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學技術哲學

科學技術哲學學科原稱自然辯證法。自然辯證法傳統和科學哲學傳統的對峙和融合貫穿了過去三十年的發展。自然辯證法傳統屬於德國古典自然哲學傳統，有意識形態的優勢，關注社會現實問題；科學哲學傳統屬於邏輯經驗主義傳統，強調學科自主性，重視學科建設。兩個傳統和平共存，但帶來了這個學科的致命問題：名實長期衝突，學科定位不明。

科學技術哲學與理學的一級學科——科學技術史關係密切，科學技術史的研究範圍主要涉及理、工、農、醫四大學科門類，但是又不僅僅侷限於自然科學領域，科學技術史是關於科學技術的產生、發展及其規律的科學。科學技術史既要研究科學技術內在的邏輯聯繫和發展規律，又要探討科學技術與整個社會中各種因素的相互聯繫和相互制約的辯證關係。因此，科學技術史既不是一般的自然科學，也不同於一般的社會歷史學。它是橫跨於自然科學與社會科學之間的一門綜合性學科。同樣的，科學技術哲學雖然是哲學的分支學科，但是卻不是單純的人文社會科學或自然科學，而是一門高度綜合的、具有濃厚方法論性質的、橫跨於人文社會科學與自然科學之間的綜合性學科。著名英籍匈牙利哲學家拉卡託斯所一貫倡導的“精緻證偽主義”就力圖使科學哲學與科學史一致，這是拉卡託斯科學哲學的一個重要特點，這也是我們稱之為“精緻證偽主義”的原因。另外，歷史主義的科學哲學流派，其代表人物如庫恩、費耶阿本德、圖爾明等，也主張用科學史來檢驗科學哲學。

二級學科，但這個學科在中國的地位和影響，遠遠不是一個二級學科能夠概括的。1990年之前，“科學技術哲學”的名字是“自然辯證法”。自然辯證法界曾經走在80年代思想解放運動的前列，引領風氣和時尚。但是，在學科建設方面，由於先天缺陷，三十年的發展依然未能在學科定位上取得共識，並且最終制約着學科發展。

研究領域遍及自然哲學、科學哲學、技術哲學、工程哲學和科技方法論等基礎研究，數學哲學、物理哲學、天文哲學、化學哲學、地學哲學、醫學哲學（主要包括醫學辯證法和醫學倫理學兩方面的內容）、生物哲學等應用研究。科學社會學、科學與宗教、科學技術與社會（STS）、科學思想史及傳播學、科學倫理學、生態哲學、環境哲學、經濟哲學、科學學、哲理數學，以及各個產業、行業領域的一些哲學、方法論、科技政策、發展戰略等都是科學技術哲學研究的範圍。

隨着人類社會逐漸步入信息時代，為了應對信息化浪潮給人類社會帶來的種種機遇和挑戰，科學技術哲學已經將信息科技納入到了自己的視域之中，逐漸形成了具有鮮明時代特色和前沿學科性質的信息哲學學科羣。例如，計算機哲學、人工智能哲學、系統哲學等為其中相對成熟的學科。

在軍事科技領域，科學技術哲學是一種相對特殊的應用哲學，在中國的軍事院校中，逐漸形成了軍事技術辯證法、軍事技術創新、軍事技術與社會、軍事技術哲學、軍事技術創新思維及方法、軍事科學認識論與方法論、國防科技發展戰略、軍事技術創新與人才培養、軍事科學技術與文化、軍事科技倫理學、軍事技術創新與管理等等具有鮮明軍事特色的軍事哲學學科，這在整體上統帥、駕馭軍事科學技術，提高軍隊戰鬥力日益凸顯着舉足輕重的作用。

