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白話文
(以現代漢語口語為基礎的書面語)
鎖定
- 中文名
- 白話文
- 別 名
- 語體文、俗語
- 基 礎
- 現代漢語口語
白話文口語簡介
古代的正統文體是文言文。文言文是以先秦口語為基礎,視秦漢經典著作為範式,並隨封建主流意識形態的不斷強化而形成的一種書面文體。古代在東漢以前,使用竹簡、絲帛等作為文書載體,必然要求文字簡潔。 東漢改進了造紙術,使用紙得到了普及,加上宋代活字印刷術發明後,這些都為白話文體的出現奠定了物質基礎。
白話文是指“漢語書面語”的一種。它是唐宋以來在口語的基礎上形成的,起初只用於通俗文學作品,如唐代的變文,宋、元、明、清的話本、小説等,及宋元以後的部分學術著作和官方文書。到‘新文化運動’和五四運動以後,才在全社會上普遍應用的。
白話文文言規範
漢語主要白話文主要有四種,他們分別是官話白話文(京白)、吳語白話文(蘇白)、粵語白話文(廣白)以及韻白(明代官話——中州韻白話文)。除了以下四種,還有很多白話。未能識別屬於何種方言大類的,統稱為“土白”。我們生活中所常説的白話文,是指官話白話文。
白話文文體改革
清末開始的文體改革可以分為“新文體”、“白話文”和“大眾語”三個階段。清末的“新文體”是夾用口語的“通俗文言文”。“五四”時期的“白話文”象小腳放大的“語錄體”。三十年代的“大眾語”提倡徹底的口語化,文體改革趨於成熟。言文脱節、格式束縛,早在唐宋時代就有人出來反對。唐代韓愈(768-824)提倡散文,反對駢文,史稱“文起八代之衰”。八代:東漢、魏、晉、宋、齊、梁、陳、隋。駢體起源於漢魏,成熟於南北朝,講究對仗和聲律,四字六字相間,稱“四六文”。韓愈反對這種注重形式、束縛思想的文體,提倡接近口語、表意自由的文言散文,使文體恢復到未受駢體束縛以前的時代,所以稱為“唐宋古文運動”。“古文”其名,“革新”其實。
白話文白話文學
宋代的“語錄”是又一種早期的白話文學。起初,禪宗佛徒輯錄師傅言談,用口語體。後來,宋代理學家程顥、程頤的門人,也用口語體記錄老師的言論。 “語錄體”是一種白話文,具有小腳不敢放得太大的“半大腳”風味。
宋元間又有“話本”。這是説書人講説故事的底本。“話”是故事,“本”是底本,分為小説和講史兩類。前者多為白話短篇,後者是淺近文言的長篇。
清末維新運動時期,開始有意識地提倡白話,興起稱為“新文體”的“通俗文言文”。例如,黃遵憲引俗話入詩,反對崇古,他在1868年(同治7年)寫的新詩,是文體解放的開路先鋒:“我手寫我口,古豈能拘牽?即今流俗語,我若登簡編,五千年後人,驚為古爛斑!”
白話文提倡報紙
裘廷梁在《論白話為維新之本》文章中提出“崇白話、廢文言”。他説:白話有“八益”,其中“省日力(時間)、免枉讀(誤解)、便幼學、煉心力(思想)、便貧民”等項是先進思想。陳榮袞是提倡報紙改用白話的第一人。王照制訂官話字母,拼寫“北人俗話”,不拼寫文言。這時候,各地出版了多種白話的小型報刊。白話原來是一種民間文學,被認為“不登大雅之堂”,不是正式文體,不是文學正宗,沒有法定地位。
五四前後,革新思潮澎湃,提出了“文學革命”的口號。反對舊文學,提倡新文學。舊文學不是指舊時期的文學,而是指舊性質的文學,它的特點是文體是文言的,內容是陳腐的,思想是封建的。新文學不是指新時期的文學,而是指新性質的文學,它的特點是文體是白話的,內容是新穎的,思想是革命的。
白話文歷史淵源
對於“白話文”的淵源,一般可以追溯到唐代。一些敦煌史料研究者“基本承認變文是一種(白話)文學,認同變文是通俗(白話)小説的肇始”。
因此在他那裏“白話文”是極為寬泛的概念,它指與“官方文學”、“廟堂文學”相對的歌謠、語錄、彈唱等形式的“民間文學”、“平民文學”,“一千八百年前的時候,就有人用白話作書;一千年前,就有許多詩人用白話做詩做詞了……”一言蔽之,在胡適看來,每個朝代都有“白話文”的存在,“中國文學史就是一部白話史”。周作人則認為“現在的用白話的主張也只是從明末諸人的主張內生出來的。”
白話文學之前驅
首屆“公安派文學”討論中,許多學者認為“公安派推崇白話文學可視為‘五四‘新文學之前驅’”一般地,我們認為從北宋到清末是“白話文”潛伏、蓄勢、發展的重要階段,其作品有宋元的話本、明代的話本和擬話本、明清的小説如《水滸傳》、《金瓶梅》等等。“白話文”作為一個“口號”與“術語”的出現與晚清白話文運動有緊密聯繫。“新詩派”的先行者黃遵憲提出“我手寫我口,古豈能拘牽”;梁啓超、夏曾佑、譚嗣同等力主“詩界革命”;南社主將柳亞子主持《自治白話報》,文章以白話文為主。這期間“有裘廷梁等呼籲提倡白話文”。1887年出現了近代最早的白話報——《申報》的副刊。“根據現今能找到的資料,清末最後約十年間,出現過140份白話報和雜誌。”
