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傳統安全威脅

非傳統安全威脅是相對傳統安全威脅因素而言的，指除軍事、政治和外交衝突以外的其他對主權國家及人類整體生存與發展構成威脅的因素。非傳統安全問題主要包括：經濟安全、金融安全、生態環境安全、信息安全、資源安全、恐怖主義、武器擴散、疾病蔓延、跨國犯罪、走私販毒非法移民、海盜、洗錢等。

非傳統安全威脅早已有之，並非一個全新的問題。西方恐怖活動可追溯到公元前四世紀的古希臘，公元前二世紀中國的《史記・刺客列傳》中也記載了許多謀刺活動；販毒、海盜、嚴重傳染性疾病等問題都並非始於今日，自然災害更是始終與人類歷史相伴隨；20世紀70年代初“羅馬俱樂部”發表的《增長的極限》等著名報告中，也已經就環境安全問題發出了警告。但是，非傳統安全威脅成為各國普遍關注的嚴重問題，卻是近年來才凸顯的。除了由於冷戰格局瓦解，世界大戰爆發的危險降低，人們開始更多關注早先被冷戰掩蓋住的一些問題之外，近年來連續發生的“9・11”事件等重大恐怖襲擊，東亞、拉美金融危機，“非典”疫情傳播，乃至印度洋大海嘯等，都進一步引起各國對非傳統安全威脅的高度重視。

幾千年來，中國的古聖先賢在關注國計民生、天下大勢問題時，提出了許多充滿東方智慧的人文思想，成功解決了許多複雜重大的問題，至今仍有重要的啓迪。中國古代哲學思想的一貫傳統就是推崇“和”，認為只有這樣，才能實現世間太平、“天下大同”。當某種現象成為社會的毒瘤，對人類社會構成威脅時，中國古人會將此歸結為某個方面的失衡，主張將恢復事物間應有的“和”作為化解危機之道，“和也者，天下之達道也”。非傳統安全威脅之所以由原先潛在、局部的問題，演變成全球性的現實威脅，有其複雜深刻的歷史背景和成因，主要有以下四個方面：

一是國際政治秩序長期的不公正，引發更多矛盾和危機。中國古人主張“協和萬邦”、“萬國咸寧”，強調“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國家之間應平等相待、和睦共處。聯合國憲章和國際法準則也要求，國家不論大小、強弱、貧富，都一律平等。但歷史上形成的國際舊秩序，長期存在嚴重的不公正問題，成為誘發恐怖主義等非傳統安全威脅的重要原因。近代以來，帝國主義、殖民主義對發展中國家的壓迫和剝削，至今仍遺留下很多歷史問題，造成一些地區的熱點紛爭，導致衝突和動盪，為恐怖主義滋生提供了温牀；當前，仍有國家在國際事務中推行霸權主義，在反恐鬥爭中奉行雙重標準，從一己私利出發，而嚴重忽略其他國家和民族的利益，從而引發了一些處於弱勢的羣體，採取極端手段進行抗爭。國際秩序的嚴重不公，就可能結出像恐怖主義這樣的惡果。

二是世界經濟發展長期的不平衡，造成更多不安全因素。中國先賢歷來認為貧富差距懸殊是導致矛盾和衝突的重要根源。中國古代著名政治思想家孟子講過：“大貧則憂，憂則犯禁”。經濟全球化在為加強國際合作、促進共同發展帶來前所未有的機遇同時，也進一步加劇了南北差距，一些發展中國家面臨被進一步邊緣化的危險。西方學者貢德・弗蘭克在其名著《白銀資本》中曾指出，1800年時，西歐的人均收入水平為260美元，美國為213美元，發展中國家當時平均水平約200美元左右，印度為160—200美元，中國為228美元，各國收入水平差距不大。但200年後的今天，美國人均年收入已超過4萬美元，而最不發達國家只有300多美元，不到美國的1%。另據有關統計，貧窮國家與富有國家的貧富差距在過去40年間增加了一倍，全球不發達國家已從1971年的25個增加到目前的49個。世界經濟發展的失衡所導致的部分國家的極端貧窮和落後，催生了相關國家部分民眾的絕望心理和鋌而走險的心態，為恐怖主義的滋生和蔓延提供了土壤，也促使一些發展中國家內部矛盾不斷加劇，削弱了其應對危機，抵禦自然災害、嚴重傳染性疾病和跨國犯罪等威脅的能力，並導致難民和非法移民數量急劇增加。