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下屬的國際科學理事會（International Council for Science）中有29個國際科學聯合會會員，其中一個就是國際科學史與科學哲學聯合會（International Union of History and Philosophy of Science，IUHPS）。國際科學史聯合會（International Union of History of Science）1947年成立，國際科學哲學學會（International Union of Philosophy of Science）1949年成立，兩會於1956年合併成為IUHPS。前者成為IUHPS的科學技術史分會（DHST），後者成為IUHPS的邏輯學、方法論與科學哲學分會（DIMPS）。中國科學技術史學會加入了前者，中國自然辯證法研究會與中國邏輯學會共同加入了後者。從國際組織的情況來看，這兩個學科屬於成熟學科，頗具規模，地位十分重要。

對科學本身的哲學反思歷史悠久。從亞里士多德開始，何謂確定性知識，如何達到確定性知識，已經是專門討論的問題。近代科學的創始者們，一面構建新的自然哲學，一面構建新的科學哲學。康德已經自覺意識到，自然科學作為確定性知識的典範，它的可能性不成問題，需要討論的只是“何以可能”的辯護問題。科學哲學作為學科出現，一方面與科學本身的專業化、科學的社會影響的日益擴大有關，另一方面也與哲學的專業化有關。1840年英國學者休厄爾發表《歸納科學的哲學》，開現代科學哲學之先河。20世紀初年的物理學革命、數學基礎危機，以及實證主義哲學思潮，共同釀成了一場科學哲學運動，其結果是。科學哲學成為哲學中最有活力的分支之一。由於科學哲學吸引了一大批著名科學家的參與和關注，它比其他哲學分支顯得更有影響。

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科學的社會影響成了一個有待反思的問題。這種新的時代要求，加快了科學史、科學哲學和科學社會學的學科建設。70年代之後，科學、技術與社會相互關係的研究成為熱門。人們發現，單純的科學史與科學哲學的專門研究，不能夠適應科學技術日新月異的變化，不能夠及時回答隨之而來的越來越多、越來越複雜的社會問題，因此，以科學技術為研究對象的學科一下子成了一個學科羣，在不同的研究計劃中蓬勃生長起來。

中國不是近代科學的故鄉，一部近代科學史，也就是一部西方科學在中國的傳播史。中國近代第一批科學家，一方面在中國的大學和研究機構教授科學知識，另一方面也負有向中國社會、中國民眾傳播科學觀念的使命，因此，他們同樣是第一批科學哲學家。丁文江、竺可楨、梁思成、茅以升、李四光等人對科學的人文層面有自覺的意識和反思，人文學者如胡適、趙元任、金嶽霖、洪謙等，有很好的科學哲學素養。1918年北京大學開設“科學概論”課程，是近代中國最早的科學哲學課程。1920年北大教授王星拱的《科學概論》上卷《科學方法論》由北京大學出版部出版，是中國現代最早的科學哲學著作。20年代“科學與人生觀”大論戰促進了對科學的哲學思考，此後二十年相繼出版了張東蓀的《科學與哲學》（1924年），鄭太樸的《科學概論》（1928），胡明覆的《科學方法》（1931），方東美的《科學哲學與人生》（1937），洪謙的《維也納學派哲學》（1945），羅克汀的《自然哲學概論》（1948），竺可楨等的《科學概論新篇》（1948）等一大批科學哲學著作，其中金嶽霖的《知識論》（1948）和洪謙的《維也納學派的哲學》（1945）是具有國際一流水平的著作。1949年之後，來自西方的科學哲學被認為是資產階級哲學思潮，受到批判和清算，因此這個傳統被迫中斷，取而代之的是馬克思主義傳統。這個傳統有兩個來源。一是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本人發表過的有關自然科學的論著，比如馬克思的《數學手稿》、恩格斯的《自然辯證法》和《反杜林論》、列寧的《唯物主義和經驗批判主義》等。二是20世紀30年代以來英國劍橋的左翼科學家倡導的、後來在社會主義陣營裏得到進一步發展的科學學、科學史、自然科學哲學問題研究。早在延安時期，于光遠就翻譯了恩格斯的《自然辯證法》，並組織學習小組研究自然辯證法。50年代，于光遠任中宣部科學處處長，負責制定中國的科學發展政策和科學家政策，《自然辯證法》開始成為中國科學政策和科學家政策的指導性文獻；以《自然辯證法》為藍本發展起來的社會研究事業，開始擔任某種政治角色，行使某種政治功能。1956年，國務院制定全國12年（1956～1967）科學發展遠景規劃，成為新政權各項科學事業的原點。由於光遠主持，召集一些有興趣的自然科學家，制定了一個“自然辯證法”的學科規劃草案，草案中説：“在哲學和自然科學之間是存在着這樣一門科學，正像在哲學和社會科學之間存在着一門歷史唯物主義一樣。這門科學，我們暫定名為‘自然辯證法’，因為它是直接繼承着恩格斯在《自然辯證法》一書中曾進行過的研究。但也有人不同意，認為在目前還是以‘自然科學和數學中的哲學問題’來稱呼比較確切些”。由於有爭論，這個學科的名字就是“自然辯證法（自然科學和數學中的哲學問題）”，但久而久之，括號被省去了。“自然辯證法”就成了這個新學科的名字。

