伯希和

伯希和1899年被選為印度支那古蹟調查會的寄宿生，該會創建於1898 年，次年改稱河內法蘭西遠東學校。1900—1903年間，伯希和三次受該校派遣前往中國考察，收集了大量古物古籍，並與收藏保存者如左宗棠的後人等有所接觸。

1901 年，年僅22 歲的伯希和受聘為遠東學校教授，在集中研究印度支那乃至整個東南亞歷史地理的同時，潛心漢籍目錄版本的檢討，開始嘗試使用歷史語音學的比較考證法來研究用漢語轉寫的外國人名地名，並關注中國的外來宗教和異教派別，以後又鑽研中國佛教的起源與道教的關係，由此注意到中國與印度、西域的聯繫。其成果很快為漢學界所矚目。

1900年法蘭西學院為拓展法國學人對遠東諸國文化之研究，將原有的法屬安南考古團改組為法國國立遠東學院，總部設在河內，研究範圍起自印度、中亞、東北亞、東南亞到東亞諸國的古今各種學問，1956年該院遷至巴黎。伯希和就任職於這個學院。1905年，斯坦因（Sir Aurel stein）中亞考古新發現的消息傳人歐洲後，1906 年伯希和受法國金石和古文字科學院及亞細亞學會的委派，進行中亞考察。

利用流利的漢語和豐富的中國歷史文化知識，伯希和1906--1908年曾活動於中國甘肅、新疆一帶，對新疆的喀什地區和庫車圖木舒克的脱庫孜薩來以及甘肅的敦煌石窟，進行了廣泛的考察。對於喀什綠洲的前伊斯蘭文明古蹟，伯希和主要是對三個古遺址作了考察發掘：第一個發掘點是“庫爾幹窣堵坡”（ KourgkanTim），伯希和又稱之為“庫爾幹牆”或“庫爾幹炮台”。第二個考古發掘點是紅山（克孜勒－戴卜，Qyzyl-Debe），位於克孜勒蘇河的故河道左岸，距克孜勒蘇與土門河（Tümen）的交匯處只有三公里遠。第三個是“小山”（ Kichik-Debe），位於紅山以西。對於喀什地區的佛教遺址，伯希和考察了炮台山（Mori Tim）、沙山（Topa Tim）、墩庫勒（Tong Kül）和阿克噶什（Aqqach）等處。1906年9 月26 日，伯希和探險團離開了汗宮，取道東南方向，前往墩庫勒。那裏是距汗宮有六至七公里的一片小綠洲。9月27日，他們前往阿克噶什，在那裏發掘了克孜爾炮台（Qyzrl-Tim）以及尕哈炮台（Qaqha Tim，Tim本指“牆”或“窣堵坡”）。

經過在喀什地區一個多月的勘察之後，伯希和考古探險團於1906年10月29日到達圖木舒克，在該地區一直停留到同年12月15日。伯希和在那裏發現了庫車綠洲西緣惟一的一處佛教大遺址羣。伯希和考古探險團在圖木舒克發掘到的物品，主要有雕塑、壁畫、陶器和雜物、雕刻品或版畫。

經過在圖木舒克的發掘之後，伯希和考古探險團於1906年12月15日離開那裏，經阿克蘇和拜城，向他們的另一個重點目標庫車綠洲前進，並於1907年1月2日到達庫車。他們一行在庫車共勘測發掘了八個月，直到1907年9月3日才離開那裏，向烏魯木齊前進。1907年12月中旬又從烏魯木齊出發，於1908年2月24日到達敦煌。

伯希和從敦煌莫高窟劫走六千餘種文書，此外還有二百多幅唐代繪畫與幡幢、織物、木製品、木製活字印刷字模和其他法器。他將所劫文物全部運往巴黎，同時詳細查看了所有洞窟，對每個洞窟作了描述， 特別是詳細記錄了洞窟中的壁畫題記。正是由於伯希和在敦煌的考查， 他所拍攝的莫高窟的照片有着重要的史料價值。此舉使之聲名大噪， 對於奠定其在國際漢學界的地位起到重要作用。重返河內後，從事初步整理工作及考古報告。

莫高窟開鑿於前秦建元二年，歷經北涼、北魏、西魏、北周、隋、唐、五代、宋、西夏、元等十個朝代，是建築、彩塑、壁畫為一體的綜合性佛教藝術寶庫。現尚存492 個洞窟，保存了世界上最好最完整的佛教藝術。伯希和曾説過：“千佛洞(莫高窟) 是中亞及東亞古文化整體中最重要的組成部分之一。敦煌處在中國文化與西方匯合的前沿陣地，因此它使得亞洲古代諸文明與遠東貫通， 正是通過這塊綠洲，昔日最偉大的旅行家橫穿東西……”

