許良英

許良英(1920-2013)，浙江省臨海市人，1942年畢業於浙江大學，是著名科學家束星北和王淦昌的學生，王淦昌對許良英極為賞識。他早年參加地下黨，1949年，任《科學通報》編輯。1955年，因為“反胡風和肅反運動”，被批判和停職審查一年。1957年，劃為右派，並且被送到地方接受勞動改造，回故鄉當了20年農民。在此期間，他翻譯了《愛因斯坦文集》三卷本(後由商務印書館出版)。1978年，許良英恢復公職，回到北京，任中國科學院自然科學史研究所研究員。

恢復工作後，許良英主編了《20世紀科學技術簡史》，著名學者金克木譽之為“名為簡史，實為大書”。許良英關心社會現實，説真話，求真相，做真人，盡力推動中國的社會進步。他以魯迅的一句話“肩住黑暗的閘門”為座右銘。許良英密切關注思想和學術問題，2010年，他還和學者邵建爭論，提出“走出復古迷津，重新迴歸‘五四’”。 ^[21] 

許良英(6張)

1940年，到達貴州遵義。

1942年，浙江大學物理系畢業，主要研究相對論和量子力學。

在目睹國民黨抓壯丁之後，婉拒王淦昌教授要他留校任教的邀請，毅然離開了浙大，去桂林尋找中共地下黨，急得愛才心切的王教授登報尋他。

1945年，他返回浙大任物理系任教。

1946年夏天，他甘冒風險去重慶的新華日報社，申請加入中國共產黨。幾經周折，終於如願以償。

1947年，他擔任中共浙江大學支部書記。在轟動全國的“於子三事件”中，作為中共地下黨的負責人，他發起領導了浙大學生罷課、教授罷教等行動，引爆了“反對非法逮捕、反對特務暴行、反對屠殺青年”的全國性學生運動（遍及北平、天津、上海、南京等許多城市）。此後，他歷任浙大地下黨總支書記，中共杭州市地下黨青委委員兼大專區委書記等職。

1949年5月後，他改任杭州團市委學生部部長，與時任杭州團市委組織部部長的喬石同事。

1952年，中國科學院副院長竺可楨指名調他到中國科學院工作。

1953年，他擔任《科學通報》編輯室主任。

1955年，因為介紹“胡風分子”方然入黨，在“反胡風和肅反運動”中被批判和停職審查一年。

1956年，中國科學院哲學研究所自然辯證法研究室創建時，他與于光遠共同擔任負責人。

1957年，因為反對反右運動，他被打為科學院第一右派。聲討其“罪責”的文章刊登於人民日報、光明日報等主要媒體的顯著位置。

1958年，因抗拒強迫勞改的處置，他被開除公職，被迫回老家（浙江臨海縣張家渡鎮）農村勞動改造。

1978年，恢復黨籍，回到北京，先後任中國科學院自然科學史研究所副研究員、研究員。

2006年，美國《紐約時報》發表專文《北京的愛因斯坦傳人：一個為真理奮鬥的叛逆者》，講述許良英的生平故事。 ^[1] 

2013年1月28日13點25分，許良英先生在北京海淀醫院去世，終年93歲。 ^[2] 

兒子：許成鋼、許平 ^[21] 

長期從事科學史、物理學思想史和科學哲學的研究，特別是對愛因斯坦的思想、科學和社會的相互關係、科學史的分期等問題進行了深入研究。

《愛因斯坦文集》第一卷（主要是科學哲學方面的論述）一出版，就吸引了正在發動思想解放運動的胡耀邦的注意。1977年，胡耀邦向人推薦這本書，説裏面有些文章他讀不懂，但讀懂的對他都很有啓發。1980年，在胡耀邦倡議下，中共中央書記處請科學家講授科技知識，第一講是科學史，許良英參與講稿的寫作。通過對中國和世界近代史、近代科技史的反思，許良英在講稿中特意提出：“科學與民主是現代社會賴以發展，現代國家賴以生存的內在動力。”同時，許良英在“試論科學和民主的社會功能”這篇著名的論文（《自然辯證法通訊》1981年第1期）裏進一步闡述了這個觀點。

