糧食危機

糧食危機也就是“糧食安全”出了問題，那麼究竟什麼是“糧食安全”？

糧食安全概念第一次提出是在糧農組織1974年11月召開的第一次世界糧食首腦會議上，當時的定義是：保證任何人在任何時候，都能得到為了生存和健康所需要的足夠食物。1983年4月，糧農組織對糧食安全概念進行了第二次界定：確保所有的人在任何時候，既能買得到又能買得起他們所需要的基本食物。

1996年11月，第二次世界糧食首腦會議對糧食安全概念做出了第三次表述：讓所有的人在任何時候都能享有充足的糧食，過上健康、富有朝氣的生活。這個定義包括三個方面的內容：要有充足的糧食（有效供給）；要有充分獲得糧食的能力（有效需求）；以及這兩者的可靠性。這三者中缺少任何一個或兩個因素，都將導致糧食不安全。 ^[2] 

據糧農組織最新估計，全球飢餓人口在繼續減少：2012-2014年間估計約有8.05億人長期受食物不足困擾，比上個十年減少1億多，比1990-1992年減少2.09億。食物不足發生率同期在全球範圍內從18.7%降至11.3%，在發展中國家從23.4%降至13.5%。

自1990-1992年以來，已有63個國家實現了千年發展目標125個國家實現了要求更高的世界糧食首腦會議目標。在這63個發展中國家中，有11個1990-92年的食物不足發生率已低於5%（由於方法學侷限性，這一數字確保結果顯著區別於零），並一直將其維持在這一區間內，因而不再是2014年報告的首要側重點。

這些數字表明，“千年發展目標 ”中有關飢餓的目標觸手可及，即到2015年將發展中國家食物不足人口比例減半。

儘管已整體取得進展，但各區域間仍存在巨大差異。拉丁美洲及加勒比地區在加強糧食安全方面取得的進展最大，而撒哈拉以南非洲及西亞地區在自然災害和衝突的影響下進展不大。 ^[1] 

2020年8月2日，由聯合國糧食及農業組織、國際農業發展基金、世界糧食計劃署等機構聯合發佈的報告顯示，新冠肺炎疫情可能導致全球飢餓人數在2020年大幅增加。今年將新增1.3億飢餓人口，全世界將有6.9億人處於飢餓狀態。 ^[3] 

2022年4月22日消息，最近，聯合國世界糧食計劃署宣佈，人類或將面臨“二戰後最大的糧食危機”。 ^[6] 

當地時間2022年5月18日，美國財政部在一份關於糧食安全計劃的報告中表示，世界銀行將提供300億美元資金以應對由俄烏衝突導致的糧食安全危機。據美媒報道，這筆300億美元的資金中有120億美元用於新項目，另包含180億美元用於投資已獲得通過但尚未執行的食品相關項目。 ^[7] 

當地時間2022年5月19日，七國集團發展部長會議在德國柏林閉幕，會議就建立全球糧食安全聯盟達成一致。除七國集團外，歐盟、世界銀行、聯合國全球危機應對小組、聯合國世界糧食計劃署和國際農業發展基金等國家和組織也將參與該聯盟的建立。 ^[8] 

當地時間2022年5月20日，聯合國人道主義事務協調廳警告説，未來三個月，非洲薩赫勒地區將有多達1800萬人面臨嚴重的糧食不安全局面，創下2014年以來受影響人數最多的紀錄。 ^[9] 

當地時間20日，非洲開發銀行批准了一項15億美元的緊急糧食貸款，幫助非洲國家在未來兩年避免迫在眉睫的糧食危機。由於俄烏衝突導致糧食供應中斷，非洲目前面臨至少3000萬噸糧食短缺，特別是從這兩個國家進口的小麥、玉米和大豆。 ^[10] 

羅馬時間2023年5月3日，聯合國糧食及農業組織、世界糧食計劃署等機構共同發佈最新《全球糧食危機報告》稱，2022年全球58個國家和地區約2.58億人面臨嚴重糧食不安全問題，較2021年53個國家和地區的1.93億人有所增加。嚴重糧食不安全是指生命或生計因無法攝入足夠食物而面臨直接危險。報告説，2022年，面臨嚴重糧食不安全和需要緊急糧食、營養及生計援助的人口連續第四年增加，達到該年度報告發布七年來的最高水平。報告分析了42個主要發生糧食危機的國家，其中30個國家中超過3500萬的5歲以下兒童存在消瘦或突發性營養不良的情況，其中有920萬兒童嚴重消瘦。這樣的營養不良嚴重威脅着生命安全，是導致兒童死亡率上升的主要因素。 ^[11] 

