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口限制

1、出口價格管理，對本國出口商品實行價格下限，以防止低價對外傾銷；

2、出口品質管制，即通過加強商品檢驗，禁止不合質量標準的商品出口；

3、出口數量管制，對於某些重要商品限制出口數量或禁止出口；

4、出口組織管制，即加強出口企業、貿易公司的組織聯營，實行聯合對外，提高出口效益。資本主義國家通常把出口限制作為實行貿易歧視政策的一種手段。例如，1950年1月1日成立的巴黎統籌委員會，起初就是協調西方國家對社會主義國家實行“禁運”政策的一個國際性多邊出口限制機構。

《關税及貿易總協定》第十一條“數量限制的一般取消”就對締約國實行出口限制作出了規定：“任何締約國除徵收税捐或其他費用外，不得設立或維持配額、進出 口許可證或其他措施以限制或禁止其他締約國領土的產品輸入，或向其他締約國領土輸出或銷售出口產品”。但同時又規定，以下情況不算出口限制：

1、為防止或緩和輸出締約國的損益或其他必需品的嚴重缺乏而臨時實施的禁止出口或限制出口。

2、為實施國際貿易上商品分類，分段和銷售的標準及條例，而必需實施的禁止進出口或限制進出口。

新《目錄》涵蓋農業、煤炭開採和洗選業、紡織業、化學原料及化學制品製造業、醫藥製造業、通信設備、計算機及其他電子設備製造業、衞生等85個大類。

為維護國家安全、社會公共利益或者公共道德，需要禁止出口的；

為保護人的健康或者安全，保護動物、植物的生命或者健康，保護環境，需要禁止出口的；

依據法律、行政法規的規定，其他需要禁止出口的；

根據我國締結或者參加的國際條約、協定的規定，其他需要禁止出口的。

限制出口的技術參考原則為：

為維護國家安全、社會公共利益或者公共道德，需要限制出口的；

為保護人的健康或者安全，保護動物、植物的生命或者健康，保護環境，需要限制出口的；

依據法律、行政法規的規定，其他需要限制出口的；

根據中國締結或者參加的國際條約、協定的規定，其他需要限制出口的

自願出口限制是進口國的政府或一個工業同出口國的政府或相競爭的工業安排的、對後者所出口的一種或一種以上產品的數量加以限制的措施。按照這個定義，自願出口限制是對所有限制出口的雙方協議措施的通稱。但是，嚴格説來，自願出口限制是由出口國單方面採取和執行的行動，稱它為“自願”，是指出口國具有取消或修改限制措施的正式權利。實行自願出口限制通常是由於進口國施加了壓力；因此，人們可以認為出口限制屬於“自願”性質，那只是由於出口國可能覺得這種限制比進口國可能建立的替代性貿易壁壘較為可取而已。此外，在一種沒有競爭的、特別是寡頭壟斷的工業中，出口公司可能發現談判一項自願出口限制對它們有利，那時的出口限制才真正是“自願”的。

如果一項自願出口限制包括一項政府對政府的協議，那在正常情況下是指一項有條不紊的市場銷售安排，而且往往具體規定出口管理規則、磋商權利以及對貿易流量的監督。在某些國家，特別是在美國，有條不紊的市場銷售安排在法律上與具有嚴格定義的自願出口限制是有區別的。涉及工業參與的協議往往被稱為自願限制安排。這些自願出口限制形式之間的區別主要是屬於法律性質和字義方面的，對於自願出口限制的經濟影響幾乎沒有什麼關係。

一項典型的自願出口限制是按商品類型、國家以及數量對出口品供應施加限制。關税及貿易總協定中有關政府影響貿易的行動的條款，在正常情況下禁止出口限制；如果獲准實行出口限制，它們必須是不加歧視的，而且只有通過關税、税收和費用加以實施。但是，政府參與自願出口限制的情況並不總是很清楚的。此外，自願出口限制並不總是具有明確的市場份額條款；舉例來説，它們可能採取出口預測形式，從而變得具有告誡的性質。由於這些原因，自願出口限制屬於“灰區”，如果根據關税及貿易總協定認定它們為非法，那是值得懷疑的。此外，參加一項自願出口限制安排的各方不大可能要求根據關税及貿易總協定的爭端調解程序進行評定，它們從來沒有這樣做，因為第三方看來往往能夠從一項自願出口限制中得到好處，因此它們可能不願意訴諸爭端調解程序。最後，從東京回合的貿易談判中產生的補貼條例和抵消性關税條例的簽字國看來，都獲得了談判自願出口限制的合法權力。正是在這些方面，關税及貿易總協定代表理事會在1987年作出的設立一個爭端調解小組來研究日美半導體協議的決定是重要的。

