奴學派”的穩步向前發展，腳踏實地地進入了第二階段的壯大期。在壯大期中，隨着“無奴學派”後起之秀的層出不窮，使得主張“無奴説”的論著紛紛問世，計有李本高的《瑤族社會跨越奴隸社會進入封建社會成因簡論》（《民族論壇》1990年第1期）；何平的《傣族古代社會形態演進與奴隸制問題——跨民族考察與理論探索》（《廣西民族研究》1990年第2期）；莫金山的《古典世界奴隸制經濟與先秦社會經濟比較研究》（《廣西民族學院學報》1990年 第3期）；顏恩泉、王明富的《試論壯族早期的社會形態》，（《雲南社會科學》1990年第6期）；莫金山的《馬恩奴隸制理論的再思考》（《廣西民族學院學報》1991年第1期）；黃鈺的《瑤族社會分期新探》（《廣西民族研究》1991年第1、2期）；沈長雲的《亞細亞生產方式在中國的產生及相關歷史問題》（《天津社會科學》1991年第2期）；莫金山的《自然環境·勞動方式與奴隸制社會》（《青海師範大學學報》1992年第1期）；莫金山的《中國文明社會初始階段是奴隸社會嗎？》（《廣西社會科學》1993年第1期）；呂丹的《人類社會是否普遍經歷過“奴隸社會”》（《貴州師範大學學報》1993年第2期）；易謀遠的《涼山彝族奴隸制是“氏族奴隸制”嗎——和劉堯漢先生商討》（《西南民族大學學報》1993年第3期）……等論著先後出世，可謂碩果累累，成績喜人。尤以莫金山教授撰述的一系列“無奴論”論文和晁福林教授在自著《夏商西周的社會變遷》（北師大出版社1996版）一書對於夏商周三代社會性質和古史分期問題的新探討引人注目。　 ^[1] 

“無奴學派”發展到21世紀，進入到一個“總結期”。在2000年～2009年的這一階段，“無奴學派”的研究成果呈現出對前20年研究的回顧與總結的特點，這方面的成果以沈長雲的《先秦史研究的百年回顧與前瞻》（《歷史研究》2000年 第4期）；呂喜林的《關於中國古史分期問題的認識與反思》（《陰山學刊》2001年第2期）；張廣志的《中國古史分期討論的回顧、反思與前瞻》（《紀念中國先秦史學會成立20週年學術研討會論文集》2002 年）；晁福林的《總結與創新——張廣志教授著《中國古史分期討論的回顧與反思》序》（《青海師範大學學報》2002年第2期）；張廣志的《中國古史分期討論的回顧與反思》（陝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3年11月版）；王長坤、魯寬民、尹潔合撰的《中國古代社會性質問題研究綜述》（《唐都學刊》2005年第三期）；莫金山的《回顧深刻 反思冷靜——評張廣志著〈中國古史分期討論的回顧與反思〉》（《學術論壇》2004年第3期）；祝中熹的《中國古史分期討論的回顧與反思》讀後（《青海師範大學學報》2004年第6期）；張廣志的《中國古史分期討論七十年<上、下>》（《文史知識》2005年第10、12期）等為代表。 ^[5] 

無奴學派(7張)

“無奴學派”發展到21世紀，進入到一個“總結期”。2000年～2009年的這一階段，“無奴學派”的研究成果呈現出對前20年研究的回顧與總結的特點，這方面的成果以沈長雲的《先秦史研究的百年回顧與前瞻》（《歷史研究》2000年 第4期）；呂喜林的《關於中國古史分期問題的認識與反思》（《陰山學刊》2001年第2期）；張廣志的《中國古史分期討論的回顧、反思與前瞻》（《紀念中國先秦史學會成立20週年學術研討會論文集》2002 年）；晁福林的《總結與創新——張廣志教授著《中國古史分期討論的回顧與反思》序》（《青海師範大學學報》2002年第2期）；張廣志的《中國古史分期討論的回顧與反思》（陝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3年11月版）；王長坤、魯寬民、尹潔合撰的《中國古代社會性質問題研究綜述》（《唐都學刊》2005年第三期）；莫金山的《回顧深刻 反思冷靜——評張廣志著〈中國古史分期討論的回顧與反思〉》（《學術論壇》2004年第3期）；祝中熹的《中國古史分期討論的回顧與反思》讀後（《青海師範大學學報》2004年第6期）；張廣志的《中國古史分期討論七十年<上、下>》（《文史知識》2005年第10、12期）等為代表。 ^[1] 