2023年7月14日，俄羅斯衞星通訊社莫斯科報道，尼日利亞總統發言人德萊·阿拉克表示，因出現糧食安全危機，尼日利亞總統提努布宣佈全國進入緊急狀態。 ^[12] 

2008年，一場席捲全球的糧食危機爆發開來，2008年度世界糧食庫存由2002年度的30%下降到14.7%，為30年來之最低；世界糧食儲備僅為4.05億噸，只夠人類維持53天，而2007初世界糧儲可供人類維持169天。 ^[4]  令人氣憤的是，有西方媒體把這一次全球性的糧食危機直接怪罪於中國，稱這場危機的主要原因是中國人消費的牛肉越來越多，而生產牛肉需要消耗更多的糧食，更有甚者，將"成百萬中國人、印度人和非洲人生活水平提高"作為糧食價格上漲的重要原因。可悲的是，這種極為荒謬的邏輯也成為一些西方主流媒體的"依據"，推波助瀾，狂熱炒作。那麼,造成此次世界糧食價格危機的主要原因是什麼呢?世界貿易組織秘書處官員王曉東今天接受了記者的採訪。

王曉東説，中國並不是世界大米、小麥、粗糧和肉類產品的主要貿易國。自2003年以來，中國在滿足了自身消費增長需要之餘，還向國際市場上出口了大米、小麥和肉類產品。雖然中國是粗糧的純進口國，但中國的進口量遠小於歐盟、日本、韓國、墨西哥等國家，近兩年來進口量也沒有出現激增。而澳大利亞等傳統出口大國的出口量因為乾旱而鋭減，歐盟的進口在2007年出現了激增。

第一

世界石油價格不斷上漲，突破歷史水平，極大提高了農業生產的成本，造成農業生產所必需的肥料和柴油價格的上揚以及運輸成本的大幅增長。

第二

不利氣候因素造成主要糧食生產國減產，出口量大幅下降。作為世界糧食主要出口國的澳大利亞連續數年遭受乾旱氣候，小麥出口鋭減，僅2007年的出口量就減少400萬噸。同年,烏克蘭小麥出口也減少300萬噸。此外，孟加拉國遭受颱風襲擊,造成大米減產300萬噸。

第三

由於世界石油價格的居高不下，美國、歐盟和巴西等國將大量原本出口的玉米、菜籽、棕櫚油轉用於生產生物燃料,在很大程度上改變了這些傳統農業出口大國的農業生產格局並降低了出口。美國20%的玉米已被用於生物燃料生產,歐盟65%的油菜籽、東盟35%的棕櫚油被用於生物燃料生產。這些政策的變化不僅造成了食物供給的減少，更引起了市場對於穩定供給的擔憂和恐慌，進一步加劇了糧食價格上漲預期。

第四

美聯儲的不斷降息，房地產市場低迷等都釋放了大量的投資資本進入大宗商品期貨市場，由於市場預期國際農產品價格將維持高位，自2007年11月以來，已有400多億美元進入國際農產品期貨市場投機炒作。根據亞洲開發銀行數據顯示，在過去一年內，國際小麥的出口價格就增長了130%、大米價格增長98%、燕麥價格上揚38%。世界大量的糧食貯備被掌握在實力雄厚的國際基金炒家手中。

第五

由於糧食價格在短時間內持續上漲，導致一些傳統的糧食純進口國，如印度尼西亞,菲律賓等加速糧食進口，以確保國內糧食供給；另一方面，一些出口國採取的出口限制措施也進一步加劇了供給短缺和市場恐慌。

第六

長期以來，發達國家的鉅額農業補貼嚴重扭曲了貿易，人為壓低了國際農產品價格，致使發展中國家的中小糧食生產者和農民不得不放棄農業生產，轉而生產其他經濟作物，致使許多中小發展中國家的糧食自給能力嚴重不足，大量依賴進口來維持國內糧食供應。同時，多年來，自由貿易比較優勢理論的傳播也鈍化了許多發展中國家發展自身農業生產的願望，天真的認為世界糧食供應永遠是充足的，可以完全依賴便宜的進口來替代國內生產，這也是許多國家對這次危機的爆發和持續準備不足的潛在原因。

世界主要糧食作物小麥：2021年，俄羅斯出口量全球第一，而烏克蘭則排名第六，兩者出口的小麥總量，接近全球的三分之一。俄烏髮生衝突，兩國的糧食出口確實受到了影響。衝突導致黑海沿岸港口遭到了毀壞或者關停，這些港口承載了烏克蘭85%的糧食出口。 ^[6] 

