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下大同

“天下”基於地理空間與文化心理的有機性而具有秩序統一性。“天下”具有終極關懷和最高目的的意義統一性。《易經》曰：“剛柔交錯，天文也。文明以止，人文也。觀乎天文，以察時變。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在這裏，“觀乎天文”在於“觀乎人文”，止於“以化成天下”。“天下”是秩序的總依據，作為世界的制度結構就具有了相應的合法性。人直接地是自然存在物，是多維度對象化關係的社會存在物。人只有在共同體中才可能敞顯和確證其本質力量，也只有在地理空間與文化心理的有機性上來建構天下秩序的統一性。基於這一邏輯的“天下觀”，在國家關係上體現為“協和萬邦”的國際觀，在社會關係上體現為“和而不同”的社會觀，在人際關係上體現為“仁心和善”的道德觀。“天下”由此作為對世界的知識體認和意義表達，在本體上形成一個“天人一體”的秩序理念，旨在建構以“意義”統領“秩序”的人類社會有機體 ^[1]  。

大同是中國古代思想，指人類最終可達到的理想世界，代表着人類對未來社會的美好憧憬。基本特徵即為人人友愛互助，家家安居樂業，沒有差異，沒有戰爭。這種狀態稱為“世界大同”，此種世界又稱“大同世界”。現代又加入了全球範圍內政治、經濟、科技、文化融合的思想。儘管大同思想為中國思想，但西方的烏托邦，以及現代的共產主義、地球村這些思想也與大同在許多地方有着極大的相似之處。

大同概念出自《禮記·禮運》中的《大道之行也》：

“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選賢與能，講信修睦，故人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使老有所終，壯有所用，幼有所長，鰥寡孤獨廢疾者皆有所養；男有分，女有歸，貨惡其棄於地也不必藏於己，力惡其不出於身也不必為己，是故謀閉而不興，盜竊亂賊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閉，是謂大同。”

人之為人，成於“能羣”，基於“秩序”，在於“意義”。先哲荀子在《荀子·利論》中闡釋了道德秩序和社會秩序的起源論：“禮起於何也？曰：人生而有欲，欲而不得，則不能無求；求而無度量分界，則不能不爭。爭則亂，亂則窮。先王惡其亂也，故制禮義分之，以養人之慾，給人以求。使欲不必窮乎物，物必不屈於欲，兩者相持長，是禮之所起也。”跳出“爭則亂，亂則窮”的利益衝突和秩序怪圈，就不得不回到人的現實性上，在利益訴求與秩序保障之間建構起可持續發展的利益共同體 ^[1]  。

“大同”是中國古代對理想社會的一種稱謂，相當於西方的“烏托邦”;大同思想，也就是中國的烏托邦思想。這種思想源遠流長。《詩經》中的《碩鼠》篇（產生於公元前611年以前），把貴族剝削者比做一隻害人的大老鼠，並且發出了決心逃離這隻大老鼠的“適彼樂土”、“適彼樂國”、“適彼樂郊”的呼聲。《碩鼠》是迄今保留下來的關於大同空想的最早的材料之一。

春秋末到秦漢之際的大同思想：這一時期是中國古代社會制度發生劇烈變動的時期。在這樣一個新制度產生的分娩陣痛時期，產生出各種各樣的關於理想社會的設計，農家的“並耕而食”理想，道家的“小國寡民”理想和儒家的“大同”理想，是這一時期大同思想的三種主要類型。

“並耕而食”的理想人人勞動，沒有剝削；社會生產基本上以自給自足的農業為主，但存在若干獨立的手工業，並進行着農業和手工業產品之間的交換，交換按等價原則進行，沒有商業欺詐；不存在腦力勞動和體力勞動之間的分工，不存在專業的腦力勞動者，連君主也和人民“並耕而食”。農家的這種理想，實質上是農民小生產者對自己落後的經濟地位的理想化。