1986年，許良英在雜誌上發表訪談“為‘自由’正名”，提出民主、自由、平等、法治這些概念不是資產階級的，而是“全人類最寶貴的精神財富”，在中國思想界引起深遠的反響。

後來，許良英又以敏鋭的目光、以對改革開放的高度責任感發表“駁民主緩行論”（1988）、“沒有政治民主，改革不可能成功”（1992）和“人權概念和現代民主理論”（1993）等影響廣泛的文章。 ^[3] 

許良英關心社會現實，説真話，求真相，做真人，盡力推動中國的社會進步。他以魯迅的一句話“肩住黑暗的閘門”為座右銘。

許良英密切關注思想和學術問題，2010年，和學者邵建爭論，提出“走出復古迷津，重新迴歸‘五四’”。 ^[2] 

許良英作品(2張)

《愛因斯坦文集》 商務印書館（三卷本，北京，1979年 ^[4]  ）迄今最全面的愛因斯坦思想資料。

《愛因斯坦全集》 第二卷，瑞士時期：1900～1909 ^[5]  ，湖南科學技術出版社，2002年。

《愛因斯坦論猶太人問題》 中央編譯出版社（猶太智慧文叢，北京，2007年 ^[6]  ）

《愛因斯坦奇蹟年：改變物理學面貌的五篇論文》 上海科學技術出版社（施塔赫爾-約翰著，2001年） ^[7] 

《愛因斯坦文錄》 浙江文藝出版社（大科學家文叢，杭州，2004年，與劉明合譯） ^[8] 

《紀念愛因斯坦譯文集》上海科學技術出版社（《世界科學譯刊》專輯，與趙中立合著，1979年） ^[9] 

《科學的哲學：科學和哲學之間的紐帶》 上海人民出版社（弗蘭克著，1985年） ^[10] 

《物理學的基礎》 商務印書館（Lindsay R.B.、Margenau H.著，1964年） ^[11] 

《走進愛因斯坦》 遼寧教育出版社（與王瑞智合著，瀋陽，2005年） ^[12] 

《二十世紀科學技術簡史》

《科學和我國社會主義建設》人民出版社（與範岱年合著，北京，1957年） ^[13] 

《世界思想文化名著精讀叢書：科學卷》 花城出版社（與劉景華、張功耀合著，廣州，2004年） ^[14] 

《世界著名科學家傳記：物理學家III》 科學出版社（科學家傳記大辭典，與錢臨照合著，北京，1990年） ^[15-16] 

《民主的歷史》（與王來棣 合著），法律出版社，2015年5月 ^[17] 

1.國際著名物理史學家、哈佛大學教授霍爾頓（Gerald Holton）：他既是一個優秀的學者，又是一個充滿勇氣的公民，更是一個堪稱為典範的人。 ^[3] 

2.美國加州州立理工大學普莫娜分校（California State Polytechnic University, Pomona）歷史系教授王作躍：對我來講，許老師不僅是我在國內讀物理學史研究生的導師，也是我人生的導師。我永遠不會忘記，1986年，當我在啓程赴美留學前向許老師告別時，他是如何引用魯迅先生的一段話來描述他對自己和我們這些學生的期望的：“自己揹着因襲的重擔，肩住了黑暗的閘門，放他們到寬闊光明的地方去；此後幸福的度日，合理的做人。”而這段話又對應了許老師最喜愛的愛因斯坦對民主社會理想的表述：“讓每一個人都作為個人而受到尊重。”今天，在悼念許老師的日子裏，我深深地感到，他，像魯迅、愛因斯坦一樣，真正做到了勇於承擔社會責任，為促進科學和民主的發展，為讓每一個人都作為個人而得到尊重奉獻了自己的一生。 ^[3] 

3.學者傅國湧：他在故鄉煤油燈下編譯的三卷本《愛因斯坦文集》影響了不止一代人；他自稱活過了三世，特別是生命最後四十年，説真話，求真相，做真人，無畏無懼，民主、理性、科學是他熱愛的三個關鍵詞。 ^[2] 