“無奴派”狹義上指十一屆三中全會後改革開放新時期主張“中國沒有經歷過奴隸社會 ”一派；廣義上指20世紀以來主張“中國沒有經歷過奴隸社會 ”的一羣學者。它是相對於“有奴派”而言的。正如原青海師範大學校長張廣志教授明確指出：“總的説來，新時期古史分期的討論實不過建國後至文革前十七年那場討論的延續、延伸，在理論上和方法上，並無大的進展、突破，因此，在經歷了一段短暫的繁榮、熱鬧後，便漸漸沉寂下來。這種情況，再加上改革開放新時期的寬鬆學術環境，促使一部分學者決心從根子上重新認識、檢討中國古史分期問題，即中國歷史上到底存在不存在一個奴隸社會發展階段？如果它根本就不存在，還在那裏爭論中國的奴隸社會與封建社會間的分期、斷限問題，豈不荒唐！新時期主張中國無奴隸社會發展階段説的學者有黃現璠、張廣志、胡鍾達、沈長雲、晁福林等。”（張廣志：《中國古史分期討論七十年》，載《文史知識》2005年第10期）西安理工大學人文學院王長坤教授和魯寬民、尹潔等學者同樣指出：“粉碎‘四人幫’後，特別是自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史學領域的研究氣氛非常活躍，中國古史分期的研究也出現了新的勢頭……‘中國未經奴隸社會論’又再度悄然興起。1979年，黃現璠教授發表了《我國民族歷史沒有奴隸社會的探討》一文……文章發表後，得到張廣志、胡鍾達、沈長雲等人的支持。而且擁護者越來越多，近年來發表的此類文章已近百篇……目前這一派（即無奴派）正像趙光賢教授在《文史知識》1986年第五期撰文指出的那樣：現在又重新被人們所重視，擁護者好像越來越多，有一種漫燃的現象。相反‘中國奴隸社會論’和者不多，缺乏新意，受到否定者的有力挑戰。”（王長坤、魯寬民、尹潔：《中國古代社會性質問題研究綜述》，載《唐都學刊》第21卷第3期，2005年5月）因此，當今學界人士一般將主張中國歷史“存在奴隸社會發展階段説”的學者歸為“有奴派”，將主張中國歷史“無奴隸社會説”的學者歸為“無奴派”。可見黃現璠先生於新時期史學界率先打破學術禁區的重要意義。

在“無奴學派”的第二階段“發展壯大期”中，該派學者們的學術貢獻，着重表現在：由於他們對於中國古代社會性質的深化探索和多維度考察，進一步強化了“無奴學派”的“無奴論”於論理、論據、論證等方面的説服力，從而使得“無奴學派”的主張更加深入人心，促使一些學者紛紛揚棄舊説，加入“無奴學派”陣營，晃福林便是代表之一。從他於1980年發表的《我國的奴隸社會始於何時》（《學習與探索》1980年第2期）一文顯而易見，早年他是主張“有奴論”的。但是經過十幾年的研究以及受到“無奴學派”主張的影響，晃福林先生終於幡然醒悟，自己過去的“有奴論”主張存在問題，從而在1996年以後發表的一些論著中痛改前非，開始“反戈一擊”，積極主張“無奴論”。羅新慧博士在1998年發表的一篇“書評”中指出：“古史分期問題在經過一段時間的沉寂之後，近年來又趨於活躍，在最近幾年的研究中，一個顯著特點是‘五種生產方式説’遭到懷疑，否定奴隸時代在中國上古時期的存在，成為一些史家的共識。”可説道出了“無奴學派”主張日益為史學界有識之士廣為接受的實情。