1911年法蘭西學院特設中亞歷史考古學講座，聘請伯希和主講。這是伯希和漢學地位奠定時期。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伯希和曾參加戰役，並於1916年奉派至北京法國使館任陸軍武官次官。1921年被選為法國金石銘文與文藝學院院士。這是其漢學事業的鼎盛期。其後20餘年，除研究講學外，還負責主編歐洲的主要漢學雜誌《通報》。1935年出任法國亞細亞學會主席。1939年，被聘為中國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研究員。

伯希和是語言天才，精通13 種外語，而且博聞強記。他與中國學者交流， 得力於漢語能力強和熟知中國學術。他是傳教士以外，西方漢學界中罕有的能講流利北京話的學者。

伯希和的漢學研究精湛淵博，於我國目錄版本、語言文字、考古藝術、宗教文化、東西交通，以及邊疆史地等方面，都有論著。這也得力於他精通亞洲各種語言，較注意版本校勘及新史料的搜求應用。有人認為他的毛病是過於偏狹瑣屑。但他的治學也有求精確不求廣闊，至專門不求閎道，寧失之狹細，不求其廣泛的長處。後期致力於蒙元歷史研究。但其《元朝秘史》研究與《馬可·波羅遊記》註釋二書皆未能完成。其著作單行本極少。大多數見於各種學術期刊中，如《河內遠東學報》、《通報》、《亞洲學報》等。考古學著作主要有：《敦煌洞窟》（ 1922—1926）、《敦煌洞窟一伯希和筆記》(1981—1984)。

《摩尼教流行中國考》是伯希和及其老師沙畹的共同著作 (商務印書館1931，1933)。這篇文章分前、後兩個部分，前一部分主要是疏釋摩尼教的教義；後一部分則是對摩尼教在中國流行始末的論述。在後一部分中，作者蒐集了《大唐古域記》、《佛祖統記》、《冊府元龜》、《通典》、《九姓回鶻可汗碑》等眾多材料中有關摩尼教的記敍，按時間順序加以排列並一一加以詮釋。與中國學者王國維、陳垣等人對摩尼教的研究相比，由於此文能夠自如地運用波斯文、康居文、突厥文及梵文等材料，因而顯得研究範圍較為寬闊，成為摩尼教研究中的名篇。

《鄭和下西洋》(《通報》，1933，中譯本，商務印書館1935年)原名為《十五世紀初中國的偉大海上旅行》，原是一篇書評，書中主要考察了有關鄭和下西洋史實的四部重要著作。即：(1)《瀛涯勝覽》；(2)《星槎勝覽》；(3)《西洋番國志》；(4)《西洋朝貢典錄》。該文詳細考證四部書的版本和流傳。對於鄭和下西洋的史實，漢學家們做過不少研究工作，但伯希和此書有他的獨特之處，對此馮承鈞先生曾評述説，原先的漢學家在地理名物方面的研究固然有不少發現，“但是尋究史源勘對版本的，只有伯希和一人”。本文的一大半內容，都集中在《瀛涯勝覽》等四部典籍的流傳過程及版本的考證方面，對鄭和下西洋的年代及所經之地也作了許多有益的探討，從而對這一重大歷史事件的進一步深入研究創造了條件。

他的道教著作有：《摩尼和（化胡經)》(載《法國遠東學院通報))Bulletin de l’Ecole Francaise d’ Extréme-Orient，1903年第3期)、《圍繞(道德經)譯成梵語的問題》(載1912年《通報》T’oung Pao，第13期)。伯希和的文章大多為考據性的，故文中常是旁徵博引與細考詳證，篇幅冗長。

有人評價説：“伯希和不但是法國的第一流漢學家，而且也是所有西方的中國學專家的祖師爺。”“沒有他，漢學將像是一個失去父母的孤兒一樣。”伯希和與為數眾多的中國幾代主流學者的交往，很大程度反映甚至代表了本世紀上半葉國際漢學正統與中國國學主流的相互交匯，不僅推動歐美漢學界加深瞭解認識中國學術文化及學者，更重要的是對中國本土的學術發展產生了重大而深遠的影響。有人論及“百年來影響我國的六十洋客”，將伯希和列於“七位華風西被的漢學家”的第二位。而以學術造詣論，伯希和無疑位居首席。