“小國寡民”的理想人類分成許多互相隔絕的“小國”，每一個小國的人民都從事着極端落後的農業生產以維持生存，廢棄文字，儘量不使用工具，人人滿足於簡陋低下的生活而不求改進；同外部世界斷絕一切聯繫，即使對“雞犬相聞”的“鄰國”（實際上是鄰村），也“老死不相往來”（《老子》第八十章），而舟車等交通工具是根本用不着的。道家的“小國寡民”理想，實際上是一種歷史倒退的幻想。

大同的理想沒有私有制，人人為社會勞動而不是“為己”；老弱病殘受到社會的照顧，兒童由社會教養，一切有勞動能力的人都有機會充分發揮自己的才能；沒有特權和世襲制，一切擔任公職的人員都由羣眾推選；社會秩序安定，夜不閉户，路不拾遺；對外“講信修睦”（《禮記·禮運》），鄰國友好往來，沒有戰爭和國際陰謀。

儒家的大同理想比農家、道家的理想更詳盡，更完整，也更美好，更具有誘人的力量。因此，它在中國思想史上也有更大、更深遠的影響。

儒家大同理想是在《禮記》的《禮運》篇中提出來的。《禮運》篇大概產生於秦漢之際或漢初，這時，新興地主階級已經建立起了統一的中央集權封建專制帝國，正在雄心勃勃地為鞏固封建政權，發展封建主義經濟基礎而鬥爭，於是，它的某些思想代表人物就設計出大同這種理想社會方案，為自己的事業描繪一個虛無縹緲的遠景。

上述三種類型的大同理想，奠定了後代大同思想的發展基礎，後代出現的農民小生產者的大同類型，基本上都是屬於農家類型的；一切在王朝更替、農民戰爭中受到損害，企圖用“避世”來尋求解脱的人，都憧憬着道家類型的理想境界；而儒家的大同理想，則往往為新興社會力量的代表人物所汲取。

在西漢中葉至清代第一次鴉片戰爭前，中國的社會發展一直停留在封建主義階段，沒有形成新的生產力和新的階級，因而儒家大同類型的理想，未再出現新的模式。農家類型的大同理想，主要通過組織農民起義的宗教團體的某些生活制度體現出來，東漢末期張魯的五斗米教是最早的典型。道家類型的大同理想，則在東晉陶淵明的《桃花源記》中形成了新的、最有影響的典型。

五斗米教張魯據有漢中後，廢除官吏，設“祭酒”分管部眾，各祭酒的轄區設義舍，放置義米、義肉，供行人無償取用。對部眾的管理強調用説服教育方式，對犯法的人也首先教育，寬恕三次不改而後處罰。

《桃花源記》陶淵明在文中幻想出一處同現實世界隔絕的人間樂土──桃源洞，那裏沒有剝削、壓迫和戰爭，人們永遠處於和平、寧靜和温飽的環境中，過着無憂無慮的田園生活，對外部世界幾百年來的王朝廢興、社會動亂都一無所聞，自秦末進洞以來，“乃不知有漢，無論魏晉”。《桃花源記》在中國大同思想發展史上有特別重要的地位。此後一千多年，幻想逃避現實社會的苦難的人普遍地憧憬着“世外桃源”，它成了人間樂土的同義語。

從1840年第一次鴉片戰爭後，中國社會逐漸由封建社會轉變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這是中國歷史上又一次社會劇烈變動的時期。農家類型和道家類型的大同理想仍有所表現，太平天國的《天朝田畝制度》和章太炎(1869～1936)的《五無論》分別是二者的典型。但是，在中國近代的大同理想中佔主要地位的卻是儒家的大同類型，它被許多資產階級代表人物用來表達自己的社會理想，其中最為著名的是康有為和孫中山的兩種大同理想。

康有為寫了《大同書》，設想未來的大同社會是一種以生產資料公有制為基礎、沒有剝削的社會。生產力高度發達，人們物質文化生活水平很高。國界消滅,全世界統一於一個“公政府”之下，沒有戰急。政治上實行資產階級民主共和國制度，沒有貴賤等級。男女完全平等，家庭已消滅，不存在父權、夫權壓迫。