概括地説，採取限制性貿易措施通常有兩個目的：保護或改善國際收支狀況，以及解救那些因外國競爭而受到不利影響的工業，原則上使它們獲得時間進行必要的調整以恢復對外競爭能力。採取出口限制是為了後一個目的，而且與保護主義的其他形式比較，從進行保護的國家觀點看出口限制有幾個優點。

根據關税及貿易總協定規則，現有的一些保障條款是對那些因進口競爭而受損的國內工業予以臨時的、應急的保護。但是，這種保障行動需要與那些受保障措施影響的國家進行有關賠償的談判。這些談判可能是困難的，而且可能不會成功。在那種情況下，進行保護的國家就要冒出口國家加以報復的危險。無論是在進行賠償還是在遭到報復的情況下，採取保障行動的國家的出口都可能受損。至於出口限制則有內在的賠償，那是採取超額利潤的形式（即由於一種產品稀缺而使利潤增多）。這樣使出口方面較易接受，而進行報復的可能性也會減少。

進口國在談判一項出口限制時，往往可以避免那種在採取其他形式的保護主義——如提高關税或實施定額——以前一貫要進行的、經常是長時間的、公開的、而且往往是多邊的辯論。在這樣的辯論中，可能使人們更加清楚地瞭解，保護措施的代價並且使這種行動在政治上代價巨大而且冒有風險。因此，一項出口限制有這樣的優點：由於它是一項由外國方面採取的行動，從而可以避免一場國內立法鬥爭；出口限制往往能夠在它的代價並不明顯的情況下迅速地談妥。此外，如果出口品是得到補貼的，或者有得到補貼的嫌疑，國內當局也可能同出口者達成一項出口限制協議，從而繞開反傾銷税調查往往花費大、耗時多的過程。最後還可以提出這樣的理由：由於一項出口限制消除了問題的根源——一個或少數幾個低成本供應者擾亂國內工業——因此就沒有必要去採取那種可能損害第三國的更廣泛的行動，而實行一種在減少進口方面產生平等影響的、不加區別的進口定額就可能會損害第三國（見下文）。由於這些原因中的任何一個原因，國內政策制訂者往往善於採取一項出口限制，而不善於採取其他替代性措施；出口限制往往對一個受到進口競爭威脅的工業提供較為迅速的、政治上代價不大的援助。

一項出口限制對出口國也會有吸引力。如上所述，出口限制使出口國得到額外利潤，這至少在短期內是意外的收入，因為在世界其餘地區的需求是有彈性的，所以貿易條件方面的損失是很小的，或者毫無損失。與進口國可能採取的替代性貿易壁壘比較之下這一點是很重要的；舉例來説，關税收入是歸徵收關税的政府所得的。此外，出口限制有助於保證出口者進入進口國的市場，消除反傾銷税調查所包含的不確定因素，並且使出口國政府獲得一個控制其國內工業的工具。這些因素説明，當出口者面臨進口國可能實行的保護的時候，特別是如果進口國是其他產品的一個重要市場時，出口者可能樂於同意實行出口限制。

數量出口限制看來最初是在1935年出現的，那時限制日本對美國的紡織品出口。但是出口限制是在過去10年左右的時間裏才被普遍地採用的。附表中列出了將近100項重要的、已知的出口限制。實際的數字可能大得多，因為據説，出現各種各樣工業對工業與政府對工業的不加透露的安排。在已知的出口限制數字中，55項是限制對歐洲共同體或它的個別成員國的出口，32項是限制對美國的出口。總的來説，實行出口限制是要保護在經濟合作及發展組織成員國中的市場上的工業，在這些市場上某些發展中國家、東歐國家或日本已成為主要的競爭者。事實上，這些國家的出口目前已由大約80項出口限制措施所限制。 上列數字並不包括多種纖維協定。多種纖維協定連同它的前身——棉紡織品長期安排（1962—1972年）——是出口限制的模式。多種纖維安排是一項違反關税及貿易總協定的、經談判達成的多邊協議，它依據的原則是：作為紡織品主要進口者的工業國，需要特別的保護以防止在正常情況下來自發展中國家的、成本較低的出口品“擾亂市場”。在它的主持下，締結了各種各樣的雙邊出口限制協議，這些協議包括大約50%的紡織品和成衣貿易。此外，正如附表中指出的，這個部門在多種纖維協定範圍以外有11項已知的出口限制。結果是，在紡織品和成衣的世界貿易中有相當大的部分是受控制的，因而並不聽命於國際貿易的正常力量。