當時實行了兩項措施，第一，1956年6月在中國科學院哲學研究所成立自然辯證法研究組，于光遠親任組長；第二，1956年10月創辦《自然辯證法研究通訊》，直到1966年停刊。這兩項措施使得這個學科有了基本的建制。之後，在北京大學、中國人民大學等高等學校設置了自然辯證法的教學和研究機構。1962年開始，中國科學院哲學所與北京大學哲學系聯合招收了三屆自然辯證法專業的研究生。

“文革”之後，百廢待興。1977年，國家制定了新的八年科學發展規劃。與自然辯證法有關的內容是，籌建全國性的自然辯證法研究會，創辦自然辯證法學術刊物。1978年鄧小平批准成立中國自然辯證法研究會（籌備會）。1979年《自然辯證法通訊》創刊，由中國科學院自然辯證法通訊雜誌社主辦，于光遠任主編。1981年，中國自然辯證法研究會正式成立，于光遠被推選為理事長，周培源、盧嘉錫、李昌、錢三強、錢學森、鍾林為副理事長。儘管在新的研究規劃裏，自然辯證法被認為是“馬克思主義哲學科學的一個重要門類”，但是，由於科學技術本身在新的現代化事業中特殊的重要性，由於以科學技術為研究對象的學科如科學史、科學哲學、科學社會學在國際上已經成為有着重要影響的學科，還由於中國有着以于光遠為首的一個比較龐大的“自然辯證法”隊伍，於是在學科規劃中，自然辯證法被單獨列為“哲學”的二級學科，而不是馬克思主義哲學下面的三級學科。

新時期的自然辯證法學科建設的重心向高等院校轉移，科學研究和人才培養同樣重要。1978年于光遠等人首次在中國科技大學研究生院招收自然辯證法碩士研究生。1981年教育部正式發文確定自然辯證法類課程是全國理工農醫科研究生的必修政治課。這樣，自然辯證法就既有了自己的學科建制，也有了自己特殊的用武之地。此後二十多年間，幾乎每一個招收研究生的理工農醫類高校都設立了自然辯證法教研室，造就了相當可觀的自然辯證法研究教學隊伍。截至2006年，全國有26個科技哲學博士點，60多個碩士點，在哲學的二級學科中僅次於馬克思主義哲學。

自70年代末以來的近30年，中國科學技術哲學實際上有兩個傳統：一是從50年代延續下來的自然辯證法傳統，二是新興的科學哲學傳統。自然辯證法屬於馬克思主義哲學的範圍，但由於始終面向自然科學，因此比馬哲界思想更解放、更開明。科學哲學其實屬於現代西方哲學特別是二十世紀英美哲學。因此，自然辯證法傳統與科學哲學傳統，也就是“開明馬學”傳統與“現代西學”傳統。令人欣慰的是，由於前者的開明特徵，在大多數時期這兩個傳統基本上處在和平共處的狀態。