孫中山的大同理想主要內容是：土地國有，大企業國營，但生產資料私有制仍然存在，資本家和僱傭勞動者兩個階級繼續存在；生產力高度發展，人們生活普遍改善；國家舉辦教育、文化、醫療保健等公共福利事業，供公民享用。

康有為和孫中山都對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的壟斷壓迫、貧富分化、危機、失業等現象有所批評，但他們的大同理想基本上都還是對資本主義制度的理想化。康有為的現實主張是通過自上而下的改革逐步走上資本主義發展道路，因而對自己的大同理想不願立即實行，主張經過緩慢的改良在遙遠的未來使“君銜……徐徐盡廢而歸於大同”（《大同書》）。孫中山作為資產階級革命派的代表，則要求把他的大同理想在資產階級民主革命階段就付諸實施，要求“舉政治革命、社會革命畢其功於一役”（《孫中山選集》）。

從“天下大同”理想到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體現了中國對和諧世界和美好生活的自覺建構，不僅藴含着中國傳統文化的智慧，更是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未來命運的深度思考，和對人類命運的一種前瞻性規劃。在全球化時代，探析從天下大同到人類命運共同體的文化生成圖式，可為攜手共建全球治理新秩序提供必要的思想支撐 ^[1]  。

1990年12月，日本著名社會學家中根千枝教授和喬健教授在東京召開“東亞社會研究國際研討會”，為費孝通80華誕賀壽。在就“人的研究在中國——個人的經歷”主題進行演講時，費老總結出了“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與共，天下大同”的十六字“箴言”。“各美其美”是指各個民族都有自己的價值標準，各自有一套自己認為是美的東西。這些東西在別的民族看來不一定美，甚至會覺得醜惡。然而，民族接觸的初期還常常發生強迫別的民族改變他們原有的價值標準來遷就自己的情形，能容忍“各美其美”是一大進步。只有在民族間平等地往來頻繁之後，人們才開始發現別的民族覺得美的東西自己也覺得美。這就是“美人之美”。這是高一級的境界，是超脱了自己生活方式之後才能得到的境界。這種境界的昇華極其重要。再昇華一步就是“美美與共”。不僅能容忍不同價值標準的存在，進而能讚賞不同的價值標準，那麼離開建立共同的價值就不遠了。的確，“美美與共”是不同標準融合的結果，那不就達到了我們古代人所向往的“天下大同”了麼？正如費老所言，這是可以聯繫到今後世界人類學怎樣進入二十一世紀的問題。

當今世界的全球化如何“化”和向何方向“化”都直接涉及世界上各個國家、各個民族甚至每一個人的前途命運。例如，全球化是統一於單一的西方模式，還是各種文化和文明的相互融合，求同存異？全球化是用軍事的、經濟的乃至文化的霸權征服世界，還是世界各國、各民族平等相待、和平共處、共謀發展？全球化對我們每個國家和民族價值觀念和習慣做法提出了什麼樣的挑戰？等等。這些問題都需要我們認真回答。

中國是有着5000多年曆史的文明古國，有着十分豐厚的傳統文化底藴，其中包括對當今全球化本質內涵的最早追尋與賦予。當然，這裏特別需要指出兩點：

一是中國傳統文化中涉及全球化本質內涵的部分思想原先是特指內地和邊疆、中原與邊區、漢民族與周邊少數民族的，後來逐漸發展成為中國處理國與國關係和積極參與全球化的原則。

二是當今時代已經發生了十分巨大的變化，今天所説的全球化，無論從內涵還是到外延，都遠比昔日中國傳統文化所涉及的本質內涵要廣泛豐富得多，但千百年積澱下來的中國優秀傳統文化關於當今全球化本質內涵的思想，依然是人類文明的魂寶。正確認識和評價中國傳統文化有關涉及全球化本質內容的精華，對於推動當今全球化的健康發展，仍然具有積極的借鑑作用。