（1）我們將需要多少糧食？

要知道我們將需要多少糧食，先需要知道我們將會有多少人口。圖2是歷年人口統計數據和筆者找到的人口預測/控制目標數據。

由圖2可見，在有統計數據檢驗的區間，蔣正華、張羚廣的預測數據(《社會保障制度》2003年第1期)和聯合國《世界人口預測(1998)》均偏高，但相比之下，聯合國的預測偏差小些。

曾反思計劃生育政策的何亞福則認為：“如果按照計生委認定1.8的總和生育率計算，那麼到2030年左右，中國人口達到14.6億的峯值；如果按照第五次全國人口普查1.22的總和生育率計算，那麼到2020年之前就達到人口峯值，這個峯值不到14億。”

一份《2007高教社杯全國大學生數學建模競賽》的報告則認為：2050年，人口可達到的峯值為14.2899億。

2007年1月11日公佈的《國家人口發展戰略研究報告》要求：到2010年，人口總量控制在13.6億人；到2020年，人口總量控制在14.5億人；到本世紀中葉，人口峯值將控制在15億人左右。

圖2中的細線是筆者對統計數據做的簡單多項式擬合，而不是依據人口理論作的嚴謹預測。但其走勢顯然比蔣正華、張羚廣的預測數據和聯合國《世界人口預測(1998)》更接近統計數據的趨勢。它低於《國家人口發展戰略研究報告》提出的控制目標，高於何亞福給出的兩個峯值。至於對人口峯值的估計，則與《國家人口發展戰略研究報告》提出的目標一致：於2040年達到人口峯值15億。

謹慎起見，我們將15億人作為中國的人口峯值。這意味着我們需要為新增的兩億人口準備糧食產能。

圖1中我們看到，人均糧食產量圍繞着趨勢線在一個通道內波動，從趨勢線到通道邊沿的寬度，即為平均的波幅，這個平均波幅與趨勢值之比，顯示了糧食產量的穩定性。從1961年到1974年，我國的糧食生產穩定性發生了質的變化，人均糧食產量的平均波幅從18%降到4.7%，此後最高也沒超過8%。這意味着社會已經適應了穩定的糧食供應，當年家家必備的糧囤、米缸已被商業儲備取代，一旦人均糧食產量的平均波幅超過8%，除非商業儲備有能力過濾這異常波動，勢將引發社會的不安，乃至動盪。

中國人吃飽飯也就是在上世紀90年代後的這十餘年，由圖1可知，1996年的趨勢線值(385公斤/人)大體上可以代表這一時段的平均水平。而這一年的通道下沿(356公斤/人)則為人均產量的警戒線，低於它將危及社會安定；高於通道上沿(414公斤/人)則恐穀賤傷農。由此，根據人口預測，到達人口峯值時，我們的糧食產能要比2005年增高19.31%，如果要保障充分的供給則需增高28.3%，如果增高量低於10.33%，則將出現供應危機。19.2%的增長需求要求0.95億噸左右的新增產能。正如布朗指出，農田減少不可逆轉，而環境破壞亦呈擴大趨勢。在這樣的背景下，保持現有產能都相當困難，遑論增長？

能否靠進口解決問題？世界糧食市場的貿易量多年來在2.3億～2.5億噸之間，新增0.95億噸左右的貿易量，勢必將衝擊整個糧食貿易結構，使我國與其他糧食進口國間的關係複雜化。此外，糧食出口量集中在美國、加拿大、澳大利亞、法國、阿根廷等少數國家，其中美國佔了35%左右。在糧食問題上高度依賴這些國家，其後果是什麼？

糧食增長率和人口增長率之差提供了另一個視角。糧食生產年度波動很大，值得注意的是它們展現的長期趨勢。1994年以前，總體上糧食增長率高於人口增長率，但差距在逐步縮小。在這一過程中，中國人經過艱鉅的努力，解決了自己的吃飯問題。問題在於1994年之後，出現了糧食增長率低於人口增長率的苗頭，若無法遏制它，饑荒將重新光顧我們。

（2）“狗日的糧食”

當今中國，50歲以上的人都還記得上世紀60年代的大饑荒，它將“民以食為天”的古訓深深地刻在每個國人的心頭。然而，近十來年，這“狗日的”糧食卻與中國人玩起了“藏貓貓”，搞得我們莫辨南北。

