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資本

文化資本的形成既是貨幣形式投資的結果，如通過各種培訓、教育和有關文化活動來建立正式規範、設計企業形象等，形成組織的主導觀念；又是非貨幣形式投資的結果，如領導風格、精力、時間和關注程度等，形成組織的日常觀念。文化資本直接影響到組織達成共識的難易程度、氣氛和凝聚力，而這些又成為影響組織的戰略制定與實施、組織結構正常運行及其有效性得以發揮的重要潛在因素。

按馬斯洛的需要層次理論，高層次的生活需求（社交、尊重、自我實現）事實上都是基於文化基礎的需求；文化，由於其獨特性，從而或者是一種稀缺資源，構成消費產品的生產要素，或者本身就是高層次需求的消費產品本身，這一“要素”性質與自然資源類似；同時，由於文化是長期歷史傳承的產物，每一次歷史中的創造過程在今天看來都是前人對人類的“投資”，它形成存量，即“文化資本”。

在傳統的經濟學中，很少將文化因素作為生產要素考慮到經濟發展的模型中，因為文化因素無論從其本質，還是從它對經濟發展的作用過程都存在一定的非理性。但社會學家卻對文化因素在經濟發展中的作用給出了新的解釋，如社會學家科爾曼(James Coleman)對文化因素的作用給出了經典的分析，認為文化因素對於如何有效地轉化勞動、資本、自然這些物質資源以服務於人類的需求和慾望具有重要的影響，可以將文化因素看成“文化資本或社會資本從古典經濟學的勞動、土地和資本，到新古典經濟學的企業家才能，“資本” 及其實形態的變化過程一直是經濟學研究的核心範疇。經濟學關注的資本始終是可以理性計算(rationalcalculation)並加以分析的物質資本和人力資本，而對於難以量化分析但對經濟運行和企業發展又確有重大影響的非經濟因素(制度、企業家精神、道德倫理、信任、意識形態等)，經濟學家卻理性而精明地採用“假設其他情況不變” 的方式將其排除在模型之外。而從社會學角度來看，這些非物質資本對企業以及整個國家的經濟發展具有重大影響。正如福山所言，文化因素和經濟生活是密不可分的，社會成員之間的信任是文化對經濟的影響途徑和表現形式，它會直接影響一個社會的經濟效率。而且，一個國家的福利以及它參與競爭的能力在很大的程度上也取決於一個國家普遍的文化特性，即社會本身的信任程度。因此，從能夠創造巨大的經濟價值的角度看，可以將文化因素視為一種“資本”，將文化因素納入經濟發展的模型之中。對於企業發展而言，文化作為一種資本的重要功能在於它是信息的載體，作為非正式約束來協調企業內外的人際關係。先進的文化和優秀的民族精神是企業保持長久競爭優勢的最深厚的根基和最豐富的滋養。

文化資本對企業發展的經濟意義主要體現在兩個方面：

一是效率功能， 優秀的文化價值能夠培養出誠信合作的、有進取心、有創新精神的員工；

二是成本功能，在同一文化環境中，人與人交往的交易成本會減少，經營風險會降低。文化資本的經濟效率是相對於不同層次而言的，就宏觀層次的國家經濟增長而言，文化資本的重要影響已被相對較多地探討過，而在微觀的企業發展層次上，則顯得相對薄弱。

從經濟發展的實踐來看，當代全球秩序的文化特徵日益顯著，不同文化之間的衝突與碰撞、揚棄與融合已是大勢所趨。我國已經加入WTO。企業正面臨着來自各方的挑戰，這種挑戰不僅僅限於純經濟方面，更深層次的挑戰來自於倫理文化領域。隨着全球經濟的一體化進程的加快，經濟的文化含量與文化的經濟價值有機滲透、交叉融合，已成為現代經濟發展的顯著特徵和必然趨勢。經濟和文化的整合而形成的經濟文化力已成為一種十分重要的經濟資源。可以這樣説，現代企業競爭的勝敗已不僅取決於價格、質量、規模。而主要決定於文化力的強弱。企業發展要藉助企業文化力，才能真正成為有競爭力的企業。“一流的企業做文化”，文化為企業塑造了獨特的形象，從而形成了強大的競爭優勢。文化底藴越深厚，個性愈鮮明，企業就越有生命力。