事實上，“無奴學派”經過30多年的發展以及長期的挑戰與應戰，終極目的之一無非是力爭實現黃現璠於改革開放初期呼籲的“史界改革”倡議，以達結束以往那些違背中國歷史客觀事實的“偽知識”在歷史教科書中傳播的目的。黃現璠早就明確指出：“解放後到現在，我國曆史教材，不論大、中、小學課本，都大同小異地把我國曆史，分為原始共產社會→奴隸社會→封建社會……這種分法，已成定式，甚至成為禁區，沒有人敢提出異議。在林彪、‘四人幫’橫行時期，誰提出異議，就會被戴上反動歷史學者的帽子……我國古史材料，極其豐富，把馬克思關於世界歷史多線發展的學説偷樑換柱為單線發展學説，並以歐洲為中心，把我國曆史的發展與歐洲歷史的發展等同起來，我以為期期不可。”如川教版沒有涉及三代是什麼性質的制度，也沒有使用‘奴隸主’‘奴隸’的概念……學術界對中國古代前期社會性質的爭議，在理論上短時期內還無法取得重大突破。但是，這並不等於説基本史實還搞不清楚。”而搞清三代“基本史實”的學術成果，自然首推“無奴學派”的累累碩果。由此可見，長期以來中學歷史教科書關於三代社會性質記述的誤識問題之所以能夠得以部分糾正，無疑為“無奴學派”發生直接影響或潛移默化深入人心的成果。

改革開放新時期後，“無奴學派”的嶄露頭角以及隨之而來的逐步發展壯大，顯然與“無奴學派”導師黃現璠最初“單槍匹馬”冒着政治風險勇闖“禁區”挑戰羣賢的壯士之舉關係密切，又與黃現璠在改革開放新時期首倡“史界改革”的創新嘗試有着內在聯繫。同時可見黃現璠先生於新時期史學界率先打破學術禁區的重要意義，它打破了建國後學術研究大多從屬“政治範式”一貫的格局，突破了人云亦云眾口一詞的“五種生產方式説”單一線型思維模式，開創了多元化思維的新紀元，體現出一位正直史學家不畏政治壓力敢於秉筆直書的壯士風骨。至於黃現璠發表的《我國民族歷史沒有奴隸社會的探討》一文以及相繼公表的《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與侯紹莊等同志商討中國奴隸社會問題》、《我國有否奴隸社會之商榷》、《同我國曆史學者商榷一個問題——我國有沒有奴隸社會》等長篇論文以及公開推出的《中國歷史沒有奴隸社會》一書所具有的重要意義和成就，則集中表現在五個“破除”和三個“建立”： ^[1] 

一，破除教條主義的侷限；

二，破除“規律至上論”的主觀論；

三，破除學術研究“公式化”的格局；

四，破除在運用馬克思主義辯證唯物史觀為指導思想的古史研究中破除“唯我獨革”、“唯我獨尊”的“一言堂”定式；

五，破除中國古代史和民族史研究長期存在的“西方中心觀”或“歐洲中心觀”。

由此破舊立新，在這五個“破除”的基礎上建立了三個嶄新的學術思維體系：

一，跳出教條主義思維的陷阱，創建中國古代史新體系思維；

二，走出“西方中心觀”思維誤區；樹立學術研究“中國中心觀”；

三，擺脱“五種形態論”束縛，構建“社會形態發展跳躍論”或“跨越論”體系。

因而黃現璠作為“無奴學派”當之無愧的領袖或導師及其開拓之勳功不可沒。事實上這種認同現已成為當今中國史學界的共識。

“無奴學派”在最初10年的發展期中湧現出的大量研究成果，一方面標誌着“無奴學派”的逐步發展及其陣營日益壯大，二方面造就了“無奴學派”的聲勢和影響，從而撼動了學術界過去對“有奴論”堅信不移的信仰，促使史學界一些“識時務者”紛紛更弦易轍，開始於論著中迴避“有奴説”或對原持觀點有所動搖，這從20世紀80年代後相繼問世的一些史學論著中斑斑可考。例如原“有奴論”忠實信徒、力主“戰國封建説”的白壽彝先生主編的《中國通史》，於1989開始出版。“這部由幾百位專家參與編著的迄今卷帙最多的大部頭通史謹慎地避開了古史分期問題，代之以只有時間意義的‘上古時代’和‘中古時代’。”原“有奴論”學者、力主“西周封建論”代表人物之一的趙光賢先生，同樣在為“無奴學派”鬥士張廣志所著《奴隸社會並非人類歷史發展必經階段研究》一書中作序時表明了自己支持“無奴論”的觀點。原“有奴論”小將胡鍾達亦“棄暗投明”，成為了“無奴學派”同道中人。這種轉變無論當事人承認與否，可説或多或少受到了“無奴學派”先驅們的主張啓發和影響。 ^[1] 

