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傳統安全

1983年，美國著名國際政治經濟學家R.烏爾曼在《國際安全》季刊上發表《重新定義安全》一文，明確提出國家安全以及國際安全概念應予擴大，使之包容非軍事性的全球問題，如資源、環境、人口問題等。1989年初，J.T.馬修斯在《外交》季刊發表同樣題為“重新定義安全”的文章，強調國家安全和國際安全必須將世界資源、環境和人口問題包括進來。

1994年，K.布斯和P.範勒在《國際事務》上撰文提出，安全領域應向人的安全和全球安全橫向擴展，安全主體可從民族國家向上、下兩個層次縱向延伸，包括了諸如貧窮、流行性傳染病、政治不公正、自然災害、有組織犯罪、失業等。

2003年，倫敦政治經濟學院B.布贊在《新安全論》中提出五個相互關聯的安全領域：包括軍事安全、政治安全、經濟安全、社會安全和環境安全。

2011年9月，中國國務院新聞辦公室在發表的《中國的和平發展》白皮書中對日益突出的人類共同的安全問題進行了歸納：包括恐怖主義、大規模殺傷性武器擴散、金融危機、嚴重自然災害、氣候變化、能源資源安全、糧食安全、公共衞生安全等，將以上日益增多的關係人類生存和經濟社會可持續發展的全球性挑戰問題作為世界的主要安全威脅。 ^[1] 

20世紀70年代，世界上已有學者對人類社會面臨的非軍事災難進行了預警，成為非傳統安全理念的萌芽。

20世紀90年代中後期，非傳統安全概念開始逐步出現在各類文獻中。龐中英《廣義安全、經濟安全、合作安全——關於全球變化和安全問題的若干新思考》（《歐洲》1997年第1期）成為關於非傳統安全問題較早的研究成果，王逸舟《論綜合安全》（《歐洲》1998年第1期)、傅夢孜《從經濟安全的角度談對“非傳統安全”的看法》（《現代國際關係》1999年第3期）是中國較早使用“非傳統安全”一詞的研究文獻。

2001年6月15日，中國、俄羅斯、哈薩克斯坦、吉爾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烏茲別克斯坦等六國元首在上海簽署了《打擊恐怖主義、分裂主義和極端主義上海公約》，提出了全球和地區非傳統安全領域的重大問題。

2002年5月，中國政府向東盟地區論壇高官會議提交了《關於加強非傳統安全領域合作的中方立場文件》，對上海合作組織倡導的“互信、互利、平等、協作”新安全觀進行了詮釋，這是較早正式使用“非傳統安全”一詞的中國政府文件。

2002年11月，第六次中國與東盟領導人會議發表了《中國與東盟關於非傳統安全領域合作聯合宣言》，成為世界上繼“上海公約”之後非傳統領域地區合作的又一成功案例。

2002年11月8日，中國共產黨第十六屆全國代表大會的報告中分析了非傳統安全的新情況：“傳統安全威脅和非傳統安全威脅的因素相互交織，恐怖主義危害上升。霸權主義和強權政治有新的表現。民族、宗教矛盾和邊界、領土爭端導致的局部衝突時起時伏”，“非傳統安全”一詞開始出現在黨的正式報告中。

2004年9月19日中國共產黨第十六屆中央委員會第四次全體會議通過的《中共中央關於加強黨的執政能力建設的決定》中明確指出要“確保國家的政治安全、經濟安全、文化安全和信息安全”，“確保國防安全”，對傳統安全與非傳統安全領域進行了新的概括。

2006年10月11日中國共產黨第十六屆中央委員會第六次全體會議通過的《中共中央關於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中再次強調了四大安全領域，即“確保國家政治安全、經濟安全、文化安全、信息安全”。非傳統安全威脅使世界各國都意識到必須打破地域界限並建立全球性協調一致的雙邊與多邊合作治理模式。

2011年4月，美國政府正式發佈了《網絡空間可信身份國家戰略》。此戰略闡述了美國政府意圖在現有技術和標準的基礎上，建立“身份生態體系”，實現相互信任的網絡環境，促進網絡健康發展。

2011年6月在倫敦召開的第二屆全球網絡安全峯會對此展開了深入探討，在此基礎上，美國東西方研究所、微軟公司等於2012年6月共同推出了《面向網絡安全的互聯網健康發展模式》的全球倡議報告。