縱觀當今世界成功之企業， 其取勝之法寶就是擁有優秀的企業文化。300年曆史的同仁堂享譽華夏、世界聞名，這塊金字招牌的背後就是博大精深的中國儒家傳統文化的支撐。海爾集團迅速成長為中國家電第一品牌，靠的是建立優秀的企業文化。IBM對世界500強企業的調查研究表明，這些企業出類拔萃的關鍵是有優秀的企業文化，其先進的技術、完善的管理則根植於其優秀而獨特的企業文化。蘭德公司用20多年的時間，對500家世界大公司進行了跟蹤調查，最後發現，其中100年不衰的企業的一個共同特點是： 他們不再以追求利潤為惟一的目標，有超越利潤的社會目標。美國的約翰·科特教授(John Kotter) 與其研究小組， 用了11年的時間調查“企業文化對企業經營業績的影響”，結果表明：重視企業文化的公司的經營業績遠遠勝於那些不重視企業文化的公司。

現代企業是一個複雜的綜合體，企業發展過程也是一個複雜的、動態的因果關係網。企業的生存與發展，時時刻刻與環境相聯繫並相互影響。企業從環境中吸收能量、資源和信息，通過有目的地分配和調整，再輸出環境，形成環境與企業的組織系統。因此。研究企業的發展不能僅僅侷限於企業內部，還要從系統論的角度考慮企業發展外部環境的影響。

首先，企業內部的文化因素是企業發展的內核，企業內部包括物質文化、制度文化和精神文化在內的三個層次的文化要素，它們相互作用形成的企業文化力可以直接影響企業的發展，從而構成了企業的文化資本。而這三個層次的文化因素中，深層次的制度文化和精神文化又是其中最為重要的因素，這也是本文研究的重點。

其次，在現代企業理論看來，企業行為是所有企業成員及企業與企業之間博弈的結果，企業被認為是一種“關係契約” 的網絡，企業利益為“利益相關者” (stake—holders)按照正式或非正式的規則共同分享。企業經營理念的“最大化利益原則” 要考慮經濟效益(利潤最大化)、社會效益(企業的社會責任)和環境效益(人與環境的和諧)的統一。或者説，企業的發展受到人際關係的深刻影響，而不同的人際關係模式根植於不同的文化傳統的社會結構之中。

再者，“可持續發展” (Sustainable Develop—ment)的思想深入人心，它包含環境與發展和諧共生的內涵，由此我們提出了企業可持續發展的生態倫理觀(Ecological Ethics)。企業生態倫理從文化的角度來思考環境問題，它以價值理念的形式來影響企業發展。

在企業三個層次的文化中，企業制度文化是企業文化的主體組成部分，是企業文化的集中體現，反映和維繫着文化的物質層面、精神層面構成的整體。從這個意義上説。企業制度文化在企業文化的三個層次中發揮着決定性的作用。企業制度(enterprise system)在一個國家的微觀經濟結構中起着重要的主體作用。建立現代企業制度，或者説從傳統企業向現代企業的過渡，可以説是文化的過渡，觀念的過渡。要造就與市場經濟相適應的現代企業，必須與傳統的自然經濟、計劃觀念徹底決裂，必須對建立在自然經濟和計劃經濟基礎上的傳統文化理念進行堅決地改造，培育與市場經濟相適應的新型的公司制度文化。制度是形，文化是神，形神兼備是企業長壽的保障。具體來説，企業制度文化是企業文化的一個組成部分、一個子系統、一個層面，它是指在企業運行中已形成或正在形成的為所有f或大多數成員接受或共同享的制度意識形態及與之相適應的思維方式和行為準則。或者説，企業制度文化是企業文化的規則層面和秩序系統。它包括制度信念、制度倫理和制度價值觀等。其中，企業制度文化的核心是制度倫理。就企業制度文化的層次而言，可分為根本制度文化、具體制度文化和規章制度文化。主要包括企業領導體制、企業組織機構和企業管理制度三個方面。