如果説在“無奴學派”的“形成發展期”中白壽彝主編的《中國通史》陸續出版，還只是謹慎地規避古史分期問題，那麼在“無奴學派”的“壯大期”中，商傳，曹大為，王和，趙世瑜主編的《中國大通史》（晁福林為編委之一）則公開宣稱“不再套用斯大林提出的‘五種社會形態’單線演變模式作為裁斷中國歷史分期的標準”，而且“避免籠統使用涵義不清的封建制度的概念”，明確提出“中原王朝不存一個以奴隸制剝削形式為主體的奴隸制階段”。正如葉文憲指出：“在各種分期的新説中都已不見‘奴隸制’或‘奴隸社會’的字樣，説明奴隸制不等於奴隸社會、奴隸社會不是必經階段、三代不是奴隸社會等觀點已被很多人接受。”由此可以推論，《中國通史》對古史分期中“五階段論”的揚棄以及《中國大通史》確立的“不再套用‘五種社會形態’的演變模式”，可説是有意識或無意識的受到黃現璠先生所主張的中國在原始社會之後，沒有經過奴隸社會，而是直接進入“領主封建制”社會的新説以及晁福林主張的直接進入了“氏族封建制”社會等古史新分期觀不同程度影響的結果。 ^[1] 

“無奴學派”形成20年後，進入21世紀最初10年的總結期。到了總結期，已是“一大批史學學者勇敢地放棄原來的觀點，基本認可中國無奴隸社會説。如何茲全先生放棄了魏晉封建論，認為中國無奴隸社會。”“有奴論”的郭沫若派四大幹將：白壽彝、楊寬、吳大琨、田昌五皆相繼轉變立場，放棄原來的“古史分期五種形態”定式贊同“無奴論”。 ^[1] 

“無奴學派”共同主張“中國歷史沒有奴隸社會”和“中國古史應該重新分期”。而在具體論述中，由於各人的視角和切入點不同，造成各自的主張有所差異。但是，回顧“無奴學派”的形成和發展過程，綜觀“無奴學派”各路精英的“無奴論”，我們仍然可以看到他們的主張和觀點具有的一些共識，由此形成了一些共性特點，這在“無奴學派”的開拓支派“黃派”和推進支派“張派”中表現得尤為突出。所謂“黃派”，即指以“無奴學派”導師黃現璠為代表而形成的一個“無奴學派”開拓性支派，成員有黃現璠和“黃門五將”黃偉城，黃增慶，張一民，韋文宣，玉時階等教授或研究員（皆為黃現璠的學生或私淑弟子）。“張派”是指以“無奴學派”元老張廣志為代表而形成的一個“無奴學派”支派，成員包括張廣志和“張門雙雄”莫金山、李學功教授（皆為張廣志的研究生）以及青海、甘肅地區的“無奴論”名士縱瑞華、祝中熹（xi）等人。 ^[1] 

早在1962年，黃現璠於《土司制度在桂西》一文就曾明確指出過：“學術主張，理應百家爭鳴，不能隨便戴上違反馬列主義或不符合社會主義發展規律的高帽。”看過馬克思著作的，首先應該認同這一點，始好討論問題。”從而公開反對將科學化的馬克思主義教條化、公式化和“規律至上化”。這一主張可説成為了“無奴學派”的共識。這種共識所體現出的共性特點，當為“早期無奴論”學者所無。一些學者將改革開放新時期後形成的“無奴論”當作是對“早期無奴論”的繼承，這是一種錯誤的認識，理由在於：兩種“無奴論”的主體所處的時代背景、史學素養、挑戰對象和論戰性質不同。當然，不可否認的是在針對一些具體問題的論述中，20世紀30年代“早期無奴論者”借用或使用過的一些概念和論據，如“部民社會”、“氏族封建”、“氏族制度”、“商業資本”等等，同樣被“無奴學派”的一些學者重新拾起再用 ^[5]  。