三是人類發展與自然環境長期失諧，導致更多環境安全問題。中國早在4000多年前就開始重視環境安全問題。著名的聖人大禹曾下令百姓在春季不得伐樹，夏季不得捕魚，其目的就是保護生態平衡。但從美歐等西方國家工業革命開始，走的就是一條“先建設、後治理”的發展道路，以犧牲環境為代價。近年來，廣大發展中國家也面臨着類似問題。這種發展模式導致人類面臨日益嚴重的環境安全問題。研究表明，近半個世紀以來，自然災害的發生頻率明顯提高，強度明顯增加。20世紀60年代時，全球每年發生自然災害100次左右，現在則達到每年500次以上，提高了4倍，僅1974年至2003年間，全球就發生6367次重大自然災害，平均每年200多起以上。人與自然關係的失諧，已經威脅到人類整體的安全。

四是國家間聯繫的迅速發展與國際危機防範機制建設不相匹配，使各種非傳統安全威脅難以得到及時遏制。20世紀中後期以來，經濟全球化加速發展，生產要素流動和產業轉移加快，各國相互依存日益加深，全球經濟已經成為一個有機互動的整體。這為各國經濟發展帶來了許多有利條件，但也導致經濟和金融風險時起時伏，跨國犯罪日益猖獗，傳染性疾病傳播範圍和速率明顯增大。儘管國際社會為消除這些負面影響，進行了不少努力，但目前看，尚未形成完整、系統的國際防範機制。一旦在某個國家、地區發生危機，就會“一損俱損”，出現“多米諾”式效應，影響到更大範圍，而且導致類似的危機反覆發生。例如，過去20多年裏，世界各國發生過100多次金融波動、震盪和危機，其中不少次都波及全球，但至今仍未能真正建立起一個防範金融危機的國際機制，致使金融安全問題依然比較突出。

中國古代思想家講過，“知者，行之始，行者，知之成”。我們今天來研究非傳統安全威脅的特點和成因，目的是為了共同探求有效的應對之策。儘管國際社會在反恐、衞生防疫、防災減災、打擊跨國犯罪等領域已經取得了很大成果，但非傳統安全威脅成因複雜，不可能在一朝一夕就被清除，而且有的還可能呈現上升勢頭，威脅世界的和平與發展。如何應對這些挑戰，切實維護世界和平、促進共同發展，為各國人民營造一個穩定和諧的家園，仍然是我們必須認真思考和切實解決的重大課題。

大約1000年前中國的一位思想家張載就將有志之士的社會良知概括成“為天地立心”，“為萬世開太平”，充分反映了先賢們所特有的崇高理想與深沉的使命感。人類文明自發軔以來，歷盡劫難，但總能克服困難險阻，不斷髮展進步，正得力於各國人民的共同奮鬥。回顧歷史，展望未來，我們既為人類所取得的文明成果而感到欣慰，也深深感到肩負的責任重大。已經過去的20世紀曾經歷兩次世界大戰，給人類帶來了深重的災難。但世界各國人民終究依靠自身的努力，重新贏得了和平。進入21世紀，和平、發展、合作已成為時代潮流，但人類和平與發展的事業也面臨着嚴峻挑戰。霸權主義、局部戰爭等傳統安全威脅仍影響着世界的和平與穩定，而進入新世紀第一年就發生的“9·11”恐怖事件，2003年發生的“非典”疫情，以及去年年底發生的印度洋海嘯災難等都表明，非傳統安全威脅正日益凸顯，並與傳統安全威脅相互交織，威脅着人類的生存與發展。人類社會面臨着新的安全挑戰。