第一，理論上堅持19世紀的德國古典自然哲學。“自然辯證法”這個名字來自恩格斯一份未完成的手稿，蘇聯人於1925年將之公開出版，並冠以“自然辯證法”（naturdialektik）的書名。其實恩格斯本人還沒有來得及為自己的未來著作起一個名字，如果考慮到“自然辯證法”一詞在日後引起的諸多爭議，也許把這部未完成著作稱為《1873～1883年自然哲學手稿》更合適。恩格斯的自然哲學思想，是對黑格爾自然哲學的頭足倒立．因此本質上屬於同一傳統，即德國古典哲學傳統。這個傳統推崇有機自然觀，反對狹隘的機械自然觀；推崇辯證思維，反對狹隘的經驗論。此外，恩格斯的這部手稿涉獵面極廣，有科學史。有自然觀。也有科學方法論，還有大量的對各門自然科學的哲學解釋。因此，以恩格斯的這部著作為藍本所開闢的研究領域和研究方向，從屬於德國自然哲學傳統，與維也納學派開創的20世紀科學哲學傳統有明顯的分野，它注重自己的自古希臘以來的哲學史和科學思想史根據。

第二，擁有意識形態的正統地位，因而始終擁有超出學術之外的社會資源。中國自然辯證法研究會本來只是一個掛在中國科學技術協會下面的普通的學會，但成立的時候，當時的科協主席周培源，當時的中科院院長盧嘉錫都欣然出任副理事長。而且，與其他所有的學會都不同，中國自然辯證法研究會的秘書處是中國科協下面一個局級的實體單位，而且自行創辦了一個刊物《自然辯證法研究》（1985）。《自然辯證法通訊》雜誌社在創辦之初，也是中國科學院下屬的一個局級實體單位。除這兩個刊物外，自然辯證法界還辦有《醫學與哲學》、《科學技術與辯證法》兩個國家級的學術刊物。一個哲學的二級學科有四個國家級刊物，這在哲學所有的二級學科中是絕無僅有的。前面説過，由於自然辯證法是理工農醫科研究生的必修政治課，所以從制度上保障了相當規模的自然辯證法隊伍的存在，這個情況跟馬克思主義哲學學科有類似之處。

第三，關注社會現實、關注科學技術的發展前沿。不願意把自己限定在一個學科之中，因此研究領域始終高度發散。雖然定位在哲學的分支學科，科技哲學專業的實際研究內容卻遠遠大於哲學領域。不誇張地説，科技哲學（自然辯證法）工作者的研究內容幾乎涉及全部13大學科門類，即研究的內容涉及哲學（01）、經濟學（02）、法學（03）、教育學（04）、文學（05）、歷史學（06）、理學（07）、工學（08）、農學（09）、醫學（10）、管理學（11）、軍事學（12）、藝術學（13）等全部學科門類。在“科學、技術與社會”的名下，可以侵入所有的社會科學領域，在“科學與人文”的名下，可以侵入所有的人文學科領域，在“自然科學哲學問題”的名下可以侵入所有理工農醫類的領域。這種高度發散的狀況與“哲學指導各門具體科學”的意識形態要求有關。恩格斯本人在寫作《自然辯證法》一書時，走的基本上也是百科全書式的道路，即在各門自然科學中發現處處生效的辯證法規律。此外，也與學科的創始人于光遠本人的廣泛興趣和寬闊視野有關。80年代以來，國門大開，新知識、新思潮、新學科蜂擁而至，各種交叉學科、邊緣學科、新興學科和跨學科研究方興未艾，它們都投奔到自然辯證法這棵大樹底下尋求庇護。從80年代的“潛科學”、“科學學”、“人才學”、“創造學”等，老三論（控制論、系統論、信息論）、新三論（耗散結構、突變論、協同學），西方科學哲學、科學社會學、科技政策和科技管理，到90年代的STS、信息高速公路、知識經濟、生命倫理學、環境保護等，新潮迭起，令人眼花繚亂。

