樸珪壽

樸珪壽出身名門潘南樸氏，他的祖父樸趾源是朝鮮實學思想巨匠，也是北學派的代表者之一，留下了被譽為“實學全書”的《熱河日記》。這種深厚的家學淵源對樸珪壽後來的思想奠定了基礎。嘉慶十二年丁卯（1807年，朝鮮純祖七年）九月二十七日，樸珪壽出生於朝鮮首都漢城（今韓國首爾），他出生時，祖父樸趾源已經去世兩年，家境也已沒落，因此生活較為拮据，但樸珪壽從小就在書香門第的薰陶下研讀儒家經典，“文理透悟，日誦千言，十四、五（歲）文詞大進”。 ^[1]  道光五年（1825年），孝明世子李旲在出巡時偶然臨幸樸珪壽家，樸珪壽“倉猝被引見，端拱肅敬，應對詳明。命讀書寫字，大加獎詡”，至此樸珪壽被這“曠古罕有”的知遇之恩所感動，孝明世子也與他結為布衣之交，此事遂傳為一段佳話。 ^{[1]  [2]} 

然而，僅僅過了五年，孝明世子就去世了，樸珪壽“哀毀屢日，如不欲生……自是廢舉，以書史自娛，家貧借書一讀，終身不忘”。 ^[1]  他開始隱居，專心鑽研各種書籍，他的一句詩反映了當時的心境：“冷眼看時務，虛心讀古書”。 ^[3]  樸珪壽自己也開始進行著述，完成了《尚古圖説》、《居家雜服考》等，這些書都體現了他對家傳的實學思想的繼承。樸珪壽蟄居十八年之後，終於在道光二十八年（1848年，朝鮮憲宗十四年）參加科舉考試，獲增廣文科丙科及第，正式步入政界。其後歷任兵曹佐郎、龍崗縣令、扶安縣監、司憲府持平、弘文館修撰、慶尚左道按廉使、同副承旨、谷山府使等官職。咸豐十一年（1861年，朝鮮哲宗十二年）被任命為陳奏副使前往中國承德避暑山莊去朝拜和慰問躲避英法聯軍的清朝咸豐帝。同治元年（1862年），朝鮮南部爆發大規模的農民起義，即“壬戌民亂”，樸珪壽被任命為按核使，前往鎮壓起義。樸珪壽到任後並沒有先大力懲治“亂民”，而是曉諭民眾，然後查辦貪官污吏，妥善地解決了動亂。透過這十多年的從政經歷，樸珪壽深刻體會到了朝鮮的社會矛盾，同時又迫切感受到朝鮮所面臨的外部危機，極大促進了他的進步思想的形成。

同治二年（1863年）十二月，朝鮮哲宗病逝，孝明世子之妃神貞王后趙氏（趙大妃）擁立王族興宣君李昰應之子李熙為國王，是為朝鮮高宗。興宣君成為興宣大院君並開始攝政，而趙大妃也在高宗即位的頭三年垂簾聽政。由於樸珪壽早年與趙大妃之夫孝明世子肝膽相照的友誼，因此趙大妃聽政後便提拔樸珪壽，並毫不諱言與他的親分。 ^[4]  樸珪壽也對趙大妃十分感激，他在同治三年（1864年）任科舉主考官時以“撤金蓮燭送蘇學士歸院”出題，以中國北宋時期蘇軾和宣仁太后故事隱喻自己和神貞王后。 ^[5]  其後樸珪壽由出任日講官，負責高宗國王的經筵和教育，相當於國王的老師。 ^[6]  高宗還沒即位時，就在他父親李昰應那裏聽説過樸珪壽，並對其相當崇拜，趙大妃曾説：“主上素以都令（都承旨樸珪壽）為難，日前勸講聞都令之登筵，主上憂之曰：‘都承旨樸珪壽將入來矣，予不能習熟誦讀如此，豈非可愧之甚乎？’主上知都令之有文學，似於潛邸時，聞大院君稱道而知之矣。” ^[7]  這個因緣也為樸珪壽後來受高宗重用做了鋪墊。