一、非傳統安全威脅對世界和平與穩定提出了新的挑戰

關於非傳統安全威脅的內涵和外延，有着各種不同的解釋，目前還沒有一個統一公認的看法，但各種不同的解釋、看法也存在許多共性。近年來，中國領導人多次在各種場合談到“非傳統安全威脅”，明確提出“傳統安全威脅和非傳統安全威脅的因素相互交織”是當前人類社會面臨的挑戰之一。中國已經與東盟、上海合作組織成員國等就開展非傳統安全領域的合作進行了許多有益探討和嘗試，並於2002年5月在東盟地區論壇上提交了《關於加強非傳統安全領域合作的中方立場文件》。這裏我主要依據中國政府發表的文件，並參考學術界有關研究成果，就“非傳統安全威脅”的涵義試作一個僅供研究的解釋，即非傳統安全威脅是相對於軍事、政治和外交等傳統安全威脅而言的，指除此以外的其他對主權國家及人類生存與發展構成威脅的因素，主要包括恐怖主義、販毒走私、嚴重傳染性疾病、海盜活動、非法移民、環境安全、經濟金融安全和信息安全等方面。

非傳統安全威脅對世界和平與穩定的危害不可低估。2001年的“9・11”恐怖事件奪走了近3000人生命，超過了美國在當年珍珠港事件中的陣亡人數，另據不完全統計，僅2004年全球發生的較大規模的恐怖事件就導致2900餘人死亡、8200餘人受傷；國際有關機構統計，現在全球死於艾滋病的人每年高達250萬至350萬；有關研究還顯示，1974年至2003年的30年裏，全球發生的重大自然災害造成至少200萬人死亡，1.8億人流離失所，而2004年12月印度洋大海嘯導致近30萬人喪生，給有關國家造成的經濟損失更是難以估量，僅斯里蘭卡一國就達到13億至15億美元，佔到其經濟總量的6.5%。由此可見，儘管許多非傳統安全威脅看上去不像世界大戰那樣硝煙瀰漫，但其危害程度有時並不亞於一場戰爭，已經構成對世界發展和人類生存的嚴重威脅。與非傳統安全威脅相比，非傳統安全威脅的分佈範圍和危害樣式具有一系列鮮明的特點，因此有的外國學者稱之為“新威脅”（New Threats）。

非傳統安全問題有以下主要特點：

非傳統安全問題從產生到解決都具有明顯的跨國性特徵，不僅是某個國家存在的個別問題，而且是關係到其他國家或整個人類利益的問題；不僅是對某個國家構成安全威脅，而且可能對別國的國家安全不同程度地造成危害。

首先，許多非傳統安全威脅本身就屬於“全球性問題”。如地球臭氧層的破壞，生物多樣性的喪失，嚴重傳染性疾病的傳播等，都不是針對某個國家或某個國家集團的安全威脅，而是關係到全人類的整體利益。其次，許多非傳統安全威脅具有明顯的擴散效應。如在東亞、拉美先後爆發過的金融危機，始於一個國家，而最終波及整個地區，而且隨着其不斷擴散，其危害性也逐漸積聚、遞增，以致釀成更大危機。再次，許多非傳統安全威脅的行為主體呈“網絡化”分散於各國。如以“基地”為核心的國際恐怖組織就分散在全球60多個國家，其結構呈網絡狀，彼此並無隸屬關係，但聯繫緊密、行動靈活。非傳統安全威脅的跨國性非常突出，是世界各國共同面臨的挑戰。

非傳統安全威脅不一定來自某個主權國家，往往由非國家行為體如個人、組織或集團等所為。

傳統安全的核心是軍事安全，主要表現為戰爭及與之相關的軍事活動和政治、外交鬥爭。非傳統安全威脅遠遠超出了軍事領域的範疇。首先，大部分非傳統安全威脅屬於非軍事領域，如能源危機、資源短缺、金融危機、非法洗錢等主要與經濟領域相關，有組織犯罪、販運毒品、傳染性疾病等主要與公共安全領域相關，環境污染、自然災害等主要與自然領域相關，都不是傳統安全所關注的領域。其次，某些非傳統安全威脅雖具有暴力性特徵，但也不屬於單純的軍事問題。如恐怖主義、海盜活動、武裝走私等雖然也屬於暴力行為，並可能需要採取一定的軍事手段應對，但它們與傳統安全意義上的戰爭、武裝衝突仍有很大不同，而且單憑軍事手段也不能從根本上解決問題。非傳統安全威脅的多樣性，使其較傳統安全威脅更為複雜，靠單一手段難以根治。

