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下大同

《天下大同》圍繞着孔子文化和儒家文化在當代的復興與發展來展開描寫，反映了中國傳統文化與中國當代先進文化的相互交融相互作用的生動關係，展現了中華民族創造的文化文明與世界文化文明的對話關係，從而表現出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時代中國文化和中國精神走向世界的風貌。 ^[3] 

《天下大同》的思想藝術特色可以概括為“趨於時、按于思、質於文”。

《天下大同》首先是“趨於時”的。該書寫在2013年習近平總書記視察曲阜十週年之時，寫在習近平總書記提出“一帶一路”倡議十週年之時。2013年，習近平總書記的曲阜之行和重要講話是中國式現代化進程中的一個重要節點。《天下大同》對孔子思想、孔子學説兩千年來的來龍去脈、底藴內涵梳理思辯，這一選材既具當下性又有前瞻性。這種“趨於時”還表現出王筱喻對與當今中國經濟發展不相適應的文化現狀的焦慮。肇始於堯舜而由孔子定其型的中華道統，這一中華文化的靈魂和譜系在當下受到極大挑戰，其在中國的地位甚至不如在東亞一些國家。接續中華道統，在繼承中返本開新，實現儒學的“歸魂”，講出更加精彩的當代中國的故事。從這個意義上説，王筱喻履行了報告文學作家對社會的承諾，站到了時代的前沿。

《天下大同》的另一顯著特色是“按于思”。該書面對的是一個十分特殊的題材，要講好這個中國故事，需要對中華文明史思想史的歷史，從縱向和橫向上進行梳理。該書以很大篇幅講清辯明的是，儒學何以從春秋戰國發韌到漢代“獨尊儒術”，孔子的思想主張如何深刻影響着後世學術與思想的發展，更在代代傳承中逐漸內化為中華文化與國民氣質。然而，“尊孔”與“反孔”之辯始終未斷。《天下大同》以此建構起它的思辯性。儒學到底是不是隻屬於封建社會，僅僅為帝王服務的、孔子的思想能不能貫穿到現在、怎樣做才能實現“重光”。該書梳理了中國曆代國君以“天下”為題，“以民為本”，對於孔子文化地位的認可。更從橫的歷史維度上歷數德國哲學家雅斯貝斯在言及“軸心時代”時特別把孔子置於首位，西方哲人伏爾泰，東亞各國，馬克思，毛澤東，郭沫若，從錢學森到中國當代文史學者，他們是怎樣評價孔子和儒學的，從中得出了馬克思提出共產主義理想與孔子“天下大同”使用相近的思想素材，以及孫中山、毛澤東這些革命者對孔子採取的批判繼承的科學態度，絕非一棍子打死。《天下大同》在認真反思“打倒孔家店”對中國傳統文化的傷害時，從文化發展史的角度對孔子及儒學作出切中肯綮的評判。在“尊孔”與“反孔”之辯中，孔子研究院院長楊朝明為孔子的“三辯”雖是一家之言卻極具説服力。一辯“君君、臣臣、父父、子子”。長期以來這句話一直被認孔子主張嚴格的等級劃分，強調君權與父權。實則，當時孔子處在“禮崩樂壞”“子弒其父，臣弒其君”的特定背景下，強調君、臣、父、子應各守其道，方能實現治國之大治；二辯“惟女人與小人難養也”，被認為是孔子輕視婦女。實則，西周春秋時“小人”一般指地位低下之人，與周初“小人難保”一致，孔子的“小人難養”是敬德保民之意；三辯“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這一句更應是句讀有誤，應讀為“民可使，由之；而不可使，知之”，這裏根本不存在孔子主張“愚弄民眾”。“三辯”猶如三支利鏃射出，澄清了對孔子的曲解。

《天下大同》又是“質於文”的。如孔子所説“言而無文，其行不遠”。該書能夠高屋建瓴地在“道”和“器”兩方面自如遊走，取得創作自由。它“論道”有道卻不是坐而論道。書中一個個奔走呼號的傳習者，從“士人”羣體到“滕州四君子”，山東大學的“山大學派”“儒門四大金剛”，牟鍾鑑、王殿卿、劉示範、顏炳罡、張踐、丁冠之等，他們以儒學精神辦儒家事業：辦起了尼山國際論壇，民間書院，鄉村儒學這些“器”，讓中華道統落在實處。他們一不為名二不為利，如丁冠之具有殉道者的人格力量。王筱喻為學者們站台、立傳。這除了受到習近平總書記視察曲阜的鼓舞，還如在《後記》中所説，面臨國家在新冠病毒肆虐、百年不遇之大變局情勢，一個作家的社會擔當在哪裏。唯其緊緊把握住“世界大同”“美美與共”和“人類命運共同體”的歷史性機會，倡導世界大同，天下為公，道法自然的東方文明，予人信心，予人歡喜，予人方便，予人希望的“天人合德”的儒家思想，方能以筆為助力，將世界從霸權邏輯切換到和平邏輯。兩千多年前孔子的“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走在了人類文明的最前端，如今仍具有普世性。《天下大同》以習近平總書記視察曲阜作為開頭，以金、木、水、火、土段落劃分，在結構佈局上大膽地穿插跳躍，提要鈎玄，探驪得珠，創新了一種獨特的文體形態，令人耳目一新，顯示出作者對宏大主題和高難題材成功駕馭的功力。 ^[4] 

2023年10月28日，《天下大同》獲得“第五屆石膏山文學獎”首獎。 ^[5] 

中國作家協會原副主席何建明：這是一部政治、思想和藝術高度統一的報告文學作品，是一部緊貼時代脈搏、書寫新時代人文精神律動的優秀之作。作者以強烈的政治敏感性和深邃的思想洞察力，及時捕捉總書記曲阜之行這一重大事件並及時奮筆謳歌，體現了一個報告文學作家的傳統文化情懷和社會責任。 ^[2] 

中國作協報告文學委員會副主任李炳銀：這部作品不僅具有政治高度、思想深度和時效新度，在文學藝術上也是堪稱一流，這樣的題材並不是一般報告文學作家所能勝任的。它深刻描繪了具有里程碑式的總書記曲阜之行的歷史必然性，從而在中國大地上重建了新時代人文精神的一座新座標。 ^[2] 

文學評論家、作家出版社原總編輯、中國作家協會報告文學專業委員會委員張陵：該書全面反映了中國傳統文化與中國當代先進文化的相互交融相互作用的生動關係，展現了中華民族創造的文化文明與世界文化文明的對話關係，從而表現出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時代中國文化和中國精神走向世界的風貌。應該説，內容是獨特的，主題是深厚的。 ^[2] 

文學評論家、《文藝報》原總編輯範詠戈：作品啓示人們弘揚儒學絕不是簡單的復古，需要從中國文化和歷史傳承中吸取那些能夠穿越時空持久生輝的偉大精神。從“道”和“器”兩個維度破題，顯示出作者獨有的思考和對“高難”題材的駕馭能力。 ^[2] 

王筱喻，山東青州人，原供職單位山東省住房建設廳。系中國作家協會會員、山東省報告文字學會創會顧問。曾出版《尼山重光》《石頭的祭祀》《煙王》，報告文學《習習儒風孔子潮》曾獲“石膏山杯”2021年度全國徵文大獎賽大獎。 ^[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