“早期無奴論”學者的一些“無奴論”主要是針對郭沫若的《中國古代社會研究》（上海聯合書店出版，1930年3月初版）一書展開論述的，而“無奴學派”的“無奴論”，大多是針對新中國成立後1952年出版的郭沫若新著《奴隸制時代》展開論述。由於郭氏前後兩書所論內容的不同，因而“早期無奴論”學者與“無奴學派”對郭氏前後之書展開批評的切入點有所不同，主張自然相異。客觀地説：郭氏的《中國古代社會研究》的重要價值主要在於將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引入中國學術從而開風氣之先。但是，由於時代的侷限和資料的欠缺，該書成文過於草率，以致缺陷難免，正如郭氏在1947年4月該書的新版《後記》中坦誠承認，自己“在材料的鑑別上每每沿用舊説，沒有把時代性劃分清楚，因而便夾雜了許多錯誤而且混沌”。1953年11月，他又在《1954年新版引言》中説該書“輕率地提出了好些錯誤的結論”。繼而在《十批判書·古代研究的自我批判》中，他再説：該書寫得“實在是草率，太性急了。其中有好些未成熟的或甚至錯誤的判斷，一直到現在還留下相當深刻的影響”。而《奴隸制時代》則不同。相對而言，《奴隸制時代》可説是郭沫若的馬列主義史學成熟期的代表作之一。在這本論文集中，郭氏通過對井田制的興廢、殷周人殉的史實、奴隸與農奴的區分、漢代政權的實質以及古文字的發展等眾多的問題進行了深入研究，主要圍繞中國古代史的奴隸社會和封建社會分期展開論述，最後將中國古代史上奴隸制與封建制的分界確定在春秋與戰國之交。郭氏根據古典文字的記載以及對於甲骨文的發現和研究，將古漢語中“臣”、“眾”、“朋”、“庶（shu）人”、“鬲(ge)”等等皆作為“奴隸”解釋。 ^[1] 

黃現璠進而通過對馬恩學説關於奴隸制論述的分析，通過對日耳曼、南斯拉夫、西斯拉夫、東斯拉夫、阿拉伯、印度、日本、朝鮮、越南等一些民族和國家古代史的簡略論述，通過對“亞細亞生產方式”的詮釋，通過對希臘、羅馬古代社會與東方古代社會的比較研究，通過對“眾”、“民”、“邑”、“方”、“夕”、“庶”、“鬲”、“苣(ju)”、“僕”、“臣”、“宰”、“隸”以及“農奴制”、“生產工具”、“土地私有制”、“殉葬”、“家庭”、“奴隸數量”、“家庭奴隸”、“戰爭俘虜”、“貢助徹夫”、“父權家長制”的剖析，從而得出三點結論： ^[1] 

（一）世界古代各國曆史發展，絕大多數都沒經過奴隸社會，直接進入封建社會，即希臘、羅馬典型奴隸社會，也不是一開始就直接進入奴隸社會。 ^[1] 

（二）由無階級的社會進入有階級的社會，最初被壓迫剝削的階級是農奴，不是奴隸。農奴的產生，比奴隸早。因為農奴制的封建社會制度，最容易與農村公社制度結合起來。農奴產生的條件，也比奴隸簡單，故首先發生。 ^[1] 

（三）家庭奴隸制的產生，也比較容易，世界各國古史都有，人們常誤會他們為奴隸社會，多半由此。但制度是現象，不是本質，是一回事，能否達到奴隸社會，又是另一回事，不能相提並淪。 ^[1] 

黃現璠關於奴隸制與奴隸社會應該加以區別等方面主張和三個結論，得到他開創的“無奴學派”的眾多精英們的普遍認同、支持和進一步加以證明其為符合中國古代史客觀事實的科學主張。例如繼黃現璠之後的張廣志説“一、奴隸制和奴隸制的社會是兩個不同的概念，人們在使用中常常將它們混淆，這是錯誤的。”“事實上，不經過奴隸社會，見之於廣大地區，是通例。經過奴隸社會，見諸極個別地區，是變例。以變例為通例，是以偏概全。”以及他對“貢助徹”的考辨和對古文字的“奴僕”，“人殉人葬”，“羌”，“眾”等方面的分析。黃現璠的學生、廣西民族學院教授黃偉城對“亞細亞”形態和皂，輿，隸，僚，僕，台等人目的研究。 ^[1] 

甘肅省博物館歷史考古部主任祝中熹説“我們首先應明確什麼是奴隸社會……郭老及其代表的學派就多少具有這種傾向。他們從五種生產方式的理論出發，腦子裏先給自己定下中國存在奴隸社會階段的框框，然後從浩如煙海的古史資料中擷拾若干零碎的片斷，去填充這個框框……我認為，奴隸身份的人和使用奴隸的現象，在人類歷史上無疑存在過而且曾經長期存在過，就是在今天，這種現象也還並未在世界上絕跡。但一般説來奴隸制度只能作為某種社會經濟構成的補充、而很難成為占主導地位的生產式。”以及他對“眾”、“臣”，“民”、“庶人”，“邑”等字的進一步深入探索。 ^[1] 