高宗即位後，樸珪壽歷任吏曹參判、弘文館提學、司憲府大司憲、漢城府判尹、工曹、禮曹判書、藝文館提學等職，同治五年（1866年）二月被外放為平安道觀察使。同年七月，在其轄下發生“舍門將軍號事件”，美國武裝商船舍門將軍號駛入朝鮮平壤的大同江面上，強制要求朝鮮與之通商。樸珪壽採取火攻戰術，指揮平壤軍民將舍門將軍號擊沉，朝廷大喜，命樸珪壽“特為加資” ^[8]  ，而他也得到了以“閉關鎖國”標榜的攝政興宣大院君的賞識。三年後調回中央，拜刑曹判書。同治十一年（1872年）被任命為謝恩正使再度出使中國，祝賀清朝同治帝大婚及親政，其後歸任刑曹判書。

樸珪壽一生出使過中國兩次，而這兩次“燕行”的經歷對其思想的形成有着至關重要的影響。樸珪壽一直都想來中國看看，他曾賦詩道：“半世方冊裏，夢想帝王州” ^[9]  ，表達了他來華的夙願。樸珪壽第一次出使中國是在咸豐十一年（1861年，朝鮮哲宗十二年），當時朝鮮的宗主國清朝在第二次鴉片戰爭中被擊敗，咸豐帝（清文宗）倉皇出逃承德避暑山莊，英法聯軍火燒北京圓明園，消息傳到朝鮮，引起了朝鮮朝野的巨大恐慌。為問安皇帝及探聽進一步的情報，朝鮮哲宗任命趙徽林為問安正使，樸珪壽為問安副使，申轍求為書狀官，前往中國慰問咸豐皇帝。由於當時的中國內有太平天國起義，外有英法聯軍入侵，因而這次出使被一般朝鮮士大夫視為畏途，異常兇險，但樸珪壽不以為然，他在餞別時作詩：“平生夢想帝王州，蹩躠中堂空流羨。三輔黃圖眼森森，意中轣轆車輪轉。今朝出門真快活，舞驂周道平如輾。諸公端合為我賀，胡為離愁眉頭現？” ^[10]  並在咸豐十一年（1861年）正月十八日踏上了前往中國的道路。

由於咸豐帝生病，樸珪壽一行並沒有去承德，而是滯留在北京遙拜而已。樸珪壽在第一次“燕行”的五個月時間中，不僅完成了使命，也結交了八十多名中國文人學士，與其酬唱詩歌，往來書信，即使回朝鮮後也長期保持聯繫，其中以董文煥、馮志沂、沈秉成、王軒等人關係最深，並受到他們崇尚顧炎武“經世致用”之學的影響。樸珪壽在北京與董文煥等人蔘與了顧炎武祠的春祭，其後他們在慈仁寺禪房飲酒作詩，研討學問，樸珪壽形容當時的情形説：“蓋俯仰感慨，而樂亦不可勝也”。回國三年後他還根據追憶的當時情形命畫匠繪製《顧祠飲福圖》，足見中國文士留給樸珪壽的印象之深刻。 ^[11]  除此之外，樸珪壽還在這次“燕行”的過程中還改變了西洋的認識，他在回國後對朝廷的報告中明確指出：“洋夷其志不在土地，專主通其商、行其教而已” ^[12]  ，並知道西洋勢力是不可能一時半刻退去的，為其進一步主張開放通商奠定了基礎。

到了同治十一年（1872年，朝鮮高宗九年），樸珪壽以進賀兼謝恩正使的名義，第二次受命出使中國，祝賀清朝同治帝（清穆宗）大婚，他在臨行前給弟弟樸瑄壽的信中寫道：“今行不以遊覽為事，只欲結識中原名士”。 ^[13]  他這次“燕行”中結交了彭玉麟、崇實、萬青藜、吳大澄等清廷文武官員，其中與萬青藜結拜為兄弟，又從吳大澄那裏得到了《曾文正文鈔》，對曾國藩佩服得五體投地，稱：“景仰欽佩，恨不得及門於在世之日。以盡天下之觀也，文章勳業，學術經濟，兼全備具。求之前代，未有盛焉。蓋天於聖代，生此偉人，為儒者吐氣耳”。 ^[14]  朝鮮使臣從未結交過清朝武將，而樸珪壽卻打破這一空白，積極與滿洲將軍崇實交往，原因是崇實之弟崇厚剛從西洋回來，樸珪壽希望透過崇實來了解西洋情況，説明他已具有比較敏鋭的國際視野。 ^[13]  同時，樸珪壽在這次出使的過程中深深為清朝如火如荼進行的洋務運動所感動，他在回國後對高宗説中國因“仿造洋炮”“仿造火輪船”而使洋人失利。 ^[15]  他對大院君也説：“火輪船者，目今四海各國之通用者，而中國亦處處用之，江海通行商舶漕運，皆取便利。” ^[16]  對“同治中興”表示讚賞。

