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學風格

風格1：情感體驗

每個作家都有自己的生活經歷與生活道路。生活實踐對於作家的意義不僅表現在為他們的創作提供了素材積累，而且也使他們具有了與別人不同的獨特情感體驗。而這種建立於生活實踐基礎的獨特情感體驗，又對作家的創作個性有着直接影響。

曹雪芹出生於受康熙皇帝所寵幸的貴族家庭。曾祖父曹璽在康熙二年任江南織造，曾祖母孫氏是康熙皇帝的保姆。祖父曹寅歷任蘇州織造、江寧織造、兩淮巡鹽御史。康熙六次南巡，五次住在織造府。曹雪芹的父親擔任過江寧織造。但是，由於曹雪芹父輩的曹頫解送織物進北京時騷擾驛站，苛索銀兩，被山東巡府塞楞額參奏，雍正皇帝降旨將曹頫免職，並查封其家產，從此家道衰落。曹雪芹隨遭罪之家由繁華的南京遷往北京，過着日漸艱苦困頓的生活。往昔的錦衣玉食已成夢幻，如今成了“舉家食粥酒常賒”。這種不平常的生活經歷，使曹雪芹對社會，對人生有了豐富而獨特的體驗，並給他的思想和創作帶來重大的影響，使他能夠直面慘談人生，正視鮮血淋漓的現實，形成了獨特的創作個性。他在《紅樓夢》第一回表達了自己的創作旨趣，書中所寫生活都是自己“這半世親見親聞”，“其間悲歡離合，興衰際遇”，都是自己的切身體驗，從而使《紅樓夢》具有了高度逼真而又深微精妙，天然無飾而又渾然一體的創作個性。

一個作家所受的思想影響，也會通過創作傾向表現在創作個性上。郭沫若曾接受過泛神論的影響。他在《〈少年維特之煩惱〉序引》中説：“泛神便是無神。一切的自然只是神的表現，自我也只是神的表現。我即是神，一切自然都是自我的表現”。這種泛神論思想對郭沫若的創作個性產生了深刻的影響，他認為，文學創作實質上就是一種自我表現。他的詩歌具有一種強烈的自我意識：“我是一條天狗啊！我把日來吞了，我把月來吞了，我把一切的星球來吞了，我把全宇宙來吞了，我便是我了”（《天狗》）。“我效法造化的精神，我自由創造，自由地表現我自己。我創造尊嚴的山嶽、宏偉的海洋，我創造日月星辰，我馳騁風雲雷雨”（《湘累》）。強調自我，感情熾熱，氣勢磅礴，誇張奇特，是郭沫若詩歌的顯著特徵之一，也是在泛神論思想影響下形成的鮮明創作個性。

個性，是一個人所具有的不同於他人的獨特精神面貌，它是在氣質基礎上形成的、在一個人身上表現出來的、具有一定傾向性的、經常而穩定的心理特徵的總和，它主要包括氣質、性格、能力等，但氣質是最重要的因素，是個性的客觀自然基礎。對一個人而言，“反應的快慢，情緒和強弱，注意時間集中的長短和轉移的難易，以及心理活動傾向於外部事物還是內心世界等等”，都是由氣質所決定的。在氣質基礎上所形成的個性心理，對作家感受、體驗生活，對作家的藝術構思與藝術傳達，最終形成藝術個性，都有着極其重要的影響。如感情這種心理因素，對創作個性的影響就不可低估。感情有強弱隱顯之別，強者顯者奔放衝動，弱者隱者沉靜藴藉。奔放衝動者長於想象，長於抒情；沉靜藴藉者長於觀察，長於描寫。長於想象和抒情者，看問題觀察事物，往往從大處着眼，甚至根據感情需要，把對象加以誇張變形：白髮可以三千丈，雪花可以大如席，黃河之水可以天上來，風可將海吹立起來。長於觀察和描寫者，想問題看事物特別細心：雪花如柳絮，雨絲細如麻，風吹湖水泛漣漪。即使同是抒情，前者奔放如火山爆發，後者細膩若溪水流轉。如對國破家亡，岳飛是“怒髮衝冠”，李清照則“欲語淚先流”。