隨後的四川師範大學歷史系主任徐溥、內蒙古大學歷史系教授胡鍾達、武漢大學歷史系薛惠宗、河北師範學院歷史系教授沈長雲、中央民族學院民族研究所研究員況浩林、復旦大學法學院院長胡曲園、青海師範大學教授縱瑞華、四川師範大學歷史旅遊學院呂丹、廣西民族學院教授莫金山、北京師範大學教授晁福林、台灣師範大學教授王贊源、上海復旦大學教授陳淳、中共中央編譯局研究員魯克儉等人，陸續發表了“無奴論”學術論文，相繼從不同角度論證了“中國歷史沒有奴隸社會”的問題，共同主張“無奴論”。

在中華各民族史的古代社會形態研究中，“無奴學派”領袖黃現璠首倡的“跳躍論”以及他點名或不點名地對郭沫若、呂振羽、侯外廬、日知、鄧初民、童書業、束世澄、尚鉞、楊向奎、吳榮曾、侯紹莊等人的“有奴論”的否定；張廣志對郭沫若、翦伯贊、呂振羽、王靜如、馬長壽、韓國磐、王輔仁、尚鉞、蔡美彪、林幹等人於漢族史和部分少數民族古代社會性質研究中主張“有奴論”的反駁；曹成章對方國喻於傣族古代社會性質研究中主張“有奴論”的反擊；杜昆對馬長壽於南詔古代社會性質研究中主張“有奴論”的批駁；縱瑞華、沈長雲在奴隸社會普遍階段説和中國古代奴隸制問題上分別與“有奴論”者陳唯聲、田昌五的商榷；張永國對賀國鑑於苗族古代社會性質研究中主張“有奴論”的挑戰；易謀遠對胡慶均、劉堯漢等人於涼山彝族古代社會性質研究中主張“有奴論”的回擊，莫金山對范文瀾、郭沫若古史分期觀的抨擊；王慶憲對馬長壽、林乾等人於匈奴古代社會性質研究中主張“有奴論”的詰責；段忠橋在“五種社會形態理論”上與奚兆永的論戰；陳淳主張由於早期國家性質的討論明顯存在意識形態導向，使不同觀點和立場所據之“理”不再中立和對等。 ^[1] 

因此，我們思考和探討這個問題時，需要隱去郭沫若等學者的‘馬克思主義史學家’光環，完全從學術角度來探討這個問題。這一切既反映出“無奴學派”長年有備而戰的特點，又體現出他們的“無奴論”論著極具説服力的特徵。特別值得一提的是美國賓西法尼亞狄根森大學人類學教授希爾對費孝通於涼山彝族古代社會性質研究中主張“有奴論”的置疑，希爾認為“20世紀50年代集體化改革之前小涼山奴隸制度特有的社會經濟進程表明，諾蘇社會曾是個擁有奴隸的社會，但它並不是奴隸社會”。 ^[1] 

日本現代研究中國甲骨學名家島邦男（1908～1977）於遺稿中直言不諱地否定了郭沫若的“殷代奴隸社會説”，同樣不可忽視。他於遺稿《殷代非奴隸社會一證》中運用甲骨學博識，從甲骨卜辭中出現的“農業、畜牧、祭祀”等文字和記事的論證中，逐一反駁了郭沫若主張殷代“眾”字為“奴隸”以及殷代為奴隸社會的論點，提出了殷代非奴隸社會的可信一證。希爾、島邦氏的這種認識，如同上述美國、日本學者對黃現璠主張“無奴論”持肯定態度的認識一樣，表明中國“無奴學派”的主張事實上已經影響到國外，並獲得了國外一些學者對中國古代社會“無奴論”認識的共鳴。由此又呈現出“無奴學派”與20世紀30年代的“早期無奴論者”不同的一個觀點。 ^[1] 

黃現璠：《我國民族歷史沒有奴隸社會的探討》（上、下），《廣西師範學院學報》1979年第2、3期。 ^[1] 

張廣志：《略論奴隸制的歷史地位》，《青海師範學院學報》1980年第1、2期。 ^[1] 

