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治中興

所謂的“同治中興”主要有兩大表現，一是鎮壓了全國各大農民起義，二是興辦洋務運動，一定程度上抵制了西方列強的入侵。在咸豐年間，全國性的農民起義爆發，南方有太平天國運動，北方有捻軍起義，西北有回亂，西南有苗亂，整個帝國風雨飄搖。

自然修補內部的政治秩序。基於封建統治者利益，部分儒生與農民在官僚帶領下，收編武裝力量，試圖剿滅太平天國的叛亂。

對內亂後的經濟調整。降低農村賦税，鼓勵耕作及發放糧種，安撫人民的反抗情緒。

大興科舉，增加考試取錄名額以籠絡人才，防止類似太平天國的出現，籠絡更多人才維護清廷統治，客觀上造成近代中國人思想進一步腐化。

辦洋務，主要在外交方面，與外國列強謀求共同合作。

中興的主持大臣主要是奕訢、曾國藩、左宗棠、李鴻章和胡林翼。他們在鎮壓反抗人民和平定社會動亂方面發揮了很大效果，同時亦成為了之後洋務運動的重要官員。

錢穆《國史大綱》有提："曾氏同治元年五月七日日記，詳論洋務，謂：“欲求自強之道，總以修政事、求賢才為急務，以學作炸炮、學造輪舟等具為下手工夫”云云。" ^[2] 

一種觀點認為，同治中興是促進中國近代歷史進步的一個階段，主要體現洋務運動上，當時大興洋務，先提出“自強”，後標榜“求富”，創辦了一系列近代企業，包括福州船政局、江南製造總局、開平煤礦等，這客觀上刺激了資本主義的發展，洋務運動過後的“實業救國”思潮不能説與這段時期沒有關係。同時，洋務運動中的近代企業雖然管理不屬於規範的資本主義經營方式，但是也從某些方面刺激了中國無產階級的出現。斯塔夫裏阿諾斯教授認為，當時的外國人（外國殖民者）對中國興起的這股潮流感到吃驚、害怕和敬佩，甚至有人認為“中國的大小官員全部行動起來了”。

一種觀點認為“同治中興”，實際上是慈禧太后和恭親王奕訢的自我吹捧。太平天國之後，清政府收拾戰亂之後的爛攤子，因為富庶的江南十幾年不能正常交税更顯得困窘，恭親王等引進國外技術，希望用西方技術和企業挽救清王朝，在李鴻章、張之洞等人努力下欣欣向榮，於是就有人宣揚這一時期為“同治中興”。

洋務運動最想做的，是造出西方的“船堅炮利”，一方面抵禦外國侵略，更重要的是鎮壓國內的人民運動。到了後來也辦民用工業，總體上是官辦工業配套和為官員們斂財的。其最大的“政績”是北洋水師。洋務運動思想上，留下一批擁有西方視野，能夠全面批判傳統文化思想的人才，但這些人沒有形成民族振興的合力；有近代化的軍事思想人才，但因為上有保守權貴排擠下有人民揭竿造反，這些人才成了後來軍閥混戰的基礎；有中國現代企業的發端，但是畸形又脆弱，到了光緒皇帝戊戌變法的時候，已經是第二代企業。封建制度的腐朽、統治者的愚昧，最終毀掉了這場“自強”的迷夢。對於這段歷史的研究，可參考美國漢學家芮瑪麗（mary c. wright）的經典之作《同治中興》。

明治維新本質是一場革命，所謂同治中興只是一場自中（注意不是上）而下的改革。明治維新以軍事變革為前提（倒幕運動），政治（建立明治政府）經濟（維新）變革隨之。在這場革命中完成由封建社會轉向近代資本主義社會的“資產階級變革”。前者通過暴力革命掃除了一切障礙，後者只是部分地方實力派官僚自發圖強；“同治中興”主要體現洋務運動上，其主持大臣主要是曾國藩、左宗棠、李鴻章和胡林翼。對清朝來講，一方面歷史包袱嚴重，“竭天下之物力，八分以養兵勇”，另一方面固有利益階層沒有掃除，改革阻力大成果小。洋務運動的失敗有必然性，明治維新的成功不乏偶然性。

日本殖產興業的基本路線是政府扶持民間資本，鼓勵私有資本自由競爭，其初始官營企業迅速私有化，具有國際競爭力的私人企業集團迅速壯大。中國洋務運動則始終沒有走出“官督商辦、政權壟斷、官商勾結、中飽私囊”的死衚衕，民間私人資本始終沒有成為國家經濟增長的主體，私人資本的競爭力完全無從談起。

日本很快放棄“尊王攘夷”的治國哲學，轉向“全面開化”，奉行“和魂洋才”理念，全國上下奮起學習西方先進科技。“以海外開明之治為範，唯 一途，乃棄己之短，取彼之長，破陋習，變古格”（大久保利通語）。中國則頑固死守天朝大國虛榮，極力排斥西方先進思維和制度。“中國文武制度事事遠出西人之上，獨火器不及”（李鴻章語）。長期陷入“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爭論的泥潭而不能自拔，連“師夷之長技以制夷”，亦未真正付諸行動。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