傳統安全威脅從萌芽、醖釀、激化到導致武裝衝突，往往會通過一個矛盾不斷積聚、性質逐漸演變的漸進過程，往往會表現出許多徵兆，人們可據此而採取相應的防範措施。然而，許多非傳統安全威脅卻經常會以突如其來的形式迅速爆發出來。首先，不少非傳統安全威脅缺少明顯的徵兆。據有關資料，1990 年以來全球有100多起影響較大的恐怖事件，都是在毫無防範的情況下發生的。從20世紀80年代出現的艾滋病，到近年來的“瘋牛病”、口蹄疫、“非典”、禽流感等，當人們意識到其嚴重性時，已經造成很大危害。其次，人類對某些問題的認識水平還有侷限。如地震、海嘯、颶風等自然災害，其發生前並非全無徵兆，但由於人類在探索自然方面還有許多未解之謎，而全球經濟、科技發展的不平衡，也導致許多發展中國家缺乏對災害的早期預警能力。此外，金融危機、傳染性疾病等非傳統安全威脅並非源於某個確定的行為主體，其威脅的形成過程也帶有很大的隨機性，使防範的難度明顯增大。

非傳統安全與傳統安全之間沒有絕對的界限，如果非傳統安全問題矛盾激化，有可能轉化為依靠傳統安全的軍事手段來解決，甚至演化為武裝衝突或局部戰爭。

非傳統安全因素是不斷變化的，例如，隨着醫療技術的發展，某些流行性疾病可能不再被視為國家發展的威脅；而隨着恐怖主義的不斷升級，反恐成為維護國家安全的重要組成部分。

當前，非傳統安全威脅與傳統安全威脅相互交織、相互影響，並在一定條件下可能相互轉化。首先，許多非傳統安全問題是傳統安全問題直接引發的後果。如戰爭造成的難民問題、環境破壞與污染問題等。其次，一些傳統安全問題可能演變為非傳統安全問題。如恐怖主義的形成，就與霸權主義所引發的抗爭心態，領土、主權問題導致的衝突和動盪，民族、宗教矛盾形成的歷史積怨等傳統安全問題有着密切關聯。再次，一些非傳統安全問題也可能誘發傳統安全領域的矛盾和衝突。如恐怖組織謀求獲取核生化等高技術手段，就會涉及到大規模毀傷性武器擴散問題。非傳統安全威脅與傳統安全威脅的互動性，使看似相對孤立的事物，卻常表現出“牽一髮而動全身”的效應，不能簡單地對待和處理。

國家是非傳統安全的主體，主權國家在解決非傳統安全問題上擁有自主決定權。

應對非傳統安全問題加強國際合作，旨在將威脅減少到最低限度。

黨的十六大報告：“不公正不合理的國際政治經濟舊秩序沒有根本改變。影響和平與發展的不確定因素在增加。傳統安全威脅和非傳統安全威脅的因素相互交織，恐怖主義危害上升。霸權主義和強權政治有新的表現。民族、宗教矛盾和邊界、領土爭端導致的局部衝突時起時伏。南北差距進一步擴大。世界還很不安寧，人類面臨着許多嚴峻挑戰。”這一精神已被新修訂的高三政治教材所吸納。正確理解傳統安全威脅和非傳統安全威脅，對深刻理解十六大精神和提高教學水平都具有重要意義。

首先，內涵不同：傳統安全威脅主要是指指一些傳統意義上的高政治安全問題，是國家面臨的軍事威脅及威脅國際安全的軍事因素。非傳統安全威脅是相對傳統安全威脅因素而言的，指人類社會過去沒有遇到或很少見過的不很突出的安全威脅，是除軍事、政治和外交衝突以外的其他對主權國家及人類整體生存與發展構成威脅的因素。

其次，外延不同：傳統安全威脅按照威脅程度的大小，可以劃分為軍備競賽、軍事威懾和戰爭三類。戰爭又有世界大戰、全面戰爭與局部戰爭，國際戰爭與國內戰爭，常規戰爭與核戰爭，等等；按照所威脅的對象，可以劃分為國防問題、領土糾紛、主權問題、國家之間的軍事態勢問題等。非傳統安全問題主要包括：經濟安全、金融安全、人口爆炸、生態環境安全、信息安全、資源安全、恐怖主義、武器擴散、疾病蔓延、跨國犯罪、走私販毒非法移民、海盜、洗錢等。

