邵循正

邵循正(3張)

1909年11月21日(宣統元年十月初九)生於福建侯官(今福州市)。1924年入福州英華書院，1926年入福州協和大學。同年秋入北平國立清華大學政治學系攻國際法和國際關係。1930年入清華大學研究院改習歷史。所著碩士學位論文《中法越南關係始末》二十餘萬字，被選刊於清華大學研究院畢業論文叢刊。

1934年初赴歐洲留學，改習蒙古史。在法國巴黎法蘭西學院東方語言學院從漢學家伯希和攻蒙古史，學習古波斯文；次年轉入德國柏林大學繼續研究蒙古史。

1936年由法回國，被聘為清華大學歷史學系講師，講授蒙古文。“七七”事變後，隨校南遷赴長沙臨時大學、昆明西南聯合大學任歷史學系專任講師、副教授、教授，擔任蒙古史、波斯文和中國近代史諸課。1945年秋應英國文化委員會之聘，與陳寅恪、洪謙、孫毓棠、沈有鼎聯袂赴英，任牛津大學訪問教授，研究蒙古史。併到比利時布魯塞爾大學和魯文大學作短期講學。

1946年冬歸國，回清華大學任教。

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後，他曾於1950學年度內任清華大學歷史學系主任。

1952年任北京大學歷史系教授、中國近代史教研室主任，兼中國科學院第三歷史研究所（即今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員，1952～1958年任該所史料編輯室主任。

1956年邵循正與翁獨健、韓儒林作為中華人民共和國蒙古史專家代表赴莫斯科，擬定由蒙、中、蘇三國曆史學家合作編寫《蒙古通史》的研究計劃，促進了國際學術文化交流。

邵循正在蒙古史研究方面有突出成就。他熟諳英語、法語，懂德語，稍通意大利語、俄語，學過古波斯文、蒙古文，略知突厥文、女真文、滿文，能直接把蒙文資料（《元朝秘史》）、波斯文資料（拉施都丁《史集》）、漢文資料（《元史》）和法、德、英等西歐諸國學者的研究成果糅合參證，互糾訛誤，旁徵博引，融會貫通，作了很多史實訂正的工作。

邵循正在中國近代史方面有很深的造詣。1949年以後，他利用其對中外關係的深刻了解，開拓對中國國內政治，特別是中國資產階級問題的研究。他着重研究洋務派主要人物李鴻章、張之洞、盛宣懷；研究洋務派所辦民用企業的性質和道路；研究出身於洋務派以後發展各異的鄭觀應、唐廷樞、徐潤等。寫了很有價值的研究論文，為這一問題的研究作出貢獻。

主要著作除《中法越南關係始末》外，與翦伯贊、胡華合著有《中國歷史概要》，與陳慶華合著有《中國史綱要》第四冊，學術論文已編入《邵循正歷史論文集》。

邵循正還主持編輯了《中法戰爭》、《中日戰爭》兩套中國近代史資料叢刊，《盛宣懷未刊信稿》等。“文化大革命”期間他身體倍受摧殘，仍抱病主持點校《元史》，在勞悴中於1972年4月27日逝世。

1958年，北京市副市長、古籍小組成員吳晗倡議為青少年編寫一套歷史小叢書，作為課外通俗讀物，以期向社會大眾傳播歷史知識、進行愛國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教育。吳晗邀請古籍整理出版規劃小組辦公室主任、中華書局總經理兼總編輯金燦然、中華書局副總編輯李侃、北京教師進修學院院長陳哲文、教育局副局長鬍朝芝等人一起商討編寫出版的相關事宜，並確定由吳晗擔任主編，邵循正與尹達、金燦然、等24位專家組成“中國歷史小叢書”編委會，中華書局承擔印刷出版工作。

邵循正與吳晗是清華大學期間的同學，畢業後二人在西南聯大期間共事，是私交甚篤的老朋友，此番為編寫“中國歷史小叢書”，二人又有了工作上的交集，自然合作十分默契。

當時計劃將“中國歷史小叢書”編選出版200—300種，規模龐大，涉及選題領域十分廣泛，初步分了幾大類：史前文化和重要歷史事件、經濟文化生活專題史話、重要作家和重要作品、歷史人物等。為提高小叢書編寫、出版的速度，編委會的專家基本都參與到撰著工作中，吳晗親自承擔了《海瑞的故事》的編寫工作，而邵循正則承擔了《袁世凱》《晏嬰的故事》的寫作任務（筆名秋楠）。此外，還有賈蘭坡《中國猿人》、翁獨健《成吉思汗》、侯仁之《徐霞客》、潘絜茲《繪畫史話》、何茲全《祖逖北伐》、戴逸《北洋海軍》等，開創了大家寫小書的先河。“中國歷史小叢書”的每本小冊子雖然字數只在兩三萬左右，但要在這樣較短的篇幅內，完整地介紹一個人、一件事，語言還要通俗易懂，對每一位作者來説，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邵循正作為編委會一員，還以參加會議、座談等形式，參與到“中國歷史小叢書”的選題內容、編纂主旨、具體要求等方面的確定，提出：“要求書的內容立場、觀點正確，史事敍述的革命性和科學性的統一，文字通俗、生動流利。都附以必要的插圖，要求做到圖文並茂，讀者愛讀。”