除了紡織品和成衣以外，鋼鐵是受出口限制影響最大的產品類別。自從美國與一些歐洲的和日本的出口者在1968年談判了這個部門中的第一個限制協議以來，鋼鐵貿易總額中大約1/4屬於出口限制範圍，它影響幾乎所有主要第三國供應者對美國和歐洲共同體的出口，也影響歐洲共同體對美國的出口。農產品的出口也受到出口限制安排的限制，這主要是從農產品產量較高的國家，如澳大利亞和阿根廷對歐洲共同體的出口。在汽車和運輸設備以及電子產品和機械工具方面，日本出口者對於它們向歐洲共同體和美國的銷售都加以限制，而在鞋類方面，一些經濟合作及發展組織國家的市場受南朝鮮出口者的出口限制安排的保護。

根據一種計算方法，在1984年，世界貿易總額的大約10%以及非燃料貿易的12%，是屬於出口限制範圍的（根據即將出版的《世界經濟》中M·科斯特基寫的《出口限制安排》一文）。這個研究報告還估計，在同一年，日本對歐洲共同體的出口的大約38%，以及日本對美國的出口的32%屬於出口限制範圍。其他評論家估計，在1983年，發展中國家的製成品的世界貿易額中大約11%是受出口限制安排限制的。此外，在80年代初期，這個百分比看來在迅速上升。根據一項估計，亞洲的新興工業國和日本的出口中受出口限制影響的份額，從1980年的大約15%上升到1983年的大約32%。

總的來説，出口限制的影響是降低進口的水平，從而提高這項產品在進口國家中的價格。當正常情況下低成本、但現在受到限制的外國供應者提高它們的出口價格以謀求出口限制產生的超額利潤時，就會發生這種情況。價格上漲在正常情形下將會鼓勵增加該產品的國內生產。 但是，即使出口限制是按進口品的自由貿易水平確定的，在一個寡頭壟斷的工業中，價格可能因為一項出口限制安排從根本上改變了受影響的工業的競爭性質而上漲。如果出口工業（或國家）管理出口限制，那麼進行保護的國家裏的生產者與出口國的生產者相比之下就成為“領頭定價者”：如果出口限制安排得到執行的話，國內生產者提高任何價格，結果必然使進口替代品的價格適當上漲。在這些情況下，本國公司和外國公司的利潤都會增加。當然，消費者將遭受損失。可以預期，如果國內產品的需求方面對本國產品價格的變化比對進口替代品價格的變化更敏感的話，出口國的生產者會樂於同意一項所建議的出口限制安排，特別是由於這樣能夠增加它們在進口國市場上的份額。因此，出口限制使國內生產者的利潤增加而使他們得到了保護，但是並沒有使國內生產得到保護。

工業部門的公司數目越多，產生這些結果的把握就越小。第一，公司數目眾多就較難説服所有的國內公司發揮領頭定價者的作用；一些公司可能寧願通過價格競爭來增加市場份額。第二，如果並非所有外國公司都屬於一項出口限制範圍，這些外國公司也可能謀求增加市場份額。因此，工業部門的公司數目越多，就越有可能需要按減少進口的水平來確定出口限制，如果國內價格將會上漲，從而鼓勵當地生產水平上升的話。但是，關於銷售市場壟斷的例子的確得出這樣一個重要的結論：不管工業部門的公司數目有多少，一項出口限制安排鼓勵公司之間進行合謀，從而改變競爭的性質。這樣使進口國和出口國裏都產生既得利益集團。因此，一項出口限制安排可能鼓勵制止反壟斷立法。