2012年5月，第五次中日韓領導人會議關於提升全方位合作伙伴關係的聯合宣言中，指出了三方就應對潛在的大規模地震、海嘯和火山爆發開展合作的重要性，定期會晤機制及三方在傳染性及非傳染性疾病防控、食品安全、臨牀試驗、緊急情況準備與應對、與衞生有關的千年發展目標等方面開展務實合作的重要性。

2012年6月，中國與阿富汗共同簽署了關於建立戰略合作伙伴關係的聯合宣言，雙方商定加強兩國安全領域交流與合作，共同打擊恐怖主義、非法移民、非法販運武器和毒品等跨境威脅活動，加強情報交流和邊境管控，加強預防傳染病、防災減災等非傳統安全領域合作。

2012年6月，中國與俄羅斯共同發表了關於進一步深化平等信任的中俄全面深化戰略協作夥伴關係的聯合聲明，其中指出，在安全領域，以平等和互信為基礎開展合作，建立公平有效機制維護共同、平等、不可分割的安全。

2012年6月，中國與哈薩克斯坦共同發佈了聯合宣言，雙方將進一步加強反恐情報交流和反恐行動協調，開展網絡、計算機和信息安全領域合作，擴大邊防和執法安全合作。 ^[1] 

非傳統安全問題有以下主要特點：

非傳統安全問題從產生到解決都具有明顯的跨國性特徵，不僅是某個國家存在的個別問題，而且是關係到其他國家或整個人類利益的問題；不僅是對某個國家構成安全威脅，而且可能對別國的國家安全不同程度地造成危害。

首先，許多非傳統安全威脅本身就屬於“全球性問題”。如地球臭氧層的破壞，生物多樣性的喪失，嚴重傳染性疾病的傳播等，都不是針對某個國家或某個國家集團的安全威脅，而是關係到全人類的整體利益。其次，許多非傳統安全威脅具有明顯的擴散效應。如在東亞、拉美先後爆發過的金融危機，始於一個國家，而最終波及整個地區，而且隨着其不斷擴散，其危害性也逐漸積聚、遞增，以致釀成更大危機。再次，許多非傳統安全威脅的行為主體呈“網絡化”分散於各國。如以“基地”為核心的國際恐怖組織就分散在全球60多個國家，其結構呈網絡狀，彼此並無隸屬關係，但聯繫緊密、行動靈活。非傳統安全威脅的跨國性非常突出，是世界各國共同面臨的挑戰。

非傳統安全威脅不一定來自某個主權國家，往往由非國家行為體如個人、組織或集團等所為。

傳統安全的核心是軍事安全，主要表現為戰爭及與之相關的軍事活動和政治、外交鬥爭。非傳統安全威脅遠遠超出了軍事領域的範疇。首先，大部分非傳統安全威脅屬於非軍事領域，如能源危機、資源短缺、金融危機、非法洗錢等主要與經濟領域相關，有組織犯罪、販運毒品、傳染性疾病等主要與公共安全領域相關，環境污染、自然災害等主要與自然領域相關，都不是傳統安全所關注的領域。其次，某些非傳統安全威脅雖具有暴力性特徵，但也不屬於單純的軍事問題。如恐怖主義、海盜活動、武裝走私等雖然也屬於暴力行為，並可能需要採取一定的軍事手段應對，但它們與傳統安全意義上的戰爭、武裝衝突仍有很大不同，而且單憑軍事手段也不能從根本上解決問題。非傳統安全威脅的多樣性，使其較傳統安全威脅更為複雜，靠單一手段難以根治。

傳統安全威脅從萌芽、醖釀、激化到導致武裝衝突，往往會通過一個矛盾不斷積聚、性質逐漸演變的漸進過程，往往會表現出許多徵兆，人們可據此而採取相應的防範措施。然而，許多非傳統安全威脅卻經常會以突如其來的形式迅速爆發出來。首先，不少非傳統安全威脅缺少明顯的徵兆。據有關資料，1990 年以來全球有100多起影響較大的恐怖事件，都是在毫無防範的情況下發生的。從20世紀80年代出現的艾滋病，到近年來的“瘋牛病”、口蹄疫、“非典”、禽流感等，當人們意識到其嚴重性時，已經造成很大危害。其次，人類對某些問題的認識水平還有侷限。如地震、海嘯、颶風等自然災害，其發生前並非全無徵兆，但由於人類在探索自然方面還有許多未解之謎，而全球經濟、科技發展的不平衡，也導致許多發展中國家缺乏對災害的早期預警能力。此外，金融危機、傳染性疾病等非傳統安全威脅並非源於某個確定的行為主體，其威脅的形成過程也帶有很大的隨機性，使防範的難度明顯增大。