1995年，當糧票已從流通領域步入收藏領域時，美國人布朗發表了《21世紀誰來養活中國人》的文章，指出：中國的人口增長不可逆轉；中國的農田減少不可逆轉；環境破壞造成的農作物減產不可逆轉。雖然中國可以也有能力用足夠的外匯儲備來購買美國的所有糧食，甚至買上幾年美國的收成，但誰又能供應得起十幾億中國人的糧食缺口？

然而隨後，媒體廣泛報道的卻是中國糧食儲藏過多，導致大量的陳化糧。結果一方面農民賣糧難，糧價連年下跌；另一方面，大量的陳化糧催生了乙醇燃料工業，大量的陳化糧還堂而皇之地流入市場，危及國民健康。

正當各地致力於農業的“結構升級”，大力減少種糧面積，推廣經濟作物時，卻發生了糧價上漲。專家警告：糧食危機迫近中國。聯合國糧農組織亦對全世界發出類似警告。

2005年1月31日，中央財經領導小組辦公室副主任陳錫文在國務院新聞發佈會上表示，我國已成為糧食淨進口國。

就在這樣的背景下，媒體報道，農業部於2006年底提出了《全國糧食生產發展規劃(2006～2020年)》。有趣的是，一年多後查遍網絡(包括農業部網站)，筆者也沒能找到這個規劃的全文。從媒體的報道看，這個規劃對糧食問題的總體判斷是：

“國內糧食供需關係偏緊的態勢將長期存在。”

糧食問題無疑是基本國情之一，這不斷湧出而又相互矛盾的信息，迫使筆者探尋到底是怎麼回事。

我們吃了幾天飽飯？

我們告別糧票制度是1994年，至今不過十餘年。

1953年10月，中央全國糧食會議通過了《關於實行糧食計劃收購與計劃供應(簡稱統購統銷)的決議》。1955年5月16日，中央下達了《關於整頓城市糧食計劃供應工作的指示》，要求全面實行“以人定量”和以行業定量的計劃供應制度，憑證、憑票供應。1955年9月，國家糧食部以命令的形式發佈了《市鎮糧食定量供應憑證印製使用暫行辦法》。從此，沒有糧票就沒有飯吃，糧票成了一代中國人的命根子。

然而，如果以為糧票是新中國的創造，那就錯了。民國年間，國民黨政府發放過“糧食配給票”，蘇區、抗日根據地、解放區也發行過“臨時飢餓谷證”、“軍用糧票”、“邊區糧票”等。再往前，明清時期有“漕米版串”、“完糧串票”，宋代有類似糧票的“糧食要券”。飢餓似乎總是伴隨着我們這個人口最多的種族，史書上“赤地千里”、“餓殍遍野”的記載比比皆是，馬爾薩斯沒有出現在中國實在令人詫異。

人均糧食產量表徵着國家糧食豐裕的程度。建國以來的人均糧食產量見圖1。歷史數據顯示：建國後短短7年內，人均糧食產量增加了46.8%，這是一個了不起的成就。如果考慮到這是新政權剛剛建立，還在朝鮮與美國面對面地打了一仗的時代背景，對比一下十月革命後普遍的饑荒，我們真應該對前輩們的業績肅然起敬。

可惜，偉大的成就之後是巨大的失誤與挫折，一場“大躍進”帶來了人們至今難忘的饑荒。它讓決策者牢牢地記住了“為政之要，首在足食”的古訓，使“以農業為基礎”、“以糧為綱”成了長達30年的基本國策。這30年的前期，對農田水利基本建設進行了巨大的投入，而後期則啓動了世界上最嚴厲的人口控制政策。“以農業為基礎”的成效是顯著的，人均糧食產量穩步上升，到1982年接近了350公斤/人(348.7公斤/人)，此後長達20年，人均糧食產量均在350公斤/人以上。進入上世紀90年代後，中國終於告別了糧票。

告別了糧票，“以糧為綱”也就漸漸淡出，到1996年人均糧食產量達到史無前例的412.24公斤/人。正當人們像上世紀50年代末期那樣，再次奮力投入工業化、城市化之時，人均糧食產量步步下滑，到2003年降到333.29公斤/人，回到了1982年以前的水平。更為嚴重的是，趨勢線自1996年後出現了下行的態勢，這不能不讓為政者驚出一身冷汗嗎？