在企業文化中，企業制度文化是人與物、人與制度的結合點，既是人的意識與觀念形成的反映，又是由一定物的形式所構成，即企業制度文化是企業物質文化和精神文化的中介。制度文化既是適應物質文化的固定形式，又是塑造精神文化的主要機制和載體。正是由於制度文化的這種中介的固定、傳遞功能，它對企業文化的建設具有重要作用。制度文化是企業文化的集中體現，反映和維繫着文化的物質層面、精神層面構成的整體。因此，從這個意義上説，企業制度文化在企業文化的三個層次中發揮着決定，陛的作用。

創新是企業發展的持久動力。企業的創新動力來源於企業家羣體的創新精神。企業家的創新意識和創新能力對於推動企業發展具有舉足輕重的作用。企業家的創新精神是企業家精神(en—trepreneurship) 的核心， 是影響企業經濟效益最重要的非經濟因素，是企業發展的動力源泉， 屬於高層次的企業文化範疇。企業家精神涵蓋了企業家能力， 同時又有着更多的內涵。從這個意義上説， 企業家精神是比企業家能力更加稀缺的資源，對企業發展作用也更大。企業家精神只有在一定的條件下才能被激發出來，其中制度安排是最重要的原因。

企業家及其創新行為在經濟組織中起着獨特而重要的作用， 主要在於他們對企業發展戰略和企業行為具有決定 陛影響。企業的創新活動直接促進了企業的發展，使得企業的生存能力大大增強，體現在企業內部新的生產組織方式帶來的資源配置能力的提高和企業對外部競爭環境變化的適應能力的提高。

具體地講，企業家的創新功能影響企業發展的途徑有：

第一，創新活動使企業能夠領先一步。不論是成本、技術或是組織體系方面的領先使企業成為行業中的領導者， 其後的競爭對手需要花費更多的時間和精力來追趕；

第二， 新的生產組織方式可以提高資源配置效率。知識、人力資本、信息技術等軟性生產要素在企業發展中的作用不可忽視，企業的生產組織形式從集權到分權、從U型到H型到M型組織結構。都是企業創新的結果，實現了對資源的更有效的整合；

第三， 創新使得企業的適應能力提高。創新並不僅僅是企業根本的、全面的革新，企業的適應性調整也是一種創新。調整後的企業能更適應競爭環境的要求， 有了一個更高的發展起點。為企業的後續發展鋪平了道路；

第四，創新造成產品的差異化，創造出出奇制勝的機會。創新使得企業的產品或服務與眾不同，這種差異化優勢是激烈的市場競爭條件下企業保持競爭優勢的重要來源，從而使企業在競爭中獲得主動。正如德魯克所説，“創新就是創造一種資源，創造一種新的市場。” 學者們還預言，大量新技術，尤其是信息技術進步為經濟增長提供了物質保證。而企業家精神的復甦則為經濟增長提供了精神準備和支持，企業家創新精神的復甦將在下個世紀創造更多的新企業，促進經濟的持續繁榮。

企業家的創新精神是創新能力和創新文化的集合。芮明傑認為，創新能力是企業所擁有的能夠不斷創新並使之成功的內在特質。企業的發展需要創新能力的支撐。創新文化是指一定的社會歷史條件下， 企業在創新及創新管理活動中所創造的、形成的具有本企業特色的創新精神財富及創新的物質財富的總和。它包括創新價值觀、創新準則、創新制度、創新的物質文化環境等內容。