中國傳統文化對全球化本質內容究竟有哪些藴含，我們應特別關注並批判地汲取哪些有益的東西呢？我認為，主要有以下四個觀念和原則：

第一，“天下為公”、世界“大同”。這是千百年來中國人民為之不懈奮鬥的理想和信念，也可以説，這是中國優秀文化傳統對全球化和人類社會發展規律本質內涵的最早賦予。2500多年前春秋末期重要的政治家、思想家，中國儒家學派的創始人孔子明確提出：“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是謂大同”。所謂大同，就是指生產資料共有，人們之間沒有等級差別、沒有剝削壓迫、平等和睦相處、各有所得所樂。中國道家學派的創始人、與孔子幾乎同時代的老子則設計了一幅沒有欺壓，人人平等，人人勞動，人人“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樂其俗”所謂理想社會藍圖。孔子、老子的大同思想主要是從倫理的角度出發，表現出對遠古原始社會的一種懷念和追戀。但這種大同思想對中國曆代思想家都產生了重要的影響。南宋康與之虛構了一個與封建等級制度根本對立的“計口授田”，人人耕桑，自食其力，勞動成果平均分配的烏托邦式社會景象。直到近代，中華民族的大同思想又不同程度地與西方傳來的自由、平等、博愛觀念和空想社會主義思想結合起來。太平天國領袖洪秀全吸收基督教義中的平等思想，提出建立有田同耕，有飯同食，有衣同穿，有錢同使，無處不均勻，無處不飽暖的社會綱領。我國近代資產階級改良主義政治家、思想家，戊戌變法領袖康有為著《大同書》，提出破除國、級、種、形、家、產、亂、類、苦九界，實現“天下為公，無有階級，一切平等，既無專制之君主，亦無民選之總統”的“大同之世”。我國近代偉大的革命民主主義政治家、思想家孫中山明確指出中國五大種族擴充自由、平等、博愛於全人類，大同盛世則不難到來。中華民族不僅是胸懷遠大理想的民族，而且是一個執著理想、為理想獻身的民族。東漢末年五斗道首領張魯在漢中立“義舍”、置“義米”、“義肉”，過路者量腹取食。南宋初鐘相起義提出了“法分貴賤、貧富，非善法也，我行法，當等貴賤，均貧富”的綱領。幾乎歷次農民起義都把貴賤平等、上下同一當作自己的旗幟，併為大同理想的實現進行了不掘不撓的鬥爭。中國傳統文化中的大同思想雖有很大的歷史侷限性，但是，浸潤在中國優秀文化傳統“大同”思想中的全人類之間那種不分貧富貴賤，充滿真正的自由、平等和博愛的崇高理念和精神，則體現了人類社會發展的最終必然歸宿，它和產生於古希臘斯多噶學派中的世界大同、人人平等的思想一樣，是全人類的共同財富，也應當是當今全球化核心內涵中最可寶貴的東西，並永遠值得我們繼承和弘揚。

第二，“以和為貴”、“親仁善鄰”、“協和萬邦”。這是中華民族與世界各國人民友好相處的優秀傳統倫理美德，可以説，這也是中華民族為實現大同之道而鋪就的對外關係的基石。中國是一個多民族的國家。“以和為貴”、“親仁善鄰”、“協和萬邦”的友好相處、互助平等的精神，既是中國人民自古以來處理人際關係和民族關係的基本價值取向，同時也是中國人民處理國與國關係的基本原則。中國是舉世聞名的文明古國，其對外關係源遠流長。中國古代先秦時期尚無近代意義上的中外關係而言，但其有關靜下、仁和的思想都是十分寶貴的。老子説：“大者宜為下”，“大國者下流，天下之交，天下之牝”。這就是説大國尤其應謙下。大國象居於江河的下流那樣謙下，天下就容易交融、雌順，人類就容易和平相處。這是最早反對大國主義的思想胚芽。戰國時期重要的政治家、思想家孟子提出的“交鄰國以道”、“仁者為能以大事小”、“智者為能以小事大”，則體現了他的“仁政”理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