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韓儒林
鎖定
民國十九年（1930年）畢業於北京大學哲學系。後赴比利時、法國、德國留學。民國二十五年（1936年）回國。曾任燕京大學、輔仁大學講師，華西大學、中央大學教授。建國後，歷任南京大學教授、歷史系主任，內蒙古大學教授、副校長，國務院學位委員會第一屆學科評議組成員，中國元史研究會第一屆會長，中國史學會第一屆常務理事。於1956年創建了南京大學元史研究室，參與完成了《中國通史參考資料》元代部分的編纂，主持編繪了《中國歷史地圖集》北方地區歷代圖幅。1977年創辦《元史及北方民族史研究集刊》。他還與翁獨健等倡議建立了中國蒙古史學會、元史研究會和中亞文化研究協會，為蒙元史、西北民族史的學科建設做出了重大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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韓儒林人物生平
韓儒林早年求學
光緒二十九年（1903年）11月2日，韓儒林生於河南舞陽縣黃林村。父業農，二伯在村塾教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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韓儒林幼年就讀村塾。民國八年（1919年）韓儒林在開封考入河南留學歐美預備學校。民國十二年（1923年）轉入上海中法通惠工商學校，在這段學習時期內，韓儒林掌握了法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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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校期間，韓儒林積極參加學生運動，以至於被校方無理驅逐。同年秋天，韓儒林考入北京大學哲學系預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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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國二十年（1931年），韓儒林譯完法國著名歷史學家塞諾博斯的《西洋文明史》第一冊，作為女師大研究所叢書之一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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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國二十二年（1933年）起，韓儒林以翻譯《西洋文明史》而取得比利時獎學金，赴國外深造，師從法國著名漢學家伯希和，等攻習語言文字及歷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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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懷着求知的慾望，遠涉重洋，先後在比利時魯文大學、法國巴黎大學和德國柏林大學學習拉丁文、波斯文和歐洲中古史、金帳汗國史、蒙古史等課程，並從伯希和等國際知名的漢學家那裏瞭解國外蒙古史研究狀況，學習從事蒙元史必不可少的語言工具和研究方法。當時留學的經濟待遇極低，加上國內還有妻兒需要負擔，韓儒林放棄了任何娛樂、遊覽的機會，除了聽課、自學外，書店就是他休息、讀書的場所，他用省吃儉用得來的極其菲薄的積餘購買了一批重要的東方學書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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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國二十五年（1936年）春，韓儒林轉至柏林大學東方語文研究所繼續深造，在這期間，他還學習了波斯文和蒙、藏、突厥等文字。是年完成《突厥文闕特勤碑譯註》，隨後又譯註癴伽可汗碑、敦欲谷碑，此為中國最早之漢文譯釋。三碑均為研究突厥早期歷史之重要史料，韓儒林以譯釋三碑所積累之豐富資料，對突厥祖先傳説及官號等展開研究，大大推進了中國突厥史研究之進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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韓儒林北平歲月
民國二十五年（1936年）回國後，韓儒林的突厥碑文譯釋得到陳寅恪、顧頡剛的賞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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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邀請在燕京大學歷史系講師，在燕京大學講授西亞史。並參加禹貢學會活動，韓儒林作為學會組織的綏北考察團成員，實地考察了大青山南北的古代遺蹟，著有《綏北的幾個地名》，結合文獻資料對匈奴單于庭、白道、武川、突厥思沙磧和金長城等作了精密考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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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時禹貢學會集中了一批學界菁英，有譚其驤、馮家昇、吳晗、童書業、齊思和、白壽彝、週一良、張維華、侯仁之等。