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學

明朝滅亡後，明朝仍然被朝鮮視為“君父”之邦，是繼承周、漢、唐、宋的正統中華王朝。朝鮮的兩班知識分子在清朝統一中國後，依然仰慕漢族王朝，將滿清蔑視為一無是處的夷狄，這種理念被稱為“尊周大義“，是受到朝鮮孝宗以來歷代國王所提倡的正統意識形態。 ^[2] 

但是隨着清朝的國力日益強盛，明朝滅亡100年後，“胡無百年之運”的迷信被打破，朝鮮王朝學界出現了對清朝敞開心扉、吸收其文化的新思潮。這種主張誕生於來華朝貢的燕行使團隨員中，他們親眼目睹了清朝遠超朝鮮的先進文化和器物，使其原來被灌輸於腦海的“尊周大義”受到衝擊。回國後就發展出“北學”思潮，響應的知識分子逐漸增多。 ^[2] 

這些朝鮮知識分子的邏輯是，滿清固然出自夷狄，但是他們所擁有的文化和器物是明朝傳承下來的“中華文物”，因此朝鮮吸收清朝文化沒有任何問題。另外，清朝除了學術比朝鮮強，還擁有比朝鮮先進得多的器物，為了提高朝鮮的國力，“利用厚生”，必須向清朝學習，是一種現實主義的理論。尤其是過去的朝鮮實學思想大多集中於土地分配等傳統改革上，而主張“北學”的人則進一步提出了通過提高技術來增加生產力和通過鼓勵工商業來創造國家財富等新思路的改革方案。 ^[2] 

從他們的屬性來看，在政治方面，大部分出身居住在漢城和京畿地區的洛論系老論；在思想方面，大部分支持“人物性同論”（人類和動植物本性相同），傾向於主氣論。其中也有人依然強調“尊周大義”，或者排斥西學，但大部分人都擺脱了這種傳統思維，將清朝文物視為新的中華文物，並採取積極接受西方科學技術的姿態。 ^[2] 

這些人被現代歷史學家以“北學派”的名義歸納在一起。主要的“北學派”人物有洪大容、樸趾源、樸齊家、李德懋、柳得恭、徐命膺、洪良浩、成海應、金正喜、丁若鏞等，其中，最能體現“北學”特性的學者是洪大容、樸趾源、樸齊家三人。洪大容通過訪問北京，不僅與清朝學者交流，還與居住在清朝的西洋學者見面，接觸了多種思想，特別是接受了西方科學技術和天文學，回國後提出了地轉説，並提出“華夷一也”的觀點，將中華相對化，為朝鮮人的世界觀和中華觀的改變提供了線索。《醫山問答》是瞭解他的思想的代表性著作。樸趾源通過《熱河日記》充分展現了自己的“北學”思想。樸齊家向國王正祖呈上《北學議》，強調通過開發農業技術來增加農業生產力、通過鼓勵海外通商來增加國家財富、引進日常生活所需的技術，形成了朝鮮王朝後期“北學”思潮的高潮。 ^[2] 

當時的國王正祖李祘也不像前代國王那樣慨嘆中原無“河清之報”——意指黃河之水尚未變清，中原仍由夷狄統治。正祖所關心的是清朝的城郭濠池、市肆、漕運制度，以及《四庫全書》等文化編撰事業。而他最關心的是“利用厚生”之制，即如何利用技術，使民眾富裕起來。“北學派”人物洪良浩於1783年3月從北京回國後，告訴正祖北京和瀋陽一帶使用水車灌溉的情況。正祖當即命令工匠造出10輛，分送朝鮮各地推行。不久洪良浩再次上書，系統介紹了清朝的車制、磚窯燒製、驢羊畜牧等，正祖也都悉心學習。得益於正祖對清朝文物制度和先進技術的開放態度，“北學運動”在18世紀後期的朝鮮蓬勃興起。 ^[1] 

18世紀後期曇花一現的北學思潮沒能延續到19世紀就衰落了。直接原因是正祖死後政治環境發生了劇變，但更本質的原因是18世紀後期朝鮮學界的主流仍然傾向於“尊周大義”和小中華思想，而洪大容、樸趾源、樸齊家等學者一直屬於邊緣人物。因此，19世紀的“北學派”人物不再像洪大容、樸趾源、樸齊家那樣提出現實性的改革方案和積極吸收清朝文化，而是以考證學為中心強調哲學思維，遠離現實問題。有觀點認為，“北學”是朝鮮近代開化思想的源流之一，但也有學者對此提出了批判性的見解，認為“北學”和開化思想並無傳承關係。 ^[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