非傳統安全與傳統安全之間沒有絕對的界限，如果非傳統安全問題矛盾激化，有可能轉化為依靠傳統安全的軍事手段來解決，甚至演化為武裝衝突或局部戰爭。

非傳統安全因素是不斷變化的，例如，隨着醫療技術的發展，某些流行性疾病可能不再被視為國家發展的威脅；而隨着恐怖主義的不斷升級，反恐成為維護國家安全的重要組成部分。

當前，非傳統安全威脅與傳統安全威脅相互交織、相互影響，並在一定條件下可能相互轉化。首先，許多非傳統安全問題是傳統安全問題直接引發的後果。如戰爭造成的難民問題、環境破壞與污染問題等。其次，一些傳統安全問題可能演變為非傳統安全問題。如恐怖主義的形成，就與霸權主義所引發的抗爭心態，領土、主權問題導致的衝突和動盪，民族、宗教矛盾形成的歷史積怨等傳統安全問題有着密切關聯。再次，一些非傳統安全問題也可能誘發傳統安全領域的矛盾和衝突。如恐怖組織謀求獲取核生化等高技術手段，就會涉及到大規模毀傷性武器擴散問題。非傳統安全威脅與傳統安全威脅的互動性，使看似相對孤立的事物，卻常表現出“牽一髮而動全身”的效應，不能簡單地對待和處理。

國家是非傳統安全的主體，主權國家在解決非傳統安全問題上擁有自主決定權。

應對非傳統安全問題加強國際合作，旨在將威脅減少到最低限度。 ^[2] 

網絡無處不在的事實説明了攻擊也可能無處不在。隨着技術的發展和使用人羣的增加，社交網絡在提高效率、服務民眾的同時，也滋生了網絡安全問題，信息的機密性、完整性和可用性均受到威脅。 ^[1] 

經中國國務院批覆，國家發改委、水利部、住房和城鄉建設部聯合發佈了《水利發展規劃（2011-2015年）》，明確提出到2015年，基本建成大江大河綜合防洪減災體系，基本完成重點中小河流重要河段治理，全面完成水庫除險加固任務，基本建立山洪地質災害重點防治區監測預報預警體系。全面解決2.98億農村人口和11.4萬所農村學校的飲水安全問題。中國台灣地區嘗試推廣水產品產銷履歷制度，水產品從飼料生產、養殖過程、用藥與檢驗分析、運輸批發、加工與包裝乃至銷售，每一個環節都可以即時查驗。中國國務院辦公廳2012年7月印發了《國家食品安全監管體系“十二五”規劃》，提出“十二五”（2011-2015年）期間全面推進法規標準、監測評估、檢驗檢測、過程控制、進出口食品監管、應急管理、協調機制、科技支撐、食品安全誠信、宣教培訓等十大體系建設，並針對其中的薄弱環節和急需解決的突出問題，着力抓好食品安全追溯系統和互聯互通信息平台等九項重點建設任務。食品污染物和有害因素監測點由344個擴大到2870個，監測樣本量從12.4萬個/年擴大到287萬個/年，食源性疾病監測網絡哨點醫院由312個擴大到3120個，食品生產經營者安全信用檔案全面建立等。 ^[1] 

美國國務院2012年7月31日發表了《2011年國家反恐報告》，報告引用美國國家反恐中心的數據稱，2011年全球範圍內恐怖襲擊總數超過1萬起，分佈在70個國家。反映了全球非傳統安全領域形勢的嚴峻性。 ^[1] 

聯合國毒品和犯罪問題辦公室發表的文件中顯示，每年全球跨國犯罪金額高達8700億美元，相當於全球GDP總量的1.5%、全球出口額的7%、全球發展援助資金的6倍。有組織跨國犯罪正在威脅人類和平、安全與富裕。毒品犯罪仍是最具誘惑力的領域，每年涉案金額高達3200億美元。全球目前有2700萬人吸食毒品，每年有270萬人死於濫用毒品。毒品給全球造成的經濟損失估計可達全球GDP的0.9%，正在嚴重威脅聯合國千年發展目標在發展中國家的如期實現。偽造假鈔是跨國犯罪另一個重要領域，每年涉案金額高達2500億美元。此外，販賣人口、走私木材、非法捕獵等也是跨國犯罪的重要領域。販賣人口和非法移民每年涉案金額達390億美元，涉案人員逾240萬人。僅東南亞地區，每年的木材走私就達35億美元，非洲和亞洲的非法捕獵每年為0.75億美元。更為嚴重的是，除經濟損失外，上述犯罪活動始終與暴力、兇殺、武器走私、腐敗、行賄、性侵犯等其他犯罪活動結合在一起，導致某些地區社會動盪，威脅民眾的健康、生命與安全。 ^[1] 