由於出口限制而引起的價格上漲的幅度可能會相當大。在最近發表的一項關於出口限制對日本汽車向美國出口產生的影響的研究報告中（《貿易限制的代價》，作者：查爾斯·柯林斯和斯蒂文·達納韋，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工作人員報告，1987年3月），估計1984年在美國出售一輛汽車的平均價格比如果沒有出口限制將會出現的價格約高1，650美元，即17%。在這項估計的增加數字中，大約1，030美元反映質量有所提高。受到數量限制的出口者都情不自禁地要提高他們在受到限制的市場上的產品質量，以使他們出售的每個單位產品的利潤達到最大限度。不受限制的外國供應者和國內生產者可能加以效法，如果他們的產品是得到改進的、受到出口限制的較接近於的替代品的產品的話。在上述研究報告中，在1984年，對每輛汽車價格的純影響約為620美元；這樣使美國消費者總共多花66億美元。

出口限制

出口限制會在好多方面扭曲貿易和生產。第一，在進口國家中，不受出口限制安排限制的產品價格可能超出世界價格；事實上後者可能不跌，特別是如果進口國的市場很大，而且出口限制安排得到充分實施的話。在這些情況下，不受限制的供應者可能把出口品轉向受到保護的市場，從而使貿易格局遭扭曲。在1977年日本和美國達成關於彩色電視機有計劃地銷售的安排的時候，日本在美國的這種電視機的進口份額中約佔90%。兩年以後，日本的份額下降到大約50%，而南朝鮮和中國台灣省的份額有很大的增加。結果是對南朝鮮和台灣也作出有計劃地銷售的安排。

第二，可能使進口國家和其他國家裏的新公司都得到鼓勵進入那個受影響的工業部門，進行那種在自由貿易的進口水平下可能效益不高的投資。第三，在出口國家裏原有的受出口限制安排影響的公司可能設法通過第三國進行出口以避開這些限制。最後，外國供應者可能乘機向進口市場開始出口與受出口限制安排保護的產品相似的替代品，或者增加這種替代品的出口。

如果出口限制安排的範圍很廣，包括一種產品來自所有來源的進口，那麼出口限制制度就類似進口定額。但是，二者的過程是不同的。一項定額在正常情況下應用於全球範圍；它不加區別，通常分配的方法是，或者根據“先來者先得到滿足”的原則，或者根據以前的進口份額格局分配定額的份額。出口限制安排則是由雙邊談妥的，在正常情況下是與一個或少數幾個供應者談妥的。因此這些安排是帶有歧視性的，出口量視談判實力而定。這些安排可能扭曲貿易格局，有利於輸往進口國家的屬於出口限制範圍的產品而不利於效率較高的出口者，這些安排還可能對第三國的生產者發出結果也許是錯誤的投資信號。因此，出口限制安排與一項在全球應用的、減少同等進口量的定額比較之下，使效率方面受到的損失更大。

如上所述，出口限制能夠而且已經從一個國家擴大到其他國家，從一種產品擴大到其他產品。在這方面，它們的示範效應是很重要的。此外，上面已經指出，一項出口限制安排往往會降低這種產品的國際價格，增加在第三國內的需求，而這些需求可能靠產品的進口得到滿足。如果受到出口限制安排限制的出口者能夠利用它們從受到保護的市場上得到的額外利潤，去盈得不受保護的國家中的市場份額，這種影響可能更大。這些因素可能有助於促使第三國——特別是那些製造同一產品的第三國——也去談判出口限制安排。最終，如紡織品和成衣以及鋼鐵的情況那樣，一個出口限制網絡能夠有效地產生一個全球壟斷性市場份額分配安排。

出口限制安排往往會使外國生產者獲得額外利潤，這種額外利潤達到很大的數額。據經濟合作及發展組織估計，根據多種纖維協定的雙邊出口限制安排，經濟合作及發展組織國家每年向亞洲新興工業國家的紡織品和成衣出口者轉移的金額至少達20億美元。在上述關於日本向美國的汽車出口的出口限制安排的研究報告中，預計日本出口者在1984年僅就純價格影響一項“掙得”額外利潤10億美元；向外國供應者轉移的總金額為16．7億美元，這表明不受出口限制安排限制的第三國出口者可能從這種安排中獲得好處。M·科斯特基採用一種關税等量的方法估算出口限制，在1984年全世界由於出口限制安排而造成的額外利潤轉移可能高達270億美元。貿易政策制訂者們並未覺察到上面談論的影響，特別是在分配資金的效率方面受到的損失。這就是為什麼所談判的出口限制安排一般期限較短的一個原因。儘管如此，出口限制安排能夠成為一種有誘惑力的保護形式。一旦這種安排建立後，既得利益集團可能會竭力設法阻撓取消這種安排。