風格4：藝術修養

一個作家所受到的藝術薰陶、所接受的文學影響，是他藝術修養的基質，這種藝術修養基質，同樣會反映到他的創作個性之中。杜甫《戲為六絕句》中寫道：“別裁偽體親風雅，轉益多師是汝師”。杜甫所接受的文學影響不只一家，以很多詩人為自己的老師。但在這很多詩人中，又以現實主義詩人為主體。具體地説，他接受的主要是《詩經》以來的現實主義文學的影響。他親近《詩經》中的風雅之作，推崇漢樂府“感於哀樂，緣事而發”的現實主義精神，讚賞建安文學的現實主義風範“詩看子建親”，稱頌初唐陳子昂“千古立忠義，感遇有遺篇”。這一文學傳統影響了杜甫的創作見解：詩歌創作要從對生活的“遇”出發，從對社會、人生的“感”出發，從而形成了他直面現實生活，關心民間疾苦的內容特色和創作個性。

任何作家的作品既是個人的創作，又是時代的產物。文學風格也是受時代因素影響的。其具體表現是：在同一或大致相同的歷史時代裏，處於相同或相近的社會地位，置身於類似的矛盾鬥爭，面臨相同的社會問題，受到相近的時代精神影響的作家，他們的作品在內容與形式，思想和藝術等方面，必然表現出某些共同的基本特色。我國文學史上的“建安風骨”、“盛唐氣象”之説，就是指的受時代因素影響而形成的一種時代風格。下面，我們以建安時代幾位著名詩人的部分極富代表性的詩句為例，具體地剖析了一下何為“建安風骨”，看看它們表現了哪些時代特徵。例如：

《蒿里行》

白骨露於野，千里無雞鳴。

生民百餘一，念之斷人腸。

曹植《送應氏》：

中野何蕭條，千里無人煙。

念我平生親，氣結不能言。

王粲《七哀詩》：

出門無所見，白骨蔽平原。

路有飢婦人，抱子棄草間。

蔡琰《悲憤詩》：

斬截無孑遺，屍骸相撐拒。

馬邊懸男頭，馬後載婦女 。

陳琳《飲馬長城窟行》：

君不見長城下，死人骸骨相撐柱。

從建安時代這些著名詩人代表作看，所謂建安風骨即是：在內容上，幾乎都是政治抒情詩。他們從不同的側面，描繪了當時動盪不安的社會現實，展示了悽慘蕭瑟的生活畫面，抒發了詩人們悲壯憤激的情緒，寄託了他們憂時嘆世，憂國憂民的思想感情，有着比較一致題材和主題。概而言之，強烈的現實主義精神，構成了這些詩人的共同基調。在藝術上，建安時代的詩人們抒發情懷，描寫事物，不追求纖細的技巧；驅駕語言，摹寫形象，盡力昭現生活狀貌。用劉勰在《文心雕龍》中的評論，建安風骨就是“慷慨以任氣，磊落以使才。”“造懷指事，不求纖密之巧；驅辭逐貌，惟取昭晰之能”。“建安風骨”的形成，主要得益於那個動亂的時代，主要體現了那個特定時代的時代精神。

民族，是“人們在歷史上形成的一個有共同語言、共同地域、共同經濟生活以及表現於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素質的共同體。”世界上有各個不同的民族，它們生活在各自特定的地域，有彼此不同的經濟生活、社會風尚、語言習慣、文化傳統，形成了特定的心理素質。各不同民族的作家，他們的創作素材、思維方式、語言習慣、社會心理都帶有自己民族的特色。他們作品的風格，也會受到該民族語言、地域、經濟生活和文化心理這個共同體的影響，使之具有民族性。正因為如此，人們才能從作家的“寫作的風格認出一個意大利人，一個法國人，一個英國人”，並從他們的作品辨別出意大利文學的“柔和和甜密”，法國文學的“明徹、嚴密和優雅”，西班牙文學的華麗辭藻、莊嚴風格。愛情，是各個民族所共有的永恆感情，愛情作品，是各民族文學中最能體現民族特色的文學品種。這種民族特色的重要體現之一就是表達愛情的不同方式。同是貴族少女，同是爭取婚姻自由的崔鶯鶯（《西廂記》女主角）和朱麗葉（《羅密歐與朱麗葉》中的女主角），對愛情的表達方式極為不同。朱麗葉表達愛情單純坦率，像晶瑩的露珠，像清澈的泉水：

