覃宏裕

“無奴學派”是改革開放新時期在中國古代社會研究中共同主張中國歷史沒有經歷過奴隸社會的一個學者羣體，也簡稱為“無奴派” （這裏所言的“有奴”或“無奴”中的“奴”，一律指“奴隸社會”，而非指“奴隸”或“奴隸制”，特此説明）。它是相對於“有奴派”而言的。當學界人士一般將主張中國歷史“存在奴隸社會發展階段説”的學者歸為“有奴派”，將主張中國歷史“無奴隸社會説”的學者羣體歸為“無奴派”。普遍認為：當代“有奴派”領袖為郭沫若，代表學者為范文瀾、翦伯贊、呂振羽、侯外廬等人（即馬列主義新史學“五名家”）；而“無奴派”領袖為黃現璠，代表學者有張廣志、胡鍾達、沈長雲、晁福林等人（即‘無奴派’五名家）。中國學術界雖然沒有嚴格意義上的承上啓下學派，但在古史分期中論述中國古代社會有無奴隸社會的問題觀點相近、主張類同的學者，一般被視為同一“派”。

無奴派領袖黃現璠所撰寫《我國民族歷史沒有奴隸社會的探討》長篇論文（發表於1979年），據他自言：從構思到發表斷斷續續費時近40年。他最初與師友陶希聖教授觀點一致，主張“中國無奴隸社會説”，後來陶希聖教授改變了觀點，又主張中國“存在奴隸社會發展階段説”，他亦受影響。特別是他到日本留學後，常訪當時滯日學者郭沫若先生，受郭氏影響，他長期持有中國“存在奴隸社會發展階段説”，只是因為思考尚未成熟，研究尚未透徹，無意草率撰文公表，參與“社會史大論戰”。

1949年12月，他兼任廣西大學中文系主任，兼講《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史》一段時期，通過對歷史唯物主義的深入研究，始對當時馬列史學派領袖郭沫若一貫主張的中國“存在奴隸社會發展階段説”產生了疑問，自己原來的認識和觀點開始了動搖。基於治史“貴在求真”的原則，1954年9月他到北京出席全國人大一屆一次會議時，便帶着疑問拜訪了郭沫若先生，試圖進行探討，見面後郭氏對他説：“璠弟，我送您一本新版自著《奴隸制時代》（人民出版社，1954年4月第1版），回去仔細讀讀，我的主張過去無人駁倒，今後更無人能駁倒。”

黃現璠回桂後不看則罷，仔細讀來更是疑問重重，閲後第一想法即是重操舊業，精研馬列，進行挑戰。繼而託思於文，邊學邊寫，最終便有了《我國民族歷史沒有奴隸社會的探討》一文。

1978年夏，舊友費孝通教授和同鄉吳西將軍同時到桂專程至黃現璠自宅探望時，他將這篇學術論文交與他們，託他們回京後能推薦給京城的學術期刊發表。同時，他還寄給全國多家學術期刊，結果無一家學術雜誌敢於刊登，甚至連他所在學院的學術刊物主編讀後亦直言“寫得很好但不敢發表”。翌年2月經本學院副院長覃宏裕力排眾議甘願承擔責任力薦給本院學術刊物方得以揭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