首先，來源和行為主體不同：傳統安全問題中的行為主體和來源相對比較明確，一般都是來自主權國家之間的利益衝突與紛爭，主要是國家和政府行為的結果。非傳統安全問題的行為主體和淵源則更具多樣性，許多非傳統安全威脅都不是國家行為直接造成的，而是各類非國家行為體活動的結果。如恐怖主義就是由許多個人、組織或集團等所為。

其次，表現形式不同：非傳統安全問題比傳統安全問題具有更強的社會性、跨國性和全球性。非傳統安全問題不僅是某個國家存在的個別問題，而且是關係到其他國家或整個人類利益的問題；不僅是對某個國家構成安全威脅，而且可能對別國的國家安全不同程度地造成危害。因為非傳統安全問題同特殊社會羣體的個人行為直接相關，而隨着人類社會交往和聯繫的日益發展，特定人羣活動範圍在不斷地擴大。這樣非傳統安全問題就很容易超越國家之間的各種政治、地理、文化界限，從一個國家和地區向其他國家和地區蔓延，使這些問題在世界範圍內繁衍、嬗變和擴散，使個別國家的問題演變成全球性的問題。

再次，侵害客體不同：傳統安全帶來的威脅主要關係到民族、國家與政權的生死存亡；而非傳統安全問題帶來的威脅主要關係到人類的生存、社會的發展和環境的保護.

首先，政治背景不同：非傳統安全威脅的日益突出是在冷戰的結束和兩極對抗格局終結的背景下發生的。兩極軍事對峙格局消失使國際社會遭受全面軍事對抗和整體毀滅的可能性大大降低，使世界大戰的陰影遠遁，但是，過去被兩極對抗所掩蓋的種種矛盾在冷戰後迅速露出水面，其中相當一部分就是非傳統安全問題，如環境污染、恐怖主義、和流行甚廣的SARS等。傳統安全威脅是在國際關係的形成和發展初期以及冷戰時期成為突出問題的。

其次，經濟背景不同：非傳統安全威脅的凸現是在經濟全球化迅猛發展的條件下產生的，經濟全球化對整個世界的效應實際上是一把“雙刃劍”。經濟全球化的確可以實現資源的最優配置，進而給世界各國都帶來好處，並可以使各國從世界的共同進步中獲得更多的補償，解決個別國家無法*自身努力而解決的問題，但是，經濟全球化進程的加速，也擴大了世界性的不平等和貧富差距擴大，增加世界各國發展的脆弱性，以及引發一些國家內部的危機和動亂，促使了一些犯罪活動的國際化與恐怖主義的全球網絡化等全球性問題。傳統安全威脅的突出是在工業文明的興起和發展初期以及經濟全球化起步時期顯現的。

首先，解決問題的安全觀不同：與解決傳統安全威脅相適應的是一種舊安全觀。舊安全觀往往以國家為單位來劃分敵友界限，合作成員國相互間常以結盟等方式搞集體防衞或集團安全，注重以威懾、遏制等手段來制約潛在對手。這種安全觀經常以犧牲他國的安全利益來實現部分國家自身的安全，具有很強的排他性。新安全觀是在解決非傳統安全威脅的過程中產生的，它淡化排他性的安全合作，強化共同安全，通過加強國家間的對話與協作，樹立以互信、互利、平等、協作為核心的觀念，建立防範和解決傳統與非傳統安全威脅的國際安全新體系。

再次，解決問題的手段和途徑的側重點不同：比起解決傳統安全威脅，解決非傳統安全威脅的手段更強調其綜合性，國家間更強調其合作性。非傳統安全威脅涵蓋領域比傳統安全威脅更廣泛，不能再以單一軍事手段或以軍事手段為主的手段，而需要綜合運用政治、經濟、外交、法律、科技等手段加以應對。國際社會應根據實際需要，必須從共同安全出發，積極對話，採取形式多樣的合作方式，切實推進和發展安全合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