出口限制是否起作用對這個問題的答案取決於：一項出口限制安排是否實現了它要達到的使受保護的部門中就業得到保障和調整得到促進的目的，如果實現了這個目的，為此花了多大代價。這些目標彼此之間可能並不一致。為恢復競爭能力而進行的現代化往往需要轉向一種資本密集度較高的生產方式。同樣的，如果一項出口限制安排意味着一種要保持就業機會的政治約束力，那麼工業進行的調整可能要推遲。這種情況無論如何是會發生的，因為出口限制同其他形式的保護主義一樣，它減少競爭壓力，並且使企業較為容易地用過時的和低效率的技術繼續進行生產。那麼工業部門就會留用低質量的工作人員，撤換那些能夠對增加實際收入作出較大貢獻的、技術可能較高的僱員。

較為普遍的情況是，出口限制安排能夠提高國內利潤，從而能夠提供用於調整的資金。在美國汽車工業中，以及在歐洲共同體和美國的紡織品和鋼鐵工業的某些部分，看來的確發生了這種情況。但是，在這些部門裏，出口限制安排的保護也使出口者得到提高它們產品質量的機會。因此，國內工業恰恰是在那些它們本來可能擁有比較優勢的領域裏面臨加劇了的競爭。

關税及貿易總協定最近發表的一項報告表明，出口限制安排並沒有阻礙進行保護的國家裏紡織品、成衣和鋼鐵工業中就業機會的減少。在1973—1984年這個時期裏，歐洲共同體和美國的鋼鐵部門就業人數分別下降42%和54%；在歐洲共同體的紡織品和成衣部門裏，分別下降46%和43%，美國則分別下降22%和18%。現代化、生產率提高以及宏觀經濟狀況的變化，是支配這些部門中就業局面的主要因素，美國汽車工業在80年代初期就業人數減少大約250，000人也是由於這些因素。但是，如果沒有這些保護性措施，這些部門中的就業人數本來可能進一步減少。例如，據一項估計，在1981—1984年，由於日本汽車對美國的出口實施出口限制，美國汽車工業保全了40，000—75，000人的就業機會。同樣，有人計算，如果保護瑞典成衣工業的出口限制安排放寬50%，瑞典成衣工業就業人數將減少大約6%。

靠出口限制安排來保持就業機會的做法要付出很高的代價。對1984年的估計表明，根據有關紡織品和成衣的出口限制安排，美國消費者因價格上漲每年為保護每個就業機會所付的代價分別為50，000美元和39，000美元，而紡織品和成衣工業的每年每人平均工資分別為13，400美元和10，500美元。據經濟合作及發展組織計算，根據有關日本彩色電視機對美國出口的有計劃銷售的安排而保住的每個就業機會每年需付出大約60，000美元的代價。

出口限制安排的流行及其內在的缺點，特別是它們正在蔓延以及把貿易體系分割成為由主要貿易國家支配的一系列市場瓜分安排的趨勢，促使一些評論家提出這樣的建議：出口限制安排應當受到控制，採用這種安排應當遵守嚴格的條件和受到多邊監督。這樣將鼓勵人們在更大程度上遵守國際協議的貿易規則。這些觀察家還指出，關税及貿易總協定機構已經制裁某些違背非歧視原則的情況，例如它的關税同盟和自由貿易區的條款。其他的人認為，不加歧視的原則太重要了，不應由於正式批准出口限制安排而使這個原則遭到進一步的削弱。從經濟角度來説，不加歧視意味着在國內消費者和世界其他地區付出最低代價的情況下使國內生產者能夠獲得一定水平的保護。它也保護較小的貿易國家的利益，並且有助於保證新的出口者進入國際市場。它在關税及貿易總協定規則中的作用使國際貿易關係和國內決策工作非常明確，而且能夠進行預測。基於這一觀點，貿易國家在制訂和執行它們的貿易政策時要更堅定地信奉非歧視的原則，這樣才會使出口限制安排得到控制。

這個問題已列入最近開始進行的多邊貿易談判烏拉圭回合的議程，特別是在關税及貿易總協定的保障條款的範疇內加以討論。談判代表的決定能夠對國際貿易體系的未來產生重大影響，不言而喻，也會對該組織成員國的經濟增長和就業前景產生重大影響。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