通過兩次“燕行”，樸珪壽透過觀察中國狀況、結交中國名士，大大開闊了眼界，從另一方面促成其思想的轉變，對樸珪壽後來形成對外開放、引進西洋文物的主張產生了關鍵性的影響。

樸珪壽從平安道調回中央後，成為大院君政權的核心人物。在丙寅洋擾和辛未洋擾相繼發生、朝鮮全國處在“斥和攘夷”的高潮的狀況下，深知世界大勢的樸珪壽卻在內心主張對外開放。早在咸豐十一年（1861年），他就認識到現下正處在一個“天下一家，四海會同之世” ^[17]  ，到同治十年（1871年）美國侵略朝鮮的“辛未洋擾”爆發之時，樸珪壽作為藝文館提學代表大院君政權向宗主國清朝草擬了一篇諮文，向清廷報告此事，並表達了堅決反對門户開放的主張。但樸珪壽真實的想法恰恰相反。按照他的弟子金允植的説法，樸珪壽在當時主張利用美軍來朝鮮的機會同美國建交通商，打開國門，以免除朝鮮的“孤立之患”。 ^[18]  但是朝鮮的當政者興宣大院君卻一味堅持閉關鎖國的路線，豎立“斥和碑”，“舉國譁然皆以斥和為高”，金允植指出：“國人初見所未聞之洋人，萬目睢盱，疑雲滿腹，此際若開口談親仁善鄰之道，能免納寇賣國之罪乎？”所以“先生雖主文柄，不能獨立己見……至如閉門卻好，非先生之意也”。 ^[18] 

因此，在大院君當政的狀況下，樸珪壽根本無法實現自己的主張，便淡出政界，致力於培養後進。從同治八年（1869年）樸珪壽調回漢城以後，他就開始在漢城北村講學，向一批青年兩班子弟講授樸趾源《燕巖集》等朝鮮實學著作和《海國圖志》、《瀛寰志略》等從中國傳來的新書，傳播進步思想。在他親自栽培之下，金玉均、樸泳孝、洪英植、金允植、俞吉濬等一大批青年政治家成長起來，並走上朝鮮政治舞台的中心，為朝鮮的開化事業奮鬥。而他與吳慶錫、劉鴻基等人同時在北村講學，也極大促進了開化思想的形成與傳播。正如多年後樸泳孝所回憶的那樣：“新思想來源於我親戚樸珪壽家的舍廊房中，金玉均、洪英植、徐光範以及我伯兄樸泳教經常會聚在齋洞的樸珪壽家”。 ^[19]  所以，樸珪壽被認為是開化思想和開化黨的鼻祖之一。

同治十二年（1873年）十一月，大院君倒台，朝鮮高宗親政。由王妃閔妃把持的新政權全面推翻大院君的政策，標榜對外開放，因此樸珪壽獲得了高宗和閔妃的重用。是年十二月二日，樸珪壽拜相，被任命為右議政。 ^[20]  樸珪壽上台後，便開始積極推動朝鮮的對外開放。當時日本自明治維新後便一直向朝鮮遞交國書，企圖與朝鮮建交通商，但大院君政權以書契不合格式及含“皇”、“敕”等違禁用語為由拒絕接受，相持達數年之久。大院君倒台後，樸珪壽力主接受日本國書，與日本建交通商。頑固的大院君向其質問，他答覆説：“大凡人之有書，本是和好過去之地，忽地拒而不受，積有年所。彼之愠怒，必然之勢。況分明聞知其與洋一片，而何故又失和好，添一敵國耶？” ^[16]  並認為：“強弱不繫於書契之受與不受，而足為彼之執言以作兵名矣。大凡強弱之勢，只在於事理之曲直而已。我之處事接人，有禮而理直，則雖弱而必強；我之處事接人，無禮而理曲，則雖強而必弱。今若於書契之改修而來也，又復斥而不受，則彼必以為吾則至矣盡矣，而何其侮辱之至此耶？此豈非自我激變之事乎？” ^[16]  對於日本自稱天皇、令作為中國屬國的朝鮮無法接受之事，樸珪壽則向高宗指出：“其國之稱皇，蓋自周平王之世，今既數千餘年矣。彼書從其本國稱，亦其臣子之不得不然者，則在聖度包容之如何而已。” ^[21]  主張朝鮮應立即接受日本國書，以免給日本以挑釁的藉口。