近來的研究表明，企業所具有的競爭優勢與它所嵌入的社會關係網絡是相關聯的。良好的人際關係和高度的信任感是稀缺的經濟資源，對企業的經營能力和經濟效益有直接的提升作用，影響着企業發展的規模和速度。

一般地説， 可以將企業的人際資本劃分為內部的和外部的人際資本兩個部分。企業的內部人際資本指的是企業內部存在的、有利於推動企業成員信任與合作、促進企業各部門間的溝通與協調， 從而增強企業內部凝聚力的人際關係網絡。具體包括存在於員工之間的、員工與管理者之間的、管理者之間的和各部門之間的人際資本。企業的外部人際資本指的是企業外部存在的、有助於企業攝取各種稀缺資源的人際關係網絡。它包括企業的縱向聯繫(企業與上級領導機關、當地政府部門以及下屬企業、部門間的聯繫)和橫向聯繫(企業與其他企業、科研院所及高校、金融機構、中介組織等之間的聯繫)。

從內部來看， 在一定的技術水平條件下，企業效率的真正來源是員工的積極性、創造性的充分發揮，而企業成員間具有良好、密切、相互信任的人際關係，則必然有利於增強組織整體的凝聚力和“團隊精神”或“隊的忠誠”，從而普遍地提高組織成員在合作中的積極，陛。企業成員之間的忠誠信任關係提高了企業內部人員間相互熟悉和相互信任的程度，也即積累了人際資本，從而降低了後續交易中的交易成本。同時，簡化了企業的監督和激勵機制。降低了制度執行成本。保持企業員工的穩定，減少人事上的糾紛。這種約束力量還有助於提高企業內部員工的個人目標與企業整體目標的一致性， 克服“搭便車” 成為，解決委託代理成本，降低企業運行過程中的交易成本，提高企業的運行效率。

從外部來看，存在的各種良好的人際資本同樣也可以節約市場交易中的成本。廣泛的企業外部人際關係網絡可以發揮信息收集和傳遞功能。為企業獲取機會利益(它是指在不對稱信息條件下經濟主體利用相對信息優勢所提供的機會而獲得的經濟淨收益)提供有利條件，克服市場信息的不對稱所帶來的機會利益損失。在不對稱信息條件下，人際關係往往能夠提供一種信任機制。使經濟交易融入一些情感因素，為“關係網” 內成員間的合作、獲取更大的機會利益奠定了堅實的基礎。此外，企業外部人際關係資本有利於企業攝取參與競爭所需的各種稀缺資源和爭取更多的經營項目，如某個業主只需要掌握單一生產環節的加工技術，並通過人際關係網絡的支持，不必需要太多的資金就可以設廠創業。這就大大加速了小企業的形成和發展。熟人之間的交易也因相互之間的信任、長期合作而節省討價還價、契約制訂和執行費用。企業外部的人際資本對於市場交易費用的節約具有不可替代的功能。

總之、企業人際資本的存在有利於節約企業的內部交易成本和市場交易成本，從而促進企業運行效率的提高。

傳統的經濟理論認為， 企業對環境的社會責任，就是獲得最大化利潤，衡量企業發展的標準是經濟效益。環境惡化、資源短缺等全球性問題對傳統的經濟增長觀提出了挑戰。現代經濟理論則認為，企業的發展取決於經濟的、社會的、政治的和自然環境的諸種力量的平衡。不考慮資源和環境的保護，經濟增長和自由貿易是不會持久的；企業生產從濫用資源和排放廢物中得到好處而把壞處轉嫁給社會是不公平的。在企業經營環境發生根本性變化的情況下， 企業經營理念的“利潤最大化” 應轉變為“利益最大化”， 即企業經濟效益、社會效益和環境效益三者的統一。從生態倫理出發，企業發展要尊重生命和自然界，協調人與自然的關係，使企業經營符合生態環境保護，正確處理企業發展與生態倫理的關係。