科學哲學本來只是自然辯證法中的一個分支，即介紹西方資產階級哲學流派，用馬克思主義觀點進行批判。但它在70年代後期以來發展迅猛，吸引了新生一代的主要興趣，並最後成為與自然辯證法傳統相區別的另外一種傳統。這個新傳統的形成，與“改革開放”的時代要求有關，與中國自然辯證法創始人的開明風格有關，也與學科建設的內在要求有關。

就改革開放的時代要求而言，閉關自守、閉目塞聽多年的中國學術界，要求一個西方學術的大規模輸入。事實上，80年代確實也是一個西方學術大引進的年代。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之後的西方哲學名家的著作和學説，都一股腦被介紹引進過來了。在這場大翻譯運動中，西方科學哲學著作的翻譯比較引人注目。波普爾的“證偽”理論，庫恩的“範式”概念，在自然科學界和人文社會科學界都有廣泛的影響。許良英等編譯的三卷本《愛因斯坦文集》，範岱年先後創辦並主編的《自然科學哲學問題》（1978）、《科學與哲學》（1979），範岱年、查汝強、邱仁宗、紀樹立、李寶恆等人翻譯的波普爾、庫恩、瓦托夫斯基的著作，舒煒光、江天驥的科學哲學著作，是科學哲學傳統的肇始。80年代，人們常常自豪地説，科學哲學是自然辯證法界改革開放的窗口。

就學科建設的內在要求而言，一個學科持久健康的發展，要求獲得獨立自主的身份，而不是長期綁在某種意識形態上。1990年10月國務院學位委員會發布新的學科目錄，作為哲學二級學科的“自然辯證法”更名為“科學技術哲學（自然辯證法）”，“自然辯證法”作為副標題放在括號裏。1997年國務院學位辦發佈的學科目錄裏，括號以及括號裏的“自然辯證法”字樣被去掉，成了“科學技術哲學”。改動名字的一個主要理由是“與國際接軌”：“自然辯證法”這個名字太具有意識形態味道，無法與國際同行交流對話。名字順利改動，表明二十多年的學科建設，至少在名稱上取得了初步的共識，也表明科學哲學傳統初步形成。

第一，從思想傾向上，反對黑格爾的思辨的自然哲學，主張邏輯分析、注重實證的科學哲學。科學哲學的這一傳統在80年代與自然辯證法傳統發生過比較嚴重的衝突。80年代前期，在不斷出現的政治運動或準政治運動中，經常有人出來指責“科學哲學是對馬克思主義哲學的迂迴包抄”。後來，這種打棍子扣帽子的做法出現得少了，即使出現也比較隱晦。80年代中期到90年代初，兩大傳統的競爭表現為激烈的學術爭論，具體體現在圍繞着如下四個主題所展開的爭論：科學與哲學的關係問題、宇宙的有限無限問題、物質的可分性問題、現代物理學中的認識主體性問題。代表自然辯證法傳統一方的有查汝強、何祚庥，代表科學哲學傳統一方的有許良英、方勵之、董光璧、金吾倫、金觀濤、吳國盛等。僅僅五六年的時間雙方發表了上百篇文章。美國學者米勒（Lyman Miller）的著作《後毛中國的科學與異見》專門研究了這段爭論的歷史。到了90年代，火藥味十足、帶有意識形態色彩的爭論停止了。在理工農醫研究生的公共政治課堂上，自然辯證法傳統略佔優勢；在科學技術哲學專業研究生的培養方案中，科學哲學傳統略佔優勢。前者理據較弱，但人數較多，後者逐漸成為學科規範，但實踐者人數較少，總的來講，雙方勢力持平。