黃偉城：《試論奴隸社會並非階級社會首先必經的歷史階段兼論商朝不是奴隸社會》（上、下），《廣西民族學院學報》1980年第2、3期。 ^[1] 

祝中熹：《對中國古代社會性質的一點淺見》，《青海師範大學學報》1980年 第3期。 ^[1] 

韋文宣：《泗城府屬地區封建農奴制度的幾個問題》，《中央民族大學學報》1980年第4期。 ^[1] 

曹成章：《“滾很召”的來源及其性質》，《民族研究》1980年第五期。 ^[1] 

徐溥：《原始社會解體後必然是奴隸社會嗎》，《社會科學研究》1980年第6期。 ^[1] 

縱瑞華：《從一九八四年關於古代社會性質的理論研究中提出的兩個觀點説起》，《青海社會科學》1985年5期。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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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晞：《要正確理解馬克思、恩格斯關於奴隸制度的論述》，《南開史學》1986年第2期。 ^[1] 

黃偉城：《亞細亞生產方式不是原始社會的生產方式——亞細亞生產方式三論之一、二、三》，《廣西民族學院學報》1986年第3期～1987年第1期。 ^[1] 

易謀遠：《關於奴隸制研究中的幾個理論問題——兼與胡慶鈞同志商榷》，《貴州民族研究》1986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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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適、田盛頤：《馬克思的人類學筆記和我們今天》，《史學理論》1988年第4期。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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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引自莫金山：《中國奴隸制問題討論的世紀末回眸》，載《學術研究》1996第7期。 ^[1] 

[2]^引自王長坤、魯寬民、尹潔：《中國古代社會性質問題研究綜述》，載《唐都學刊》2005年第3期。 ^[1] 

[3]^引自張廣志：《中國古史分期討論的回顧與反思》第240頁，陝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3年。 ^[1] 

[4]^引自張廣志：《中國古史分期討論七十年》（上），載《文史知識》2005年第10期。

[5]^引自陳淳：《社會進化模式與中國早期國家的社會性質》，載《復旦學報》2006年第6期。 ^[1] 

[6]^曾飛.《弘揚人文史觀，摒棄歷史唯物主義》.曾飛blog,2010年3月21日。 ^[1] 

[7]^參見莫金山：《中國古代社會性質問題”答客問》，載《廣西社會科學》1994年第6期。 ^[1] 

[8]^參見《亞細亞生產方式學術討論會紀要》，載《中國史研究》1981年第3期。 ^[1] 

[9]^參見黃現璠、黃增慶、張一民：《壯族通史》第183～191頁，廣西民族出版社，1988年。 ^[1] 

[10]^引自傑弗理·G·巴洛撰,方明（摘譯）：《宋代中越邊境的少數民族——壯族》，載《東南亞縱橫》1989年第1期。 ^[1] 

[11]^參見黃現璠遺稿：《試論“中國生活學”的構建》，載《廣西社會科學》2007年第3期。 ^[1] 

[12]^引自黃現璠：《我國民族歷史沒有奴隸社會之探討》，載《廣西師範學院學報》1979年第2、3期。 ^[1] 

[13]^引自郭沫若《奴隸制時代》第115頁，北京：人民出版社，1954年。 ^[1] 

[14]^同14。

[15]^引自黃現璠：《廣西僮族簡史》第23頁，廣西人民出版社，1957年。 ^[1] 

[16]^引自黃現璠：（土司制度在桂西），載《僮瑤族史科學討論會論文集》(第1集)，1962年。 ^[1] 

[17]^引自曹成章：《關於傣族奴隸制問題的質疑》（中），載《民族研究》1982年第1期。 ^[1] 

[18]^引自黃現璠：《我國有否奴隸社會之商榷》，廣西師範學院油印，1980年3月8日。 ^[1] 

[19]^引自黃現璠：《我國古史分期應該重新估定——古代沒有奴隸社會》，廣西師範學院油印，1978年11月5日。 ^[1] 

[20]^引自啓良：《中國古史分期論要》，載《湘潭大學社會科學學報》2001年第5期。 ^[1] 

[21]^引自任世江：《從商周的社會性質談起》，載《歷史教學》2006年第2期。 ^[1] 

[22]^參見陳吉生：《試論中國歷史學的無奴學派》，2010年6月1日。

[23]^引自張廣志：《中國古史分期討論的回顧與反思》第240頁，陝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3年。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