伯希和是今日歐美公認的中國學領袖，其影響遍及歐美日本及中國。然而伯希和與中國學者交往，開始卻並非友誼佳話，而是以讓炎黃子孫憤慨痛惜，也令他本人蒙羞的敦煌盜寶為開端。

伯希和沒有一般漢學家對中國當代學術的輕視，充分認識和肯定清初以來的學術發展與成就，認為：“中外漢學大師之造就，堪稱殊途而同歸，尤以清初康熙以來，經雍乾而至道光，名家輩出，觀其刈獲，良足驚吾歐洲之人。此果何由， 亦由理性之運用與批評之精密，足以制抑偏見成説，其達到真理之情形，實與西方學者同一方式，無足怪也。”因此，他對於繼承前賢的當代中國學者，也“寄有無限之敬重與希望”。更為重要的是，伯氏此説並非當面市好，1926 年10 月26 日，伯希和在德國法蘭克福講演中國戲劇，提出：“治‘中國學’須有三方面的預備：1、目錄學與藏書，2、實物的收集，3、與中國的學者接近”；並批評德國的中國學“殊不如人”。

1932 年底，伯希和為調查近年中國文史學的發展，併為巴黎大學中國學院採購普通應用書籍，再度來華，經香港、上海到達北平。在平期間，他受到學術界的熱烈歡迎，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燕京大學、輔仁大學、營造學社、與學術界關係密切的《北平晨報》館以及當地的學者名流，陸續舉行歡迎宴會或約其講演。

隨着地位的提高和聲望的增長，伯希和除了繼續與中國學者交流學術外，還致力於促進中法文化交流。20年代初，北京大學為加強學術研究，成立了文科研究所國學門。在促進該機構與國際學術界的交流合作方面，伯希和起了重要作用。

1935年5—6月，年近花甲的伯希和攜夫人最後一次來華，所負使命，一是出席6月在上海舉行的法國公益慈善會向東方圖書館贈書典禮， 二是以1936 年初將在倫敦舉行的國際中國藝術展覽會選擇委員身份，到上海選定準備運英的古物。1945年10月29日伯希和去世。

伯希和本人曾寫過一批敦煌學論文。他一生中始終注重於其著作中徵引敦煌文書。但他生前未出版過一部專著。自從他1945年逝世，到2000年的五十多年間，其弟子和其他學者們，共出版其遺作十卷。

* 1878年5月28日在巴黎誕生。曾就讀巴黎斯坦尼斯學院。畢業後入法蘭西學院師從漢學家沙畹 （Édouard Chavannes）和印度學家烈維（Sylvain Levi）。

* 1900年初伯希和被派往在法屬印度支那河內的法國遠東學院工作。同年二月他被派遣到北京為學院的圖書館收羅中文書。

* 1901年伯希和22歲，返回河內，成為遠東學院的漢學教授。同年第二次到中國考察，為遠東學院帶回大批漢、蒙、藏文書籍和藝術品。

* 1902年伯希和第三次到中國考察，收羅大批書籍和雕刻藝術品。

* 1903年伯希和將元周達觀著《真臘風土記》翻譯成法文並加註釋在巴黎出版。

* 1904年離越南迴國。同年在巴黎發表《交廣印度兩道考》。

* 1906年6月15日，伯希和與軍醫Louis Vaillant和攝影師Charles Nouette一起從巴黎出發前往中亞探險。3人乘火車經莫斯科和塔什干進入了中國的領地新疆。探險隊8月末到達喀什，在俄羅斯總領事館逗留了一陣子。中國的官員對伯希和流暢的中文感到吃驚，併為探險隊提供了各種各樣的方便。探險隊離開喀什，第一站到達了圖木舒克村，然後前往庫車。

* 1907年探險隊在庫車發現了用婆羅米文書寫的久已失傳語言的文件。這些失傳語言後來被伯希和的老師烈維譯解為乙種吐火羅語。探險隊在同年9月先行到達烏魯木齊，伯希和到焉耆調查，10月抵達烏魯木齊。伯希和在烏魯木齊獲得瀾國公贈送的沙州千佛洞寫本一卷。