第二，拒絕意識形態化，強調學科自主性。在中國自然辯證法研究會下面設立了數十個專業委員會，其中數學哲學、物理學哲學、化學哲學、生物學哲學、地學哲學等基礎學科的專業委員會，主要表達的是傳統自然辯證法的百科全書特色；科學哲學、技術哲學則表達了與國際接軌、將自然辯證法學科化的傾向。科學哲學專業委員會可能是時間最長、工作最有成效的一個，從1980年第一次全國科學哲學學術會議以來，到2007年廈門會議，共開了13屆，已成為自然辯證法界學術含量最高、歷史最悠久的全國性學術會議。這個會議的風格就是科學哲學的風格：代表們同屬一個學術共同體，有大體相同的學術背景，有共同感興趣的話題，討論起來有共同語言，因而可以爭論熱烈而不必有所顧忌。反觀自然辯證法界的一些會議，則背景龐雜（有政府官員、企業家、新聞記者，也有學者），討論起來往往徒費口舌，僅有的共同點就是社會現實問題和來自馬克思主義哲學教科書的那些哲學原理。

第三，重視學科建設，收斂研究領域。作為一項學術事業，要求有公認的問題領域、研究方法、經典著作、代表人物、必讀書目等。科學哲學傳統以科學哲學這門子學科的構造和發展為代表，強調學科建設、強調人才培養中的打基礎，比如外語基礎、自然科學基礎、歷史學基礎、哲學基礎知識、邏輯學基礎等。由於要打基礎，就要收縮研究範圍，劃定研究領域，而不能培養無所不能的萬金油。

兩大傳統因着特殊歷史條件下的和平並存，帶來了這個學科發展中最根本的矛盾——名實衝突，以及最根本的問題——學科定位問題。

科學技術哲學以自然觀、認識論與方法論、科學觀、科學技術與社會等為研究領域。人類對自然及社會的認識過程、對自然規律的認知過程和思維方法、對自然科學發展規律以及人文社會科學的認識過程的理論化概括、對科學技術與社會發展的相互關係和互動作用、以及科學技術思想、文化、政策、管理等領域之間的相互關係及其作用和影響等等，均為其研究的範圍。

科學技術哲學的歷史很長，中國古代和古希臘時代的思想家就開始研究自然哲學方面的問題，隨着科學技術的發展，科學技術方法論的研究開始出現，科學技術對科學影響日益明顯的現代，科學技術與社會關係成為科學技術哲學研究的重點。科技哲學研究也日益受到重視。

科學技術哲學研究自然界的本性，研究科學技術思維、研究科學技術與社會的關係等內容。具有明顯的交叉學科和前沿學科的性質，是自然科學與社會科學的大綜合。科學技術哲學與科學技術史一起作為溝通自然科學與人文社會科學的橋樑或紐帶，為文理通識教育的開展提供了可能。

由於自然辯證法一開始就自認是馬克思主義哲學的一個組成部分，因而本應屬於馬克思主義哲學的分支學科。由於科學技術本身的重要地位，按照于光遠的本來意思，自然辯證法應該成為與哲學並列的一級學科（因為它是哲學與自然科學之間的一個橋樑學科）。1977年的學科規劃中，在中國社會科學院建立自然辯證法研究所是其中的一項。如果當初這件事情辦成了，自然辯證法就會自動成為一級學科，因為80年代初的學科設置基本上按照中國科學院和中國社會科學院的所級建制而創設。由於研究所沒有辦成，只是哲學所裏一個研究室，順理成章，自然辯證法成了與馬克思主義哲學並列的哲學二級學科。1978年以來，這個學科研究什麼開始成為問過去的自然辯證法不單純是一個學術性的學科，而是一項嚴肅的政治事業。自然辯證法工作者的任務很明確．是聯繫科學家、指導他們的科學研究、管理他們的思想。1978年迎來了科學的春天，科學家不再願意受制於一些所謂的哲學家，而且形勢變得越來越有利於科學家，而不利於這些自然辯證法家。自然辯證法家們需要另謀出路。

