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慶錫

道光十一年辛卯（1831年，朝鮮純祖三十一年）正月二十一日，吳慶錫生於朝鮮首都漢城（今韓國首爾）。他出身中人，地位在兩班貴族之下，在封建等級制度森嚴的朝鮮王朝時期，中人很難當上高官，一般從事譯官、醫官、畫員、吏胥等職業，吳慶錫的家族就是八代為譯官（加上他同樣考譯科的兒子吳世昌則為九代），他的父親吳膺賢更是一名出色的譯官，不僅在譯科考試高中榜眼，還做到了譯官中的最高官職正三品堂上譯官，並被授予知中樞府事的名譽官職。而且吳膺賢亦通過往來中國而大發其財，光是作為長子的吳慶錫所分到的財產，就有2000石和2棟房屋。 ^[1] 

吳慶錫子承父業，自幼致力於漢語翻譯，並師從另一名傑出譯官李尚迪，在李尚迪的影響下對金石學、書畫等產生興趣，並習得隸書和畫梅等特長。除了李尚迪以外，吳慶錫還非常推崇北學派學者樸齊家，不僅熟讀其著作，還把收集到的樸齊家的書畫掛在家中，因此吳慶錫的學問也深受樸齊家的影響。吳慶錫於道光二十六年（1846年，朝鮮憲宗十二年）譯科及第，開啓了三十餘年的譯官生涯。 ^[1] 

吳慶錫擔任譯官後，自咸豐三年（1853年，朝鮮哲宗四年）四月始至光緒元年（1875年，朝鮮高宗十二年），先後十三次隨朝貢使團往來與北京和漢城之間，累升至司譯院漢學堂上譯官、知中樞府事。在這13次中國之行中，吳慶錫目睹了中國社會和局勢在第二次鴉片戰爭前後所發生的重大變化，萌生了要求開放和改革的新思想，即後世所稱的“開化思想”。吳慶錫結交了60餘名中國的文人學士，其中著名的有張之洞、何秋濤、吳大澄、王懿榮、周壽昌、萬青藜、潘祖蔭等，通過與中國知識分子的交往，極大開拓了吳慶錫的眼界。他還在中國購得魏源的《海國圖志》、徐繼畲的《瀛寰志略》、合信的《博物新編》等“新書”，帶回朝鮮。 ^[1]  他的兒子吳世昌在多年後回憶道：

“我父吳慶錫是韓國的譯官，作為當時韓國派往中國的冬至使及其他使節的通譯，屢次往來於中國。滯留中國期間，見聞世界各國角逐之狀況，大有所感。後研究列國曆史與各國興亡史，深覺自國政治之腐敗與世界大勢之落後，認為將來某時必有悲劇之發生，大為慨嘆。是以其歸國之際，攜帶各種新書。……又多購入中國之名畫書幅而歸國。” ^[2] 

吳慶錫之所以能成為朝鮮的先覺者，首先是他深受北學思想影響，而他多達13次的中國之行中對內外形勢的見聞與產生的危機意識則起到了關鍵作用，特別是各種“新書”的購入無疑是新思想的催化劑。然而正所謂孤掌難鳴，他的新思想在朝鮮必須有人共鳴才能得到發揚，他的同志主要就是劉鴻基（劉大致）與樸珪壽二人。劉鴻基與吳慶錫同樣出身中人，是一名醫生，吳慶錫把自己在中國的見聞及帶來的“新書”都交代給他的摯友劉鴻基，並且共同鑽研新思想。吳慶錫又結交開明官僚樸珪壽，曾任同治十一年（1872年，高宗九年）樸珪壽出使中國時的首譯。他的家族保存了樸珪壽致他的信，在這封信中樸珪壽以朝鮮對正三品堂下官以下的人物所用的“惠人”來稱呼吳慶錫，並詢問其與中國人交友的情況。由於吳慶錫在同治八年（1869年，高宗六年）才升為正三品堂上官，可知至少在同治八年（1869年，高宗六年）時，吳慶錫就已和樸珪壽締結了親密的關係。 ^[1]  他們以《海國圖志》等“新書”為紐帶，共同促使新思想在朝鮮的土地上生根發芽，因而吳慶錫等三人被公認為開化思想的鼻祖。

自同治三年（1864年，高宗元年）至同治十二年（1873年，高宗十年）期間，朝鮮王朝由國王李熙（高宗）的生父興宣大院君李昰應統治。吳慶錫原本與大院君一度保持着相當不錯的關係，他曾代為轉達大院君給中國人的私信，可見他頗得大院君的信任，大院君執政時的多次外交任務也交與吳慶錫。 ^[1]  同治五年（1866年，高宗三年）秋，發生了法國舉入侵朝鮮的丙寅洋擾，大院君已經從清政府的諮文中瞭解到法國將要對朝鮮進行軍事行動，急忙派有豐富經驗、精通漢語的吳慶錫以齎諮官的身份前往中國蒐集情報。吳慶錫不辱使命，透過在中國廣泛的人脈關係，蒐集了大量有價值的情報，如法國與清朝總理衙門的往來公文、法國軍糧只夠支撐3個月、法國攻朝鮮軍費不足，不得不找商人借款等等，並提出了依據地勢抗拒法國的建議。 ^[3]  吳慶錫因此為朝鮮擊退法國立下汗馬功勞。但興宣大院君擊退法國後，並沒有抓住歷史機遇，對內改革，對外開放，相反變本加厲地強化封建制度，重申鎖國政策，這令吳慶錫非常失望。後來在同治十年（1871年，高宗八年）的辛未洋擾中，吳慶錫力主趁機打開國門，這又忤逆了大院君的意思，他將吳慶錫視為開港家，此後不管吳慶錫提出什麼建議，都不予採納，吳慶錫與大院君的關係也就漸漸疏遠乃至破裂了。 ^[4] 