晚清白話文運動開啓了“五四”白話文運動的先聲,但其性質是不同於“五四”的白話文運動。它仍屬古代白話文的範疇。白話文學,只是因為想要變法,要使一般國民都認些字,看報紙,對國家政治都可明瞭一點,所以認為用白話文寫文章可得到較大的效力。”“現代白話文是‘話怎麼説就怎麼寫’。“白話文”作為中國現代文學的一個語體範疇,是不同於用“白話”寫文章的文學現象,其最終取代文言文成為主要的書面表達方式,是“五四”的白話文運動。1917年1月胡適在《新青年》發表《文學改良芻議》,提出“八不主義”,倡導“活文學”,是整個白話文運動的濫觴。同年12月陳獨秀在《新青年》發表《文學革命論》,提出“三大主義”與之呼應。隨後,胡適又有《歷史的文學觀念論》、《建設的文學革命論》等文章,提出“作詩如作文”,“一時代有一時代之文學”等主張。這期間陳獨秀、李大釗、魯迅、周作人、劉半農、錢玄同等都紛紛撰文闡明自己對“文學革命”的觀點。
白話文首倡者
胡適作為白話文運動的首倡者,他深諳思想內容與文體形式的關係,“我也知道有白話文算不得新文學,我也知道新文學必須有新思想和新精神。”但限於傳統觀念的漫長曆史及客觀條件的複雜,他強調白話文與文言間對立、分裂的一面,不遺餘力地倡導“白話文”之工具性。
白話文學工具是我們幾個青年學生在美洲討一年多的新發明,較之胡適的激進、偏執、決絕的姿態,周作人略為冷靜,他在強調文字改革的同時,更重視思想的改革與轉換,否則雖用了白話思想仍然荒謬,仍然有害”,古文與白話沒有嚴格的界限,因此死活也難分。劉半農也認為文言、白話“各有所長,各有不相及之處”。“1920年1月,依當時的教育部頒令,凡國民學校年級國文課教育也統一運用語體文(白話)。”
這標誌“五四”白話文運動的初步勝利,但是“白話文”內部也面臨着嚴重問題:美學意藴的缺乏;思想內容與文字表達的脱離。對此胡適早就有所意識,“若今後之文人不能為五四造一可傳世之白話文學……決無以服古文家之心也”。就此而言,白話小説《狂人日記》、詩集《嘗試集》、周作人“美文”系列、“冰心體”小説無不具有開創或奠基的意義。新文學第一個十年,白話書面語創作在各種體裁一一展開,並在實踐中接受了檢驗。其中爭論最大的是白話詩歌(新詩)。
胡適的創作打破了傳統詩歌的格律,卻帶來了“非詩化”的傾向;郭沫若《女神》則能較重視詩歌本身的規律(尤其是意象);新月派創作是前二者的反撥,使詩歌走向“規範化”,並在“新”、“舊”的聯繫中,確立了白話詩的現代美學原則。
白話文文化運動
在中國的教材中,以“四個反對”和“四個提倡”概括新文化運動的主要內容:
提倡民主,反對專制、獨裁。
提倡科學,反對愚昧、迷信。
提倡新道德,反對舊道德。
提倡新文學,反對舊文學。
胡適在“文學改良芻議”中也提出著名的八大主張:
一曰:需言之有物
二曰:不模仿古人
三曰:需講求文法
四曰:不做無病之呻吟
五曰:務去爛調套語
六曰:不用典
七曰:不講對仗
八曰:不避俗字俗語
白話文漢字主張
新青年派還有其他一些主張,包括廢除孔學、廢除漢字等偏激的主張。這和人文理性學術派學衡、文化與科學派國風等的主張或結論形成對比。白話文,淺顯通俗,在語言上,生動、潑辣、粗獷、生活氣息濃厚,富有表現力。綜觀“五四”白話文運動,它廣泛吸收了西方的詞彙資源、語法結構,在語言、文字、思想等多層面展開,這場運動不只是“語言內部的自足變革”,它同整個思維觀念的革新及國家現代化運動緊密聯繫。“白話”與“文言”的較量,很大層面上也是兩種不同價值體系與社會意識形態的撞擊。
“白話文”與大眾口語有緊密關係,“大眾語不是白話之外的一種特別語言文字,‘大眾化’,即是能夠把白話做到最大多數懂得的本領。”魯迅認為“提倡大眾語,就是要做‘更淺顯的白話文’”。一些論者認為白話文運動是大眾化運動的前奏;其實這二者的概念內涵是有區別的,不能盲目地把“白話文運動”等同於“大眾化”。
此外,白話文運動也是30年代左聯時期“大眾文藝”,40年代解放區“文藝為大眾服務”的理論起點,後者是對前者的延伸與凸現,同時隨之即來的是概念內涵的窄化。“白話文”作為現代文學的一個範疇確立之後,時至今日,仍有一些爭論與闡釋,主要集中在“反思”層面,如錢穀融《反思白話文》等等。
白話文比文言文更容易,可以清楚表達人們説話時的意思,而文言文,很難理解字面意思,一定要用腦筋,經過反覆思考才知道所表達的意思,白話文呢,很容易表達自己所認為的東西,方便易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