韓儒林攜眷住在北平小紅羅廠禹貢學會會員宿舍，與顧頡剛及諸同人過從甚密，積極參加學會的活動，在《禹貢》半月刊發表其有關突厥碑文的多篇譯註和介紹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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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國二十六年（1937年）春假，韓儒林應綏遠省主席傅作義之邀，由顧頡剛組織北平的大學師生訪問綏北。韓儒林率領一路，考察了歸綏—武川—烏蘭花—大廟—達爾罕旗雲王府一線。當時日本帝國主義已侵佔中國內蒙古東部並策劃併吞西部，所以這次考察顯然有引起國人關注該地區危急形勢的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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韓儒林考察歸來在《禹貢》發表《綏北的幾個地名》一文，開頭就指出陰山山脈自古以來在中國國防上的價值，並慷慨陳詞：“今日外人勢力雖已入我腹地，而陰山仍屹然為我北方最重要之腹地防線，吾苟能堅保此線，則民族之逐日復興，強敵決不能阻止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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韓儒林輾轉西南
民國二十八年（1939年）春，韓儒林得到在昆明成立的北平研究院史學研究所（時顧頡剛在該所）歡迎他前往的答覆，遂攜眷由塘沽乘英輪繞道香港、越南，輾轉至昆明，任該所副研究員。當時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也遷到昆明，該所藏有《史集》波斯原文的貝勒津刊本，韓儒林常往閲讀，並請人抄錄了其中的《部族志》，開始利用波斯文史料與漢文史料相互比勘，對古代蒙古部族進行全面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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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久，顧頡剛赴任成都齊魯大學教授，經他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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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國二十八年（1939年），韓儒林到成都任成都華西大學歷史系教授，後到重慶任邊疆語文編譯委員會副主任。這段時間，正是韓儒林學術上日趨成熟、精力最旺盛時期，儘管後方的資料條件十分困難，敵機經常隆隆轟炸，但他始終堅持著述，在短短的四年內竟先後發表了二、三十篇十分有見地的學術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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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國三十一年（1942年），韓儒林曾因過度勞累導致肺病發作，咯血不止，卧牀數月，仍不間斷其研究工作。民國三十二年（1943年）初，顧頡剛辭去邊疆語文編譯委員會副主任職務（主任朱家驊），推薦韓儒林繼任。任務是組織一批蒙、維、藏族人士翻譯書籍，聘請漢族學者任編輯之責。韓儒林遂從成都移居重慶，主持編譯工作，並繼續從事個人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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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國三十三年（1944年）秋，韓儒林應中央大學之聘，任歷史系教授，遂辭去邊疆語文編譯委員會副主任職務。但因他擅長邊疆民族歷史文化，其後又短期被請到邊務訓練班講授西北民族史，併兼任過獨立出版社編纂，擬訂邊疆叢書計劃。這兩年間，他又發表論文十餘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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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國三十五年（1946年），韓儒林隨校復員至南京，仍任邊政系主任兼歷史系教授。他在中央大學先後開設元史、中西交通史、蒙古史、突厥史、西藏史、中俄交涉史課程，並在東方語言專科學校講授印度史和中國史。同時，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所長傅斯年也聘請他為該所的兼任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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韓儒林建國以後
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成立，使韓儒林在學術道路上發生了顯著變化。他運用歷史唯物主義的觀點研究元代歷史的發展規律，取得了很大成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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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至1982年，韓儒林任南京大學歷史系主任，其間於1965年任內蒙古大學副校長兼蒙古史研究所所長一年。