在諸多專家學者、中學教師及中華書局的共同努力下，1962年10月，“中國歷史小叢書”出版一百種，中華書局專門在人民大會堂召開了叢書編委擴大會議暨慶祝大會。主編吳晗在會上説，編輯出版這套通俗歷史讀物，“一方面是為廣大青少年普及歷史知識，一方面通過歷史人物和歷史事件，進行愛國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教育。”《人民日報》《光明日報》等媒體都作了系列報道。

邵循正與吳晗雖然是多年的老朋友，但在吳晗擔任重要的領導崗位後，自己也與吳晗保持距離。而在吳晗因“海瑞罷官”一事遭到批判後，邵循正反倒頂着壓力三次去看望吳晗。這也能見出邵循正一身正氣、為人仗義。 ^[3] 

在20世紀60年代初，曾掀起一輪關於成吉思汗的學術討論熱潮，《歷史研究》《文史》等國內重要學術期刊連續刊載多位專家學者的文章，如1962年第1期《內蒙古大學學報》刊載了周清澍的《成吉思汗生年考》和亦鄰真的《成吉思汗與蒙古民族共同體的形成》，1962年《歷史研究》第2、3、4期連續刊載了邵循正的《成吉思汗生年問題》、韓儒林的《論成吉思汗》、周良霄的《關於成吉思汗》、商鼎的《馬依斯基院士論成吉思汗》等文章，1962年第8期《江漢學報》刊載了劉孝瑜的《成吉思汗與蒙古各部的統一》，1962年第12期《歷史教學》刊載了楊志玖的《關於成吉思汗的歷史地位》，1962年第10期《文物》刊載了東堂的《成吉思汗畫像跋》，1964年第4期《新時代》刊載了白寶瑾的《成吉思汗的心理作戰》，1964年第11期《新時代》刊載了白寶瑾的《成吉思汗對人力智力的運用》，1969年第9期《新時代》刊載了李則芬的《耶律楚才與成吉思汗》等。

其中邵循正的《成吉思汗生年問題》一文，觀點明確，徵引廣博，論證嚴謹，且成文較早，對明確成吉思汗的生年起到較為重要的作用。邵循正在文中開篇即明確提出：“關於成吉思汗的生年，中外學者有不同的意見，我以為應以《元史》所記為準。”為闡明自己的觀點，邵循正旁徵博引，所引用、參考的我國古代典籍有《輟耕錄》《親征錄》《蒙韃備錄》《宋季三朝政要》《元史》《蒙兀兒史記》《元史譯文證補》《新元史》等，蒙古民族三大歷史著作《蒙古源流》《蒙古黃金史》《元朝秘史》更是在邵循正的視野範圍內。此外，《多桑蒙古史》（法文）《集史》《世界征服者史》《史選》《伊斯蘭百科全書》《大正新修大藏經》等，也為邵循正參考、論證、引用。最為難能可貴的是，邵循正在文中還以詳實的資料作為佐證，對他留學歐洲時的導師伯希認為成吉思汗生年為“成吉思汗生於1167年”的觀點進行了有力反駁。

在邵循正等多位專家學者的充分論證下，成吉思汗生年不是1155年，也不是1167年，而是壬午年（1162），也即1962年是成吉思汗800週年誕辰。1962年6月22日到29日，內蒙古自治區歷史學會在呼和浩特舉行了紀念成吉思汗誕生800週年蒙古史科學討論會。邵循正與金燦然、翁獨健等二十餘位從北京、天津、山東、武漢、陝西、青海、吉林等地趕過去的歷史學家和青年曆史工作者，與內蒙古自治區蒙古族、漢族、回族、滿族史學工作者共同參加了會議。在這次學術會議上，曾就蒙古史研究、出版工作問題專門進行了一次座談，會上邵循正提出重新整理《元朝秘史》並譯成漢文的計劃（上世紀三四十年代，邵循正曾完成這項工作，惜譯稿在戰亂中遺失），得到中華書局總經理金燦然的支持，邵循正還提出由內蒙古大學的周清澍擔任他的助手。這項工作如果完成，將極大推動我國的蒙元史研究，但因為歷史原因，邵循正去世前《元朝秘史》的整理、漢譯工作沒有開展下去。直到2012年，在周清澍的學生烏蘭主持下，完成了《元朝秘史》漢譯本的校勘工作，並在中華書局出版，這是對邵循正、金燦然的最好紀念。從邵循正到周清澍，再到烏蘭，也能看出我國元史研究的學術傳承。 ^[3] 