吳慶錫和劉鴻基意識到在大院君把持下的朝廷中宣傳開化思想已經無望，便寄託在青年一代，以教育的形式來傳授新思想、新知識。他們二人頻頻嘆息朝鮮國運如風前燈火，想搞一場大變革。一天劉鴻基對吳慶錫説：“我邦之改革，如何方得成就耶？”吳慶錫回答説：“先求同志於北村（漢城的兩班貴族聚居區）之兩班子弟中，以起革新之運氣也。” ^[2]  他們在漢城的北村招收門徒，多為青年兩班子弟，到同治八年（1869年，高宗六年），樸珪壽任漢城府判尹，三人同時在北村講學，開化思想就這樣如火如荼地傳播開來，金玉均、洪英植、徐載弼、徐光範等後來著名的開化黨人士都曾在吳慶錫等人的門下接受啓蒙。到同治十三年（1874年，高宗十一年），開化黨作為一個政治派別已經基本形成，逐步登上朝鮮的歷史舞台。

光緒元年（1875年，高宗十二年），日本大舉入侵朝鮮，製造了“雲揚號事件”。朝鮮朝野震動，議論不休。次年初，日本使臣黑田清隆和井上馨到達朝鮮，逼朝鮮簽訂通商條約，在朝鮮國內引發了軒然大波。吳慶錫被任命為問情官，隨接見大官申櫶一行前往江華島，參加同日本的談判。大部分人主張抗擊日本侵略，但吳慶錫認為這是開放的大好時機，與朝中的樸珪壽相唱和，促使朝廷同意日本的要求，打開門户。吳慶錫在江華島目睹了日本的強大武力，認為朝鮮根本無法長期對抗，而且對外開放是世界大勢所趨，理應順應歷史潮流，開放朝鮮的門户。

吳慶錫在與日本官員宮本小一與森山茂等人的幾次談話中，披瀝自己歷來的開放主張，強烈要求朝鮮與日本通商修好，甚至暗示日本對朝鮮進行武力威脅以求開國，他還明確把矛頭對準大院君，指出大院君為頑固的魁首、開放的障礙，並強調“此時事或不成（指談判失敗），一朝院君復得政權，必大動干戈，多殺生靈，豈不極可悶乎？望須今般竣事，切勿空返，以救我八道人民” ^[5]  ，可見其要求打開國門的迫切心態。當時執政的是閔妃外戚集團，其骨幹李最應、閔奎鎬等人本身就主張對外妥協，又對大院君極其防範，吳慶錫的主張正中其下懷。史載“（眾臣）皆欲從大院君之議，惟樸珪壽及譯官吳慶錫能知時務，力爭不可從大院君之議，故議七日而不決。樸、吳二氏恐事不諧，乃誘説閔奎鎬及李最應奏於上及中宮以不可不與日本修和之利害，上與中宮然之，乃允其奏”。 ^[6]  就這樣，吳、樸等奔走於前，李、閔等決策於後，不顧大多數人的反對，同日本締結了《日朝修好條規》，後世稱為《江華條約》，終於打開了“隱士之國”——朝鮮的門户。吳慶錫的夙願也終於達成了。

在與日本人會談期間，吳慶錫親身體驗到了一個新興資本主義國家的實力。他在瞭解到日本明治維新後欣欣向榮的景象後，感嘆“這才稱的上是人間生活的世界啊！”並表達了期待朝鮮也能富強的夢想。他還問道：“吾如提挈家族，前往貴國，可善入乎？”日方回答説：“欣然相迎。”兩人輾轉一笑。 ^[7]  隨後吳慶錫也對金玉均建議説有機會一定要去日本看看。 ^[8]  可見吳慶錫內心已經懷有以日本為榜樣改造朝鮮的藍圖。不幸的是，就在《江華條約》簽訂不久後的光緒二年（1876年，高宗十三年）四月，吳慶錫因中風而半身不遂，此後便卧在病榻上，並鑽研起佛教。 ^[1]  光緒五年（1879年，高宗十六年）八月二十二日，吳慶錫去世，享年四十九歲。

據記載，開化黨人曾在戊寅年（1878年）商討過一次改革計劃，而這次改革計劃卻因一名重要人物的去世而流產 ^[9]  ，此人物很有可能就是吳慶錫。儘管吳慶錫過早離開人世，但他和劉鴻基、樸珪壽等早期開化派所培養的金玉均、樸泳孝、洪英植、徐光範、徐載弼、俞吉濬等青年才俊，卻很快就活躍於朝鮮歷史的舞台中央，將開化思想廣泛宣傳並付諸實踐，對朝鮮社會的發展產生深遠的影響。吳慶錫對朝鮮近代化的篳路藍縷之功，也是不容埋沒的。

吳慶錫在書畫和金石研究方面成就較高，尤工於隸書和篆刻。他的遺著有《三韓金石錄》、《三韓訪碑錄》、《天竹齋札錄》、《洋擾記錄》等。

吳慶錫之子吳世昌（1864年—1953年）與其父一樣，也是一名漢語譯官和書畫家，在吳慶錫去世前不久的光緒五年（1879年，高宗十六年）閏三月譯科及第。後來成長為韓國獨立運動家，在大正八年（1919年，純宗十二年）三一運動時是發表《己未獨立宣言》的33名朝鮮民族代表之一。後在朝鮮戰爭尚未結束的1953年4月去世於避難地大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