1979年創刊的《自然辯證法通訊》有一個副標題：“關於自然科學的哲學、歷史和社會學的綜合性、理論性雜誌”，標定了這個學科的領域範圍：科學哲學、科學史和科學社會學。1985年創刊的《自然辯證法研究》雜誌原本沒有副標題，但於1988年也加上了副標題：“自然哲學、科學哲學、技術哲學”，強調這個學科的哲學性質。這兩大刊物的兩個不同的副標題，本身就象徵着這個學科研究範圍未取得基本的共識。1995年《自然辯證法研究》對副標題做了微調，改為“自然哲學、科技哲學、科技與社會”，加上了科技社會學的內容，但沒有科學技術史，研究範圍依然未達成共識。

相比而言，學術刊物所標定的研究範圍還算是比較明確的，這個學科中的從業人員研究的課題和發表的論文，則遠遠越出這個範圍。從南水北調、煤炭經濟、供電體制改革，到哥德爾定理、量子力學的測量問題、拉瓦錫的氧化還原學説，再到維特根斯坦、海德格爾，均成了中國自然辯證法的合法研究課題。由於研究領域無邊無際，這個學科缺乏一種總體上的學術認同感，同行沒有同行的感覺；由於研究方向的多樣化，無法有一個統一的研究生培養方案和必讀書目；由於研究對象缺乏明確界定，學生無法接受系統的“專業”訓練，從而培養不出優秀的專業人才。三十年來，這個學科主要靠人員眾多、靠其中個別天資較突出者支撐門面，它的學術含量、思想深度，都難以在哲學學科中立足。

科技哲學嚴重的名實衝突，使得學科建設總也提不上議事日程，以致不少人認為它根本就不是一個學科，而只是一個跨學科的、邊緣的研究領域。經過二十年的進化和自然淘汰，到上世紀90年代末，中國自然辯證法（科技哲學）界可以概括成兩個羣體：哲學羣體和社會學羣體；兩個陣地：教學（必修課）陣地與研究陣地。

由於特定的歷史原因，這二十年間，自然辯證法界進進出出的人很多，曾經寄身於此的有些學科已經風光不再，如潛科學、人才學；有些學科已經自立門户，而且搞的聲勢可以與自然辯證法比肩，比如科學學、科技史、軟科學都有自己的全國性學會。到上個世紀末，繼續留在自然辯證法界中的人可以大致分成兩個羣體：偏哲學興趣的哲學羣體和偏社會學興趣的社會學羣體。前者喜歡稱自己搞自然哲學、科學哲學、技術哲學、科學思想史、自然科學哲學問題等，後者則喜歡稱自己搞STS、科學的社會研究、科學社會史等。

對中國自然辯證法（科技哲學）界基本形勢的估計，首先不能不考慮的是它的政治功能的弱化和淡化。對科學家們的政治緊箍咒已經全然解除，因此，不再有多少科學家們心甘情願來聆聽“科技哲學家”們的“教誨”了。從中國自然辯證法研究會的歷屆領導人名單中可以看出，第一屆那種科學家踴躍加入的興盛景象已經不再可能，一線科學家們基本上不再關心這裏的問題。如果説還需要對科學家們進行統戰的話，那自然辯證法也不再是一個合用的統戰工具了。由於這種政治功能的弱化，自然辯證法界進一步發展的外部資源大打折扣。出於“長治久安”計，需要從內部挖潛，也就是要搞學科建設。

當然，作為政治角色的另一大外部資源即理工農醫研究生的政治必修課制度還在，意識形態，因此具有不確定性。可靠的做法是，儘快將這一思想政治教育功能逐漸轉化為科學-人文素質教育功能，使這部分不確定的資源轉化為穩定的教育資源。