但值得注意的是，樸珪壽主張對日修好，接受國書，並非是無條件的，而是建立在自主平等的基礎上的。他對於日本的野心也頗為警惕和關注。樸珪壽曾在同治十三年（1874年）寫信給中國朋友萬青藜，請求中國詰責日本侵犯朝鮮的圖謀。 ^[22]  而他亦曾表示：“若到彼之發一炮聲以後，則雖欲受書，其為辱國，更無餘地，其日則斷無受書之道矣。” ^[16]  由於朝鮮內部派系鬥爭激烈，樸珪壽關於即時主動接受日本國書的主張沒有得到採納，他自己也因與領議政李裕元的不合而辭去右議政職位，改任閒職判中樞府事。 ^[23]  而日本則在光緒元年（1875年）八月製造“雲揚號事件”，並以此為藉口強迫朝鮮締結條約，打開國門，這是樸珪壽最不願意看到的局面。他痛心疾首地表示：“日本稱以修好，而帶來兵船，其情叵測矣。既雲修好之使，則未可自我先攻，而如其有意外之事，則不可不用兵矣。第念三千里封疆，如果宜內修外攘之方，致國富兵強之效，則蕞爾島國，豈敢來窺畿甸，恣行恐嚇，乃至於此乎？誠不勝憤惋之極矣！” ^[24]  但是他認為對外開放是大勢所趨，無法阻擋，仍然支持同日本修好。光緒二年（1876年）二月二日，日本和朝鮮簽訂了《江華條約》，朝鮮從此打開了國門。

《江華條約》簽訂後不久，朝鮮就派出了以金綺秀為首的修信使團，樸珪壽曾寄信給金綺秀表達他想前往日本遊覽的願望。 ^[25]  而樸珪壽一直主張對日修好也使他受到普遍排日的朝鮮人民的憎惡，史載《江華條約》簽訂後“物議喧騰，罵珪壽為誤國，北村人至以為欲討講和之罪，當剖珪壽之棺，蓋未幾珪壽卒也”。 ^[26]  光緒二年十二月二十七日（1877年2月9日），樸珪壽病卒，諡號“文翼”。

樸珪壽是朝鮮歷史上一名傑出的思想家。他的思想起到承前啓後的作用，是第一位將實學派中的北學思想嫁接到具有近代性質的開化思想的思想家。他的思想繼承了乃祖樸趾源的實學思想，同時又受到中國顧炎武的影響，提倡“經世致用”、“利用厚生”，強調“凡所謂學者，皆實事也”。 ^[27]  因此他在金石、考據、雜服、儀器等方面頗有造詣。他還批判朝鮮的兩班門閥制度，説：“稍有地閥者，輒稱兩班兩班，此為最堪羞恥之説，最無識之口也。” ^[13]  他還認為“士者生人之大本”，因而農、工、商都是由士演變而來，所以“業之不同，道無殊別”，士農工商都是平等的 ^[28]  ，這已表現了一定的反封建意識。此外樸珪壽還建議：“民間貨路，流通無滯，然後公家需用，漸有灌輸之道矣，如欲貨路之流通，莫如任其自然。” ^[29]  初步提出了發展商業的主張。