有研究表明，糧食價格飆升的根本原因是全球糧食需求增長超過供給。造成供應緊張的主要因素是美國和歐洲越來越多地將糧食轉化為生物燃料。

世界燃料市場和糧食市場之間的關聯增加是最重要的結構性變化之一。全球大宗商品價格漲幅的1/4到1/3是生物燃料所導致的。美國用玉米生產燃料，歐洲不斷將種小麥和玉米的土地改種油菜籽，用菜籽油等植物油生產燃料。2001年以來，數十億美元的投入使美國乙醇工業產能增加了將近3倍。2004-2007年期間，世界玉米產量增加了約5100萬噸，與此同時，僅美國的生物燃料、特別是乙醇的產量就增加了約5000萬噸。預計2009年美國製造生物燃料的玉米消費將達到1.14億噸，相當於美國產量的1/3。有關數據表明，就2008年一年美國汽車燒的糧食足可保證82個缺糧的低收入國家的所需。

有關人士呼籲，應暫停生物燃料的生產。用糧食製造生物燃料危害環境、浪費能源，並最終給全球糧食供應帶來災難性的結果。

糧食援助體系中，各國對實物援助和現金援助這兩種方式的利弊爭論由來已久。

美國通常的做法是實物援助，歐洲是提供現金用於在當地購買糧食。美國提供了世界上一半的糧食援助，但每年大約20億美元的糧食援助都來自剩餘的美國糧食。美國法律規定糧食必須在美國採購並用掛美國國旗的船隻運輸。通常美國政府採購後，通過美國的運輸工具轉往受援方當地的人道主義機構，最終由這些機構轉運並以極低價格出售或免費分發。

美國的這種實物援助對當地農民的生產構成打擊，並導致囤糧等現象的滋生。現金購買糧食儘管短期可能導致糧價上漲，但有助於增加長期糧食供應。聯合國糧食計劃署認為現金形式的糧食援助能在離受援地更近的地區採購糧食，這意味着採購價格更低、運輸成本更低、運輸時間更短。為此，聯合國糧食計劃署一直在為籌集更多的現金援助而努力。

耕地減少的現狀下，改善土壤質量、提高糧食產量有助於緩解糧食短缺狀況。

許多地區的農業生產力長期處於低水平，尤其是在撒哈拉以南的非洲。一些基金會與世界銀行一起開始在發展中國家，尤其是非洲投入數以億計的美元，培訓貧窮農民和當地研究人員，力爭改善土壤的肥沃程度，提高農民種植技術，並最終提高糧食產量。世界銀行將把對非洲農業提供的貸款提高一倍，從4.5億美元增加到8億美元，在管理乾旱等系統性風險方面向國家及農民個人提供幫助。在亞洲，提高水資源管理能力、改善灌溉條件，可望進一步提高產量。專家們的研究表明，要注重土壤的物理結構、化學成分以及微生物狀況，這樣可以促進土壤保健、提高土壤質量。

美元對歐元及其它重要貨幣貶值，使以美元標價的商品價格上漲。各種投機資金，例如養老金基金、對沖基金、指數基金等為應對通貨膨脹紛紛買入農產品期貨。從2007年以來，對食品貨物的投機性投資快速增加。在科技股崩盤、房地產衍生品危機後，農產品期貨成為熱錢瞄準的下一個高回報投資目標。據國際清算銀行估計，目前有幾千億美元投資於商品基金。投機資金熱炒農產品期貨價格，導致農產品期貨價格大漲或急跌，偏離了期貨消除貿易風險的初衷，反而加劇了農產品市場的波動，影響農民對未來收益的預期，不利於維護農民種糧積極性。

有關人士呼籲現在應遏制投機，防止最終令農民遭受損失的泡沫的形成。

世界貿易組織新一輪多哈回合談判的一項削減農業補貼的目標在過去的6年多時間裏一直未能實現。

發展中國家的農民無法與發達國家得到大量補貼的農民進行競爭，發達國家的農作物在世界農產品貿易中造成了不公平競爭。在過去6年多的談判中，各國已經充分認識到不公平貿易帶來的危害，但發達國家仍然將主要精力用於打開發展中國家市場，而對削減自身高額農業補貼竭力停留在做表面文章的層面上。

消除不公平貿易，理順國際糧食貿易價格，才能有助於消除國際糧食危機。

糧食危機是全球66億人口共同面臨的種種重負發出的一個警告。2050年，全球人口將增至91億，而且新增人口全部集中在發展中國家。

為了應對糧食危機，需要從解決貧困問題着手。富國需要採取措施，落實它們在2002年做出的將0.7%的國民收入用於國際援助的承諾。到2008年底為止，22個做出承諾的國家用於發展援助的資金只佔其國民收入的0.45%，而美國只有0.16%。敦促富國落實國際援助迫在眉睫。 ^[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