4.學者丁東：許先生是束星北和王淦昌兩位著名科學家的學生，他不僅是一個科學史家，而且是中國少有的思想家，他思想的深刻性，他的人品風骨都很讓人敬佩，他對民主的認識和研究，超過了很多學者。在學術和思想問題上，他特別認真和直率，有意見從來不含糊，總是直率地表達。許先生的思想比很多他同時代的學者更深刻，這可能和他受過嚴格的科學訓練，並研究愛因斯坦有關。他和王淦昌的師生關係，確實是學界佳話。當年他在農村，王淦昌先生長期每月給他寄35元，那時的35元不是小數目，由此可見他們師生情誼的深厚。 ^[2] 

1979年，《愛因斯坦文集》三卷本最終出齊。這套大部分是由許良英在浙江農村“點着煤油燈”，“每天工作十四個小時以上”才完成的書稿，成為當時世界上收錄得最全的愛因斯坦文集。胡耀邦看了這本文集後説：“很多內容我沒看懂，但看懂的那些，對我啓發很大。”在網絡上關於許良英的悼念文章後面，也有很多人提起這本文集，將它列為自己的“科學啓蒙讀物”。

在他的學生、清華大學教授劉兵看來，“愛因斯坦傳人”的説法可能不準確，但他確實是“愛因斯坦在中國最重要的傳播者和研究者”。

2000年，學者傅國湧給許良英寫了一本書，名為《愛因斯坦的影子：許良英的道路》。但許良英本人卻不同意這個標題，他認為自己和愛因斯坦走的路不太一樣。

與那位到處流傳着或真或假的幽默小段子的愛因斯坦相比，許良英的脾氣有點過分嚴肅了。他不喜歡很小的小孩，因為他説的“他們聽不懂”。如果小孩請教他物理題，他會用一張很大的紙，列滿物理公式，天書一般，“一句解釋也沒有”。

許良英沒什麼興趣愛好，幾乎從不跟人開玩笑。他晚年的生活，無非是讀書看報，天氣好的時候去頤和園散散步，偶爾留個影。就連看電視，也永遠只看新聞，“電視劇從來不看”。

可一旦遇上感興趣的話題，他就會“滔滔不絕”。來自浙江的張軒中還清楚地記得2011年拜訪他的情景。那是一個白髮蒼蒼的有點微微駝背的老人。雖然談話從愛因斯坦和相對論開始，但許良英突然話鋒一轉，“愛因斯坦的相對論沒有民主來得更重要”。

這正是他更為關注的東西。晚年的許良英關心民主更勝於關心科學。

與愛因斯坦相似的是，許良英同樣有一個非常聰明的大腦，記憶力超羣，看過的新聞經常能十分清楚地記得細節。但是，他從來不會專門關注那些關於貪污腐敗新聞的細節。“沒有民主就一定腐敗，這沒什麼好關注的！”

1995年，許良英得到了學者傅國湧的一篇關於民主的未發表的文章，馬上開始給這位當時“名不見經傳的小人物”寫信，提出“一條條很細的”批評意見，其中包括了他對顧準、孫中山等人的獨特看法。

晚年，他計劃和夫人王來棣合寫一本《民主的歷史和理論》。為此，他專門研究了西方民主的歷史，讀了許多“磚頭一樣的大書”。這對他並不容易。60多歲時曾患視網膜脱落的許良英，這時的左眼視力為0.01，右眼視力為0.1，只有依靠放大鏡，才能勉強辨認出字來。但即使如此，在最終離世前，許良英夫婦已經完成了從古希臘到美國的部分的撰寫，“基本已經成體系”。2015年，此書以名為《民主的歷史》在法律出版社出版。

“把民主與共和、憲政並列是不合邏輯的。可以與民主相提並論的是自由、人權、法治。”在很多問題上，許良英的“體系”都有異於別人。

“許良英這個人就是這麼一個特點，他搞什麼就特別重視什麼。”與許良英相識67年的範岱年坐在椅子上閉着眼睛回憶。他還記得當年在中科院自然辯證法研究室的時候，許良英曾立志讓自然辯證法研究超過蘇聯。在浙大物理系的時候，他在實驗室門口寫上“科學至上，物理第一”。那裏也是他與愛因斯坦的緣分開始的地方。