* 1908年2月，為了查閲敦煌出土的法華經古抄本，探險隊到達敦煌。英國的探險家斯坦因在前一年（即1907年）已經從敦煌的莫高窟竊取約七千餘卷古文書。伯希和與保護莫高窟的王道人談判進入藏經洞的事項。這裏伯希和流暢的中文又一次發揮了作用。伯希和經過3周調查了藏經洞的文件，並選出最有價值的文件約二千餘卷。伯希和與王道人談判，計劃重建莫高窟的王道人最後同意以500兩銀子（約90英鎊）的價錢把這些文物賣給伯希和。因為斯坦因不懂中文，他帶走的文件中有很多沒有價值的東西，相反通曉包括中文在內的13國語言的伯希和選出的文件全都是絕品，其中也包擴新發現的唐代新羅僧人慧超所著的《往五天竺國傳》。同年伯希和在《法蘭西遠東學院學報》發表《敦煌藏經洞訪問記》。

* 1909年，伯希和在北京向直隸總督端方和一些學者如羅振玉、王國維等出示了幾本敦煌珍本，這立即引起中國學界的注意。伯希和發表《中國藝術和考古新視野》向歐洲介紹羅振玉、王國維的研究成果。

* 探險隊一行於1909年10月24日回到了巴黎。不過伯希和意外地受到了遠東學院的同事們激烈的指責，説探險隊浪費公款並帶回了偽造的文件。他們認為英國的斯坦因已經拿走了敦煌所有的文獻。後來斯坦因於1912年出版了《探險旅行記》，宣佈還有大量的文件被留在敦煌，對伯希和的疑惑才消釋了。此後，伯希和發表了《敦煌千佛洞》等多部論文，對漢學帶來很大的影響。

* 1911年-1913年伯希和和沙畹合著《摩尼教流行中國考》。

* 1921年5月當選為法蘭西金石金美文科學院院士

* 1923年任《通報》主編。

* 1927年在《通報》發表《紀念王國維》。

* 1933年發表長篇論文《十五世紀初年中國人的偉大航海上旅行》。

* 1934年發表《吐火羅語與庫車語》

* 1935年12月任亞洲學會主席。

* 1939年當選為中國中央研究院通訊院士。

第一次世界大戰中伯希和作為法國武官在北京逗留，1945年在巴黎死於癌症。有人評價説：“如果沒有伯希和，漢學將成為孤兒”。巴黎的Guimet博物館有一個畫廊以伯希命名，伯希和收集的很多文件的被法國國立圖書館保存。

伯希和著有大量漢學專著，其中《十五世紀初年中國人的偉大航海上旅行》、《交廣印度兩道考》、《四天子説》、《支那名稱之起源》、《玄奘沙州伊吾間之行程》、《魏略西戎傳中之賢督同汜復》、《中國載籍中之梵衍那》、《庫車阿克蘇烏什之古名》、《高昌和州火州哈喇和卓考》、《吐谷渾為蒙古語系人種説》、《犁靬為埃及亞歷山大城説》等書有馮承鈞翻譯本。