如果你的愛是可靠的，

你的心思是結婚，明天就給我一個信，

我會叫一個人去找你，你告訴我，

什麼地方，什麼時候，婚禮可以舉行。

我就把一切都交給了你，

隨着你，我的主人，要到哪裏，就到哪裏。

這種表達方式，充分體現了英國的民族特色。英國資本主義萌芽發展較早，思想比較開放自由，英國人有朝氣，喜外露；他們的文學也愛明喻，富有幽默感，對愛情的表白也坦率、直露。

崔鶯鶯對愛情的表達方式與朱麗葉大不一樣，她婉轉曲折，纏綿悱惻，時氣時惱，忽喜忽悲。當老夫人賴婚，張生相思成疾時，鶯鶯派紅娘去問候張生病情，急不可待地看紅娘傳來的書簡，但看過之後，粉面含春的容顏馬上佈下一層嚴霜。她約張生月下幽會，當張生如約趕來時，她又沉下臉來：張生，你是何等之人，我在這裏燒香，你無故至此；若夫人聞知，有何理説！

鶯鶯對愛情的表達方式，體現了中華民族的特點。因為，中國長期受封建專制主義的統治，使人的個性受到壓抑，人們不敢説心裏話。即使有感情要表達，也只能通過隱晦、曲折、含蓄的方式加以表現。

除時代因素和民族因素外，階級因素對文學風格的影響也較明顯，有時候還表現得十分突出。因為，不同的階級有不同的審美觀念和藝術趣味，它會影響到不同階級風格的形成。歷史上文人創作和民間文學風格的巨大差異，其原因也在於此。

風格形成的因素是多方面的，這多方面的因素並非是平均發揮作用的，可能某種因素的作用力強一些，某些因素的作用力弱一些，但決不可能僅有一種因素在發揮作用。杜甫詩作沉鬱頓挫的創作風格，既與他接受傳統文化影響有關，也與他所處的社會歷史有關。李白的奔放飄逸，一方面關涉他所接受的文化傳統，社會經歷，另一方面還關係到他的個性氣質。

文學風格體現於作者塑造的人物，以及人物性特點，和文字的個人表現力。如鄭淵潔的文字富有極強的辨認力，而辨認力是由於文學風格而形成的。風格表現：A. 作家選擇題材的一貫性；B. 感情傳達的獨特性；C. 獨特的人物形象系列；D. 作品主題的獨特性。形式表現：A. 表現在作品體裁上；B. 表現在塑造形象的方式上；C. 表現在語言上；D. 表現在情節結構上。

一致性

文學創作是出於作家自我的心理需要。作家通過創作活動，抒發自我情感，表達自我理想，闡釋自我對世界、對人生的體驗與追求。因而他的創作個性對文學風格的影響是巨大而又極其深刻的 ,是形成文學風格的直接原因。法國的布封認為，“風格即人”。歌德進一步指出：“一個作家的風格是他的內心生活的準確標誌。所以一個人如果想寫出 明白 的風格，他首先就要心裏明白；如果想寫出雄偉的風格，他首先就要有雄偉的人格”。這裏，歌德不僅強調了風格與作家心理的內在聯繫，而且還強調了人格對風格的重要影響：人格是形成風格的前提條件。

在中國美學史上，早在魏晉南北朝時期就涉及到了創作個性與文學風格的關係。曹丕的“文氣説”，率先指出了作家個性對文學風格的影響，強調了作家創作個性與文學風格的一致性。“文以氣為主，氣之清濁有體，不可力強而致”。“雖在父兄，不能以移子弟”（《典論·論文》）。劉勰進一步研究了文學風格與作家在社會地位、生活經歷、文化修養基礎上形成的創作個性的關係，指出文學風格是由作家個性所直接決定的，作家有什麼樣的“才”、“氣”、“學”、“習”，就會創作出什麼樣風格的文學作品。作家“才有庸俊，氣有剛柔，學有淺深，習有雅正”，他們創作出的作品風格大不相同：“賈生俊發，故文潔而體清；長卿傲涎，故理俊而詞溢；子云沉寂，故志隱而味深；子政簡易，故趣昭而事博……”（《文心雕龍》）。