那時的許良英還是一名不到20歲的頭髮烏黑濃密的小夥子，但早就已經讀完了相對論的有關書籍，並立志做一個“愛因斯坦那樣的物理學家”。就連考入浙大第一年填表的時候，志願欄裏他也寫上了“做當代物理學權威”。

1942年，即將從浙江大學畢業的時候，導師王淦昌希望許良英能留下來一起研究中微子，甚至有可能“拿諾貝爾獎”。但是，當時的現實使他不能安心，這位因愛因斯坦而喜歡上物理的年輕人，選擇了一條沒有愛因斯坦陪伴的革命之路。

“他這人有點完美主義。”直到今日，範岱年依然記得多年前許良英曾跟他説過的一句英文，“all or none”。

這句話也幾乎成了他一生的信仰。

晚年時，有朋友來拜訪他，借書、聊天兒，他常口無遮攔地得罪很多人：“×××還可以；×××很不錯的；×××混蛋，很差勁；×××是個陰謀家。”

在大兒子許成鋼看來，父親喜歡批評人是因為他是一個“非黑即白”的人，腦子裏“沒有任何灰色地帶”。即使那些和他本來關係好的人，或者是正在幫他的人，只要發現有一點錯誤，肯定立馬批評，“毫不留情面”。

甚至，當看到他一直十分尊敬的老師束星北公開宣稱自己曾做過愛因斯坦的助手時，有些懷疑的許良英就開始翻閲資料。獲得確切證據後，他給幾家媒體寫文章公開宣稱：“這是束先生經歷20多年精神折磨的後遺症。1957年開始，普遍出現了説真話獲罪、説假話受獎的怪現象，他的心靈被扭曲後，自然會產生這樣的感覺：你們可以大言不慚地説假話，我就不可以？”

假話是被許良英所不齒的。畢業於浙江大學的許良英，最為推崇的就是解放前浙大的老校訓：“求是”。“排萬難，冒百死，以求真知。”他濃重的浙江口音永遠能隨時背出這句老校長竺可楨對校訓的解釋。

解放後浙大的校訓被修改為“求是創新”——在路甬祥擔任校長期間，在"求是"後面，又加上了"創新"二字 ^[18]  ，許良英還曾為此當眾向那位曾經主持修改校訓的校長髮難：“‘求是’後面加個尾巴，猶如畫蛇添足，有點不倫不類”。事後，這位領導對他説，“你的意見我理解！”但是許良英卻認為這是“掌權者慣用的語言”。

與許良英交往十多年的傅國湧認為，“他一直葆有一顆童心，是一座不設防的城，對人是敞開的，對人、對事的評判從無顧忌，完全從本心出發，也不是所有的評判都對，但他是嚴肅的、真誠的，他活得很真實，從年輕時代到最終歲月，從無更改。他説自己一生不説謊話，除了1949年前跟國民黨特務鬥之外。”

這種口無遮攔或許是許良英身上最為明顯的愛因斯坦的影子。愛因斯坦認為，對社會上非常惡劣的和不幸的情況保持沉默，“我覺得是在犯同謀罪”。

在特殊的年代，那些眾人避之唯恐不及的事，像強烈的日光，打在許良英身上，讓他這“愛因斯坦的影子”愈發強烈和真切。

“文化大革命”期間，對愛因斯坦的批判此起彼伏。一篇由許良英和另一位作者共同完成的文章《試論愛因斯坦的哲學思想》，被批為有嚴重的政治錯誤。雖然由於“右派”的關係，許良英並沒有在這篇文章上署真名，但面對調查組，他還是説“這篇論文全部是我寫的”，“文章如有問題，全部責任應該由我承擔”。

1962年，許良英從中國科學院接到了翻譯愛因斯坦文集的任務。這時，“右派”許良英已經回到了浙江臨海張家渡的老家，成了一名“頭戴猢猻帽，腰間繫着長圍裙”的農民。

為着手這項巨大任務，許良英專門定做了一個80釐米長，20釐米寬的木盒子，裏邊裝滿了愛因斯坦的數據卡片”。

在他借閲的資料中，最先引起他重視的是一本《愛因斯坦論和平》。在看完這本700多頁的英文著作，發現愛因斯坦“終生信奉社會主義”，“政治上應該是我們團結的對象”，這才開始“心安理得地編譯他的著作，介紹他的思想了”。