* 《伯希和西域探險記》(法)伯希和等著 耿升譯 雲南人民出版社 2001 ISBN 7-222-03187-1

* 《敦煌遺書》

* 《蒙古與教廷》(法)伯希和撰 馮承鈞譯 中華書局 1994 ISBN 7-101-01119-5

* 《卡爾梅克史評註》 （法）伯希和 耿升譯 中華書局 1994 ISBN 7-101-01192-6

* 《真臘風土記》元周達觀著 伯希和譯

* 《吐火羅語考》 (法)伯希和,列維著 馮承鈞譯 中華書局 2004 ISBN 7-101-04083-7

* 《中國印刷術之起源》

* 《十五世紀初年中國人的偉大航海上旅行》

* 《諸蕃志譯註》

* 《交廣印度兩道考》

* 《西域南海史地考證譯叢》

* 《摩尼教流行中國考》（法） 沙畹，伯希和著 馮承鈞譯

* 《中古時代中亞細亞及中國之基督教》

* 《吐魯番之路》

* 《蒙古秘史》

* 《論馬可波羅》

* 《哈刺火州考》

* 《四天子説》伯希和著 馮承鈞譯

* 《支那名稱之起源》伯希和著 馮承鈞譯

* 《玄奘沙州伊吾間之行程》伯希和著 馮承鈞譯

* 《魏略西戎傳中之賢督同汜復》伯希和著 馮承鈞譯

* 《中國載籍中之梵衍那》伯希和著 馮承鈞譯

* 《庫車阿克蘇烏什之古名》伯希和著 馮承鈞譯

* 《高昌和州火州哈喇和卓考》 伯希和著 馮承鈞譯

* 《吐谷渾為蒙古語系人種説》 伯希和著 馮承鈞譯

* 《犁靬為埃及亞歷山大城説》伯希和著 馮承鈞譯

* 《沙州都督府圖經及蒲昌海之康居聚落》

* 《中國乾漆造像考》 伯希和著 馮承鈞譯

* 《景教碑中敍利亞文之長安洛陽》伯希和著 馮承鈞譯

* 《漢譯突厥名稱之起源》伯希和著 馮承鈞譯

* 《塞語中之若干西域地名》伯希和著 馮承鈞譯

保羅·伯希和既是一個學者，又是一個曾經從事文化掠奪的強盜。他與王國維、陳寅恪等人，是我國敦煌學的創始人。27歲來到敦煌，他是年輕的漢學家，被選為1906年中國遠征隊的隊長，那時，他才華橫溢，22歲便成為設在越南的遠東學院教授。伯希和早年畢業於法國國立東方語言學校，是著名漢學家沙畹的高足。除漢語外，他通曉世界上13種語言和文學，而且曾在北京擔任使館的秘書，經歷過義和團運動。

伯希和登上由莫斯科前往塔什干的火車，輾轉前往中國。在隆隆前進的火車上，伯希和又學習了俄語和突厥語。上火車前，他對俄語還一無所知，等在喀什下車時，他已經能用俄語跟人交談了，這使坐在他周圍的人吃一驚。這個人長的什麼腦子，記憶力這麼好，一個俄國商人嘀咕着。伯希和同他眨眨眼，帶着瓦蘭博士和奴埃特下了火車。

到了敦煌，伯希和通過與王道士唇槍舌劍，多次會談，終於以500兩銀子成交，從而獲得了6600卷精品，其中古藏文2700卷，非藏文卷子3900卷，被打包裝車。與英國斯坦因相比，伯希和來到敦煌雖然晚了近一年，但他的收穫，卻要豐富得多。他是一位漢學家，精通漢文、俄文、藏文、突厥文等多種語言。並曾在法國駐華使館任職，對漢文尤熟悉。因此他竊去的敦煌遺書，雖不如斯坦因多，但卻是精品，好多都是孤本，可説價值連城。

1909年，伯希和讓手下攜大量敦煌遺書運往巴黎，自已僅帶一小部分到了武漢，經當時湖廣總督端方介紹，來到北京，認識了王國維、柯劭忞。王國維對伯希和的學術讚不絕口，兩人遂得相互論學往來。羅振玉等人看到這些古代寫本，都嘖嘖稱奇。當時繆荃孫上前説：“伯君，如此精品，世所罕見。這些寶卷隨你回國，再也見不到了，可否將這些經卷拍成照片，贈送給我們一份。”做賊心虛的伯希和連忙答應，他勸中國學術界，敦煌石室中還有8000餘卷遺書，應早日派人前往保護，以免被別人奪走。他告誡自己，再也不能到中國西北搜掠寶物了，此後，伯希和再未踏上西北一步。

陳寅恪在巴黎學習期間，通過王國維認識了20世紀歐洲著名東方學家伯希和。與伯希和結識以後，陳寅恪第一次有機會接觸到以敦煌文獻為主的各種新發現的材料，學術眼界大為拓寬，而伯希和利用其廣博語言知識處理各種新材料的本領，給陳寅屬留下極其深刻的印象。

執掌國際漢學牛耳的一代宗師法國的伯希和説：“中國近代之世界學者，唯王國維及陳（垣）先生兩人。不幸國維死矣，魯殿靈光，長受世界士人之愛護者，獨吾陳君也。”伯希和與陳垣結緣，開始於摩尼教研究。1923年4月，陳垣發表《摩尼教入中國考》，此文所引材料用探討問題較前人詳備，或認為論及此事者雖有蔣伯斧、伯希和、王國維等數人。具體解決者，僅只有陳援庵一人。

伯希和在説這段話時，陳寅恪先生還未學成回國。所以他説當時史學界只有王國維和陳垣二先生較為突出。王、陳兩先生都較寅恪先生年長，故有是説。由於那時國家極弱，當權者只知花天酒地、糜爛腐朽地生活，對文化和文物的喪失，完全無動於衷。所以東、西方很多國家都參加了這場文化掠奪。伯氏深知這是中國文化的精髓，出於內心的慚愧，以後再也未踏進中國，還算是一個知羞愧的人。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