國家災難恢復體系是全國所有信息系統的災難恢復設施及其相關資源、規則的總和，由實體體系、支撐體系和規則體系構成，具體包括災難備份系統、災難恢復基礎設施、災難恢復產業、政策法規和標準規範五個組成部分。2013年來，中國國家災難恢復體系的建設引起了各個方面的重視。2003年以來，國家有關部門陸續下發了《國家信息化領導小組關於加強信息安全保障工作的意見》、《關於做好重要信息系統災難備份工作的通知》、《國家信息安全戰略報告》、《關於印發“重要信息系統災難恢復指南”的通知》等政策性、指導性文件，這些文件都強調了基礎信息網絡和重要信息系統的災難恢復能力建設。在此背景下，2005年，國家發改委和國務院信息化工作辦公室聯合開展了“信息系統國家災難恢復體系建設有關問題的研究及建議”。2008年，國家信息化專家諮詢委員會又組織進行了“國家重要信息系統災難恢復體系研究”。這些研究工作都取得了積極的成果，初步確定了國家災難恢復體系的架構，對於可能發生的暴雨洪澇和地質災害，國家減災辦要求各地民政部門及時啓動預警響應、發佈預警信息，確保將預警預報信息及時發送到户、到人;協助做好災害隱患排查，及時做好校舍、廣告牌等設施隱患排查和敬老院等民政福利及優撫機構的安全檢查，提前做好人員避險轉移準備;及時報送災情和救災工作信息，做好應急救助準備工作，確保災害發生後第一時間救災人員、物資、資金到位。 ^[1] 

截至2010年底，全球共有441座運行的核裂變反應堆，總裝機容量3.75億千瓦，年發電量佔全球發電總量的15%。2011年，日本福島核事故給原本發展勢頭強勁的核電業帶來嚴重衝擊，日本54個核反應堆關停52個。德國、瑞士等國宣佈放棄核能發電。2012年上半年，中國國務院常務會議原則通過《核安全與放射性污染防治“十二五”規劃及2020年遠景目標》，並同意公佈《關於全國民用核設施綜合安全檢查情況的報告》。 ^[1] 

（一）非傳統安全威脅中國和平發展。首先看環境問題。全球生態環境系統破壞、污染和中國自身人口壓力給發展造成極大影響。其次看人口與社會發展問題。中國過多的人口增加了資源負擔，給社會和經濟發展，尤其是教育，醫療衞生、糧食等問題帶來壓力。再者看流行性疾病傳播問題。艾滋病、非典等疾病如果在中國西部貧困地區爆發，後果不堪設想。最後看“三種勢力”的威脅問題。民族分裂勢力、極端宗教主義和恐怖主義三股勢力都嚴重地威脅中國的國家安全。

（二）非傳統安全提升了中國國際地位

首先，在全球自然災害的救援中提升。中國在對印度洋海嘯、東南亞地震等災難的救援中不附加任何政治條件，用實際行動表明中國是致力於世界和平發展的國家。其次，在全球反恐任務中提升。東西方兩種不同反恐戰略實踐有不同結果，美國越反越恐，而上合組織主導下的東半球反恐鬥爭則收效顯著。最後，在全球疾控中提升。禽流感疫情肆虐全球時中國及時向有關國際組織通報疫情。積極主辦，參加禽流感防控會議，提出預防禽流感的措施。

（三）非傳統安全考驗黨的執政能力

中國在內政外交上，提出了科學發展、構建和諧社會、建立和諧世界的目標和理想，提出加強國際交往中的非傳統安全領域的合作，將非傳統安全納入執政視野，倡導人與國家安全並重，經濟與社會發展並重，凸顯的是人、社會和全球安全的重要意義。

（四）中國應對非傳統安全的對策

一要積極化解矛盾，高度重視國內不穩定因素對國家安全的威脅。二要主動預警，及時處理好台灣、西藏等“敏感”問題。三要謹防缺點被人利用。 ^[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