要搞學科建設，首先要順應學科分化的趨勢，對哲學方向和社會學方向分頭搞學科建設。在二級學科下面進一步分研究方向，是通行的做法，比如在“外國哲學”下面分“西方哲學”和“東方哲學”，在宗教學下面分“基督教”、“佛教”和“道教”等。但方向又不宜分得太細，像研究會的專業委員會那樣的分法，沒有體現本專業的綜合性特徵。劃分研究方向的判據很簡單：只要兩個方向所公認的研究生必修課沒有或很少共同之處的話，那麼它們就是可以真正分開的兩個研究方向。從學科現狀看，分哲學方向和社會學方向是可行的。讓一個將來從事科學的社會研究的學生，苦苦地必修柏拉圖和亞里士多德的自然哲學著作、數理邏輯和分析哲學的訓練、研讀胡塞爾和海德格爾的著作，似乎也有些過分。哲學方向和社會學方向應該各自設計出一套招生和培養方案特別是必修課方案。比如，社會學方向的碩士研究生可以有如下必修課：科學社會史名著選讀、科學社會學原著選讀、社會統計學方法研究、科技政策與科研管理案例研究、STS（科學技術與社會）案例研究等。

哲學方向的碩士研究生應該具有三大基礎：即自然科學基礎（高等數學、普通物理學、普通化學、普通生物學、普通心理學、數理邏輯等的合取或析取）、哲學基礎知識（哲學通論、西方哲學史、中國哲學史等的合取或析取）、專業基礎課（科學哲學、科學史的合取或析取）。應該接受如下四門必修課訓練：自然哲學原著選讀、科學思想史名著選讀、科學哲學原著選讀、技術哲學原著選讀，此外可以把社會學方向的課程作為自己的選修課，也還應該選修物理學哲學、生物學哲學、科學與宗教等課程。必須看到，即使是哲學方向，也有無比廣闊的研究領域，但這個方向的學生如果有了比較好的哲學史和科學史基礎，那麼不論研究什麼問題，其視野和思路都會有哲學的特徵和意味。

其實，碩士期間的哲學方向到了博士期間還應該細分，這時可以分得更細一些。做歷史研究的和做哲學研究的，在文獻要求和素質要求方面是不完全一樣的。國內十多年來出版了不少自然辯證法方面的教科書，但都是為理工科研究生的必修課編的，為本專業的研究生編的教材不多，系統性更談不上，要搞好本專業的學科建設，需要一套比較系統的教材和參考書。北京大學出版社推出的《北大科技史與科技哲學叢書》，正按照“將科技哲學建設成為哲學學科”的思路，系統積累學科基本文獻，分本科和研究生層次編寫教材和參考書，希望以此慢慢取得共識。

學科建設之外的另一個基本對策是對“政治必修課”制度進行適度改革，把它的思想政治教育功能逐步轉化成科學-人文的素質教育功能。思想政治教育應該結合人文教育來做，我們思想教育的某些失誤或者失敗，可能與它們割裂了與人文教育的傳統紐帶有關。對理工農醫科的學生（不單單是研究生）而言，對他們進行科學-人文的素質教育，也就是最好的思想政治教育。

素質教育首先要提高學生的學習熱情、鼓勵學生的創新精神，因此，“在規定的時間、規定的地點、聽規定的老師講課”的這種“三規”式的必修課制度，可以變成：在學制所規定的時間內（比如本科四年、研究生三年）必須在科學人文類課程中修滿一定的學分，至於具體什麼時間聽、聽哪門課、聽哪位老師講，可以由學生自由決定。

這樣改革的另一個好處是，促使教師把教學與科研相結合，開出自己最拿手的課程，講授自己最熟悉的問題。多年來，講公共課的教師總是比其他教師“矮”一些，他們平時教學量大、教學內容單調，因此沒有時間去搞科研，久而久之也創新乏力，所以一到評職稱的時候，他們總是被作為照顧的對象。如果公共必修課能夠改造成限制性選修課，對教師的科研和教學水平的提高、對於打通自然辯證法界的教學陣地和科研陣地，也是大有好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