邵循正擔任古籍小組歷史分組成員時，我國第一個古籍整理出版規劃也制訂並實施，其中整理點校“二十四史”即納入其中。眾所周知，“二十四史”是中國古代各朝撰寫的二十四部史書的總稱，1958年由中華書局組織專家開始整理點校，至1978年曆時二十年完成全部整理出版工作。中華書局出版的這套“二十四史”整理點校本，成為代表中華人民共和國古籍整理出版事業最高成就的標誌性成果,享有“國史”標準本的美譽。

邵循正作為蒙元史專家，1967年6月被調到中華書局參加整理《元史》，據何茲全《愛國一書生 前四十年自述》（中華書局，2006年，第2976頁）記載：“這時已在中華參加標點廿四史的和陸續來報到的有：唐長孺、姚薇元、陳仲安、高亨、鄧廣銘、邵循正、許大齡、張政烺、陳樂素和我等人。”但很快，不到五個月，也即11月邵循正又被北京大學召回，理由是需要交代問題。1971年，經周恩來指示，二十四史點校工作重啓。邵循正再次接到中華書局的邀約，參加《元史》的標點整理，其時邵循正因哮喘加重在小湯山療養院療養，接到整理《元史》任務後，他在小湯山療養院邊療養邊做《元史》的整理點校工作。1973年4月，邵循正的學生周良宵、林沉（亦鄰真）和周清澍從呼和浩特到北京參與《元史》出版前的定稿工作，他們三人專程到療養院探望邵循正，彙報了《元史》的整理進度。邵循正深知《元史》定稿前面臨着所有標點、校勘等問題要全部解決，當即決定出院並參加到《元史》的收尾工作中去。邵循正當時與夫人住在燕東園，附近的北大製藥廠排放的有害氣體，對哮喘病人會有較強的刺激，不適宜居住，同時為了避免每日路途奔波，更好地參加整理《元史》的工作，邵循正決定住到中華書局提供的位於翠微路的宿舍，當時與他同住一屋的是他的學生周良宵。然而，就在《元史》的整理點校工作進程中，1973年4月中旬，邵循正的哮喘再次發作，且非常兇險，輾轉協和醫院、北大醫院、北醫三院三家醫院，4月27日終不治。可以説邵循正倒在了整理《元史》的工作崗位上。1976年，《元史》由翁獨健主持定稿、正式出版，出版説明中特別説明：“邵循正同志也參加過列傳部分的點校。”短短一句話，是對邵循正最好的紀念。

邵循正擔任古籍小組歷史分組成員期間，在中華書局出版的古籍圖書有：《夷氛聞記》（點校，1959年），《盛宣懷未刊信稿》（署名：北京大學歷史系中國近現代史教研室編，1960年。邵循正、陳慶華、張寄謙整理），《義和團運動史料叢編》（署名：北京大學歷史系中國近現代史教研室編，1964年。楊濟安、陳慶華、邵循正參加編輯、校閲）。

除了參與古籍整理出版工作，邵循正還曾負責我國高校近代史教學大綱的制訂。1955年，高教部委託北京大學歷史系擬定全國綜合大學歷史系中國近代史教學大綱，邵循正負責此項工作，從擬稿到邀請專家討論修改，事無鉅細不一而足。1956年高教部召開綜合大學文史教學大綱審定會，中國近代史組討論會由邵循正主持。會上通過的教學大綱成為此後高校講授基礎課和編寫教材的依據。1956年對《中國近代史教學大綱》進行了研討修改。邵循正還參與了高校教材《中國史綱要》（翦伯贊主編）中近代史部分的編寫工作。據何茲全在《愛國一書生 前四十年自述》一書中記載：“1961年4月10日，中宣部、教育部召開高等學校文科教材計劃會議。……我和北大歷史系邵循正教授同屋。邵公好喝咖啡，每天都要找人一塊喝咖啡。邵公精力過人，可以幾夜不睡覺，一直工作。”《中國史綱要》1964年由人民出版社出版，此後被全國多所高校採用，並多次再版。 ^[3] 

邵循正是全國政治協商會議第三、第四屆全國委員會委員，並擔任全國政協文史資料委員會委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