矛盾性

長期以來，理論界在強調創作個性與文學風格的一致性時，常常忽視了創作個性與文學風格的矛盾性。巴爾扎克就曾談到作家個性、人格與其作品風格的不一致現象。他説：彼德拉克、拜倫爵士、霍夫曼和伏爾泰，他們的性格和天才是相接近的，然而拉伯雷——一個有節制的人——卻在他的生活中駁斥了自己風格的無節制以及自己作品中的形象……他喝的是白水，卻頌揚 新釀的酒 ，正象布里亞薩瓦蘭一樣，他吃得很少，卻讚美豐富的食物。布瓦洛也是這樣，他的柔和文雅的談話跟他那種大膽詩句的諷制精神是不相稱的。

差異性

巴爾扎克用大量的事實，生動地説明了作家個性特徵與創作風格之間存在的差異性。如果從哲學的觀點解釋這種現象，創作個性與文學風格一致的觀點，説明了矛盾的普遍性，而創作個性與文學風格不一致的現象，正説明了矛盾的特殊性。

思想觀念。

文學的形象和意藴具有無限的生動性，豐富性，他所藴含的內容遠比作家的思想和個性豐富，而讀者從作家的具體作品中所感受、體驗到的東西也遠比從作家本人身上所得到東西豐富多樣。

現實人格

文學作為一種審美創造，具有一定的理想性和超前性，它總是力圖提供高於生活的理想追求以激勵人們邁向未來。如果一個進取精神強，思想品質好的作家，他的現實追求與文學的理想追求就可能一致。如果一個缺少進取精神，思想品格不高的作家要在文學中追求理想，那麼，他文學作品中的理想追求就會遠遠高於他的現實人格。

文學典型，不僅具有形象的獨特性，思想的深刻性，而且還具有性格的豐富性、變化性，甚至多極對立的二重組合性。特別是像曹操和阿 Q那樣的圓形人物，他們的性格是一個複雜的系統，其豐富性、變化性、矛盾性是日常生活中一般人所不具有的。作家作為現實生活中的人，由於受到社會關係網與歷史合力網的制約，不允許他的性格任意變幻，他的個性心理也往往具有相對的穩定性與一致性。但是，這並不妨礙他創作出豐富性格的人物形象。特別是那些想象力豐富、創造力的強的作家，一旦進入創作狀態，處於虛幻情勢時，他們就可能創作出具有性格豐富性的典型形象。所以，在很多情況下，文學典型的性格也遠比作家的個性豐富多彩。

基於以上原因，我們在研究作家人格與文學風格時，一定要具有辯證的文學風格觀，既要看到文學創作是作家“各師成心”，文學風格就會“其異如面”；也要看到文學創作中作家隱蔽己心，文學風格就會不等於人。否則，我們的文學風格論就無法解釋文學史上的一些特例：作家人格、創作個性與文學風格的矛盾性，甚至還會得出錯誤的結論。關於這一點，克羅齊早就告誡過我們：如果要想從某人所見到而表現出來的作品去推斷他做了什麼，起了什麼意志，即肯定知識與意志之中有邏輯的關係，那就是錯誤的。許多藝術家傳記中的傳説都起於風格即人一個錯誤的等式。好像一個人在作品中表現了高尚的情感，在實踐生活中就不可能不是一個高尚的人，或是一個戲劇家在劇本中寫的全是殺人行兇，自己在實踐生活中就不可能沒有做一點殺人行兇的事。藝術家們抗議道：“我的書雖淫，我的生活卻正經”。不但沒有人相信，反而惹到欺騙和虛偽的罪名。

在研究文學風格問題時，若沒有辯證的風格觀，只看到作家人格、創作個性與文學風格的一致性，而看不到其矛盾性和不一致性，對文學實踐極為不利。在創作上，完全把人格與風格等同，強調偉大的人格才有偉大的風格，勢必將創作引向歧途：那些人格偉大的作家害怕寫不出風格偉大的作品而疑慮重重，那些人格卑下的作家害怕遭人非議而猶豫傍徨。在批評中，完全把人格與風格等同，強調偉大的人格才有偉大的風格，勢在將批評引向簡單化：把作品中人物與作家等同，追蹤索跡，導致文學冤案。