20世紀50年代以後，韓儒林以大量精力從事教學行政﹑史學研究的組織和人才培養工作。1956年，韓儒林創立南京大學元史研究室。
1962年，韓儒林先後訪問蒙古、蘇聯，參與三國合編《蒙古史》工作。並歷任中國科學院哲學社會科學部學部委員，中國蒙古史學會副理事長、中國中亞文化研究協會名譽理事、中國元史研究會會長，中國史學會常務理事，《中國大百科全書·中國歷史》編輯委員會副主任，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的《中亞文明史》編委會副主任，江蘇史學會會長，江蘇哲學社會科學聯合會副主任等職。
韓儒林晚年時期
1977年，韓儒林創辦《元史與北方民族史研究集刊》。又與翁獨健等一起倡議建立了中國蒙古史﹑元史和中亞文化研究會。1978年，恢復招收研究生，在全國曆史學規劃會議上，他與翁獨健等提出建立全國性專史學會以加強交流合作，促進學科發展的倡議。次年，中國蒙古史學會和中亞文化研究協會成立，他被推舉為兩會的副理事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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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0年，中國民族古文字研究會和中國元史研究會相繼成立，分別推舉韓儒林為名譽會長、會長。是年12月，韓儒林赴巴黎出席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中亞文明史》編委會議，被選為副主席。江蘇省歷史學會於同月成立，韓儒林當選會長。《中國大百科全書》中國歷史卷的編撰工作也在這一年開始進行，韓儒林參與了編撰規劃的制訂，並受聘擔任編委會副主任兼元史分冊主編。1981年，韓儒林受聘為國務院學位委員會學科評議組成員，第一批博士點的導師，開始招收博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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韓儒林主要影響
韓儒林元史
- 學術成就
《穹廬集》
韓儒林《元史研究之回顧與前瞻》將明清以來元史研究的發展分成五個階段，重點評論了清末洪鈞以來諸家的成就和缺陷，指出元史史料不同於一般史籍，人、地、部族、制度等類譯名有待考證者甚多，而重要的外國史料多是波斯文、阿拉伯文史籍，原文抄本誤寫字形和脱落或置錯音點者比比皆是，如不用他種史料校訂，則無法定其正確的寫法讀法。西方學者的譯述就存在不少誤譯。洪鈞、屠寄、柯劭忞諸家既不識波、阿文，也不通西文，只能請僅懂西文且無專業知識的人將西人的譯述轉譯過來，無法訂正其中的訛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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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紀50—60年代，韓儒林所著《元朝中央政府是怎樣管理西藏地方的》《論成吉思汗》《耶律楚材在大蒙古國的地位與所起的作用》諸文，都是在細緻辨析大量史實的基礎上，提出了許多獨到的見解。西藏自元代成為中國版圖的一部分，韓儒林根據漢、藏文史料，全面研究了元朝廷管轄吐蕃地區的各種制度以及十三萬户的名稱和地理，充分證明元朝對西藏地區實行了直接的統治。國內外對成吉思汗這個曾經震撼世界的歷史人物，歷來褒貶不一。他從當時的歷史背景出發，論證了成吉思汗完成統一大業所起的積極作用，同時指出處在特定社會發展階段蒙古征服在歷史上的影響是複雜的，也要多方面作具體分析，例如客觀上帶來一個時代東西交通的繁盛，就是不可否認的事實。這些觀點都是建立在大量確鑿的史實上，得到大多數學者的贊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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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7年到1982年是韓儒林學術生涯中晚霞燦爛的時期，這五六年間，他除主編《元史綱要》及百科全書元史分冊外，還撰寫了十餘篇論文。其中一類是名物制度和史事考證，《元代的吉利吉思及其鄰近諸部》總結了中外學者的西北史地研究成績和缺點，根據突厥文、波斯文、蒙文、漢文史料考證各部的名稱、方位及遷徙情況，考述了忽必烈與阿里不哥爭奪該地區的鬥爭等史事；《清代蒙古驛站》利用清代內外蒙古地圖的部分考釋資料，考證了通內蒙古各盟旗的五條驛路和阿爾泰軍台、巡查卡倫站的所有驛站名稱和方位。另一類是講研究方法和工具，有《關於西北民族史中的審音與勘同》《我國西北民族紀年雜談》《談遼金元史籍中的譯名問題》等，對研究元史與西北民族史的學者極有幫助。《元史綱要結語》一文全面闡述了他對有元一代歷史的總體認識，立論實事求是，評價客觀公允，是他數十年研究心得的精當總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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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獻編纂