樸珪壽的思想最具有進步性和近代性的，也是最具有閃光點的，是他的外交思想。他的外交思想主要表現為兩個方面，一是開放通商的思想，二是脱華自主的思想。樸珪壽早期的西洋觀與其他朝鮮人並無根本區別，都認為西洋是蠻夷禽獸，這從他在19世紀四五十年代的著作《闢衞新編評語》（為尹宗儀的著作《闢衞新編》寫的書評）和《地勢儀銘並序》（為自己親手製作的地球儀寫的説明書）中看出。他在文章中強烈批判洋教，視之為“邪教”，並指出“無論回教洋教，彼以潛播，其教於他國，誘惑民志，改易趨向，然後襲取之”，認為西方通過傳教的方式，最終目的是吞併土地。 ^[30]  他還認為西洋如果不通中國的話，其科技文明是無法發展的。 ^[31]  因此他並未畏懼西洋，而是對中國文化充滿信心，認為西洋人終會“反羨中國之文教”。 ^[30]  但是經過他“燕行”以後，一改對西洋的認識和態度，指出：“洋夷其志不在土地，專主通其商、行其教而已”。 ^[12]  此後，他的觀念逐漸轉變，開始積極主張同歐美列強建交通商。他雖然在同治五年（1866年）在舍門將軍號事件中成功擊沉美國商船，但他卻説在自己在平安道觀察使任內“既無素抱可展，空費歲月於簿書叢裏” ^[32]  ，可見他自我對此事評價不高，並不引以為功績。而樸珪壽內心對美國尤其有好感，他在給美國的照會中説：“貴國俗尚禮讓，為合省名邦，中國之所知也”。 ^[33]  他在辛未洋擾時對門人説：“顧今宇內情形日變，東西諸強並峙，與曩日春秋列國之時相同，會盟征伐，將不勝其紛紜矣。我國雖小，處東洋之紐樞，如鄭國之在晉楚之間，內治外交不失機宜，則猶可自保。不然則昧弱先亡，天之道也，又誰咎焉？吾聞美國在地球諸國中最號公平，善排難解紛，且富甲六洲，無啓疆之慾。彼雖無言，我當先事結交締固盟約，庶免孤立之患。乃反推而卻之，豈謀國之道乎？” ^[18]  可見到19世紀70年代的樸珪壽已經成為一個堅定的開國論者。他當上右議政以後積極謀求接受日本國書、與日本建交，便是他開放通商的夙願的實現過程。

樸珪壽另一方面的進步外交思想是脱華自主思想。朝鮮是中國的屬國，樸珪壽開始也是一位事大主義者，認為依附中國是天經地義之事。他不僅“平生夢想帝王州” ^[10]  ，還衷心希望“中國有道，四夷稽首，歸我同文，來者斯受”。 ^[31]  然而他真正來到夢寐以求的中華大地以後，卻注意到了西洋人的“恣行其志”連中國人都“莫敢誰何”，同時也看到中國“士氣沮喪，民心渙散……朝綱漸益解弛，軍律專事玩愒，顧其時勢，則若不保朝夕” ^[12]  的衰敗景象，因此樸珪壽在“燕行”過程中隨着對西洋認識發生轉變，對中國的態度也悄然發生變化。儘管他在“燕行”過程中結識大量中國友人，也對中國的洋務運動表示讚賞，但其內心“脱華自主”的思想卻在不斷形成之中。比如他對中國人稱朝鮮為“禮義之邦”表示非常反感，他寫道：“……輒稱禮義之邦，此説吾本陋之。天下萬古，安有為國而無禮義者哉？是不過中國人嘉其夷狄中乃有此而嘉賞之曰禮義之邦也，此本可羞可恥之語也，不足自豪於天下也”。 ^[13]  到晚年，樸珪壽的這種脱華自主的思想表現得更為明顯，據説樸珪壽有一次拿出自己早年製作的地球儀，一邊轉動地球儀一邊向金玉均等弟子説：“今日中國在何方？轉至彼處則美國變為中國，轉至此處則朝鮮變為中國，只要繼續轉動，任何轉至中央的國家都可變為中國，豈能另有什麼所謂的中國。” ^[34] 

樸珪壽的上述思想盡管很多已超出實學範疇，具有鮮明的進步性質，然而並沒有成熟，也沒有提出明確的改革主張。但是，這些思想都是後來朝鮮開化思想的雛形和基礎，對朝鮮開化黨人的思想產生了巨大影響，後來朝鮮成熟的開化思想很大程度上是由樸珪壽的思想發展而來。因此樸珪壽可以説是朝鮮開化思想和開化派的鼻祖。

樸珪壽的主要著作有《瓛齋集》、《瓛齋繡啓》、《居家雜服考》等，被收入“韓國學文獻研究所”編的《樸珪壽全集》（上下二冊，亞細亞文化社，1978年）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