企業的生存與發展。時時刻刻與環境相聯繫並相互影響。企業從環境中吸收能量、資源和信息，通過有目的的分配和調整，再輸出環境， 形成環境與企業的組織系統。恩格斯説過。勞動不是財富的源泉，勞動和自然界一起才是一切財富的源泉。自然界向勞動提供材料，而勞動則把材料變成財富。經濟增長、企業發展和環境保護相互影響，相互依賴。

因此，正確處理好企業與自然的關係，建立和諧的生態倫理。是促進社會和企業可持續性發展的要求，即在不損害社會利益、後代利益、生命和自然界利益的前提下，謀取企業利潤。積極改善和優化人、企業與自然的關係，建設良好的生態環境，從而能持續地取得物質和精神成果。進入工業化社會以來，全球性的資源危機與生態破壞等嚴峻的環境問題降低了人們的生活質量，威脅着人類的生存與發展。經濟和社會的可持續發展成為世界各國的共識： 經濟和社會的發展應做到物質利益、社會利益和生態利益的協調發展。這標誌着人類進入了既重視讓會經濟發展又重視生態環境保護的“綠色時代”。人們渴望消費安全衞生的產品，享受舒適温馨的服務，擁有清潔寬敞的工作環境，對隨意排放廢棄物、亂砍亂伐森林資源等各種破壞生態倫理的企業經營行為予以抵制和譴責，併到一定程度時採取法律的制裁措施。建立和諧的生態倫理還可促使人們重新審視過去經濟社會的發展模式，促使企業由粗放型經營轉變為集約型經營，在追求人與自然和諧的生態倫理關係中實現企業可持續性發展，永保企業的活力，維繫企業的競爭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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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資本（le capital culturel）是一種已被廣為接受的社會學概念，由皮耶·布迪厄首先提出。布迪厄和讓–克洛德·帕斯隆於《文化再製與社會再製》一書中首次使用到了此一名詞。在本書中，他試圖去説明法國在1960年代間教育支出的不同。之後經過了再次地闡述和發展之後，文化資本在《資本的形式（The Forms of Capital）》中被指為另一個形式的資本，並在《國家貴族（The State Nobility）》中被指為較高等的教育。對於布迪厄來説，資本在一個交易系統中扮演着一種社會關係，而且這一詞並延伸至指所有不論是物質性的或是象徵性的商品，那些商品是稀有的且在特定的社會組成之下是值得去追尋的。而文化資本即是指包含了可以賦予權力和地位的累積文化知識的一種社會關係。[1]

在《資本的形式》中，布迪厄區分出了三種類型的資本：

經濟資本：對經濟資源（錢、財物）的擁有。

社會資本：羣體上的資源、關係、影響與扶持的網絡。布迪厄定義社會資本為“擁有相識和認可等多少有些制度性關係的堅固網絡，這些實際或潛在資源的總和”。

文化資本：知識的類型、技能、教育、任何一種個人可以讓他自己在社會上獲得較高地位的優勢，包括他人對自己高度的期許。父母給與孩子們文化資本，可以把教育體系變成舒適且熟悉的地方而使他們易於成功的態度及知識。

稍後，布迪厄又在表中加入了象徵資本（個人在信用、名望和認可上有用的資源）。

文化資本包括三種子類型：內含的、具體的和制度的。

內含文化資本是指內含於個人的文化資本。.

具體文化資本是指如科學制置或藝術作品等物品。這些文化產品可以物理性地做為經濟資本被轉移（賣出），且“象徵性”地做為文化資本。然而，一個人雖然可以經由擁有一幅畫來得到具體文化資本，但若他有着相應類型的（因畫的轉買而可能或不會被轉移的）內含文化資本，他就可以只是“消費”這幅畫（瞭解其文化意涵）。

制度文化資本是指個人所持有的文化資本在制度上被認可，一般最常指的是學業證書或執照。這主要是在勞動市場裏被認知。它允許文化資本能較為簡易地被轉變成經濟資本，經由對成就在制度上的等級加以給定其金錢價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