1961年，韓儒林參加全國文科教材會議，與歷史組學者共同議定分工合作編選一套中國通史參考資料，同時分頭撰寫斷代史專著。韓儒林承擔了此項高校教材建設任務中的元代部分，帶領助手投入史料的編選和《元史綱要》的撰寫。不久，他又接受了另一項科研任務。20世紀50年代中期，按毛澤東的要求，由范文瀾、吳晗、譚其驤主持“重編改繪楊守敬《歷代輿地圖》”，工作進行到60年代初，因編繪邊疆地區圖的需要，邀請傅樂煥、韓儒林、馮家昇、方國瑜等參加編委會，分別負責東北、蒙藏、西北、雲南地區。1963年暑期，韓儒林帶領助手移師北京，完成元史參考資料編選任務後立即轉入歷史地圖工作。1966年初，他再度將南大元史研究室人員召到北京，與西藏圖組一起集中在哲學社會科學部，加緊進行蒙古和西藏地區歷史地圖的編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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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立機構
1955年，韓儒林被選為中國科學院哲學社會科學部歷史所學術委員。1956年，他開始招收研究生，並經教育部批准在南京大學建立了元史研究室，親率研究生將校圖書館所藏有關中外文圖書期刊集中，其後陸續增加，建成頗具規模的專科資料與研究中心。同年，他和翁獨健、邵循正組成中國科學院代表團，赴烏蘭巴托商訂中、蘇、蒙三國合作編寫蒙古史的協議；次年，赴莫斯科討論擬定編寫提綱，並舉行了學術會議，他在會上作了《關於匈奴歷史發展的特徵和本質》的報告。他利用訪蘇機會深入瞭解蘇聯的蒙古史資料及研究情況，並得到《史集》的新俄譯本等書，回國後給研究生作了介紹，教導他們研究元史須隨時掌握國外研究動態，才不致落後於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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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結束之後，1978年，在全國曆史學規劃會議上，他與翁獨健等提出建立全國性專史學會。次年，中國蒙古史學會和中亞文化研究協會成立。1980年，中國民族古文字研究會和中國元史研究會相繼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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韓儒林西北民族史
- 突厥史
自民國二十四年（1935年）始，韓儒林先後發表了《突厥文闕特勤碑譯註》《突厥文伽可汗碑譯註》和《突厥文暾欲谷碑譯文》。這是三碑最早的漢文譯註，準確地譯義和精到的註釋引起了史學界的矚目。這之後，他又發表了多篇研究突厥諸部族史的論文，突厥史方面，除突厥文諸碑的譯註外，著有《突厥蒙古之祖先傳説》《突厥官號考釋》《唐努都波》等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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尤其從突厥傳説、官號研究等方面，弄清了許多名物、制度的意義及其因襲演變關係，為北方民族史的研究作出了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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韓儒林對突厥、蒙古官號的考證，總是根據相關民族語言和漢語的語音及譯寫規律，先將譯名儘可能復原，進而考察在歷史上的演變和不同時期的意義、地位和職掌等。如考突厥之“俟斤”（irkin）系襲自鮮卑、柔然，後又為契丹、女真所沿用（夷離堇、移裏堇）；“特勤”（tegin）之號亦非始於突厥，後來回鶻的“狄銀”，契丹的“惕隱”，蒙古的“赤斤”均系沿襲此號。其考元代答剌罕之號，上起柔然（塔寒），突厥回紇（達幹），下及明清蒙古，對其封授及所享權利等作了全面研究．從歷史上將此詞的各種含義解説得明白清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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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吐蕃史、西北史地
韓儒林關於吐蕃史的著述有《吐蕃之王族與宦族》《吐蕃古史傳説研究》《青海佑寧寺及其名僧》《明史烏思藏大寶法王考》等篇；西北史地等方面，著有《西北地理札記》《漢代西域屯田與車師伊吾的爭奪》《關於西夏民族名稱及其王號》《清代中俄交涉史札記》《女真譯名考》等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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韓儒林歷史教育
20世紀50年代以後，韓儒林以大量精力從事教學行政、史學研究的組織和人才培養工作。1956年，創立南京大學元史研究室；1979至1980年，韓儒林與翁獨健等一起倡議建立了中國蒙古史、元史和中亞文化研究會。
韓儒林歷史評價
- 白壽彝：韓儒林以大量精力從事教學行政、培養人才和科研組織工作。 [10]
- 陳得芝：
- ③韓先生特別重視擴大眼界，隨時注意吸收各國的研究成果。他經常説，蒙元史是一門國際性學科，在一些方面，例如穆斯林史料和歐洲史料的利用，外國學者有比我們更優越的條件和更好的成就，所以最忌閉門造車。同時他又強調既要掌握他人所長，又要發揮自己的優勢，有新的創造。他有一句常説的話：“人家會的，我們也要學會；人家不會的，我們更要會。”他的論文通常是先評介中外學者的有關研究成果，哪些問題已解決，哪些未解決，在此基礎上開始自己的研究。這樣研究問題，視野闊，起點高，就能有新貢獻。近幾十年，我國的蒙元史研究者較之其他史學領域更為重視瞭解國外研究情況，掌握世界學術信息，哪怕在中外交往很不方便的年代也是如此，這與韓先生及翁獨健等先生的指導是分不開的。 [17]
- 蕭功秦：我體會特別深的是韓師對待學生的另一個方面，那就是他的寬厚與博大。韓先生學問是以歷史比較語言學為基礎的。他學貫中西，精通數國文字，能通過對不同語言的元蒙史史料進行語言語音比較，運用審音勘同的辦法，找出學術突破口。 [18]
- 石興邦： [20]
