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希聖

早年就讀於北京大學法律系，1922年畢業後任安徽省法政學校教員。1924年任上海商務印書館編譯所編輯。

1925年參加上海五卅運動，被聘為上海學生聯合會法律顧問，曾在《公理報》撰文譴責英帝國主義巡捕暴行。後加入學藝社，主編《獨立評論》週刊。

1927年1月赴武漢，先後任中央軍事政治學校武漢分校政治教官、國民革命軍中央獨立師軍法處處長、武漢分校政治部宣傳處處長兼《黨軍日報》主編等職。

1928年任國民黨政府南京中央軍校高級政治教官兼政治部訓導處處長。同年12月辭職赴上海，加入汪精衞領導的國民黨改組同志會。1930年後在上海商務印書館總管理處、復旦大學及復旦中學任職任教。1931年初任教於南京中央大學，發表《中國本位文化建設宣言》，以建設新中國文化為幌子，宣揚封建法西斯主義。後到北平任北京大學、北京師範大學等校教授，從事教學與著述。

1937年抗日戰爭爆發後，出席蔣介石召開的廬山座談會，任國民政府國防參議會議員。1938年在武漢任文藝研究會秘書長兼研究組總幹事，出版反共書籍，進行反共宣傳。7月任國民參政會參政員。12月隨汪精衞逃往香港，為汪叛變投敵製造輿論。

1939年8月任南京汪精衞偽“國民黨”中央宣傳部部長。1940年1月因對汪精衞失去希望又逃至香港，與高宗武披露了汪日簽訂賣國“密約”內容。1942年抵達重慶，任國民黨中央機關刊物《中央日報》編輯。同年秋任蔣介石侍從室第五組組長，為蔣介石收集資料撰寫《中國之命運》，宣傳封建主義和法西斯主義，為國民黨頑固派發動新的反共高潮製造輿論。1943年10月任《中央日報》總主筆，積極為國民黨實行一黨專政、推行反動政策造輿論。1946年冬被選為偽國大代表。

1947年任國民黨中央宣傳部副部長、蔣介石私人秘書。1949年初隨下野的蔣介石去浙江奉化，後又隨蔣到台灣。

1950年任國民黨中央復興委員會設計委員會主任。1951年被選為台灣國民黨“政府”“立法委員”。1952年被選為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1955年後辭去《中央日報》總主筆，改任該報社董事長。

1988年6月27日在台北病逝。主要著作有：《中國社會與中國革命》《中國封建社會史》《中國政治思想史》《論國家》等。

20世紀20年代末至30年代初，由於北伐革命和辯證唯物論浪潮的衝擊，中國社會結構產生了激變，一些學人力圖以經濟觀點來探討中國社會的發展、中國社會史的分期及中國社會的性質等問題，並由此引發了一場論戰。這場論戰的發起者是陶希聖。他首先在上海《新生命月刊》提出：《中國社會到底是什麼社會？》此論即引起諸多學人的響應和論戰，論戰的焦點有三：一派認為“中國社會是半封建半資本主義”；一派認為“中國是商業資本主義”；以陶希聖為代表的“新生命派”則認為“中國封建制度已衰，封建勢力猶存，而中國社會的兩大階層是士大夫與農民”。

對於陶希聖史學的評價，1949年以前，人們大多持肯定的態度，如顧頡剛認為，在當時的歷史學者中，“研究社會經濟史最早的大師，是郭沫若和陶希聖先生，事實上也只有他們兩位最有成績”，而其中“陶希聖先生對於中國社會有極深刻地認識，他的學問很是廣博，他應用各種社會科學和政治經濟學的指示，來研究中國社會，所以成就很大”。

郭湛波的《近五十年中國思想史》同樣認為，“中國近日用新的科學方法——唯物史觀，來研究中國社會史，成績最著，影響最大，就算陶希聖先生了”，“陶氏在近五十年中國思想史之貢獻，就在他用唯物史觀的方法來研究‘中國社會史’影響頗大”。直至1949年10月，齊思和《近百年來中國史學的發展》一文仍認為，陶希聖“所主編的《食貨半月刊》更是一個最著名的社會經濟史雜誌”。此後，陶希聖的史學成就或不被人提及，有的只是反面形象。1978年中國社會改革開放後，陶希聖的史學成就逐漸被學術界重新評價，他早年提出“中國沒有經歷過奴隸社會”的主張，1979年由學友黃現璠再次提出。兩者不同之處在於：陶希聖提出“中國沒有經歷過奴隸社會”的主張僅僅針對漢族歷史而言，而黃現璠提出“中國沒有經歷過奴隸社會”的主張既針對漢族歷史而言，又針對少數民族歷史而言。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