此後，許良英不再下地勞動，而是用稿費購買工分。每天晚上工作到八九點大隊停電，就“點上煤油燈繼續翻譯到深夜一兩點鐘”。

對於許良英來説，這時最困擾他的是為什麼自己成了“右派”？為了搞懂，他找來了全套的馬恩全集，一遍遍地讀。還曾經去過韶山，“五進毛主席故居”，每次去就捧着小紅本的《毛主席語錄》，有時“甚至會熱淚盈眶”。

有人感慨許良英的最大錯誤就是“把該在家裏説的事情，拿到單位裏説了”。

“我們這些人想不通就慢慢想嘛，但許良英就不行。”直到今天，範岱年依然記得許良英當時“暴跳如雷”的反應。

直到1974年向商務印書館交《愛因斯坦文集》的翻譯稿，目睹了“批林批孔批周公”的鬧劇，他才徹底從迷信中猛醒過來。“回頭一看，幾十年的一切就像童話《皇帝的新裝》一樣。”

後來官方發佈消息，稱《文集》的編譯工作“是由中國著名物理學家許良英主持”。但是，他對這句褒獎之詞並不領情，“立即去信要求更正”，申明“我既不是‘物理學家’，更不是什麼‘著名’人物，我不過是一個農民，一個沒有公職的人民公社的社員。”

許良英和王淦昌的師生關係，確實是學界佳話。當年他在農村，王淦昌先生長期每月給他寄35元，那時的35元不是小數目，由此可見他們師生情誼的深厚。 ^[21] 

許良英身材瘦小，但直到晚年脾氣不改，一旦發怒起來，能量驚人。

在拜訪許良英的時候，張軒中想起來，雖然許先生做了許多的事情，但是像他這樣的80後年輕人許多根本不瞭解他，對他的呼籲也不感興趣，於是就小心地問他，是否對年輕人絕望？

“屁話，我怎麼會對大多數人的人性絕望呢？你這樣説我又要説你放屁了！”許良英又變得有些激動。

“人同此心，心同此理，人心是不可侮的。”這是晚年許良英經常提起的一句話。致力於研究民主的他，雖然相信“中國知識分子中真正搞清楚民主概念的，恐怕不到一百人”，但卻一點也不悲觀。

2013年1月30日，許良英的遺體告別儀式原計劃是一場極小的儀式，只通知“親戚和最親密的朋友”，沒想到，來了很多人。北京大學醫學部的一個小小的告別廳站滿了人，很多人只好在外邊寒風中排隊等着。

沒人説得清，許良英最後的選擇是否受愛因斯坦的影響。2005年，當中國青年報記者採訪許良英，提及愛因斯坦死後“不舉行任何葬禮，不修墳墓，不立碑或任何紀念性標誌，骨灰由親友秘密撒向天空”的處理方式時，許良英説，“這才是真正的、完整的愛因斯坦，這樣的人是不可能被超越的。”

儀式結束後，許良英獻出他最後的一樣東西——他的遺體。 ^[19] 

傅國湧：“他在故鄉臨海張家渡的煤油燈下編譯的三卷本《愛因斯坦文集》，曾影響了不止一代人”。 ^[21] 

學者丁東：“許先生是束星北和王淦昌兩位著名科學家的學生，他不僅是一個科學史家，而且是中國少有的思想家，他思想的深刻性，他的人品風骨都很讓人敬佩，他對民主的認識和研究，超過了很多學者。在學術和思想問題上，他特別認真和直率，有意見從來不含糊，總是直率地表達。”“許先生的思想比很多他同時代的學者更深刻，這可能和他受過嚴格的科學訓練，並研究愛因斯坦有關。 ^[21] 

2008年，美國物理學會授予許良英先生“薩哈羅夫獎”。“薩哈羅夫獎”每兩年頒發一次，旨在表彰具有推動人權成就的科學家。 ^[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