- ①他從事研究的蒙元史是一個特殊的學術領域，民族眾多，語言複雜，歷史變化又大、研究的門類也多，需要多方面的語文知識才能勝任，是世界文學界的聚焦點之一。他對我們説，研究邊疆民族歷史文化，要多學有關的語言和文字，才能使用相關的資料，瞭解它的真實含義。鴻庵師本人就是一位語言學大師，在這方面的涵養是廣博而深邃的。他掌握多種語言文字：英文、法文、德文、俄文、梵文、蒙文、維吾爾文、藏文、波斯文、拉丁文、吐火羅語等，還有一些死文字。鴻庵師還苦心鑽研古漢語的音韻和訓詁，諳熟漢字的古音。故而他研究問題時，蒐集史料充足，又經審慎地考訂、分析，綜合融通後始作為寫史立説的依據。他的著述論證周密，堅持有一分材料説一分話的態度，資料不足寧付闕如，決不附會湊合以成其説。 [21]
- ②鴻庵師研究中國邊疆民族歷史文化，涉及層面廣博而深。他學通中西，道貫古今，既繼承了乾嘉以來考據之學的優良傳統，又善於吸收近代歐洲東方學家的研究成果。在國外留學期間，他吸收了西方漢學家研究中國邊疆民族史地的成果和頗著時代特點的科學研究方法，特別是有關民族語文的解讀和比較研究方法。他以很大精力從事這一基本的史料考訂工作，為開闢我國蒙元史研究的新時期打下了堅實基礎，把我國蒙元史研究提高到一個新的水平。他直接利用各種民族語文或異國語言文字史料、與漢文史料進行比較對勘，通過縝密考訂，解決了許多前輩學者未能解決的問題，糾正了前人著述中的不少謬誤。故而鴻庵師以其治學之勤勉紮實，考釋之嚴謹精確聞名於史學界。他的治學方法，在史學界獨闢蹊徑而作山突出貢獻，引起史學界極大重視和關注。他關於蒙古史和西北民族史的一些論著，深得史學界著名前輩陳寅恪先生的讚譽，認為他的為學方法和研究視野頗具特點，十分出色。 [21]
- 姚大力：
韓儒林人際關係
- 父親：韓效愈，務農。
韓儒林主要作品
韓儒林著作
韓儒林編著
20世紀60年代初，他參加了高等學校文科教材的編撰，與助手一起完成了《中國通史參考資料》元代分冊﹔中期，參加編繪《中國歷史地圖集》的組織工作，主持北方地區歷代圖幅的編繪。由他主編的兩卷本《元朝史》，獲國家優秀圖書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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韓儒林論文
韓儒林後世紀念
2003年8月12日，為紀念韓儒林誕生100週年，南京大學歷史系、中國元史研究會、中國社會科學院政治研究所和香港教育學院聯合主辦，南京大學元史研究室承辦的“元代政治與社會”國際學術研討會於隆重舉行。來自中國大陸、中國台灣、中國香港、美國、日本、韓國和瑞士的83名專家學者、留學生、博士碩士研究生參加了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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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參考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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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劉衞東主編．《河南大學百年人物誌》．開封：河南大學出版社，2012 ：第149-150頁
- 2. 韓儒林．《穹廬集》．石家莊：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前言頁
- 3. 《江蘇省高等學校教授錄》，南京大學出版社，第84頁
- 4. 陳得芝，邱樹森 ．韓儒林和他的蒙元史及西北民族史研究[J]：內蒙古社會科學，1983（20）
- 5. 林英海，葛紀謙主編．《河南當代人物辭典》：河南當代人物辭典編輯委員會，2006：第393頁
- 6. 夏徵農，陳至立主編．《大辭海 民族卷》．上海：上海辭書出版社，2012：第304頁
- 7. 韓文寧 ．蒙元史研究專家──韓儒林[J]：南京史志，1997
- 8. 束建民主編．《南京百年城市史：1912-2012，人物卷》．南京：南京出版社，2014：第311頁
- 9. 孫文治主編．《東南大學校友業績叢書 第1卷》．南京：東南大學出版社，2002：第410頁
- 10. 白壽彝總主編；陳得芝主編．《中國通史·第8卷·中古時代元時期》（第2版）．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第98頁
- 11. 邱樹森．《元代文化史探微》．海口：南方出版社， 2001：第466頁
- 12. 中國蒙古史學會編．《蒙古史研究 第1輯》．呼和浩特：內蒙古人民出版社，1985：第2頁
- 13. 韓儒林 ．河南省人民政府[引用日期2019-05-28]
- 14. 韓儒林：現代著名蒙元史和突厥史專家 ．南京大學[引用日期2023-08-20]
- 15. 韓儒林的元史研究 ．南京大學歷史學院[引用日期2023-08-20]
- 16. 元代政治與社會國際研討會在我校隆重舉行 ．南京大學[引用日期2023-08-20]
- 17. 陳得芝：韓儒林的元史研究 ．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引用日期2023-08-20]
- 18. 韓儒林先生事略 ．南京大學歷史文化學院[引用日期2023-08-20]
- 19. 韓儒林 ．南京大學[引用日期2023-08-20]
- 20. 中央大學南京校友會，中央大學校友文選編纂委員會編．南雍驪珠 中央大學名師傳略[M]．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2004.12：170
- 21. 憶鴻庵(韓儒林)老師 ．東南大學[引用日期2023-08-20]
- 22. 陳得芝，丁國範，韓朔眺編．朔漠情思 歷史學家韓儒林[M]．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2000.06：133、138
- 收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